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吴中曲学的兴起：曲学第一卷

复古、性灵与会通——明中叶吴中曲学的兴起

《曲学》第一卷

2013年，179—191页

李舜华

南京曲苑，以陈铎、徐霖^[1]、史痴辈发其端，以顾璘辈张其翼，何良俊殿后，更溯其渊源、独崇北曲；而杨循吉、唐寅等苏州才俊也往来其间，相互鼓荡。一时艳冶风流，蔚为盛事。六朝古都金陵，自古以来即为烟粉荟萃之地，陈铎等人以柳三变自命，歌管弦索，鼓吹升平，大抵性情使然；顾璘羽翼李梦阳，以复古领袖金陵文坛，绛帐自设；何良俊鼓吹其间，抗俗之余，亦难免风流顾影；杨循吉等自逞其才，似乎沉湎戏曲亦有不得已处，然而，其人其曲亦都不免俗韵。较之北方曲家，其生平并未直接卷入政治之漩涡中，其内心冲突也远不及后者强烈。可以说，金陵，次之以苏州，曲风之软媚流俗，较之北地弦管之慷慨悲壮，实大相径庭；此一点亦与众曲家论南北曲风格之异正相吻合，既是地气使然，亦是人情所致。

以吴中而论，吴中一带自古繁华，亦为历代才俊鼓吹之地；明初之时，虽备受挫折，但景泰、天顺以来，已渐次复苏，成弘犹盛。^[2]若论吴中，原本介于南北二都之外，或者挫折之后，精神益趋新锐，故其士风往往有领天下之先者。笔者在旧著中曾提及新进士子李梦阳等人以复古自命，力洗台阁旧习，一时天下操觚之士靡然响应，有明文风至此大变，理学上程朱一统之局面也相应日渐冰释。^[3]其实，沈周、桑悦、祝枝山、唐寅辈，于吴中已日渐活跃，论其性格则不拘礼法，论其思想则非周非孔，论其诗文则惟台阁是弃，其言行甚至流于偏激，往往有刻意惊世骇俗之处。如果说，北方诸子，如前七子辈是复古求新变，故虽有“真诗乃在民间”之慨叹，却取径甚曲；而吴中诸子，则似乎从一开始即以俗趣相尚。关于后者，一些研究者已有论述。^[4]然而，仅及于此，亦只滞于表层而已。自元末明初以来，士夫学子莫不以师道自任，而汲汲于礼乐制作。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说，弘、正之际，李梦阳之于文坛、王阳明之于讲席，率先而起，一时康海等人纷纷并出，正是时势变迁下师道精神又一次强烈迸发。^[5]那么，早在成、弘之时，吴中士子即率先以另一种姿态开始了对师道的消解。他们自觉疏离于政治之外，寄迹平康以销壮心，流连歌管以抒性情，虽见嗤于礼法之士而弗顾，从而直接影响了晚明士林——于文学则公安一脉，于讲席则泰州一派——的风气。进而言之，如果说，北方诸子高举复古之帜，其精神实以师道自任为内核，而吴中则以消解师道为实质，而渐开性灵之门。此后，大江南北彼此呼应，或寓性灵于复古，或饰道学于文章，而渐呈圆融会通之象，^[6]晚明词坛遂因此而雅俗纷呈。同样，吴中曲坛亦可以作如是观。

一、复古：王鏊与沈周

《明史》云，吴中自吴宽、王鏊领袖馆阁以来，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驱驰，文风极盛，徵明后出，而主风雅数十年。^[7]笔者曾道，有明一代，士夫缙绅标扬师道，莫不有志于史，弘、正以来，风气犹盛，而北方诸子，如康海、韩邦靖，崇官师，兴礼乐，一生精神之寄托俱萃于《武功》、《朝邑》二志。^[8]因此，论吴中士气之渐变，也不得从王鏊主撰《姑苏志》说起。

文恪公王鏊（1450—1524），字济之，吴县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进士，官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正德四年（1509），因刘瑾擅权，不得志而去。王鏊以文章名昭一代，史称：“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9]由此，亦可知王鏊所学及其志向所在。《全明散曲》存其小令一。

