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素王妙论》的真实考证结果

司马迁遗著《素王妙论》考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阳　清

司马迁虽以《史记》闻名，但其他为世所熟识之作品，仅有《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两篇。前者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后者见《汉书》本传及《文选》。而事实上，《汉书·艺文志》“赋类”载“司马迁赋八篇”^[1]，《隋书·经籍志》“别集”载“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2]，同书“五行家”亦载“《太史公万岁历》一卷”^[3]、“太史公《素王妙议》二卷”^[4]，皇甫谧《高士传》载司马迁《与挚伯陵书》^[5]，《魏书·殷绍传》载“史迁”曾撰注“堪舆八会”^[6]，可知太史公不少作品，惜已不存。今可见原稿之端倪者，唯《与挚伯陵书》、《素王妙议》部分佚文，历代学人对此亦争议颇多，莫衷一是。

皇甫谧《高士传》叙司马迁与高士挚峻(字伯陵)之书信往来，其中太史公所作，为《与挚伯陵书》，挚峻所作，即《报司马子长书》。王国维指出:“若《与挚伯陵书》，则直恐是赝作耳。”^[7]与此不同的是，郑鹤声认定此文不假，当司马迁写于“为太史令时”^[8]，吉春亦认为书信符合史实，当写于“司马迁三十八岁”，亦即“汉武帝元封三年癸酉(前108)”^[9]，因为从文章内容看，正是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的激进心理和‘一心营职’行为的表现”，“与挚峻的消极退隐行径截然不同。”^[10]今观《高士传》文本，其中《与挚伯陵书》篇制短小，虽是略本，但为太史公所撰无疑。

《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记《素王妙议》。原书录“《灶经》十四卷”，下题“梁简文帝撰”，又以小字下列梁代《祠灶书》、《六甲祀书》、《太玄禁经》、《白兽七变经》、《墨子枕中五行要记》、《淮南万毕经》、《淮南变化术》、《陶朱变化术》、《三五步刚》、《五行变化墨子》、《淮南中经》、《六甲隐形图》等诸书，末曰:“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议》二卷，亡。”^[11]此一名称，《隋书》“校勘记”又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集解引文，改“议”为“论”，他书所引，则多作《素王妙论》，亦有见解不同者，题作《太史公素王妙论》。此篇原稿早佚，今存辑本两种:一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本，简称严本;二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简称马本。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人。嘉庆五年中举，官建德县教谕，后引疾辞归，乃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和藏书家。严氏精考据之学，成果丰硕，曾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今传原本较佳者，为光绪年间黄岗、王毓藻刻印，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其中《全汉文》从《太平御览》、《困学纪闻》中采得两节(笔者按:实为三节，因后两节被合为一节)，是为《素王妙论》佚文。^[12]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室号玉函山房，山东历城人。道光年间中举，累官至陇州知州，生平见《续历城县志》、《明清进士题名录》，晚清著名学者、藏书家。马氏以辑佚古书著称，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因其搜罗完备、卷帙繁复，为前人所不及，被称为清代辑佚第一家^[13]。今传原书有清刻本五种，其中以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刊本、光绪十五年绣江李氏刊本较为完备。据考察，马氏从王充《论衡·命禄》辑得“太史公”一节，从《太平御览》得“素王妙论”三节，合录为四节一卷。^[14]此外，另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集解所引“素王妙论”一语，严本、马本均失辑。现综合诸家所得，整理《素王妙议》如下:

1.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宰氏，字文，尝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出自《太平御览》卷四百四^[15]，原文“尝”作“当”，“宰”作“辛”。马本原文无“氏”字，“尝”亦作“当”，“宰”亦作“辛”，其引书作“《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当”应为“尝”字形似误，“辛”当为“宰”字形似误，今据严本及鲁迅《范子计然》序^[16]改正。

2.范蠡本南阳人。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集解^[17]、《吴越春秋·勾践人臣外传》徐天祜音注^[18]、《尚史·越诸臣传》注^[19]。《史记》、《吴越春秋》引文相同，《尚史》所引无“范蠡本”三字，今据前二书。严本、马本均无此节。

