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书全集》前言《曲学》第一卷-黄仕忠李芳一

《子弟书全集》前言

《曲学》第一卷

2013年，319—332页

黄仕忠　李　芳

一

子弟书是由清代八旗人士创制的一种说唱艺术。大约在雍正、乾隆年间兴起于京城，在乾、嘉时期已经广为流行，清代后期更传播到沈阳地区，称作“清音子弟书”，至天津地区，名为“卫子弟书”，最后随清代的覆亡而消歇。前后流传时间将近二百年。

嘉庆二年（1797），北京金台人顾琳撰《书词绪论》^[1]，述及子弟书的源起与变迁，称：

书者，先代歌词之流派也。古歌为类甚夥，不能枚举。其大义不出劝善、惩恶之两途。书之派，起自国朝，创始之人不可考。后自罗松窗出而谱之，书遂大盛。然仅有一音。嗣而厌常喜异之辈，又从而变之，遂有东西派之别。其西派未尝不善，惟嫌阴腔太多，近于昆曲，不若东派正大浑涵，有古歌之遗响。近十余年来，无论缙绅先生，乐此不疲；即庸夫俗子，亦喜撮口而效，以讹传讹。

照顾琳的说法，子弟书是传承古代乐府歌词的裔派，到嘉庆初，其创始者情况已经不清楚，在罗松窗撰写的子弟书篇章问世之后，日渐兴盛，因其唱腔特点，而有东西两派；至乾隆后期，从缙绅至普通民众，皆喜效仿演唱。

今存最早的子弟书刻本，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刻本《庄氏降香》，原为傅惜华所藏，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此本内封今残，题作“新编全段/庄氏□□”，卷末镌“大清乾隆丙子年冬月京都”，末行刻“新编庄氏降香全段终”。《庄氏降香》是罗松窗的作品，刻本题“新编”，则此书的写作，或比刻本刊印时间要早几年。假定乾隆二十一年罗松窗三十五岁，那么，罗松窗的主要生活时期，应该是在雍正、乾隆年间。而子弟书的创制，大约也正是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这一段时间。

清代佚名所撰子弟书《子弟图》^[2]，也叙及子弟书的源起，有这样的描述：

曾听说“子弟”二字因书起，创自名门与巨族。

题昔年凡吾们旗人多富贵，家庭内时时唱戏狠听熟。

因评论昆戏南音推费解，弋腔北曲又嫌粗。

故作书词分段落，所为的是既能警雅又可通俗。

条子板谱入三弦与人同乐，又谁知聪明子弟暗习熟。

每遇着家庭宴会一凑趣，借此意听者称为子弟书。

别致新奇、字真韵稳，悠扬顿挫、气贯神足。

真令人耳目一新、并且直捷痛快，强如听昆弋、因腔混字多半的含糊。

据《子弟图》所述，子弟书创始于旗人中的“名门与巨族”。盖京城的旗人贵胄无须为生计担心，富裕且有余暇，家中日常娱乐，也以听戏唱戏为多，因而对昆弋腔中有名的折子戏与唱段，均很熟悉。但昆曲的文辞过于雅致，听来特别费解，而北曲高腔则略显粗俗，所以旗中人士便创造了“子弟书”这一新的形式，用“条子板谱入三弦”，即以三弦为乐器，以“段”、“落”为基本单位。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警雅”而又“通俗”，令人耳目一新，强如听昆弋戏曲。子弟书诞生初期主要在旗人的家庭宴会中演出，演唱者以年轻的旗人子弟为主。后来逐渐流传开去，成为一种大众喜欢的艺术样式。

以上说法，还可以在晚清及民国初人的记载中得到印证。震钧《天咫偶闻》卷七说：“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其次也。”^[3]徐珂《清稗类钞》也说：“京师有子弟书，为八旗子弟所创。”^[4]民初梦幻道人在《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中说：“旗籍子弟多为之，故又名子弟书。”^[5]此外，《都市丛谈》“八角鼓”条则称：“演者多是贵胄皇族，故称子弟。”^[6]

子弟书因其乐调的来源，有西韵、东韵之别；就其在京城的演唱区域而言，则有东城调、西城调的不同。蔡绳格在《金台杂俎》中说，子弟书“分东、西城两派，词婉韵雅，如乐中琴瑟，必神闲气定，始可聆此”^[7]。故《弦杖图》子弟书有“高歌南北名公曲，雅韵东西子弟书”之句。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草珠一串》，亦有“西韵悲秋书可听”之句，并有自注云：“子弟书有东西二韵，西韵若昆曲。”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里说：