弘治末，苏州太守林世远以文定公吴宽遗稿嘱王鏊续为之，遂集郡人杜启、祝允明、蔡羽、文璧等共相讨论，成《姑苏志》六十卷。该志之修撰，实肇始于洪武年间，是书卷首有宋濂洪武十二年（1379）序，云：“后之人览此书，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宪以为法，将见道德兴而习俗美。句吴之区与邹鲁无异矣，则是书之为教不亦大哉。”又有成化十年（1474）刘昌序，备云时易世迁，“然盛则衰，醇则漓，转移之机厥有所寄矣”，故而“欲考求遗礼，订正古乐，以隆时祀，以表彰乡贤，齐整风俗”，遂殷勤寄望于郡志之修撰种种。这两篇序，一在洪武，有明百废初兴之时，李梦阳所谓时之“正者”也；一在成化，有明乱象渐萌之际，李梦阳所谓时之“变”者也。^[10]士大夫或据朝廷，或处地方，并以重建礼乐相鼓吹，前序又恰为宋濂所撰，正可见两代士林精神所在。然而，至正德元年（1506），酝酿数百年之久的《姑苏志》，或者众手成书，个中以道自任之精神，却远不及《武功》、《朝邑》二志，徒以篇幅浩博，以备考资而已，并渐露考订故实，以逞才识的迹象，王鏊所谓“一代之文献不至无征焉，如斯而已者也”。^[11]或者，王鏊内心也不免有所遗憾罢。

值得注意的是，该志在卷十三“风俗”条，用较详篇幅论述了“吴音”自乐府吴歌以来的发展。吴歈“以音擅天下，它郡虽习之不及也”，自矜之意溢于言表；又云“吴音至后代渐缺，唐初歌者多失其清婉，议者求吴人习之，还得其本音”种种，字里行间慨然已有寻访吴音以复古乐之志。有明甫立，大抵朱元璋以崛起于南，恢复汉家衣冠，一时士夫欲绍宋统者，颇有寄望朱氏、重觅南音之意——有关议论往往将南曲追溯至开元旧谱，所谓清商曲者也。进而吴歌，亦商音也；再进而舜之南风。成、弘之季丘濬有志议复古乐，即持南音始于舜一说。^[12]而同时之《姑苏志》，又特辨吴音，数十年后，文人乐士纷纷投入南曲声腔之考订，至有昆山腔大兴于吴中一带，于此已见端倪。

纂此姑苏一志，成化中，除参政刘昌外，又有中舍李应祯、训导陈颀；弘治中，初当吴宽总其事时，则有佥事张习、进士都穆辈，继而王鏊，更广招才俊，一时祝允明、文徵明、杨循吉（因故未与）俱在邀请之列。而同时或稍后，又有阎秀卿《吴郡二科志》，皇甫汸、张昶《吴中人物志》，杨循吉《苏州府纂修志略》等，大抵以传记为主，一时沈周、桑悦、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桢卿、张灵等俱在传写之列，至《总目》断其为“一时互相标榜之书”。^[13]由此可以想见，苏州士夫声气相应，其势颇盛，丝毫不逊色于北方诸子。只是，从《姑苏志》以来，其间的精神实质却已逐渐发生变化。譬如，祝枝山尚有《野记》一种，此书卷三所载宣德间苏州太守况伯律传，也有崇官师、兴礼乐之意，与康海《武功志》相似，只是该书多搜集异文，大抵遣兴之作，于“师道”二字愈见疏离。而所谓“互相标榜”，亦正是各恃才情，遂彼此相尚；于是乎，有吴一地，吴宽、王鏊、文林辈与桑悦、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辈共列，前者犹存台阁余习，后者则进一步非台阁、驱翰林、唯礼法之士是弃，虽然他们的主张仍以复古面目出现，却已用一种游戏的姿态渐次消解了个中的师道精神。

若论苏州世风之变，并曲风渐兴之机，沈周其人可谓承上启下的典型。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更号白石翁。少时师从邑人陈嗣初之子孟贤，得入经学之门。年十五，游金陵，因《凤凰台》一赋而才名初显。及长，诗文字画，无所不精，其画尤为明世第一。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彝鼎，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评诗论画，从无虚日，风流文采，映照一时，百年来，东南之盛，盖莫有过之者。^[14]

笔者在论家乐兴起时，曾特别提及地方粮长之意义，并以松江府何良俊祖父为例。^[15]其实，若以所蕴正德前江南士绅文化的特质而论，长洲沈氏较之松江何氏尤为典型。早在永乐间，沈周祖父沈孟瑶，曾以人才征招，称疾而归，处士终身，以诗名于江南士绅间。沈周父沈恒（恒吉）与其兄沈贞（贞吉）幼于家塾中师从翰林检讨陈嗣初，及长，兄弟偕隐，构有竹居，但假诗翰丹青以结宾客。正统间，沈恒并荐为粮长，慨然以励精图治为己任。吴文定公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与杨士奇、李东阳并驾齐驱，卒于弘治十七年（1505）。其人于明初以来江南世家复礼尚乐，成一方风气备加揄扬，曾撰文称沈垣“日必具酒肴以须客，至则相与剧饮，虽甚醉不乱，特使诸子歌古诗章以为乐，其视市朝荣利事，真有漠然浮云之意”^[16]。

