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琵琶记》多达42种，通行本有29种

古本《琵琶记》说略^[1]

《曲学》第一卷

2013年，305—312页

孙崇涛

高则诚《琵琶记》诞生以来，在数百年漫长的传钞、传刻过程中，由于钞刻年代、地域、样式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版本。如按钞刻年代言，有所谓“元本”、“原本”、“古本”、“旧本”、“时本”、“近本”等之称；按钞刻地域言，有所谓“京本”、“吴本”、“浙本”、“徽本”、“闽本”、“昆本”等之别；按钞刻样式言，有“刻本”、“钞本”、“全本”、“选本”、“总本”、“角本”等之分。

据研究者统计，《琵琶记》现存版本，有全本流传者，约42种；选辑折子或曲目的选本，计29种。^[2]此外，还有明清各种曲谱引用的不同版本的《琵琶记》曲选及前人著录、今已不见的各种《琵琶记》版本。以上合计，无虑百种。

对《琵琶记》不同版本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若按照版本或版本祖本产生年代早晚及其与高则诚《琵琶记》原著接近程度划分，众多《琵琶记》版本大致可以归为“古本”和“通行本”两大系列。所谓“古本”，主要是指产生年代较早且相对接近《琵琶记》原貌的罕见版本；所谓“通行本”，主要指经后人改动较多的流行版本。影印收入本书的五种，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传世的“古本”《琵琶记》。现对此五种古本情况，作如下简释和说明：

一、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伯皆

《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伯皆》一卷（以下简称“锦本《伯皆》”或“锦本”），是现知刻印年代最早的《琵琶记》版本，收录于明徐文昭编辑、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詹氏进贤堂“重刊”的《风月（全家）锦囊》一书。“皆”，即“喈”字的简化俗写。“戏式”，说明它曾是个可供演出的舞台本。“全家”，表明它是个包含曲白科介全套家数的文本。

《风月（全家）锦囊》是我国现见最早的戏曲选刻本，仅存孤本，现藏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圣·劳伦佐（San Lorenzo）皇家图书馆，共由杂曲集《风月锦囊》、戏曲选集《全家锦囊》与《全家锦囊续编》三编构成。锦本《伯皆》列于《全家锦囊》首卷，共收《琵琶记》通行本42出中34出的内容（原书不分出）。由于锦本《伯皆》基本保存了《琵琶记》的完整情节结构、主要场次、基本关目和大部唱段，又由于我们目前并不十分了解高则诚原著的确切篇幅，因此，尽管锦本称以“摘汇”形式刊印，我们仍可以将它当作全本《琵琶记》看待。

《全家锦囊》正编的编定和初刻年代不详，而《全家锦囊》正、续编与《风月锦囊》杂曲集合成总集，一起“重刊”的年代，可由总集卷末牌记“嘉靖癸丑岁秋月詹氏进贤堂重刊”得知，是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全家锦囊》正编的编定和初刊，当早于此。从锦本《伯皆》以“戏式”形式流行舞台，到它被编入《全家锦囊》正编刊印，再到进贤堂“重刊”锦本总集，这前前后后过程，还需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此推算，则锦本《伯皆》底本形成的年代，当更早于嘉靖三十二年。另外，锦本《伯皆》用剧中主角人名作剧名、不划分场出等形式，也都是我国古本戏文形态特征的体现。

锦本《伯皆》版框高20厘米、宽12.2厘米。每面上栏刻插图，配以顶额横书标目一行与左右联语一对，概括、提示下栏正文所写剧情关目。这种版式，仍延续着元至治平话刻本至明弘治岳氏所刊《西厢记》等通俗读物的传统版刻模式。全卷25 000字左右，相当于通行本《琵琶记》（以明汲古阁刊《琵琶记定本》为代表，下同）的近半文字。全卷曲文132调，含曲246支，为通行本五分之三强。通行本中为锦本所没有的那些内容与文字，是由于《琵琶记》原作中本不曾有，还是全由于锦本摘汇者有意删汰结果，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学术问题，因为它密切关系到对《琵琶记》的历史评价问题。锦本《伯皆》另有6支“新增”曲和3支“尾声”，不见于通行本及清陆贻典钞本《元本蔡伯喈琵琶记》等古本《琵琶记》，还有部分与通行本及其他古本迥异的曲牌名目，这些同样值得我们研究者重视。^[3]