西韵者，出于昆腔，多精致缠绵之曲，如《玉簪记》、《会真记》诸折皆有之。尚有东韵书，出于高腔，多悲壮激越之音，如《宁武关》、《蒙正赶斋》、《十粒金丹》之类。^[8]

罗松窗为西韵子弟书的代表，所作《罗成托梦》、《庄氏降香》等篇章，多叙儿女情长，幽怨低徊，用昆腔式宛转悠扬的腔调演唱也最为合适。罗氏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子弟书作家，则是韩小窗。他是东韵的代表人物，作品有《宁武关》、《周西坡》、《千金全德》等，多写忠臣烈士故事，演绎得慷慨激昂。

清代宗室奕赓（鹤侣氏）在所撰《逛护国寺》子弟书中说：“论编书的开山大法师，还数小窗得三昧，那松窗、芸窗亦称老手甚精该。竹轩氏句法稳而详，西园氏每将文意带诙谐。那渔村他自称山左疏狂客，云崖氏、西杭氏铺叙景致别出心裁。这些人俱是编书的国主，可称元老。”这里提到的韩小窗、罗松窗、芸窗、竹轩、文西园、渔村、云崖氏、西杭氏，都是乾隆、嘉庆间创作子弟书的名家，只是其生平已不可考知。据今存刻本的情况来看，罗松窗大约生于康熙末，卒于乾隆间。韩小窗则应为乾隆、嘉庆间人。不过这也只是大致推测而已。清末民初人推崇韩小窗而多不知罗松窗；关于韩小窗的时代，或谓是康熙间人，或谓是乾隆间人，其籍贯，或谓为大兴，或谓为沈阳人；而今人或以为其同光间犹活在世间。由于文献资料缺乏，这类说法，大多得自传闻，难以凭信。子弟书作者年代可考者，不过鹤侣氏（奕赓）、洗俗斋（果勒敏）、春澍斋等数人而已。^[9]

子弟书有会社，韩小窗曾被推为“会末”。《拐棒楼》子弟书云：“自从那小窗故后缺会末，霭堂氏接仕袭职把大道传。教众人演鼓排书为名扬四海，也是我们祖父的德行修积非止一年。”

所以罗松窗、韩小窗、霭堂，大约可视为乾隆、嘉庆及道咸间三个时段的代表性人物。

“子弟书”这一名称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子弟图》称“故作书词分段落”，盖初期的作品，尚无“子弟书”之名，而是称为“段”、“段儿”，其底本则称“书”或“书词”。如前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庄氏降香》封面称“全段”，正文首行题作“段儿”；乾隆六十年（1795）文萃堂刻本《罗成托梦》正文首行题作“新编罗成托梦全段”，末尾题“新刻罗成托梦全段”。再如乾嘉间文萃堂刻本《三战黄忠》，封面题“京都新刻子弟书/三战黄忠/文萃堂梓行”，首行题“新刻三战黄忠段儿”；经义堂刻本《伯牙摔琴》，封面题“京都新刻/伯牙摔琴段/经义堂梓行”；正文题“新刻伯牙摔琴段儿”。这里的“段”，似是相对于完整的长篇故事而言的。“段”本身又有“小段”、“全段”之别，“小段”只取一个侧面、片段，多为一回；“全段”则比较完整地叙述某一段故事，通常需要若干回。所以子弟书的特点之一，是选取某个流行故事的一个片段而加渲染铺叙，这种情况与戏曲的折子戏颇为相似，早期作品有相当部分原取材于折子戏，也可见两者的关系。

李镛为《书词绪论》所作的序中说：“辛亥夏，旋都门，得闻所谓子弟书者。”此辛亥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可知当时已经有“子弟书”之称。而“得闻所谓子弟书者”一句，说明序者实为初次听闻，可见这种称呼的出现，还不是很久。现存可考抄录时间最早的子弟书为嘉庆二十年（1815）北京王锦雯抄本，题《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子弟书》，吴晓铃旧藏，今归首都图书馆。