在吴氏笔下，沈恒遵古礼，复古乐，俨然彬彬之君子，而聘乡贤名儒以授子侄经学，更可见其志。此处但云“歌古诗章”而不及习弦索，似与松江何氏不同，但沈贞尚有小令传世，则宾客之间或者亦不废除时曲。《无声史诗》卷二并云：“贞吉兄弟诗亦相若，自相倡和，篇什甚众，下至其家人子亦能之，几若郑玄家婢。”^[17]或者其家人子亦识弦索耶？

长洲沈氏自明初以来即淡泊名利，以处士终身，一方面，犹可想见明前期处士与乡绅制礼作乐、作养一方的遗风；另一方面，则已经酝酿了一种新的人生选择。流风所及，成、弘间，沈周同样以处士自择，而赖诗画之著，遂成江南风流之领袖。上与吴宽、王鏊相往来，史称：“吴人屈指先哲名贤，缙绅首称匏翁，布衣首推白石翁，其他或稍次矣。”^[18]下则文徵明、唐寅、祝枝山、徐霖、陈铎辈俱师事之。前者久处台阁，难免以道自任之余习；后者则优游于江湖之间，渐开性情之门——实可说是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

二、性灵：桑悦、杨循吉与吴中四子之祝允明、唐伯虎

如上所云，成弘以来，苏州才俊，实可分为两类，一为吴宽、王鏊、文林、顾鼎臣等^[19]，一则为桑悦、杨循吉、文徵明、祝枝山、唐寅、徐桢卿等。其中，顾鼎臣已晚于王鏊、吴宽辈二十余年，史称“性跅弛，好声酒，及内人或以风之意，殊弗屑也”^[20]，则虽居台阁，所谓“救时良相”，也纵情自放，其行世已与金陵之顾璘、严嵩约略相通。再则徐桢卿，少与祝、唐、文游，号“吴中四才子”；弘治乙丑进士后，幡然有悔，弃而从李梦阳以复古为任，而入前七子之列。论吴中世风，实以矫然抗俗为显征，于文则非台阁，于理则恶宋学，于行则唾礼法；而其中最著者，则数在野桑悦、杨循吉、祝枝山、唐寅诸子，此数人亦均以曲名（桑悦稍有例外），——在朝王鏊辈但偶一为之而已。以下不妨简而论之，以见吴中士气之大概。

导风气之先者为桑悦。桑悦（1447—1503），字民怿，号思玄居士。素以狂诞著称。为文章好奇涩，屡试不第，以乙榜授泰和训导，“时楚粤间皆为道学，悦抵掌为之笑，滑稽乱世，傍若无人”^[21]，甚者，“敢为大言，更不量，尝铨次古人，以孟轲自况，班马屈宋而下，不论也。有问韩文，曰‘此小儿号嘎之声’；问翰林文学，曰‘虚无人，举天下亦惟悦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罗玘’。由是喜侠者多慕焉”^[22]。然而，四库馆臣提要却云：“史称悦为人怪妄，敢为大言以欺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悦在长沙著《庸言》，自诩究天人之际，非儒者所知；又自称其诗根于太极，则史所云怪妄不虚也。所作《两都赋》有名于时，然去班固、张衡实不可以道里计，而夸诞如是，浅之乎，其为人也。”^[23]此论未尝不当，然而，桑悦之意义原不在于立，但在于破而已。论其狂诞，在桑氏自身，或者只是不甘久屈人下，但于客观而言，其惊世骇俗之言行，已足以新天下之耳目。

桑氏曾云，时有盛衰，盛世饮天地之和以发声，至于乱日，但申情志，又何论其辞平不平也。以风雅正变论诗之变迁，而为诗不平则鸣张本，如此冲击台阁翰林文学，欲新一代诗风，桑氏犹在李梦阳之先，只是终生偃骞，未能有所立耳；而以孟轲自况，五百年始有圣人出，而欲举文论道，一扫天下委靡，其狂尤在空同之上。《吴郡二科志》首列桑氏为狂简第一人，次为张灵，曰：“狂者未尝无人，至如民怿，可与进取者也。”^[24]大抵欲进取而不能，中心实有种种郁愤不平，腾腾然不可名状，遂发之于异言异行。

恰恰是这样一个桑悦，特别对南戏有一段议论。

桑先生爱观南戏，不论工拙，乐之终日不厌。或曰：先生大观今古，而于是戏之观何取焉？曰：吾取其升而不荣，黜而不辱，笑非真乐，哭非真哀而已。昔文惠君之养生得之于解牛，张旭之草书得之于舞剑，宋元君之画史得之于般砖，司马迁之《史记》得之于游览，是皆见之于彼而悟之于此者也。予于观戏得处世之道，顺逆之境交于前不为置休戚焉，谓非有得于戏哉。呜呼，今古能观戏者鲜矣。^[25]

