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宫廷“列肆贩卖”戏初探
《曲学》第一卷
2013年，55—66页
高 莹
任半塘先生首次提出“宫戏”概念[1]，要重视宫戏即宫廷戏的思想也极为可贵。但是，帝王笃好戏剧者，是否如任先生所言首推东昏侯呢？研究发现，东汉灵帝刘宏爱好歌舞戏剧，在后宫“身为贾服”、“列肆贩卖”[2]，正与戏剧本质——模仿装扮相吻合，完全就是一场独特的宫戏演出。历代笃好戏剧的帝王，应首推灵帝，但学界尚未发现这一剧目并予以探讨。帝王后宫任情娱乐戏剧的图景，历史书写者往往讳莫如深。即使有记载，或缘于揭露和批判的目的而矫饰不清，或出于为尊者讳而故意简化或遗漏；当代研究者即使走出戏剧功能论的影响，不再简单地视之为无道昏庸，仍然囿于“合歌舞以演故事”等旧戏剧观而缺乏本质界定和深入研讨，从而使相关宫廷剧目被遮蔽成为“盲点”。
这一问题的发现极为重要，能够揭示出“潜伏”已久的宫廷戏剧演出，可作为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的补充。而且，作为新型剧目之始，需要专门命名。综合剧情表演和相关史料，我们拟名为“列肆贩卖”戏；同时，“列肆贩卖”并非灵帝个案，历代串演、不断升级，形成了一部卓具系统而又融入亵戏意味的宫廷戏史。本文专题探究“列肆贩卖戏”的本事流变及其戏剧史意义，期望填补古代宫廷戏研究的空白。
一、本事与命名
东汉灵帝刘宏，在位二十二年，由于其昏庸淫乱、卖官鬻爵，加上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等严重祸乱，以致政治局面极其反动黑暗。《后汉书·孝灵帝纪》中专门辑录了诸如夫妇互食的怪事和地裂雨雹的灾难，以为乱势之征兆。那么，相关传世文献仅仅意味着灵帝统治之黑暗吗？东晋袁宏《后汉纪》中有一处重要记载：
是岁（光和四年，181），（灵帝）于后宫与人为列肆贩卖，使相偷盗，争著进贤冠。又于西园驾四驴，上躬自操辔驰驱，周旋以为欢乐。[3]
这一材料是因为数落灵帝的罪行而有幸被记录保存。汉灵帝在后宫与宫人“列肆贩卖”以为笑乐，“为”即装扮表演，“为”、“作”，皆有表演、演戏的意思。这是有关古剧记述的一则通例，后世晋代的“作舍利弗”、唐代的“作安公子”莫不为戏。[4]从戏剧本质考量，灵帝与宫人分别装扮商贾等角色，讨价还价的故事中夹杂着偷盗情节，不乏嬉笑谐谑或者辩白斗嘴的对白。如此列肆贩卖的角色装扮，是一种典型的戏剧形态，同时隶属宫戏范畴。
如果《后汉纪》记述较为简略，干宝《搜神记》所载则细节愈加详尽，更能揭示戏剧性：“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估服，行至舍，问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谣也。其后天下大乱。”[5]显然，灵帝让宫女装扮成客店主人，他自己扮为商贾，上前买卖酒食，从中取乐。这则记载意在强调灵帝无道引发天下大乱的灵验，却因此丰富了灵帝在西园列肆贩卖、装扮戏乐的史实。范晔的《后汉书》进一步规整和梳理，使之愈加清晰顺畅：“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6]甚至不止一次提及列肆贩卖之戏：“是岁（即光和四年），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7]意思是：这年，灵帝在后宫设立市场店铺，让宫女们装扮后表演贩卖，甚至还会伴随因盗窃而互相打闹争斗的场景。灵帝本人则换上商人的服饰，在店铺里饮宴为乐。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前后三处提及此事，基本上沿袭《后汉纪》等史书而来。记之最详处：“四年，于后宫与宫人为列肆贩卖，更相偷盗争斗，上著商贾服以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8]由于在细节上吸收了《搜神记》、《后汉书》的做法，切实揭示了灵帝与宫女们商贾装扮、列肆贩卖的戏剧真相。
综合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合理还原几重意思：灵帝宫中立市、列肆贩卖，并非谋利性质的商业经营，不同于桑弘羊令官吏坐市以求利；[9]出于对市井买卖的好奇和体验，灵帝不惜降皇帝之尊，扮作商客，向宫女扮演的客店主人寻酒问食，应该分角色、有化妆，讨价问价和偷窃争斗是主要剧情，借此引发笑乐；宫女竞相装扮，为了剧情需要装扮成客舍主人，应该是女扮男装；灵帝和采女在列肆贩卖之戏中，都充当优伶的身份，表演极为通俗的商贾贩卖之事。[10]皇帝和采女，既是表演者、演员，也是消费者、观众，这样的表演属于自娱自乐；灵帝装扮、演出，后宫、西园设立了店铺市场，俨然一处露天剧场。更有趣的是，采女们争戴进贤冠[11]，大概谁演得好，就能博取奖赏，当然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做官，这或许属于表演完毕的热闹场面。在此，有必要解释“采女”。采女，即宫娥彩女，在东汉后宫嫔妃中地位最低。据《后汉书》记载：“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12]虽然东汉时后宫设置与消费走向简朴，但等级使得女性待遇不同。作为后三等之末的“采女”，除了得些节序赏赐并没有官职待遇。那么，采女从何而来呢？李善注引《风俗通》云：“采女，案：采者，择也。以岁八月洛阳民，遣中大夫与掖庭丞相工，阅视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长壮皎洁有法相者，载入后宫。”《后汉书·皇后纪》所载：