子弟书以“回”为基本单位。一回，通常为四十韵八十句。如果加上开头的诗篇，也有作四十四韵或四十八韵的。当然这是指一般的情况。晚期的子弟书，则句数渐次淆乱，至于东北地区流行的“清音子弟书”，则连回数也不甚加以区分了。子弟书每回又包含若干“落”，一般为四韵一落，亦有三、五、六句一落的。每回约十落，钞本通常在每落末用“┗”作注明；早期刻本则或在句末加一小圈作标示。

子弟书中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品类，叫做“硬书”，所演多为慷慨激昂的故事，如《单刀会》、《三战黄忠》等。硬书的音乐特点，是通篇只在末尾结束时标注一个分“落”符号。

《子弟图》说“故作书词分段落”，当是指分“段”与“落”的意思。也有用“落”来指称一本的长度的，如韩小窗所作“托孤”一回，天津图书馆所藏钞本，书衣即标作“托孤十二落”。

从子弟书中衍出来的“子弟快书”，则“落”与“回”并用。早期的子弟快书似多作“回”，后来则多标作“落”。如《淤泥河》有六落、九落、十三落三种传本。也因为一部分子弟快书题作某“回”，像车王府旧藏的一些快书，由于只题书名与回数，所以其中的一些快书也就容易被当成子弟书著录了。早期的快书与子弟书体式相去不大，到晚清则快书逐渐发展出独特的体式，在子弟书的表演逐渐消失之后，快书仍然活跃于舞台。

子弟书的分“回”体制，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如《单刀会》，一般作五回，而乾隆、嘉庆间的文萃堂刻本，却是分作四本二十回的，每回十一韵左右，如第二本封面题“六回至十回/子弟书单刀会/二本—文萃堂梓行”。又如取材自《牡丹亭》的《还魂》子弟书一回，今存文萃堂刻本，封面题“京都新刊/还魂子弟书/文萃堂”，内文则析作三回，内文标“还魂第十二回”，篇末题“还魂子弟书十三、四终”。此篇《还魂》，上承《离魂》子弟书四回本，可推知此种四回本，在文萃堂刻中被析作十一回；文萃堂刻本将这两篇子弟书相连，共分为十四回。比较起来，清代的钞本子弟书，在分回、标落方面比刻本要规范得多。

长篇子弟书的刻本，也有分“卷”的；而且“卷”与“回”可以相通。如《三战黄忠硬书》分作六回，实为六卷，因为每卷（回）包含相当于一般子弟书三回的篇幅。又如《芙蓉诔》子弟书，今存刻本，分上下册，每册三目，相当于六卷，而每目实含一般三回的篇幅。又有作“本”的，如道光间京都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全西厢》，分作十五本，每本有四字独立题名；另有钞本，则分作二十八回。子弟书刻本的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受到弹词、长篇鼓词刻本的影响。

顾琳在《书词绪论》中还说，到嘉庆初期，子弟书已经在口耳相传中逐渐失其“本音”，希望能够借此书拨乱反正，回归正音。这说明子弟书不仅有着自己的音乐曲调，而且经历着变化。只是对于这种变化，时人有不同的看法而已。

子弟书的音乐腔调，一部分脱胎于戏曲。今存“带戏子弟书”，如《诉功》、《观雪乍冰》、《骂女》、《访普》等篇，在演唱中穿插戏曲唱腔，亦可为证。

戏曲的折子戏演出，对于子弟书品格的养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折子戏的演出，滥觞于明代。至清代，上演折子戏已经蔚为风气。折子戏取长篇传奇剧本中最为精彩的折子加以敷衍，其引人入胜之处，全在于一个“细”字，所谓“越琐细越有戏”，在细节的描摹与展演中，显示出这种艺术精益求精、臻于化境的艺术魅力。听众早已熟知故事情节，所欣赏的是表演者在演出时所表现的不同风格和所使用的高超技巧。这种方式，也影响着其他技艺，如在弹词和鼓词的演唱中，就出现了从长篇的弹词和鼓词文本“摘锦”的小段，以满足听众的专门需求。^[10]而子弟书的产生，也可能受到了弹词及其“摘锦”形式的影响。

子弟书可以说是折子戏在曲艺中的一个变种。所谓的“段”，便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相当于全本戏中的一折。故子弟书实以短篇取胜，多取人们熟知的长篇故事中的一个片段，极力渲染，细致入微，构成其创作特色。这也是子弟书与一般鼓词作粗线条叙事的最大区别。