丘文庄欲假今乐（南曲/戏）以复古乐，王阳明以为古之乐犹今之戏子，但假之以为声教耳。桑悦爱观南戏，所注意者，红氍毯上人生之歌哭耳，以观戏悟道，所重在自得，更有惊世骇俗之处。如前所云，杨循吉传写桑悦，曾道：“时楚粤间皆为道学，悦抵掌为之笑，滑稽乱世，傍若无人。”桑悦爱观南戏论正可以为此一句作注。桑悦抵掌论戏剧，以为戏场不啻讲学之所。这一滑稽乱世，与万历间汤显祖独标“情”教——汤氏自言撰写《牡丹亭》诸传奇即是讲学，“公所讲是性，吾所讲是情”^[26]——相比，虽具体内核不同，其精神却颇有相通之处。桑氏虽不以曲作名世，其议论之于曲界，其影响之巨岂可忽欤？

稍晚，又有杨循吉（1458—1546）。循吉，字君谦，吴县人。其文章骈俪多六朝风，而异于当时尚古之习，吴宽即因此而深为叹惋，以为不如此，则状元不难矣。进士入选后，得除礼部主事，于职司亦了不挂心，唯以读书是命，每当得意处，则手足踔掉不能禁，人呼为颠主事；甚者，称病不出，以至于长官生厌。遂赋诗而归，其诗极写一己之善病，忽顿悟功名之可舍，林野之逍遥，其时不过三十有一。此后，由好读书而好蓄书，尤好蓄异书，自以为沉疾在躬，性命不永，遂孜孜不及，每手自抄录。^[27]时人称其“于书无所不好，无所不窥，博览冥搜，饮食都废……雅不喜宋儒议论，而于考亭尤多掊击。又最恶近世学术，不然其说”^[28]。

君谦以少壮之时，却以善病为由，自弃功名。^[29]而归后好蓄异书，亦以沉疾为辞。更有传闻云，当时辞官，是有相者卜其当早卒，遂惧而归。仔细品度，杨氏一生实困于性命之思考，其行事貌似隐遁，却无隐者之从容恬淡，反颇有几分汲汲不可待之气象，所谓“不作长久计”者也。^[30]武宗南行，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俳优蓄之，不授官，遂耻而归。以文臣而易武人装已见滑稽，论其私衷，不过为君者有所好，遂不得不曲意逢之；野史并云，杨氏以贫老援臧贤以进，“然赏无异伶伍，间谓曰，‘若汝间乐，能为伶长乎’？循吉愧悔”^[31]，即复召至京，会帝崩，乃还。同样是因擅音律而受知于武宗，徐霖进退自如，飘飘然有谪仙之感，而杨循吉却进退失据，颇见尴尬。杨循吉有《南峰乐府》一卷，《全明散曲》收其小令廿四，套数七，复出小令一。十之七八为游宴应制之作，大抵咏节庆、四景一类，徒逞才藻，而不见性情，宜乎见诮于后人。^[32]唯［北双调·夜行船］“追和马东篱百岁光阴”一套，乃伤志之作，或者应制赋词，以希进用而不得，遂感慨良深。^[33]

其实，杨循吉一生都进退失据。在赋曲应诏之前，杨氏初除仪制主事，即欲上疏请释放高墙建庶人子孙，吴宽夺其疏不得上，即日辞官归，径往小金山读书，所谓病者，殆不过托辞耳；嘉靖中，又献《九庙颂》及《华阳求嗣斋仪》，报闻而已。进亦不是，退亦不是，以至性情日形狷隘，于此，何良俊颇有感慨，以为少年结庐而读，即古人何远，而晚年希进不得，骚屑以终，“此正所谓血气既衰，戒在苛得耶”^[34]。

桑民怿以狂诞著称，而杨君谦则以狷隘著称，一狂一狷，无他，亦都源于个体之不甘寂寞而已。

此后，以祝枝山（1461—1527）为长，次则徐桢卿（1479—1511）、唐寅（1470—1523）、文徵明（1470—1559）等翩翩而出，并称“吴中四才子”，又有退徐氏而以张灵入选者。吴中诸子，自桑悦以下，或不与进士之列，如：桑悦以乙榜授训导，以柳州通判终；唐寅以解元归；祝枝山久试不第，以举人授广东兴宁知县，稍迁应天通判；文徵明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或与进士之列，而其位不显，如杨循吉，举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仪制主事；徐祯卿，举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因貌寝不入馆选，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此其一。于吴中诸子而言，或终身不仕，以处士终，如唐寅，因为科场案所累，谪为吏，耻不就；或任官不永，即自乞归，如祝枝山、杨循吉俱以病辞，文徵明则因当时重科目，意不自得，亦连岁乞归，大抵不耐官场之琐琐，所谓以礼法羁人者耳。^[35]此其二。弃功名后，或以收藏为务，或以著书为娱，甚者，售字画以谋生涯，逐歌吹以放形骸，此其三。

