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人的双面人格导致文艺作品真与假

看了几本林语堂的书，再来读下面这段议论林语堂的话，便觉得很有意思：

林语堂以道家信徒自居，并以弘扬道家哲学名扬四海，可实际上林语堂远远不是一纯然道家。主张“‘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生活”，可自身却是有名的美食家；主张淡泊明志，却“人亦要做钱亦爱”，而且爱得相当厉害；赞赏不拘形骸，潇洒放浪，自然任性的名士风度，自己的生活却拘谨严肃，井井有条；讥笑“普天之下，莫非保姆、良医、训育主任、检查委员”，可又以青年导师的身份，大谈修身的方法和读书的艺术……一句话，读其书，你会以为是东方哲人；观其行，则又分明是西洋绅士。当东、西方意见冲突或现实、理想无法统一时，林语堂便使出分身法，在生活与艺术中“各领风骚”，互相补充一种强烈的补偿意识，再加上幽默家的故弄玄虚，使林语堂的表白与宣言不足全信，即使他自以为相当诚恳（见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看来，“文如其人”一般说说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文坛上的一把“玉尺”去衡量一切，就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一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人，写出文章来却嬉笑怒骂，涉语成趣；一个铁塔似的大汉，却能写出缠绵悱恻、柔情似水的作品，这些还都稀松平常，让人吃惊的是，一些写出文章来满纸仁义道德的人，很可能一肚子男盗女娼呢！“文心”与“人心”的不统一，在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魏晋六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普遍，比如“性轻躁，趋世利”，被人视为“人心”卑污的潘岳，在《闲居赋》中却表现出清绮绝伦、飘逸淡泊的优美高雅的“文心”；读《颜氏家训》，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循规蹈矩、恪守伦理道德的封建家长，但现实生活中的这位颜之推却“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其作文与做人也有着深刻的矛盾。文不如其人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大概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一是现实中的人本来就有双重人格，写文章、进行文艺创作，既可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可能是戴着面具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表演。真性情的流露，便是“文如其人”；戴着面具表演，便是“文不如其人”了。也正因为人有双重性格，所以孔夫子早就提醒我们，判断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二是文艺创作自身的规律在起作用。古人既有把道德和文章放在一起对学生要求的，也有把道德和文章分开对学生要求的。后者便是那句著名的话：“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www.xing528.com)

有了上面这些认识，我们再来看周作人的一段论述，便觉得顺理成章了。周作人把文人分成三种，“文人里边我最佩服这行谨重而言放荡的，即非圣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谨重或言行皆放荡的，虽属凡夫，却还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言谨重而行放荡的，此乃是道地小人，远出谢灵运、沈休文之下矣。谢、沈的傲冶其实还不失为中等，而且在后世也就不可多得。言行不一致的一派可以说起于韩愈，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至今遂成为载道的正宗了。一般对于这问题有两种误解。其一以为文风与世道有关，他们把《乐记》里说的亡国之音那一句话歪曲了，相信哀愁的音会得危害国家，这种五行志的论调本来已过了时，何况倒因为果还是读了别字来的呢。其二以为文士之行可见，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还会人如其文，写了这种文便非变成这种人不可，即是所谓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这也未免说得有点神怪，事实倒还在其反面，放荡其文与谨重其行，其实乃不独不相反而且还相成呢。”（《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

在这番议论的最后，周作人说：“或评法国画家瓦妥云，‘荡子精神，贤人行径’。此言颇妙，正可为此类文人制一副对联也”。此言，也正合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