子弟书的早期作品，多取材于当时流行的昆曲折子戏。每回之题名，亦受传奇出目的影响。如罗松窗的《寻梦》、《离魂》、《红拂私奔》、《托梦》、《降香》等，即改编自昆曲折子戏。又如韩小窗的《滚楼》、《徐母训子》、《长坂坡》、《白帝城》、《周西坡》、《骂城》、《全德报》、《风云会》、《卖刀试刀》、《红梅阁》、《草诏敲牙》、《宁武关》、《刺虎》、《下河南》等，亦改编自同题戏曲。即如长篇子弟书，源自传奇戏曲的也有不少，如《全西厢》十五本、《全彩楼》三十回、《翠屏山》二十四回、《全扫秦》二十八回、《玉簪记》十回、《雷峰宝塔》三十回、《游龙传》十六回等，均源于戏曲。

子弟书以短篇作品最多。其篇幅大多在一回至四回之间，并以一回本最为常见。一些长篇的子弟书，也在流传当中被裁减成更适宜于传播和演出的短篇，如《观水》一回，摘自五回本《单刀会》；十三回本《凤鸾俦》的第六回也被抽出单行，题作《严大舍算命》；十三回本《桃花岸》的头二回，也独立成篇，题作《姑嫂拌嘴》（二回）；《戏秀》二回，系撷取二十四回本《翠屏山》第三、四、五回文字而成；《归窑祭灶》二回，系撷取三十回本《全彩楼》之第十八、十九回而来。子弟书对戏曲、小说作品的改编往往选取最精彩的片断；对时事描写则多关注某一特定场景，而很少详细介绍人物身份、情节概要。即使演长篇故事，也不是着力于故事的曲折离奇，而是重在具体场景及人物心理的渲染描写。因而与一般鼓词，在节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旗人从事子弟书曲文写作，据其自称，不过是中夜漫漫、夏日昼长的消遣之举。故而，“闲”是子弟书作者自称最为重要的创作起因；作书之目的，不外乎消永日、解闷烦、破寂寥。“闲笔墨”、“消午闷”、“趁余闲”等语汇，常常见诸文词之中。作者自况的创作情景，往往是：

恰遇着景物和融春气象，驱斑管感叹闲情解昼眠。（《思玉戏环》）

只因为日长睡起无情思，拈微辞芸窗偶遣一时闲。（《武陵源》）

剪灯花窗下无非闲破闷，呵冻笔直到更深月影阑。（《痴诉》）

某些时候，是酒酣耳热之际信笔所为：“酒酣戏谱《云栖传》，羨杀那玉骨冰肌俏丽娘。”（《陈云栖》）或者，是从梨园归来有感而发：“小窗氏在梨园观演《西唐传》，归来时闲笔灯前写骂城。”（《骂城》）如此休闲消遣，彩笔自娱，作者当然心知此非关经国大业。《柳敬亭》的作者即自嘲道：

梧桐叶落扫窗棂，夜深微雨醉初醒。

挑灯欲写《秋声赋》，奈予天性欠聪明。

且排俚语成新调，拾人牙慧谱歌声。

拙人自得拙中趣，一任那骚客提毫费品评。

子弟书作者，从自我叙述的文字表面看，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有劝世之功效：“闲笔墨偶从意外得余味，鹤侣氏为破寂寥写谑词。虽成句于世道人心毫无补益，也只好置向床头自解颐。”（《老侍卫叹》）成书之后，甚至一再恳请读者不要因情节陈旧、文词鄙陋嘲笑其作品：“偶然得出书中趣，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渔村书罢《天台传》，诸君子休笑荒唐把我嘲”。（《天台传》）

正因为自认所作曲文仅为消遣自娱，子弟书作者通常不直接署名姓，而只是在卷首的诗篇或末尾两句中，嵌入其字号斋名，有时也表明创作缘由。如《红拂私奔》卷首诗篇云：“寂静松窗闲遣性，写一代蛾眉领袖女英雄。”嵌“松窗”名。又如《长坂坡》结句作：“闲笔墨小窗泪洒托孤事，写将来千古须眉愧玉容。”隐“小窗”字。再又《周西坡》卷首诗篇云：“闲笔墨小窗窃拟松窗意，降香后写罗成乱箭一段缺文。”不仅隐“小窗”名，且表明此为拟罗松窗《庄氏降香》而写的续篇。而嵌于篇末的句子，在传演中也可能被略去。如罗松窗所撰《游园惊梦》（三回），百本张钞本结尾有句云：“要知小姐离魂事，松窗自有妙文章。”而车王府旧藏本即阙此两句，遂使作者不明。子弟书篇章，今大都难以考查其作者，此种删削或残脱，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二