由此三者来看，吴中诸子最终弃功名而不就，溷迹于世俗之中，既有客观之不得已，亦有主观之不容已，而迥异于北方曲家。继桑、杨之后，例如，祝、唐辈自少年始，即以放诞于歌场著称，放废之后，益为不羁，遂嘲名教，嗤礼法。据云：祝允明“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之，间传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36]。以至于吴人推誉之时，亦甚叹惋：“惜乎不自厚，分才杂剧，此亦俳优工戏，何□已乎”^[37]。唐寅素与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赖祝氏规箴始闭户读书。甚至在入京赴闱之时，富家子徐经有戏子数人，亦日与驰骋于都市中。^[38]如此，其后受徐经之累，身陷科场案中而无从剖白，亦非全然无因。如此，屡试不售也罢，任官不永也罢，均根于性情。吴中诸子最终将自己放逐于世俗之中，“相与举杯歌啸，命童子拨弦度拍，以乐青春，桃雨落红，丽日将暮，此词足以发胸中之耿耿”^[39]。功名之念，日益消褪为世俗狂欢下无法排解的隐痛，即胸中耿耿者也。桃雨落红，丽日将暮，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美艳，忽忽有所求而不得，遂不得已举杯歌啸，以乐青春，是则吴中诸子实困于个体性命之思考——于传统功名与世俗欲望之间，所谓进退失据者，已不仅杨循吉一人，不过彼此显隐有别而已。^[40]

以曲而论，吴中曲风亦深染俗趣，多咏叹闺情、四景、节令，近乎工者之辞，而流播于歌宴之上。其中，祝允明学务博杂，著述甚丰，撰曲不过余事耳，大抵游戏风尘，佻达自喜，故小令、套曲、杂剧无不涉猎，用笔恣放，时人以为其套曲富才情，而难免驳杂，小令亦翩翩有致，杂剧则颇饶风人之旨，或近于谐体。文徵明不以曲名，其曲虽饶闺情，而间涉雅趣，且多以景语写情，状刻景物句，益淡远如其画品，是工者之辞已渐染文人习气，与后来曲风约略相似。

当时曲坛，最著者自数唐寅。唐寅一生亦最具传奇色彩。唐寅因牵涉科场一案，竟终生放废，遂日优游于酒人之中，放流于名教之外，中心实感伤与慷慨兼而有之。钱谦益称其“外虽颓放，心实沉玄”，又云：“其学务穷研造化，寻究律历，求扬马玄虚、邵氏声音之理而赞订之，旁及风鸟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间。晚将成一家言，未竟而殁。其于应世诗文，不甚措意，谓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41]据钱氏所云，则子畏志在高远，诗文不过余事而已，曲子者自更等而下之；所谓志向，又偏偏云声音、律历、天人种种，似乎尚在康海之上。其实，钱氏所述未免粉饰，唐寅大言自诩，其行迹倒与桑悦相近，大抵穷于一己个体性命之思考，而进退失据罢了。因此，唐氏一生唯才子心性，较之康海实不可以道里计。其曲亦然。唐寅套曲，与传统曲辞不同，颇有拟书生口吻、以写思忆者，此一事固承《西厢》、《琵琶》以来传奇中男女对唱之痕迹，而续有发展，实亦性情使然。大抵将一生之隐痛打入艳情，故其曲辞，同是闺情，字里行间，却别有一段凄凉悱恻、顾影彷徨之感，拂之不去，但伤于纤弱而已。即使是［对玉环带清江引］“叹世词”四阕，最为世人所赏，然而亦不似康海的慷慨激越，而流于消极颓唐。若以词家拟之，亦曲中之秦少游耳。^[42]

三、会通：文徵明

桑悦以狂诞终，杨循吉以狷隘结，祝、唐二人亦狷亦狂，且日趋世俗，吴中士风，自桑悦以来日趋疏狂，祝、唐不过个中典型，其间唯文徵明性格似趋于端正方古。前章论吴中四子已略及徵明，此特辟一节，殆因衡山享年九十余，于诸子纷纷谢世后，犹主文坛数十年。如此，正可于衡山其人略见嘉靖间吴中风气。