由于锦本《伯皆》刻印年代较早，形态古朴，又是个“戏式”、“全家”台本，它为我们探索《琵琶记》古本原貌，清理《琵琶记》版本流变，校勘《琵琶记》文本，评价《琵琶记》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考察《琵琶记》在明代前、中期舞台演出风貌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依据。它的发现和海外回传，为《琵琶记》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天地。

锦本《伯皆》先后曾有王秋桂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出版《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所收《风月锦囊》影印本和笔者与黄仕忠合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风月锦囊笺校》排印本。本书所收锦本《伯皆》，系据1994年笔者访问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期间馆长特阿达拉（Teodoro Alonso Turienzo）神父赠予本人的胶卷影印，应当更加接近锦本原始面目。

二、揭阳出土钞本蔡伯皆

揭阳出土钞本《蔡伯皆》残卷二册（以下简称“出土本”），1958年发现于广东省潮州地区揭阳县西寨村一明代墓葬。卷首脱落，不详剧名。因钞本一处单行大书“蔡伯皆”三字（见本书册一影印《揭阳出土钞本蔡伯皆·生本》页一五B面首行），又因钞本正文中“蔡伯喈”一律写作“蔡伯皆”，根据古本戏文多以主人公名作剧名通例，今拟名《蔡伯皆》。出土本原件现由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出土本叶面高、宽各22.5厘米。现存“总本”上卷一册54叶，“生本”一册38叶，另有残文3叶，总计95叶。因“生本”正文一叶写有“嘉靖”二字（见本书册一影印《揭阳出土钞本蔡伯皆·生本》页一五A面末行），戏文中有艺人标记的演唱处理符号，并夹杂潮州方言，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个明代嘉靖年间潮州地区艺人搬演《琵琶记》的舞台演出本。

出土本出土时共五册，其中三册出土后损毁无存。损毁的三册，可能是“总本”下卷一册、“旦本”一册和其他角本一册。现存的两个残本，“总本”计存《琵琶记》上部戏文19出，“生本”计存全本戏文之17出。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曾收录这二册《蔡伯皆》，但部分页面顺序错简，页面影印亦欠周全，如上述十分重要的“嘉靖”、“蔡伯皆”诸字都被刊落。

对照现存“生本”与“总本”中的生角内容，发现二者文字基本一致，但亦有许多差异。这种复杂现象，表明二者的钞录年代及其所据底本情况，还有待作深入推究。

出土本为我们研究明代嘉靖年间在我国偏远的广东潮州地区搬演南戏《琵琶记》状态，了解当时民间艺人演出《琵琶记》处理情节、结构、排场、语音、语汇等方面的真实情况，提供宝贵的记录文献。特别是该钞本对《琵琶记》所作剧情关目的删减与压缩、曲牌的调整与更动、文辞的增删与修订等现象，都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南戏艺人处理《琵琶记》剧情内容和舞台呈现方式的独特的视角和匠心，为我们科学评价《琵琶记》思想价值和艺术活力，提供新的历史依据。出土本与锦本二种都是以舞台本形态保留的古本《琵琶记》，它们对于我们从戏曲舞台艺术实践角度审视、研究《琵琶记》，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宋元南戏终结至明传奇确立之间，曾有一段长达200余年的“明人改本戏文”的戏曲历史段落。以前由于文献记载缺乏和作品遗失，情况不彰，致使学术界长期忽略甚至错解了这段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潮州戏文、锦本戏文以及明成化本《白兔记》等诸多南戏文献的陆续出土或国外回传，为我们研究与补写这段中国戏曲历史空白创造了有利条件。^[4]而出土本与锦本二种《伯皆》，恰好是为此提供的相对完整的作品实例，故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本书所收出土本《蔡伯皆》，系据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原书影印。上述《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所收影印本的欠缺，已予补正。