3.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出自《论衡·命禄》^[20]，原文前题“太史公曰”，其他文献均未见此节。马本不知何故，又把上文后多句，亦即“是谓从富贵为贫贱，从贫贱为富贵也。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自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辑入太史公《素王妙论》。此段长文实王充所作，其他文献均引自《论衡》，马氏辑入《素王妙论》并无根据。

4.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而泽及乡里也。出自《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二^[21]、《玉海》卷六十二^[22]，文字相同。《汉艺文志考证》卷六、《困学纪闻》卷二十、《西汉文纪》卷十、《陕西通志》卷七十五，亦相引用。严本合下节并之为一节，马本则单独列出。

5.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荣，如范子可谓晓之矣。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自是以后无其人，旷绝一百有余年。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范蠡为越相，三江五湖之间，民富国强，卒以擒吴。功成而弗居，变名易姓，之陶自谓朱公。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之间，三致千万，再散与贫。出自《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二^[23]、《北堂书钞》卷四十五^[24]、《玉海》卷六十二^[25]、《路史》卷十四^[26]、《天中记》卷三十九^[27]、《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四十八^[28]等。《书钞》、《御定渊鉴类函》仅引“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二句。《玉海》、《路史》、《天中记》“荣”字均作“亲”，前者“二十一”作“三十一”，无“子贡”至“余年”、“为越”至“朱公”之间文字;中者引“黄帝”至“晓之矣”，作“大(笔者按:亦即太)公素王妙论”;后者无“子贡”至“天下”之间文字。《汉艺文志考证》卷六、《困学纪闻》卷二十、《西汉文纪》卷十、《陕西通志》卷七十五，亦相引用。今观马本、严本，“荣”字亦均作“亲”，实形似而误，马本“民富国强”无“强”字，严本合上节并之为一节，今据《御览》原文改正。

根据上述佚文，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其一，原文第三节“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虽未标明出自《素王妙论》，但已在《论衡·命禄》中定为“太史公曰”，且《史记》全书及其佚文均不载录，其内容非但不与司马迁其他遗著关联，而且与《素王妙论》现存佚文贯通，因此在没有明显证据说明此句不属于《素王妙论》的前提下，可视之为其中的文字。其二，《素王妙论》的整体框架已难还原，但根据仅存佚文所得，其规模不像一部著作，而应该是一篇散文。毕竟，上述佚文在内容上已构成一个整体，亦即以范蠡这个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和评论，除此之外，别无他义，故《隋书·经籍志》、《玉函山房辑佚书》录为二卷或一卷，疑未妥当。其三，缘于《素王妙论》本身的特殊地位，亦即与范蠡诸人、司马迁《史记》以及古典经济思想的直接关联，原文之命名、作者与时代、思想及其意义等，都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素王妙论”之命名，实令学人迷惑不解:关于“妙论”，何义门解释曰:“意者犹云戏论也”^[29];关于“素王”之说，诸家看法尤其各异。王应麟《困学纪闻》言:“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太史公著论，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术，岂以家贫无财赂，有激而云，如《货殖传》之意欤?然何足以为‘妙论’?”^[30]此种疑惑，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马国翰认为:“书题‘素王’，盖以孔子为向往”^[31]，亦即所谓“素王”，乃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二是姚振宗认为，“素王”指的是“上古帝王”，其根据是:“《殷本纪》云:‘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隐》曰:‘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故“素王之义本如此。”姚氏还指出:“以孔子为素王，七十子为素臣，乃谶纬家之言，史公之时，或尚未有此说。考《汉志》道家，首载《伊尹》五十一篇，疑《素王妙论》出《伊尹》书，即尹言素王之事，后人推论其说，故又有计然、范蠡之事，而史公引之也。”^[32]王国维又与上述诸家不同，认为该名称“盖取《货殖传》素封之语，故曰素王，非《殷本纪》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33]据《史记·货殖列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正义》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34]今比较《伊尹》、《素王妙论》现存佚文，恐王氏之说较妥。