文徵明（1470—1559），名璧，别号衡山。其祖洪，以乡荐授涞水教谕。父文林，成化壬辰进士，除永嘉令，复知温州，俱有政声。志云：“郡多盗讼，俗尚鬼，好溺女，悉为科条处分，莫不备善，郡狱屡空，前后所毁淫祠殆尽，作旌范，训其民，禾生骈穗，凡连上七疏，皆赋役章程不可已之事。”^[43]文林一生，慨然以礼乐自任，其于地方种种作为，正与馆阁中吴宽等人之议论相互呼应，因此亦每为吴宽所称誉。衡山少时即游于吴宽、李应祯、沈周诸父执门下，后用尚书李允嗣荐，授翰林院待诏，得与诸词臣同列。然虽居清选，却忽忽不自得，遂连岁乞归，张璁、杨一清先后援之，皆傲然不与。衡山白眼权贵，与诸子正复相似，然其行止却每以端方古介见称，或者未免父执之遗风。然而，衡山性虽古介，却亦性情中人，别具一段风流。时人曾云，钱同爱每饮必用妓，衡山平生不见妓女，二公却一生交好。而衡山以“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句特为徐霖传神^[44]，又云“衡山最喜童子唱曲，有曲则竟日不厌倦”^[45]，如此种种，已可见其风流不减。大抵性情自适，各有所择，放诞与否亦不过皮相而已。

尤可异者，于“文”与“道”之间，衡山之态度亦颇为优容。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为钱元抑撰墓志铭，备述其正德末为太常寺典簿时，曾上言谏阻用羽流为太常卿，“秩宗之任，典司礼乐，统和神人，职重位尊，不宜以异端参列其中”；又与道学者游，务治心养性之学，“每以文艺丧志讽余，而勖余以道。余笑曰：‘人有能有不能，各从其志可也。’一时或有异同之论，而余与君实相好无间”。^[46]洪武初，宋濂慨然以礼乐自任，主张文以载道，此径不能，遂终生怅怅，“吾岂文人忽哉”；正德之时，李梦阳辈则以文人自命，试图复古文以证道，此径又不能，遂有终生折而游戏于笔墨间者；至嘉靖初，两京亦道学毕集，汲汲于礼乐之事，然而，其势已如螳臂挡车，是拘泥而不知圆通者矣。^[47]正不妨淡然以处之——文也罢，道也罢，在文徵明看来，也只是性情自适，各有所择耳。

如此看来，衡山即与祝、唐辈同优游于江湖之中，又浸染文林、吴宽、沈周之流韵，寓风流于古介之中，宜乎继沈周之后领袖词坛。钱谦益有赞云：“其为人孝友恺悌，温温恭人，致身清华，未衰引退，当群公凋谢以后，以清名长德，主吴中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一代士林精神于消解师道之后，渐趋圆融会通，一时大江南北彼此呼应，而渐开晚明词坛之风气；文徵明得以主盟吴中词坛，其意义亦正在于此，且尤驾于金陵顾东桥之上。以曲而论，衡山词渐次脱却祝唐之俗趣，而渐趋雅淡，也正开后来散曲文人化一脉。

师道自任，欲有所为而不能，则不得已假文以抒愤；而所谓会通者，无论“文”、“道”俱以游戏之心处之，于是文章之道只是适情怡性——古之乐也罢，今之乐也罢，种种诗、词、文、曲、杂剧，古体、近体，俱因性情而取择。于是乎，晚明之时，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实以会通之精神重张复古之旗帜^[48]。故此之后，继之遂有公安一派大兴，而曲坛也随之日新月异。个体性命之思考，自此渐趋优容，晚明士子在不堪承受师道之重负后，日趋于世俗之狂欢，所谓精神逃亡之旅自此而始。文徵明及其领袖下之吴中词坛，可谓得风气之先，而南曲之雅化，即昆曲之兴，首先集于吴中，亦非偶然。

“吴中”补记

去岁冬，于“江南”会议上，与会学者曾议及拙文中小注有关“吴中”概念种种，甚感雅意。此文原系五年前旧作，当时撰写《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并考有明中叶（成化至嘉靖）南京、吴中曲家曲风之变，后来以两地曲风实与晚明演剧关系更密，遂刊落未收。撰作期间，曾闲览四库所收明人著作，因集部而及子、史，至张国维《吴中水利书》一种，因其“吴中”一域所涉较广，遂随手著录。今重按张氏书，并及二三相关书籍，就“吴中”一义，所涉文献，略加整理，以飨四方君子，或有以教焉。

宋时有单锷其人，嘉祐间进士，撰《吴中水利书》，所叙为苏州、常州、湖州三地，如此，以吴中称谓苏州府以外地域，在宋时已然。

嘉靖间无名氏所撰《吴中水利通志》，分叙苏松常镇并杭嘉湖七府，则“吴中”所括地域，实已包括整个东南水系。

至天启间，张国维《吴中水利书》叙东南水利，止及苏、松、常、镇四府，而以“吴中”为名，并于凡例中略揭其命名源委：

东南水利曰集，曰录，曰书，曰考，种种繁夥，然言持一家，议主一时，惠偏一郡一邑，或师古而悖今，或详今而略古。兹纂自三代以还，凡关水利典故文章纤悉毕收，以备参核，故曰全书。又披往帙止叙苏松常镇四郡，径称三吴，称江南。夫建业、绥安、姑孰、宛陵、新安并在江南，吴兴、临安乃西吴，仅附见水源，遽以统呼，于义未称，今酌名吴中为当。