三、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以下简称“巾箱本”），发现具体情况不详。郑振铎《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一文中写道：“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5]〔日〕青木正儿、赵景深等学者也认为它是明代嘉靖间刊本，但都未提出具体根据。

巾箱本原书现不详存于何处。就我们目前所知，见存的巾箱本传本计有以下四种：一为上引郑振铎文中提到的“武进某氏”即民国武进董（康）氏诵芬室影印本。此本诸多图书馆有藏，比较容易获见。二为不详何氏、何处、何时刊布的影印本。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处有藏。它与董本所据底本相同，不同只是书品较董本略小，下卷卷端多出董本所没有的几方朱印藏章。此影本未镌刊印书坊、年代等。三为清宣统暖红室主人贵池刘世珩校录的待刻本。此本仅见下卷，郑振铎旧藏，今归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四为台北“国图”所藏本。目录登录作“明初叶刊巾箱本”，不详何据。我们曾发函台北联系，希望得到这个版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果。上引郑振铎文中提到的“适园”，即近代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钧衡。张氏字石铭，适园乃号。浙江湖州南浔巨富。家藏珍本秘笈甚富。1941年战乱期间，其子张乃熊（芹伯）将大部藏书转让给当时南京中央图书馆，这批图书成了如今台北“国图”古籍善本部的基本库藏。依此推测，台北“国图”藏本兴许就是诵芬室等据以影印的适园旧藏本，亦即巾箱本原书。详情有待进一步查证、核实。

所谓“巾箱本”，义同“袖珍本”，是指书本较小，可置于存放头巾等零物的巾箱之中。曾藏巾箱本原书的士礼居主人黄丕烈，在卷后识语中认为巾箱本“疑是元本”，但与清陆贻典所据钞校的钱遵王旧藏“元本”不同。巾箱本卷首署题“东嘉高先生编集，南溪斯干轩校正”，则与陆钞本卷首所署一致（“校正”，陆钞本作“校订”），说明二者都经过“南溪斯干轩”校勘。再对照巾箱本与陆钞本原文，发现出入很少，可见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底本或同类版本。但巾箱本也如黄丕烈识语所说，“亦多与陆钞本间异”。由于巾箱本刊刻时间要比陆钞本底本形成要晚，它不免会受到后来“时本”体式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它已对戏文加以分出，这跟陆钞本保留古貌、连书到底情况不同。

尽管巾箱本究竟是否为明初抑或嘉靖年间刊印都难以确定，而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它的底本与陆钞本底本都出自相当接近的古本《琵琶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归于《琵琶记》古本系列。巾箱本以四句题目（“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作戏文开卷，不曾有通行本所增的“文场选士”一出，末出（“一门旌表”）剖作二出，这些都是它存留古本原貌的余绪。(www.xing528.com)

本书所收巾箱本，系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影印本复制。原书版框高12.5厘米、宽10厘米。卷首附刊的晚明王文衡绘刻插图二十幅，同见于晚明凌刻臞仙本《琵琶记》，显然是从后者移植而来。

四、凌刻臞仙本琵琶记

凌刻臞仙本《琵琶记》四卷（以下简称“凌刻本”），为晚明吴兴凌（濛初）氏所刻朱墨本。据凌氏（即空观主人）“凡例”称，该本是他“偶获旧藏臞仙本”，“亟以公诸人，毫发毕遵，有疑必阙，一见恪守”，言之凿凿，肯定它翻刻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1378—1448）旧藏本。“仙臞”为朱权晚年别号。宁献王朱权是明初著名戏曲家，在戏曲创作、戏曲理论与音律研究各方面，均多建树，其家曾藏“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明徐渭《南词叙录》记明太祖语）的《琵琶记》，也在情理之内。