《素王妙论》作者与产生时代亦存争议。原篇因《汉书·艺文志》不录，遂引起后人无限猜疑，王国维指出其撰者并非司马迁，有可能是“魏晋人所依托”^[35]。尽管如此，《史记集解》、《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等文献，均题撰者为“太史公”或“司马迁”。而《隋志》之前，尚有汉代刘歆《七略》云“司马迁撰”。刘歆之说，源自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太史公《素王妙论》”之“原注”所引《史记正义》:“《七略》云:司马迁撰。”^[36]今本《史记》“三家注”已不见此引文，但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所辑《史记正义》佚文言:“《七略》云:‘《素王妙论》二卷，司马迁撰也。’”不仅如此，《史记会注考证》又曰:“《正义》‘七略’以下十七字，依桃源钞补，与《困学纪闻》所引合。”^[37]由此足证刘歆《七略》之说有据可考。又，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六、《玉海》卷六十二，特别是清代《续通志》卷一百六十四、《陕西通志》卷七十五等，都引《七略》云“司马迁”所撰，此亦可谓另一重要佐证。

姚振宗当世未见泷川所辑《史记正义》佚文，遂据其《隋书经籍志考证》“法家管子”条下按语^[38]断言:“《史记正义》引《七略》，皆《七录》之误”，“凡《正义》他所引《七略》，亦皆《七录》之误。”姚氏言之凿凿，且云“案《七录》序目”，《素王妙论》列“术伎录杂占部”，又云:“案囚死、旺相为术数家言，或其书大旨亦近似术数，此《七录》本志所以入之此类欤?”由此得出:“大抵此书因史公论述以传，非尽出于史公也，审矣”。又曰《隋书》“以上自《太玄禁经》至此，凡十一部，《七录》皆入之术技录杂占部，考唐、日本国书目，五行家其分目有咒禁、符印、仙术三门，此类实近似之，唯《素王妙论》为不类，疑本志抄录，有移易前后之误。”^[39]今观姚氏之说，真可谓漏洞百出:首先，今刘歆《七略》仅存辑本，阮孝绪《七录》仅存序、目，且二书均无《素王妙论》记载，姚氏时处晚清，同样无法见其原本，故其结论仅臆测而已。其次，姚氏所引“囚死”、“旺相”之言，本为王充《论衡》中文字，却依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而无任何判断。再次，姚氏前说《素王妙论》“大旨亦近似术数，此《七录》本志所以入之此类”，后云与《太玄禁经》相比，“唯《素王妙论》为不类，疑本志抄录，有移易前后之误”，因此前后逻辑矛盾，龃龉难通。最后，按照《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氏根据《史记·货殖列传》序云:“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继而承认此序即太史公以前之“妙论”^[40]，由此从语意上看，今存《素王妙论》其他佚文，亦当归属于太史公。

王国维一方面认为《素王妙论》之名称，“盖取《货殖传》素封之语”，这实际上道出此文跟司马迁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却指出撰者并非司马迁，有可能是“魏晋人所依托”，那么其结论应是:魏晋士人窃取了司马迁及其《史记·货殖列传》的思想。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既毫无证据，又不合情理。马国翰指出:是书“推详贫富，有取于计然、范蠡诸人，则亦发愤著书，与作《史记·货殖列传》，同一微意。”^[41]今观《素王妙论》佚文第五节“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自是以后无其人，旷绝一百有余年”一语，其中“一百有余年”，恰恰是吕不韦(?－前235)^[42]至司马迁(前145—前86)^[43]时代的历史间距;而从思想内涵来看，《素王妙论》直接或间接关涉到《史记》文本多篇，原文不单与《史记·货殖列传》文义相通，而且与太史公较为先进的经济思想体系融会贯通。故根据以上考实，笔者肯定此文为司马迁所撰。吉春指出:“《素王妙论》很可能是《货殖列传》的补充遗稿”^[44]，这种说法较为可取。