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13]
女子年满十五则及笄，朝廷又往往在秋八月结算筭赋[14]。由宦官充任的掖庭令丞，正好借机在京都附近采选童女以入掖庭后宫。朝廷向民间征收美女，也属于征收赋税，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从统治者角度看，“采女”在后宫女性中地位最低，来自民间，了解一些市井商贾之事。这些采女也许提供了基础“脚本”，热闹的商贩经营、财物盗窃等市井生活场景纷纷进入后宫苑囿，作为自然表演也不乏即兴发挥而增益剧情。
对于这一新发现的戏剧节目，需要专门科学命名。中国自古以来有“名物”之说，意思是给新生或者未名的事物命名，以辨明事理，所谓“《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作为借镜，西方的命名理论——摹状词理论，即给事物命名时，往往依据现象予以摹状，并能揭示具体的历史事件。就把握事物的特性以及识别标记而言，两者在命名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名称要揭示事物的主体情形和根本内涵，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命名依据。考量这一剧目，剧情主旨是装扮贩卖以追求行商之乐，史料记载也往往公认“列肆贩卖”为核心特征，借助剧目素材的关键字眼，我们拟命名“列肆贩卖”戏。如同曹魏时代著名的生旦戏“辽东妖妇”，正是基于史料本身摹状浓缩而来，这一命名已成为学界惯称。
既然有宫中立市，是否可以称之为“宫市”戏？日中为市由来已久，相传神农、祝融时代就已经开辟市场、买卖交易。[15]宫中立市也非纯属虚构，齐桓公宫中设有七市，因为内有与之游戏娱乐的“女闾”，而被视为亡国之妖相。[16]鲍彪注：“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后世“女闾”指娼妓聚集之所，但其本意主要便于行商。后世唐代的“宫市”，是派遣太监做宫市使到民间集市上去采买抢夺。如果以“宫市”为名，不仅太具笼统性，而且因距离核心情节太远而难中肯綮，因此不宜用此简称。
此外，论者或以为可用“秘戏”来称谓宫廷戏剧表演。“秘戏”字眼在汉代有之，它是否可以担当此任呢？历来皇家之事，常常以“秘”作为修饰，如“秘舞”、“秘府”分别指代宫中舞蹈、禁中藏书之所，以标榜神秘新奇。“秘戏”说法最早出现于汉景帝时代：“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敝补衣溺绔，期为不洁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17]这里的“秘戏”是亵戏之意。“秘戏”说法神秘笼统，内涵指向不一，有多种分歧意思。[18]“秘戏”虽有戏剧表演的义项，由于历代宫戏品类不一，用此字眼并不能清晰准确地定义“列肆贩卖”之戏。
综上，专门命名为“列肆贩卖”，不仅于古有据，符合学界约定，而且简洁明白。加之这一剧目并非偶然之举，东汉以后代不乏人，同样以列肆贩卖为核心剧情，殊有可观。从而，“列肆贩卖”能由专名而类乎通名，颇具普遍意味。
二、传承流变
继汉灵帝之后，历史上宫中立市、列肆贩卖的表演不绝如缕。《晋书》卷五三记载：“（愍怀太子司马遹）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19]愍怀太子喜欢在宫中立市，令人宰牲卖酒，甚至会亲自上阵，手揣斤两丝毫不差。此句颇可注意，愍怀太子的母亲出身市井屠酤之家，自然受其影响。但是他能有此绝技，肯定不只是母亲教育，而必须习练不辍，日久天长方可。由此推知，或者此类表演经常进行，或者愍怀太子对此技极感兴趣，反复练习。无论哪一种，都表明此类表演绝非偶然一回。据史料记载，东宫每月都有五十万钱以备日用[20]，作为太子自然不会依赖于立市贩卖以谋取钱财。《晋书》说愍怀太子从中盈利，可能对其目的有所误读，出于笑乐使人屠沽贩卖才合情理。这就侧面反映西晋宫廷爱好立市贩卖之浓，愍怀太子或许与后宫侍从一起以商贾身份装扮一番，如此更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笑乐效果。