宋人的以理入诗与以志入诗、以情入诗不同

宋人喜欢以理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景是写得很美了，但接下来的两句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原来写景是为了“讲理”。不过，宋人所讲的“理”，大多是人生自然之理，以理入诗倒也能写出与唐人以志入诗、以情入诗不同的好诗。所以有人不无玩笑地说，宋诗的味同嚼蜡的“蜡”应改为“腊”，腊者，腊肉也，越嚼越有滋味。

明人的以理入诗便不同了。我们来看在《琵琶记》引导下出笼的明传奇《五伦全备记》，只从该剧的剧名和剧中主要人物姓名——父亲叫“伍典礼”，两个儿子一个叫“伍伦备”，一个叫“伍伦全”，读者便能知道它是什么货色。全剧到处是儒家的语录，道学的说教。如写伍伦全三人游赏春光，行至一酒店，伍伦全便说：“圣人言：戒尔勿嗜酒”，于是不进酒店；行至一歌楼，伍伦全又引《论语》说：“圣人言：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于是不进歌楼；行至一赌场，他又说：“圣人言：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于是不进赌场。全剧就是这样处处“化圣人之言”，几乎把《论语》中的重要教义复述一遍。这哪是文艺作品！陈腐之至，让人不堪卒读。

与以理入诗相辅相成的是“以理说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清清楚楚是青年男女相悦的情诗，却硬要说它赞美的是“后妃淑德”，并且弄出一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胡话来。如果说《诗经》是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文人们想方设法非要从中寻出点“理”来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硬要从民歌小曲中寻出道学家的理来，就有些荒唐了。荒唐的事总有荒唐的人去做。明代苏南里闾中有一首《梳头歌》，歌词是这样的：“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杨篮头。”唱的是民间少女的生活情致，再清楚不过了。但一个道学先生“思之翌日”，竟得出如此令人吃惊的结论来：“此歌得非言人之所业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趋向稍异，则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观可乎？”好家伙，道学家的鼻子比警犬还灵，简直是有特异功能了。不过，既然道学家能从一根竹子、一条虫子中“格”出无限的道理来，那么从两个女孩子“合梳头”中挖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大道理来，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www.xing528.com)

总的来说，上面这些“以理入诗”和“以理说诗”都不可怕。你以理入诗，入得好的话，我可以拿来欣赏，入得不好的话，我可以拿去盖酱瓿；你以理说诗，说得对，我可以听几句，说得不对，我可以拿去扔废纸篓。但以理入诗如果变成把诗当作纯粹的标语口号式的理的传声筒，那就不是诗了。以理说诗也如此，人家的诗中本来没什么理，你硬要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把自己的一番歪理强加给别人，那就成了蛮不讲理了。这种蛮不讲理一旦和无限上纲的政治动机结合在一起，就很可怕了，能弄出很多冤案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本是读书中一刹那间的情趣，但有人说这是攻击清王朝。这就是无中生有的说理和无限上纲的政治动机结合在一起。汉代有一位叫杨挥的大臣被放逐后写了一首诗：“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请看一位叫张晏的大臣是如何对这首诗进行无限上纲式的说理的：“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荒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贞实之物，常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毫无疑问，说“清风不识字”和“田彼南山”的人最终都遭殃了。无限上纲式的说理之可怕，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