尽管我们尚不能完全确定凌刻本是否出自明初臞仙藏本，况且凌刻本还是我们目前所知古本《琵琶记》中刻印年代最晚的版本，但鉴于吴兴闵（齐伋）、凌（濛初）二大书家，收藏古本极多，其长年联手所刊朱墨本戏曲，俱不乏古本，此“臞仙本”形制亦实古朴等情况，确认它是种古本系列中的《琵琶记》版本，应无问题。凌氏“凡例”中提到，该本无“考试”一折，不标出目，尾声可用可不用，科诨多以“介”字代替等，还有眉批中所比勘的它跟“时本”、“诸本”在文辞、曲牌、声律、宾白等方面的诸多不同现象，同样多见于其他古本，这些都是例证。再从凌刻本页面遍布的凌氏朱笔批点来看，内容大致包含以下六个方面：一为辨正字调、韵律；二为厘定宫调、犯曲；三为标注正衬、点板；四为指陈妙词、俊语；五为比较诸本异文；六为廓清古本原貌。这一切多从针对“时本”的“颠倒”、“改窜”现象而发，以指明古本的真实面貌，说明凌氏对此本属于古本《琵琶记》是深信不疑的。

不过凌刻本经人校订，接受通行本影响，出现与古本面貌差异的现象，也是存在。其中场次被分出与文辞较其他古本更加文从字顺，便是校改留下的两点明显痕迹。据卷末西吴三珠生（凌延喜）跋文得知，凌刻本是经过即空观主人凌濛初与凌延喜叔侄二人“相与参订，殚精几年许”方成，参订的认真、艰难程度可以想见，想必其间多少也会渗透参订者个人处酌以至润色的成分。

凌刻朱墨本《琵琶记》，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上海、辽宁、浙江、台湾等图书馆皆藏。另外还有民国王（季烈）氏蟫隐庐影翻墨本，比较容易获见。

本书所收凌刻本，系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朱墨本影印。原书版框高20.4厘米、宽14.1厘米。卷一开头所署“元高东嘉”下，由于缺角，脱漏“填词”二字，我们在校录本中据别本予以补上。该书的镌刻郑圣卿和插图王文衡，是吴兴闵、凌二出版家多年的合作者。

五、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

清陆贻典钞校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以下简称“陆钞本”），是陆氏在清钱遵王所藏“嘉靖戊申（1548）七月四日重装”的“元本琵琶记”和“嘉靖戊申岁刊”、“苏州阊门中街路书铺依旧本重刊”的苏州郡刻本两种底本的基础上融合校订的。陆贻典最初据“元本”移录，并在所录钞本上作了校订。十七年后，钱遵王旧藏归大兴季沧苇，沧苇殁后，陆氏复据原钞本重录一过，时为清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此便是现在存世之陆钞本。^[6]

陆钞本上卷末注“元本琵琶记”刻工为：王充、仇寿、以忠、以才。据戴南海《版本学概论》云：徽派版画兴起于明代弘治年间，尤以刻图见长。仇以寿、仇以忠、仇以顺、仇以才、仇以升等兄弟合开了一个刻书铺，曾刻有苏东坡《赤壁赋》。仇刻《赤壁赋》今存，为明弘治七年（1494）所刻。作为陆钞本之底本的“元本琵琶记”，也当刊于距此不远的弘治年间（1488—1505）。陆钞本是我们现知钞录年代最晚，又是可以追溯底本形成年代最早的古本《琵琶记》版本。“元”通“原”，所谓“元（原）本”，实非《琵琶记》“原刊本”，更非“元代刊本”。这一点常常被前人误解而广泛使用，必须予以澄清。

学术界普遍认为，陆钞本虽经后人一定改订，但仍可以看作是现存《琵琶记》版本中最接近高则诚原作面貌的古本。主要理由是：一、底本产生年代最早。二、剧本体制与早期戏文最为接近，如不分出、无出目，以四句“题目”置全剧开头，下场诗不固定等，都与宋元南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体制相接近。三、曲文与《南曲九宫正始》引录的《元谱》中保留的《蔡伯喈》曲文相近。卷首署题：“东嘉高先生编集，南溪斯干轩订正”，与巾箱本一致，又可作为二者保留古本迹象的互证。四、陆钞本底本原藏者钱遵王（钱曾）与钞校者陆贻典，二人都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兼文献学家。钱氏家藏古籍珍本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陆氏对钞校本所做工作的精审程度，斑斑可见于现存的这个朱墨钞件：二者都足可保证陆钞本来源于古本及它保留原始性质的可靠性。