《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记载了会稽王司马道子之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21]司马道子让宫人酒肆沽卖，是为了欣赏“列肆贩卖”的表演而从中取乐。这则记述虽然较为简略，但伴随着宴饮，一场“列肆贩卖”戏布置上演了。同时，参阅下面的史料更多细微真相会渐渐浮出：“司马道子于府第内筑土山，穿池沼，树竹木，用功数十百万。又使宫人为酒肆，酤卖于水侧。道子与亲幸乘船，就其家饮宴，若在市肆，以为笑乐。”[22]可以想见，堂堂王府内竟然摆列酒肆、状如市廛，道子、亲幸与宫人都要适当装扮，表演并享受宴饮的场面，如置身市井之间。“以为笑乐”，已然透露出列肆贩卖而戏谑调笑的戏剧效果。
南北朝时期，“列肆贩卖”依然在宫中上演，逐渐呈现出升温之势。宋少帝刘义符曾有此戏：“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渊也，即龙舟而寝。”[23]记述虽然简略，不见装扮、贩卖字眼，但据灵帝、愍怀太子等交叉透视，不难揣想其间隐藏的戏剧因子。宋少帝亲自上场列肆酤卖，当然不为盈利，自然是装扮以为笑乐。南朝皇帝大多奢侈腐糜，经常做出一些荒唐的举止，但荒唐中恰恰隐藏着戏剧行为。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不仅大肆兴建豪华的宫苑，令其宠妃潘玉儿表演“步步娇”，还喜欢曲艺杂技，能担白虎幢，吹笙作歌，能弄《女儿子》等。他还痴迷装扮表演，不惜大张旗鼓：“帝乌帽袴褶，备羽仪，登南掖门临望。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24]其实，东昏侯更迷恋“列肆贩卖”之戏。《南齐书》有载：“三年夏，于阅武堂起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种好树美竹，天时盛暑，未及经日，便就萎枯；于是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毁彻墙屋以移致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继，花药杂草，亦复皆然。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25]比之以往，除去一般的贩卖情节外，东昏侯、潘妃与宫人的表演更多几分波澜。潘妃出身市井，熟悉酒肉买卖，一旦宫人所扮的商贾因买卖发生争执，就由她进行裁决。东昏侯出于宠爱不惜屈身于潘妃之下，做这位市场管理者的手下，来执行以至亲受惩罚。因为皇帝君主观演这种低贱的市井买卖之事，自然被认为荒诞不经、不务正业。当时，宣德太后治罪令中数落东昏侯的罪行“身居元首，好是贱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26]，显然就是指向此事。社会民间也有讽诵之音：“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可见此事沸沸扬扬，以致被编成歌谣传唱。
后世宫廷中，“列肆贩卖”之戏不仅受到追捧而且转变升级，彰显这一剧目的特殊魅力。唐代春日的大酺时节，会排演各样节目。从张九龄、苏颋的诗歌来看：“春发三条路，酺开百戏场……妙舞来平乐，新声出建章。”“乐游光地选，酺饮庆天从。座密千官盛，开场百戏容。”唐人大致沿袭汉魏传统，常常是用热闹奇异的百戏节目开场，之后歌舞登场以共贺升平。但是，中宗时代大酺时节的节目单上明确添置了新型剧目。中宗极为爱好戏谑游乐，诸如喜剧小品“皇后阿奢”，便由他一手导演。就是这位爱开玩笑的皇帝，竟然把极为俚俗的剧目“列肆贩卖”公演于普天臣民会饮之际。据《旧唐书》载：
（景龙三年）二月己丑，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继而左右分曹，共争胜负。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27]
从记载看，中宗没有走上表演场装扮过瘾，但能表明他同时作为导演、观众予以安排、欣赏的热衷程度。既然“为市肆”、“为商贾”，显然指向场景、角色的模仿装扮，可以推想贩卖、忿争等戏剧化情节，“以为笑乐”再度点明这一剧目的火爆效果。这里有三大显著变迁。其一，“列肆贩卖”以往只是出现于皇家后宫或府内苑囿，皇帝自娱自乐而已，中宗时始有在国家大型公开场合表演的记录。其二，以往参演角色除去皇帝太子，便是宫女，此处增进公卿大臣。其三，在“列肆贩卖”的主打情节中添加亵戏的成分，“不亵不笑”的艺术通则尤其适合市井风味的剧目。言辞忿争猥亵，列肆贩卖兼具亵戏的成分，造造愈加浓郁的笑乐气氛。然而，《新唐书》对于同一事件做出如此描述：“三年二月己丑，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28]对比后不难发现，它略去了宫女公卿一起表演列肆贩卖的情节，仅仅一个“宫市”字眼很难见出掩盖的戏剧实质。