太史公《素王妙论》旨在赞美积极创造财富、惠施于民的经济观念。原文以范蠡为核心，前后谈到计然、黄帝、子贡、吕不韦、管子、伊尹、桓公等人:其中计然为范蠡之师，黄帝、伊尹、管子为范蠡效法的对象，子贡为范蠡当世的同类成功者，吕不韦为范蠡的学习者，桓公为管子经济思想的受益者。关于子贡、吕不韦的经济观念和财富手段，《史记》本传已载，兹不赘述。今传“计然”之经济思想，有马国翰辑范蠡所撰《范子计然》三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农家类，其中“富国篇”颇具代表性;范蠡之经济思想，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史记·货殖列传》。又据《路史·后纪》“黄帝纪”记载:“(黄帝)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财用自是作，而刀棘繇此显矣”，罗苹注曰:“五法乃财用之法术”，“岂税敛率削云哉”^[45];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6];据《管子·轻重》记载:“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47]，同篇又载管子答桓公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48]如此种种，文献足证《素王妙论》之逻辑思辨较强，实乃一以贯之的经济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因其涉及不同时代的杰出人才，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文厚度和历史深度，而且构成了我国上古时代经济史的雏形。要之，《素王妙论》因其超越时代的积极的经济观念，不失为研究我国古典经济理论的重要参考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太史公《素王妙论》于《隋书·经籍志》列为子部五行类，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亦收入子编五行类，姚振宗《隋志考证》则谓此文于《七录》序目中列术伎录杂占部，王应麟《汉志考证》又补入诸子略道家类，如此种种，其主要根据并不在于原文的内容和主题，当是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9]数语影响所致，故而不甚科学合理。唯有北宋《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使其杂置于《姓氏英贤录》，《汉魏先贤行状》，曹植《汉二祖论》、《成王论》等杂传，杂记当中，由此与《史记》“列传”之风操一脉相承，不由令人服膺编者之识见。

【注释】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9页。

[2]魏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6、1034、1038页。

[3]魏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6、1034、1038页。

[4]魏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6、1034、1038页。

[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3页。

[6]魏收:《魏书·殷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6页。

[7]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8]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64页。

[9]吉春:《司马谈、司马迁遗著考》，见《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10]吉春:《司马谈、司马迁遗著考》，见《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11]魏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38页。

[1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3页。

[1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9页。

[14]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八函第一册)，子编五行类，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刻本。

[15]李昉等:《太平御览》(第二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71页。

[16]鲁迅:《范子计然》序云:“郑樵《通志》《氏族略》引《范蠡传》:蠡师事计然。姓宰氏，字文子。章宗源以辛为宰氏之误。”详见《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7页。(www.xing528.com)

[17]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2页。

[18]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人臣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19]李锴:《尚史·越诸臣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0]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页。

[21]李昉等:《太平御览》(第三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66页。

[22]王应麟:《玉海》(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1172页。

[23]李昉等:《太平御览》(第三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66页。

[24]虞世南:《北堂书钞》，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128页。

[25]王应麟:《玉海》(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1172页。

[26]罗泌:《路史·后纪》(第五卷)黄帝纪上，赋秋山汇评摹宋重刻本。

[27]陈耀文:《天中记》(第三十九卷)，光绪戊寅听雨山房本。

[28]玄烨:《御定渊鉴类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9]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3－2114页。

[30]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3－2114页。

[31]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八函第一册)，子编五行类，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刻本。

[32]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585页。

[33]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34]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35]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2页。

[36]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3－2114页。

[37]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十一，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2546页。

[38]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765页。

[39]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585页。

[40]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585页。

[41]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八函第一册)，子编五行类，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刻本。

[42]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43]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79页。

[44]吉春:《司马谈、司马迁遗著考》，见《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45]罗泌:《路史·后纪》(第五卷)黄帝纪上，赋秋山汇评摹宋重刻本。

[4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3255页。

[47]马百非:《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2、493页。

[48]马百非:《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2、493页。

[49]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2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