当子弟书盛行之时，京城王府贵胄、旗人宅邸，都曾收藏有数量众多的子弟书文本。其中有些历经朝代更替与战火之后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天整理研究子弟书的重要文献。

如故宫，曾经收藏子弟书与快书文本合计超过一百种。这些本子书衣上大多留有书坊印章，可知系宫廷采购入藏。其中一部分还保留有“百本张”印记，知为百本张钞本；另一部分虽未钤印章，但从字迹和书衣所题书名笔迹等线索，可以判断为百本张钞本。此外还有一类钞本，行款版式统一，虽无印记，亦当为某家书坊统一钞写。这些曲本的主体部分，已经收入故宫博物院编的《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第六九七至六九九册“岔曲秧歌快书子弟书”内。

而收藏子弟书数量最多的首推蒙古车王府藏本。这批曲本在1925年夏散出，经俗文学专家马廉之手，为北京孔德学校收藏。次年，顾颉刚为这批曲本编制了目录，其中“子弟书”部分，归入“单唱鼓词”。抗战后期，大部分书转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剩余部分，则在1952年孔德学校取消之后，转归首都图书馆。今存车王府旧藏本子弟书二百九十余种，子弟快书二十余种。车王府当即清代蒙古亲王车登巴咱尔（1817—1852）的王府。车登巴咱尔本人收藏小说戏曲及俗曲的时间，约在道光十年（1830）至咸丰二年（1852）年间。子弟书部分，基本上是按书坊目录成批购入的。^[11]

在宣统及民国初年，当子弟书演唱日渐湮没无闻之时，已有爱好者留意子弟书文本的收集与保存。如北京的三畏氏、小莲池居士，天津的无名氏、萧文澄，都曾着力搜集过子弟书曲本。对于自己的藏本，他们或编集整理，或拟择选刊布，或编撰目录。民国十一年（1922），金台三畏氏，仿明臧晋叔《元曲选》之例，选子弟书一百种，编成《绿棠吟馆子弟书选》二十卷。他在序言中说：

从前余家所藏此项子弟书不下百余种，因庚子变乱，尽行遗失。迨和局定后，而京师出售此项曲本之家，大都歇业。暇时偶一思及，颇难物色，殊可惜也。比年以来，又复随时搜罗，仅得六十余种。然瑕瑜互见，非尽无上妙品。盖作者既非出自一人之手笔，则文字之工拙自然不能一致。惟区区此数，亦如麟角凤毛而求之不易得者也。近蒙老友蔡石隐先生介绍，谓其友小莲池居士家藏此项曲本甚多。余即往访求之，而居士慨然允许钞录。于是又得四十余种，如获奇珍。爰仿《元人百种曲》体裁，选成百种，以存古人高山流水之遗韵焉。余因恐此项曲本失传，有如广陵之散，特为付梓，以供于世。^[12]

遗憾的是，三畏氏所辑《子弟书选》，因北方战事频仍，还未来得及付梓，原稿即已散佚。今惟序言、目录及首卷尚存，可考见其所选百种之篇名。

此外，天津亦有子弟书爱好者，曾在清末民初汇集、收藏子弟书曲本达三百二十八种，自编有《子弟书目录》，内多有百本张、乐善堂、别埜堂等书坊目录未载之篇目。但这批藏曲不久即散出，民国六年（1917）前后为天津萧文澄所得，萧氏据存者重编目录，所得仅剩二百零九种。萧文澄撰有《子弟书约选日记》，自六月廿八日至十月廿二日，以日记体逐日记载其摘选子弟书文本以钞录、保存之过程。据此日记，经萧氏编选、评点过之子弟书文本，达一百三十种之多。^[13]萧氏所藏，不久也散出。查萧氏所编目录，与傅惜华《子弟书总目》中著录的马彦祥藏书颇多吻合，疑其中部分藏本后归马氏收藏；更为可惜的是，马氏所得的这些历尽劫难的珍贵文献，遭逢“文革”之后，又已下落不明。