也许《新唐书》著者认为详尽实录无益于中宗的形象，或者以为不重要而简化了记载。后来《资治通鉴》基本是沿着《旧唐书》的路子，虽然简化了文字，尚能见出立市贩卖的戏剧情形。宋代亦不乏此类文献。爱好游赏的徽宗效仿汉灵帝、北齐后主，笃好立市贩卖和装扮行乞，并和幸臣蔡攸、王黼等一起观看后宫秘戏。[29]只是面对杂剧院本以及各样通俗文艺愈加发达的时代，“列肆贩卖”已然小巫不敌大巫，淡出了研究者的关注视野。至于众所周知的明武宗的故事，他开设皇店，身着商人衣、头戴瓜拉帽，于宝和六店与宦官店主进行贸易、讨价还价，别立市正、负责调解纠纷；在酒家与宫女、勾栏女艺人所扮酒妇娱乐嬉戏等[30]，则因徒具戏剧起源时的“儿戏”性质而付之笑谈和史论了。清代学者赵翼虽然曾经梳理宫中立市的线索，认识到“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31]，但他仅仅是从宫中屠贩角度关注史实，终究未能从列肆贩卖的模仿装扮本质去揭示这一宫廷剧的真实面目。
三、价值评估
（一）我们认为，戏剧的本质为模仿装扮。汉唐演出“列肆贩卖”之际，从皇帝、后妃、臣僚到宫女各有角色分工，有装扮表演，不乏生动的故事情节，符合戏剧本质界定，又因在宫廷苑囿中表演，为一出宫廷剧目应无疑问。然而，相关史料只是作为宫中游戏娱乐或曰昏君劣迹被传载，古剧研究者因受旧戏剧观“合歌舞以演故事”的限制，从未对此予以专题探究。因此，这一新型剧目有补于中国古代戏剧史，尤其是古代宫廷戏的表现情形。
从剧情来看，以宫中立市、列肆贩卖为基础，商贾和客舍主人之间买卖问答，中间穿插因盗窃财物而引发的争斗，科白兼有打斗，滑稽融入表演，未见歌舞记述，戏剧色彩很浓，势必产生耍笑逗乐的效果，无异于一出笑乐剧目。作为一种宫廷戏形态，东汉灵帝首开先河，后世传承、日渐成熟、升级新变，所谓宫中立市、为商贾服、列肆贩卖、盗窃争斗、言辞猥亵，笑乐中见出亵戏的性质，也是这一剧目随着口味需求升华使然。唐代之前未见史料记载“列肆贩卖”戏中有猥亵言辞，但当灵帝和宫女扮为商贾和店主，能够生发笑乐，也许不仅仅是贩卖情节所发生的效果。亵戏成分已明确出于中唐时期。唐中宗为增加看点，令装扮同样身份的臣子和宫女在贩卖之时“因为忿争，言辞猥亵”，有唐一代猥戏、亵戏因子比比皆是，“列肆贩卖”的亵戏成分正与此呼应。后世宋金元杂剧院本中的《闹酒店》、《哮卖旦》、《调贼》等调笑剧目，透过剧目名称，应在某些情节或者喜剧精神上有所贯穿关联，或为汉唐以来列肆贩卖剧目影响所及。
（二）“列肆贩卖”戏，题材极为通俗，成为宫廷戏其来有自，与市井文化的浸染以及君主爱好有密切关联。虽然两汉时期不断出台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官营以及各地区的商业贸易一直存在，市井社会中更是弥漫一股商业气息。而且早在西汉，汉胡交流已很频繁。张衡《西京赋》：“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从边境地区逐渐影响到内地，中外商贩往来愈多，东汉晚期包括酒家胡在内的各样西域商贾最为突出。以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为标志，他们的出行不仅“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而且直接影响汉朝政府设吏管辖，“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32]。显然，往来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大量胡地商贩的涌入应对中原汉族生活有所影响。事实上，不用说蜀地著名的文君当垆卖酒，由于受胡文化影响，妙龄女子当垆卖酒的经营模式渐为普遍现象。辛延年《羽林郎》诗中说：“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市井中处处充斥着迥然于传统农业生活的商业现象，可见当时胡地习俗对中原之渗透。[33]何况灵帝本身就是一个“胡文化控”，即胡地乐舞习俗的着迷者。据《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4]当时，汉灵帝率先热衷胡文化，而且他的个人爱好引领了一时风尚，使当时的京都上层纷纷仿效。内外影响之下贩卖盛行，商业气息浓郁，为“列肆贩卖”戏的产生提供重要前提。
汉灵帝热衷俗乐，西园是其享乐游赏的重要场合。梁代刘昭所注《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述“灵帝数游戏于西园”；西园有擅长鼙舞鼓吹的李坚[35]；东汉宫廷内外可能有多个机构掌管俗乐。除去熟知的黄门鼓吹之外，还有西园鼓吹参与其中。[36]就在西园，灵帝数次和宫女们贩卖为戏。据记载，灵帝因厌倦宫中生活就寻觅市井乐趣：“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嬉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37]侍奉皇帝出入禁中的两位官吏，投灵帝之所好，招来的无行之徒会大肆编排民间俗事，还不免绘声绘色有所渲染嬉戏。灵帝高兴之极，就会赏赐升迁这些表演者，所赐职位当然是虚名。“无行趣势之徒”盖为市井艺人，或为民间善表演者，身份卑微低贱，其谑谈功夫用来娱人、供人取笑，所谈如同剧本素材有助于灵帝酝酿排演“列肆贩卖”之戏。