同时，开卷所列东南七府水利总图，则于苏、松、常、镇之外，又及杭、嘉、湖三府。并道：

水利全书为苏、松、常、镇而作，乃总图兼杭嘉湖者何？吴中之水，繇杭湖发源，自西南而倾东北，嘉禾亦其流驶停泓之境，非合七郡，莫悉端委。^[49]

由此可知，张氏于“吴中”二字，特有辨明，以为前人叙苏、松、常、镇四郡，径称三吴，称江南，于义未称，而改名“吴中”。此一“吴中”，已明确剔除杭、嘉、湖诸地，如凡例中道西吴吴兴、临安仅附见水源，遂不得以三吴统呼等^[50]。但由于吴中之水，源于杭湖，遂于总图中兼而叙之。

由此而言，水利书系列于“吴中”这一地理概念多系泛指，而所指称亦略异，或指苏、常、湖，或指苏、松、常、镇，甚则统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按其原因，大抵即水系而言，如叙吴中之水，非合七郡，莫悉端委。其中，张国维曾则明确将吴中限定为苏、松、常、镇四府。

亦正是因此，万历间沈子由《吴江水利考》，虽仅以“吴江”命名，然所录所考已波及七府，“是书大旨以吴江为太湖之委，三江之首，凡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之水，其潴于湖、流于江而归于海者皆总汇于此，故述其源委之要，蓄泄之方，辑为一编。”^[51]

【注释】

[1]徐霖，原籍苏州，徙居南京，然其一生传奇。始于黄琳，极于武宗，终于顾璘，换言之，若无南都这一特殊地利，亦无徐霖。何良俊亦然。

[2]唐寅《阊门即事》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流东。”由此一诗已可想见矣。其余关于吴中经济变迁之史料甚多，兹不赘述。(www.xing528.com)

[3]参见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篇·礼失求诸野”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4]近年文章可参罗宗强《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5]有关论述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篇第三、四章相关论述。

[6]有关师道、会通之义在思想史上的表述，可参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一书相关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7]参见《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3页。

[8]有关康、韩撰此二志的精神解读，可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51—253、263页。原书误将韩邦靖所撰《朝邑志》置于韩邦奇名下，特此更正。四库馆臣称关中舆志以《武功志》、《朝邑志》最为著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然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而此志则莫能继轨。盖所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者也”。（清）永瑢、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地理类》“朝邑县志”条，中华书局，2003年，第602页。

[9]《明史》卷一八一《王鏊列传》，第4827页。

[10]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60页。

[11]以上诸序并见《姑苏志》卷首，影印两江总督采进本，《四库全书·史部》（493）文渊阁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总目》亦不过称其“繁简得中，考核精当，在明人地志之中犹为近古”而已，第602页。卷首提要字句略异。

[12]一般曲史往往予人错觉，以为南曲之复兴在明中期以后，最多提到明初剧曲，虽以北剧为主，亦渐有南北交融之迹象，然而，亦不过将此一交融视为自然衍变之势而已。其实，在明初士夫的南北曲论中，南曲已渐次尊隆，甚至被尊为中原正声，而有明士夫也颇有意积极寻访南音，以重构一代礼乐，只是不能为世所用罢了。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159—164、225—229页。

[13]《四库全书总目》卷61史部·传记类存目三“二科志”条，第551页。文中所及《吴郡二科志》等书均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另，张昶，字景春，张凤翼曾祖也。皇甫序其书云：“然国史不详，郡乘亦略，于是乎始求之野。”可见，当时私人纷纷起而修志，确实意在假此以为声气相应，即所谓“求之野”耳。

[14]参见《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沈周列传》，第7631页；《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18—222页。另，明人语“吴中”，有宽狭二义，狭义者仅指苏州府，宽义，如晚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则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详参补记。

[16]（明）吴宽《家藏集》卷七〇《隆池阡表》，《四库全书·集部》（1255），第686页。吴氏集中留下大量为地方处士（包括曾任职粮长者）所做传记，其鼓吹地方礼乐之声亦正与王鏊所撰《姑苏志》相互呼应。

[17]（清）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17页。

[18]（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尚书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19]文林，并虞臣、赵宽等人，亦可列入此类。此数人均进士及第，只是居官不在台阁而已。其中，虞臣曲名最盛，人称之“柔肠度曲”，大抵致仕之后，日惟诗酒自娱，遂不妨度曲以遣兴也。然官声清肃如虞臣者，转以“柔肠”二字冠之，亦可见吴中之曲风矣。