1928年10月1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成立。该组“设于北平，由研究院刘复为组主任。研究范围包括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谜语、歇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凡一般民众以语言、文字、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一律加以搜集研究”^[14]。刘复带领李荐侬、刘澄清、李家瑞与常惠诸位，历时三年有余，“一边编目，一边采访搜集”，编成《中国俗曲总目稿》（署“刘复并李家瑞等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收录十一省俗曲六千多种，其中子弟书三百七十余种。1933年，李家瑞据此撰成《北平俗曲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全书分为说书、戏剧、杂曲、杂耍和徒歌五属，对流行于北京地区的各种俗曲做了初步的研究。李氏将子弟书归入“弦子书”，收录于“说书之属”，对其特点、版本、作者、体裁和演出状况加以介绍，后附百本张钞本《赶靴》子弟书全文。史语所的这批藏曲，曾有传言，谓抗战时期被日军飞机炸沉于江中，故傅惜华编《子弟书总目》，每以其遭毁而深表痛心。其实这批图书保存完好，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际，运往台北，今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本书称引其版本，简称“史语所藏”）。

1920年代之后，子弟书进入俗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多为学者收集，并由此赖以得到保存。如郑振铎（1898—1958）、阿英（1900—1977）、傅惜华（1907—1970）、马彦祥（1907—1988）、杜颖陶（1908—1963）、吴晓铃（1914—1995）、关德栋（1920—2005）、李啸仓（1921—1985）、贾天慈等学者，与梅兰芳（1894—1961）、程砚秋（1904—1958）两位京剧名家，均重视此项曲本的搜求收藏，所藏子弟书皆非鲜数。这些个人收藏，现在大多移藏于公立图书馆。如傅惜华、杜颖陶、梅兰芳、程砚秋的旧藏，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郑振铎旧藏，今归北京国家图书馆；吴晓铃旧藏，今归首都图书馆。李啸仓、关德栋的藏书，仍存于其家属手中；而贾天慈、马彦祥和阿英所藏子弟书，则下落不明^[15]。北京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也陆续收藏了不少散于民间的子弟书文本。

此外，日本学者也购有部分子弟书。其中长泽规矩也（1901—1980）、仓石武四郎（1897—1975）之所藏，今归东京大学，为设双红堂文库及仓石文库。泽田瑞穗（1912—2002）所藏今归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波多野太郎（1913—2003）所藏的珍贵品种，亦归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滨一卫（1909—1984）藏书存于九州大学滨文库。长田夏树（1920—2010）所藏则犹存于家。

以上所述的这些文献收藏，构成了本书编纂的基础。

三

子弟书的文本整理出版工作，由郑振铎导夫先路。1935年，他主持编撰《世界文库》，在编例中称“世界的文学名著，从埃及、希伯来、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16]。文库第四册与第五册分别为子弟书选集《东调选》和《西调选》。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在《鼓词与子弟书》一章中，分别摘引了《出塞》和《宁武关》文词各一段，称：“不是大手笔是写不出这样流丽宛曲的唱文来的”；“风骨粦粦，读之如啖哀家梨，爽快之至”！^[17]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对所藏俗曲数据进行了数次检视整理和编目，并陆续扫描并制成光碟，纳入馆藏网路目录检索和馆藏善本全文影像数据库，以便于读者查阅，但影像数据库尚未对外公开。2004年，史语所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俗文学丛刊》共四辑四百册，傅斯年图书馆藏戏曲和俗曲曲本首次公诸于世。其中三八四册至四〇〇册，共十七册为子弟书。《俗文学丛刊》所收录者，是从史语所珍藏九百〇三部子弟书中，删汰重复，精选版本，每种篇目各收录一部，共收录三百二十余种，大大方便了读者的利用。

日本中国学界，子弟书的文本整理与刊布，始自波多野太郎先生。他在1967年出版了《子弟书研究——景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解题识语校释》（《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一六四号）；1973年刊出《满汉合璧寻夫曲考证》（《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四篇，中国文学第四号）；1976年，据双红堂文库、日中学院（仓石武四郎所藏）、长田夏树等所藏及自藏，汇集钞本、刻本、石印本子弟书共五十三种，影印出版了《子弟书集》^[18]。