（三）演出之时，汉灵帝扮作商贾，身穿商服，其他角色自然也会装扮一番，当时尚无明确定型的戏服，应大致仿照生活真实而来，角色的戏装因身份不同而有别。灵帝为求笑乐而不拘礼法，在演出“列肆贩卖”时为商贾之服，服饰应该足具特征，角色身份才会彰显。当时的商服究竟怎样呢？由于儒家文化、礼制思想之影响，社会上不同身份、阶层人们的服饰有明显差别。《礼记·坊记》载：“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而民有所让。’”[38]历史上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工商业往往被视为贱业。汉高祖初年实行抑商政策，高祖八年，曾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39]。之后，高祖等又颁布法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40]。可见，当时商贾社会地位受到排挤，其服饰也便普通甚或低贱。直到东汉对商服依然有很多限定，《后汉书》载：“贾人，缃缥而已。”[41]所谓“缃缥”，是指除去浅黄、浅青色，商贾服饰无权享用更多色彩，几同庶民。魏晋南北朝时期，商贾命运没有什么改观，甚至着装都受有侮辱性的限定：“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自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再以前秦为例，当时不仅贬称商人赵掇等为“商贩丑竖”，而且明确规定：“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42]当权者虽然出于抑制奢侈的愿望，但视工商与皂隶等同，对于衣服的颜色、质地、样式等都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商贾之服自然有其特征，在当时不免属于贱服行列。依此类推，根据角色需要化妆为客舍主人，自然也是时人一望便知身份分晓的服饰。宣德太后数落东昏侯沉迷贩卖贱事，所谓“危冠短服”，应与南齐商贾服饰有所关联。对于宫中表演者而言，这些服饰都与常服迥异，更增无限趣味和笑料。因此，“列肆贩卖”之戏有助于侧面传递当时戏剧表演的服饰信息，能够进一步丰富汉唐戏剧的服饰认知。
（四）汉唐“列肆贩卖”戏中，皇帝常常会和宫女、臣子一起粉墨登场、串戏为乐，自嘲自弄如此有趣，其非优伶身份折射出戏剧发展的生态特点。掖庭本掌内廷乐舞之事，“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43]。东汉的采女，出身市井，采入掖庭为宫中女乐，也并非专业俳优。“列肆贩卖”戏中采女又临时充任女优，至多是数次客串演出，但由此可侧面想象当时专业演员的演剧水平。此类表演应非个案，不只偶尔演出，并代有传承，从服饰装扮到角色扮演，都应该因为不断编排演出趋于成熟化，侧面折射出当时戏剧表演的生态状况。君主表面上重农抑商，但缘于好奇和娱乐，往往毫不避讳，甚至投身于“列肆贩卖”之戏。他们扮以商贾贩夫，身穿贱服，与宫女、臣子一起嬉戏，平时也许还会进行专门的编剧、模仿、排练，新奇的娱乐改变了宫中歌舞的单调与陈旧，满足了内心对市井俚俗的好奇与体验。
（五）作为标本，“列肆贩卖戏”有助于揭示古代宫廷戏的历史生态，借此可以开拓古代戏剧研究的新视野。帝王之事，历来是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其后宫生活更是忌讳异常。《诗·鄘风·墙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中冓，宫闱、宫廷内部。为尊者讳，这一避讳传统甚至使得许多宫闱笑乐之事成为禁区。又由于后宫之事的记载本身存在风险和挑战，一般史家往往避重就轻，而对于君主的娱乐行径不惜出以筛选、隐晦、伪饰之笔，即便对昏君废帝的戏乐稍有记述，也是为了制作“大字报”而予以批判鞭挞，以为后世警戒。[44]深受正统思想浸染的史家对于“列肆贩卖”一类荒诞不经的装扮表演，对于离经叛道的声色爱好，自然是严加斥责并借此发出谶纬应验：“此服妖也。其后天下大乱。”[45]灵帝喜好胡服、贱服和列肆贩卖之间也许有某些联系，他扮作商贾时脱下九五至尊的帝服，代之以贩夫走卒之贱服，难怪正统舆论会视之为“服妖”。历来史家正统著录、批评灵帝之祸，无不持以相同论调：“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46]不过，灵帝列肆贩卖以为笑乐，绝非以营利为目的。如此“君不为君，臣不为臣”的嬉戏表演，无论如何只会被正史另眼相看，如记载唐中宗之事，从《旧唐书》到《新唐书》的有意筛选等。由此推想，历史上的宫廷戏史料不过为残篇、局部，不全或流失者难免有之。这不仅缘于禁内隐秘难以外传，而且史家书写帝王事迹时，出于政治箴戒目的侥幸流传一些，更多放纵无端的戏剧娱乐会出于政治教化角度删削屏蔽。