陆氏在钞录这个本子时，主观上尽力做到“依葫芦画瓢”，保留“元本”原貌。比如，钞录行款，一如“元本”，严格按照“元本”“叶二十八行，行三十字”、“每卷自首至尾，尽卷为度，别无折数名目”等原始格式。^[7]甚至明知“落场语俱应小字”刻写的道理，也仍旧违心地按照“元本”钞作大字，只在上头眉批中加以指明（见本书册四页二A面），因此该钞本为我们探索《琵琶记》古本原貌，考察《琵琶记》版本流变和研究南戏艺术形态，提供了比较真实可靠的依据。

陆氏所做校订，主要是以下几件工作：一是按照苏州郡刻本，补足“元本”首、末所脱三叶有奇的文字，“以存元本之旧”；二是参考“时本”体例，对部分曲子的正、衬字加以标识；三是参照“时本”，对一些大段连书的曲文加以分支（为审慎起见，钞者曾用朱笔⊙、○两种不同符号，分别标记“元本”与“时本”的起句）；四是对底本原有而无法抄录的插图、印章等情况，在卷后《附录》中详加说明交代；五是对“元本”某些特殊写法的字，按照通行写法加以订改，诸如：“伯皆”改“伯喈”，“大公”改“太公”，“息妇”改“媳妇”，“首饬”改“首饰”，“佐”改“做”，“员”改“圆”，“睚”改“捱”，“扳”改“攀”，“尤”改“犹”，“交”改“教”等等。做法可谓精细到家。这些校订工作，对于底本原貌来说，前四件无伤大局，第五件却有精细过度之嫌了。

陆钞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叶心高16.5厘米、宽14厘米，用朱、墨二色钞校。《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曾以墨色影印收入。后有钱南扬校注本，先后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60年、1980年排印出版。本书所收，系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原稿本套色影印。

将以上五种古本《琵琶记》原书汇集一起影印出版，为戏曲研究同仁和爱好者广泛提供现存古本《琵琶记》的原始文献依据，以推动《琵琶记》深入研究，是本人宿愿。高则诚故乡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深知弘扬乡贤文化伟绩对于继承、传播文明道德和建设文化大市的重要意义，于是鼎力促成此事，并直接领导和主持完成这项工作。

参与本书的编纂人员，主要由各地温籍三代学人组成，编纂过程中大家认真、敬业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各位对乡先贤高则诚的由衷爱戴。本书文献统筹工作，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刘效民女士和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张进小姐的大力协助；底本采用，得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及西班牙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的热忱支持。现借此一并表示谢意。广东人民出版社曾经慷慨允诺转让《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所收《蔡伯皆》版本，尽管我们最后未能采用，同样值得我们致谢。

编纂、出版《古本琵琶记汇编》，只是将《琵琶记》珍本文献公之于众工作的第一步，需要继续收集、刊布的其他《琵琶记》善本文献还有许多，我们期待今后能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注释】

[1]本文系作者为《古本琵琶记汇编》所写“前言”的修订增补稿。《古本琵琶记汇编》，瑞安市人民政府编纂，孙崇涛主编，已由北京中华书局线装、套印出版。

[2]参见〔韩〕金英淑《〈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13—22页。

[3]参见拙著《风月锦囊考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70—76页。

[4]参见拙文《明人改本戏文通论》，拙著《南戏论丛》，中华书局，2001年，第97—122页。

[5]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年，第343—344页。

[6]参见陆钞本卷后所附陆贻典《旧题校本琵琶记后》、《手录元本琵琶记题后》。

[7]参见陆钞本卷后所附陆贻典《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