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是秦汉时期特殊时势所造就出的一位具有英雄色彩的悲剧性人物，在司马迁的笔下更是历经千年仍然血肉饱满，感人至深。司马迁用其不虚美、不隐恶的笔法，使得《项羽本纪》成为整个《史记》中形象最真实，场面最生动，情感最强烈的一篇传记，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人物的喜爱程度，相信其在撰写《项羽本纪》时，着实花费了一番心血。本文借助美国心理学家希尔瓦诺·阿瑞提的内觉体验理论和移情及内模仿理论对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做一探析，揭示其人生经历、思想源流等对于司马迁创作心理的影响，发现其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动向，以至于在多重作用下使他写出感动人们几千年的不朽的《项羽本纪》。
一、司马迁的思想对其创作心理的影响
1.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追求
要了解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审美，我们需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起。司马谈在汉初时任太史令，所处文景时期，深受黄老之学影响。他在《论六家要旨》中解释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才如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从而全面肯定了道家思想。作为司马谈的儿子，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其父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家思想从很早的时候已深深地扎根于司马迁的思想之中。而后，开明的父亲司马谈让司马迁顺应时代潮流，师从儒学大师孔安国，从此，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便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司马迁的思想除了杂糅了儒道之外，在他外出游历时还融入了侠义的思想，这些都使得司马迁身上同时具备了浪漫与现实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南北文化的融合。这种南北文化融合的思想也与时代提供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西汉王朝是继秦王朝之后一个空前强大、空前统一的政权，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得以大规模地进行开拓边疆的战争，又促使了统一局面的扩大和稳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汉族和周边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李商隐《茂陵》诗云:“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而这空前的局面开拓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形成了人们博大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在司马迁的多元思想以及南北文化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形成了一种“爱奇”的审美追求[1]。周边国家的奇风异俗、古代仁人志士的奇闻异事等等都是司马迁热爱和追逐的对象。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包括本纪和世家)，司马迁特别注目于那些奇才、奇功、奇言的人物，并着力突出他们鲜明的个性和特异的气质[2]。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而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就着重描写了项羽力大如牛、英勇无比的“奇人异事”，突出了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霸王的气概和“自刎乌江”的英雄气节。
2.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心理
在司马迁的一生中，李陵案无疑是他生命的转折点。在他践行儒家思想努力积极入世之时，李陵案就像一盆冷水浇透了司马迁的满腔热情。一句辩解换来的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宫刑，把司马迁从天堂送到了地狱。而事发后的人情冷漠更让司马迁看到了那些腐败的当权者酷烈阴毒的行径和虚伪奸诈的伎俩，饱尝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从此司马迁很少再过问政事，而埋头于《史记》的创作，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通过这些事件，说明了他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时候横遭打击，对现实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通过著述来明志。司马迁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到同样的不幸，便希望能著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以通其义与后人，寄希望于未来。于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诞生了。
3.浓重的悲剧意识
李陵之案对于司马迁身心的打击，使得其内心深处充斥了浓重的悲剧感。司马迁儒道侠杂糅的思想，使得他不为任何一种思想所左右，能够兼采众长，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独到的想法。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们充满了敬佩之情，在撰写《史记》人物列传(包括本纪和世家)中，有近三十篇以悲剧告终。其中就包含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项羽本纪》。在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中，有的是咎由自取，比如《李斯列传》;有的是虽有奇才，却无仁爱之心，终于祸及其身，比如《酷吏列传》;有的是忠贞正义之士却惨遭迫害，比如《李将军列传》;有的是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比如《伯夷列传》。在司马迁看来，只有通过为悲剧人物作传，才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不仅使自己的内心情感得到了宣泄，而且净化了读者的心灵。