总之，“列肆贩卖”戏的产生并非偶然，与汉唐商业发展、域外交流、市井世俗口味、追求新奇娱乐等关系密切，透露出宫廷和民间之间的交流互动。由于早期戏剧有混融于游戏的一面，又受为尊者讳、因人废戏以及遗漏简化史料的影响，由于戏剧研究者受传统戏剧观“合歌舞以演故事”的局限，一些戏剧形态的真相一直未能呈现出来。如同考古发现，珍稀的瓷器残片往往隐含着很多可贵的信息，有时候比普通的完整器价值还大。“列肆贩卖”仅是沉船一角。我们有必要打破庸俗社会学以及戏剧功能论之束缚，科学界定戏剧本质并重新衡定戏剧史料，努力打捞更多尚被遮蔽或处于盲区的戏剧形态，以勾勒更为清晰深刻的古代戏剧发展轨迹。
【注释】
[1]“民间戏而外，当言宫戏。我国帝王笃好戏剧者，首推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其次是北齐后主高纬，其次方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6页。
[2]列肆，布置排布酒馆客舍等店铺。汉代市场店铺往往称为“市肆”。贾谊《谏铸钱疏》：“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后汉书·王充传》：“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世沿用，苏轼《郭忠恕画赞》：“时与役夫小民入市肆饮食。”均带出浓郁的市井风味。
[3]（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2年，第472页。
[4]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5]（晋）干宝《搜神记》卷六，《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7—328页。
[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〇三《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3273页。
[7]《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346页。(www.xing528.com)
[8]（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440页。
[9]《前汉纪》卷十三：“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卖，求利独烹弘羊，天乃雨。”
[10]《汉书·礼乐志》：“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汉武帝时代，内外即有相应的俗乐机构，并延续后世。此处采女，由掖庭采入，身份应为掖庭材人。（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1071页。。
[11]进贤冠：古时朝见皇帝的一种礼帽，为儒者文官所戴。《后汉书·舆服志下》：“贤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后汉书》卷一二〇，第3666页。
[12]《后汉书》卷十《皇后纪》，第400页。
[13]同上。
[14]《汉仪注》：“八月初为筭赋，故曰筭人。”即每年八月初，朝廷向天下征收捐税、租赋，便开始结算赋税。出人中核算赋税之官称为笄人。筭，古“算”字。
[15]《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初学记》二四二引三国蜀谯周《古史考》：“神农作市，高阳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16]（西汉）刘向集《战国策·东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17]（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三《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772页。
[18]笔者另有“秘戏”专论，限于主题兹不展开。