[20]（明）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五“顾文康”条。顾氏为弘治十八年（1506）状元，与李梦阳、康海等同时，累迁礼部右侍郎，寻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入参机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12），第4页。传又见《明史》卷一九三。

[21]杨循吉《苏州府纂修识略》卷四“人物下·府署三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6），第380页。

[22]《吴郡二科志》“狂简·桑悦”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90），第136页。

[23]（明）桑悦《思玄集》卷末附提要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9），第192页。

[24]意在进取而不能，遂以狂诞为表，阎氏此议亦未免当时标榜之风，于桑氏而言，实以狂诞为主，进取为次耳，遂贻四库馆臣之讥。

[25]（明）桑悦《观戏说》，收入（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一〇二，《四库全书·集部》（1454），第129页。

[26]（明）程允昌《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首，明西爽堂刻本。

[27]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并手抄以传，其风实首倡于君谦。（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二九。通行本，《四库全书·集部》（1459），第745页。

[28]钱府《合刻杨南峰先生全集序》，（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五二，第792页。

[29]故而沈启南有诗云：“都门祖帐百花飞，多见龙钟赋式微。较取柳条千万折，不曾送一少年归。”参（明）沈周《石田诗选》卷七，《闻杨君谦致政赋此以致健羡十五首·其十二》，《四库全书·集部》（1249），第656页。

[30]杨氏《抄书》诗，（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一九，《四库全书·集部》（1392），第574页。

[31]（明）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44），第134页。

[32]王世贞即以“不大佳”三字赠之。《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二“说部·艺苑卮言附录一”，《四库全书·集部》（1281），第457页。王氏此段论杨循吉曲作文字不见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曲藻》，唯注释有说明，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41页。

[33]梁乙真所谓“颓废”，仅此一套近之，而引纪昀“任诞不羁，故其词往往近俳”语，尤为不当，此语盖论杨氏诗文，非论曲也。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1页。

[34]（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31页。

[35]例如，当时吴县袁翼，历十一试，仅举于乡，“盖其性跅弛，而意复逋荡，初未尝以功名为意。或劝之，则曰，‘吾性不耐事，慵惰成习，今仕途以礼法羁人，视吾狂易，果堪为世用耶’”。（明）文徵明《甫田集》卷三二《袁飞卿墓志铭》。《四库全书·集部》（1273），第261—262页。

[36]（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第299页。

[37]《吴郡二科志》“文苑·祝允明”，第131页。

[38]（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第133页。

[39]（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四“潜庵游戏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531页。

[40]罗宗强先生亦提到吴中有一群文人“徘徊于士人的传统人生道路与世俗人生之间”，并特别举例关于唐寅与文徵明失意科举的隐痛，及其卖诗画为生的商业倾向；亦笼统提及此类文人之“真”，云，“真，是任性自便，各从所好，而又互相包容，不强人从已”。惜此文所书者仅一侧面而已，且叙述未免大而概之。参上揭罗文。

[4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页。

[42]其余王鏊、杨循吉等，曲作不多，且雅颂之体，实出于应制者也；但一者未免台阁余习，一者则流于工者之辞耳。非曲坛之主流，略而不述。

[43]（明）张昶《吴中人物志》卷五“宦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97），第693页。

[44]（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二“曲品”，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45]（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八。

[46]（明）文徵明《甫田集》卷三〇“明故鸿胪寺寺丞致仕钱君墓志铭”，第245页。

[47]参见李舜华《南教坊、武宗南游与金陵士风的变迁》，《文化遗产》，2009年第二辑。

[48]王世贞，以吴中人而绍续李梦阳，此一会通，所会通者南与北，性灵与复古耳，同为复古，个中精神却日趋消解。自清桐城派以来，多称赏唐顺之、归有光若干文章，雅淡而情深。后人遂将唐宋派与前七子对峙，以为后者鼓吹复古，前者渐开性灵，后七子复起而矫之，是前后七子同，开公安派者，王、唐、归诸子耳。实则不然，若以精神变迁之轨迹论，自前七子至公安派，消解之势一脉而下，并无回环曲折之迹，譬如，前七子与嘉靖诸子，实俱以师道自任，不过取径不同，晚年亦均呈消解之象，后七子、公安派继之而已。

[49]（明）张国维《吴中水利书》，浙江巡抚采进本。《四库全书·史部》（578），第22、26页。

[50]万历间，明张内蕴、周大韶撰《三吴水考》，所述即苏、松、常、镇四府，而以三吴为名。

[51]《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史部·地理类存目四“吴江水利考”条，第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