大陆地区对子弟书文本的点校整理工作着手甚早。1957年，沈阳人民出版社从流传在东北地区的“东北子弟书”中选取了《忆真妃》、《黛玉悲秋》、《露泪缘》、《青楼遗恨》和《望儿楼》五篇，编成《东北子弟书选》出版。路工主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19]中，也收录了子弟书《哭城》一种。1979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以傅惜华先生藏本为底本，选录作者可考者，加以标点整理，出版了《子弟书选》^[20]，收录子弟书八十三种。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关德栋、傅惜华、杜颖陶等先生主编的多部说唱集。其中，《聊斋志异说唱集》（1983）收录子弟书《侠女传》、《莲香》等十四种；《西厢记说唱集》（1985）收录子弟书《红娘寄柬》、《西厢记全本》等五种；《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1985）收录子弟书《调精忠》、《胡迪骂阎》、《谤阎》三种；《白蛇传集》（1987）收录子弟书《合钵》、《哭塔》、《雷峰塔》等六种。与此同时，胡文彬编成了《红楼梦子弟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收录二十七种子弟书；关德栋、周明合作编选了《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收录一百零一种子弟书。台北政治大学的陈锦钊先生撰成《快书研究》（台北民文书局，1982），对快书源流作探讨的同时，对三十余种快书文本作了校录。

20世纪90年代，子弟书的整理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中山大学郭精锐等编有《车王府曲本提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内有二百八十余种子弟书的提要。随后，更有与车王府旧藏子弟书相关的四种书籍出版：首都图书馆影印的《清车王府藏曲本》（北京古籍出版社，线装本，1991）、中山大学刘烈茂、郭精锐等合作整理的《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整理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首都图书馆缩印版《清车王府藏曲本》（学苑出版社，2001），使得车王府旧藏子弟书的面貌易于得见，颇为嘉惠学人。^[21]其间，张寿崇先生主编了《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民族出版社，2000）一书，以补车王府旧藏之外的子弟书篇目，收录了近百种子弟书^[22]。

可以说，正是以往学者的辛勤劳动，为本书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子弟书全集》的编纂工作，历时已经十二载。而其因缘，始于二十年前黄仕忠参与编校《清蒙古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之时。当时负责第二卷的编校，但由于初次接触此种体裁，了解甚少，故未能很好地利用别本数据。后来关注稍多，并撰成《车王府藏子弟书作者考》（学术会议论文，1998）一文，遂萌编纂全集的设想。此项工作，在2000年得到了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立项资助，拟在对海内外诸家珍藏的子弟书文本作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精选底本，并参用别本作校勘，标点整理出版。

立项伊始，项目主持人先是复制了车王府旧藏的子弟书文本，然后又借日本访学之便，全面收集寻访了日本各图书馆所藏子弟书。2004年，博士研究生李芳、关瑾华加入课题组。是年冬及次年五月，课题组成员先后两次赴北京、天津，以将近半年时间在各馆查访相关资料，举凡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艺研院图书馆、民族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主要藏处、李啸仓个人旧藏等，均作一一访录核对，对京津地区的其他高校与图书馆也都做了普查。2005年10月，李芳赴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交流学习，主要工作即是研读比较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子弟书版本，对该馆所藏全部子弟书文本作了梳理，对误归入其他曲艺中的子弟书曲本作辨识、厘清，并编成数万字的专题目录。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说今日已知藏于国内外各图书馆的子弟书版本，都经过了目验。

此集的编纂，由黄仕忠负责选择底本与校本，并承担其中大部分子弟书的标点与解题的撰写工作，期间经过多次审阅校理，完成全书定稿。李芳、关瑾华则在寻访底本、校订别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部分本子更是由她们直接从图书馆抄录的。在经过出版社编辑付排之后，又由黄仕忠完成全书的初校、二校，以及终校后尚存问题的处理。

此外，由黄仕忠负责，在卷末另设“附录”，以补正文之不足。首为《待访书目解题》，著录已知篇名而今无传本，以及傅惜华《子弟书总目》曾著录有传本而今不知下落者，以待他日寻访补充。次为清顾琳所撰《书词绪论》，这是清代唯一一部关于子弟书的理论著作。再次，汇集清代及民初人士编制的多种子弟书目录，以便读者利用。最后为子弟书篇章的写作者的集中考证，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编纂工作，得到了许多学者与友人的帮助。首先应当感谢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的吴秀慧女士和傅斯年图书馆陈鸿森先生、汤蔓媛女士，他们在我们的访书过程中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吴秀慧女士更帮助完成了《天阁楼》这部长篇子弟书的抄录、校点工作。还有年已耄耋的李啸仓先生的夫人刘保绵先生、日本学者长田夏树先生，无私地提供了珍藏的数据。此外，波多野太郎先生、任光伟先生、陈锦钊先生、戴宏森先生等，对我们的访书亦曾给予了指点；北京大学姚伯岳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吴文科研究员、秦华生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杨健先生，美国赵雪莹女士等，都曾从不同角度提供过帮助；仝婉澄、丁春华、欧阳菲、张红、张星、岳凯军等同学，参与了访书及一校中若干篇章的校对工作。而在此期间，波多野太郎先生、长田夏树先生、任光伟先生已先后去世，未能将此书面呈请益，是笔者最大的遗憾。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先生，一直以来关心与支持本书的编纂工作，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亦谨表感谢。