[1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8页。屠酤：亦作屠沽，指宰牲和卖酒，也泛指职业微贱之人。这则故事为后世津津乐道，被暗用到谜语中：“魏孝文帝云：三山横，两人从。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儿斫肉与秤同，有人辨得赏金钟。”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五诗文类·千文虎序；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谜即古人之隐语”。“屠儿”句应该是说愍怀太子之事。
[20]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参见《晋书》卷五十三，第1458页。
[21]《晋书》卷六四，第1734页。
[22]（梁）萧绎《金言》卷三，陈伉、张恩科译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23]（梁）沈约《宋书》卷四《少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66页。
[24]（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七《东昏侯》，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5页。
[25]同上，第104页。市令：古代掌管市场的官吏。市魁：古代管理市场的役吏。
[26]同上，第107页。
[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中宗》，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页。
[2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中宗皇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页。
[29]详见《宣和遗事》前集：“（徽宗与高俅等）无日不歌欢作乐，遂于宫中内列为市肆，令其宫女卖茶卖酒及一百二十行经纪买卖皆全”以及《续资治通鉴·宋徽宗宣和元年》等记载。
[3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六《武宗纪》以及（清）程嗣章《明宫词》等多有记载。
[3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76页。
[32]《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33]有关胡商细节，详参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第110—114页。
[34]《后汉书》卷一〇三，第3272页。
[35]（三国）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二《鼙舞歌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23页。
[36]参见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82—83页。
[37]《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第1992页。“待以不次之位”，始出《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也简称“不次之迁”。
[38]（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五十《坊记》第三十，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3页。
[39]《汉书》卷一《高帝纪》，第65页。
[40]《史记》卷三〇《平淮书》，第1418页。
[41]《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志》，第3677页。
[42]《晋书》卷一一三《苻坚》，第2888—2889页。
[43]《汉书》卷二二，第1071页。
[44]但凡君主沉湎于田猎、酒色等，史书即做如此简略记载，《尚书·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国语·越语下》：“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其实迷恋歌舞戏剧同样如此，由于史书的简化和省略也造成许多戏剧场景的模糊与缺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8页。
[45]《后汉书》卷一〇三《五行志一》，第3273页。
[46]（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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