应当特别感谢的是谢寿光先生，早在本书刚刚开始编纂时，就慨然允诺由他所在的社科文献出版社负责出版，而且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嗣后，在宋月华女史的具体负责下，本书的编纂出版得以顺利进行。在2007年印出清样之后，又耐心满足了作者的许多要求，包括不断增加篇章，替换不同版本，调整先后序次，对先行排校而又以为不宜收录者作删削，还有从版式、字体、行款、分落号等各种细节上的改动要求，以及回稿时间上的拖延。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包容，此集要完成出版，实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马彦祥、阿英、贾天慈等前辈旧藏的子弟书文本今日下落不明，一些私人收藏间或未能访见，故虽名为“全集”，实尚未能收录完全。而且在具体的编校中，也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凡此等等，谨待方家予以补充完善，以及批评指正。

【注释】

[1]见《子弟书全集》附录，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本文所引用子弟书文献，凡《子弟书全集》已经收录者，不另加注。

[3]（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4]（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4954页。

[5]鈶三畏氏编《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卷首，稿本，首都图书馆藏。

[6]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7]转引自傅惜华《子弟书考》，收入《曲艺丛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年，第95页。

[8]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页。按子弟书目录及传本均无《十粒金丹》名，惟弹词有之，且文字显出北方人之手。疑崇彝所记有误。

[9]鹤侣氏生平，可参见康保成《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载《文献》，1999年第4期。洗俗斋生平，可参见李芳《子弟书作者洗俗斋生平略考》，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春树斋作有子弟书《忆真妃》、《蝴蝶梦》等，曾署名“爱新觉罗春树斋”，当为清觉罗后裔。参见启功《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载《文史》二十三辑。

[10]郑振铎认为，摘唱之风盛行在于清中期。“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大规模的鼓词，讲唱者渐少，而‘摘唱’的风气以盛。所谓‘摘唱’便是摘取大部鼓词的一段精华来唱的。这似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南戏的演唱由全本变成‘摘出’，鼓词也便由全部的讲唱而变成‘摘唱’。这种趋势是原于社会的和经济的原因的。以后，成了风气，便有人专门来写作这种短篇的供给‘摘唱’的鼓词了。”《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上海书店，1984年，第401页。

[11]参见黄仕忠《车王府藏曲本收藏源流考》，载《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

[12]金台三畏氏《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稿本，首都图书馆藏。

[13]天津图书馆藏《子弟书目录》和《子弟书约选日记》的基本情况，详可参见崔蕴华《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之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47页。按：萧文澄所编选之子弟书文本，与无名氏收集之曲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14]金台三畏氏《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

[15]马彦祥藏书之戏曲部分现藏于首都图书馆，阿英藏书现藏于安徽芜湖图书馆，傅惜华《子弟书总目》已著录此二人收藏的子弟书，均不见于二馆，亦未知今存何处。

[16]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4页。

[1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第403页。

[18]〔日〕波多野太郎编《子弟书集》，《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六篇，“中国文学”第六号，1975年；《中国语文资料汇刊》第四篇第一卷收录，东京不二出版社，1994年。按：其后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又择其中收录之取材于《红楼梦》之子弟书，编成《红楼梦弟子书》（按：“弟子”二字误倒），（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7年影印出版。

[19]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1958年。

[20]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编《子弟书选》，内部刊物，1979年。

[21]关于此四种整理本的评介，可参看陈锦钊《论〈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王梦鸥教授九秩寿庆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1996年；《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曲艺讲坛》，1998年第4期。

[22]按：“珍本百种”中，《鹊桥密誓》一篇重出，即车王府旧藏子弟书之《长生殿》，《大瘦腰肢》实非子弟书，《三审郭槐》原已经注明为石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