二、《项羽本纪》的创作与司马迁的内觉体验
司马迁创作《项羽本纪》的动机更多地源于对项羽这个人物的审美偏好。项羽这样一个力大如牛的奇人，豪壮勇猛、英勇善战，却因为自身的性格缺陷而无法完成理想，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这样一个人物恰好符合了司马迁的审美心理，而他不顾传统把失败的项羽列为本纪，给这样一个悲剧人物以英雄色彩，不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与司马迁在内心深处的体验息息相关。人人都有自我认同的心理，虽然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认为自己的不完整给家族添耻，愧对祖上。但是司马迁的心灵深处却认为为了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而忍受宫刑之侮辱是值得的，这样的人亦能称之为悲剧英雄。美国心理学家希尔瓦诺·阿瑞提认为这就是作家“内觉体验”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人以内省的方式直接体验到“情感倾向”[3]。在中国古代，文艺心理研究对人的内觉体验也有着极为丰富的描述。感兴说、象外说、滋味说、兴趣说、妙悟说、神韵说、性灵说等都是对人的艺术内觉体验的发现和总结[4]。而宫刑之后的司马迁感受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体味着这种不安和冲动的苦涩，并把这种内觉体验形式化为他的著作。这种“内觉体验”亦是司马迁的生理本能活动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生命体验的结合，与司马迁的个性气质、本能冲动、个体需求、价值取向、思想建构等息息相关。对悲剧来说，司马迁更是有噬心镂骨的体验。他在创作《项羽本纪》时，确实做过特定的加工处理，增添了项羽的才气过人、不忍之心、英雄豪情，减少了项羽的年少鲁莽、做事缺乏恒心、残暴不仁、目光短浅等。特别是司马迁受到宫刑后，专心于《史记》的创作，专注于内心深处的自我，在撰写悲剧人物传记时内觉体验便更加强烈了。《报任安书》中写到司马迁在宫刑后“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惨痛的经历使得司马迁更倾向于描述那些真实处境与理想格格不入的悲剧英雄的人格闪光点，认为他们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是身上依然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英雄气概，是那些伪善的当权者所不具备的。《项羽本纪》的创作正是基于此，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悲剧英雄，不成功便成仁的刚烈人生追求，正是此时此刻司马迁的真实感受。正如第一部分所述，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不肯过江东”的铮铮傲骨，“霸王别姬”所显示的新型的妇女观等等不同于常人的“奇事”，以及项羽的悲剧结局，不仅符合司马迁的审美追求，而且和司马迁有着共同的悲剧经历甚至结局，在心灵上会有一种共鸣。正是因为内觉体验不仅包括人的本能冲动，而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司马迁在创作《项羽本纪》时拥有独立的思想，并且糅合了自己的悲剧体验，把悲剧人物的行为思想刻画得淋漓尽致，精彩非常。另外他亦不以传统观念作为衡量人物价值的标准，才使《项羽本纪》甚至整部《史记》的思想性都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成为历经千年仍然不朽的巨著。(www.xing528.com)
三、“项羽”人物的刻画与司马迁的移情和内模仿
西楚霸王项羽是楚国浪漫文化的典型代表，虽然只在秦汉之际活跃了短短八年，但他传奇性和悲剧性的一生却为历代的人们所评述。好敬在《汉史愚按》中说:“项羽与高帝并起，灭秦之功略相当，而羽以霸王主盟，尤一时之雄也。”他年少时学书不行，学剑又不行，不学一人敌，为学万人敌，可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他在巨鹿之战中以三万精兵打败了高祖五十六万大军，决定了秦朝覆亡的命运，后来由于其生性仁厚在鸿门宴上错失了除掉刘邦的机会，后在楚汉之争中失利。四面楚歌之时，他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慷慨悲歌，气壮山河，重情重义，一洒英雄泪，最后自刎于乌江。这种魄力和豪气像及时雨一样敲打着司马迁的内心。尤其是身受宫刑后，更是和与自己一样有悲剧经历的项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默契，对于人生的起落、无奈有了精神上的相通。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反而把项羽身上的仁爱之心、英雄鲁莽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这个人物形象更真实丰满，让读过《项羽本纪》的人们无不为之唏嘘。司马迁在面对项羽这个人物时，设身处在项羽的位置上，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情感和愿望转移、灌注到他身上，从而与之发生同情和共鸣。我们总是按照我们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我们身外发生的事[5]。这就是移情说，是一种审美的心理现象。德国美学家罗伯特·费舍尔认为，只有我们把自己的感情移入对象，移入“想象的领域”，主客体浑然合一，审美活动才达到最完满的阶段[6]。司马迁之所以把项羽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通过移情心理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项羽的世界，深切地体验到项羽的处境和感受以及内心的想法，他了解项羽的喜怒哀乐、项羽的儒家仁厚思想、项羽的浪漫主义情怀、项羽的超越于那个时代的爱情观等等。精神分析学中的移情说认为，移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来解释移情现象。具体地说，就是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到对象身上，同时通过由对象引起的激情、振奋而确证了自己[7]。司马迁在塑造项羽这个人物时，也同样把自己的儒家信仰、黄老思想、侠义精神统统移入了项羽这个人中，通过各种各样精彩的场景、人物的细节描写以及经典的互现法表现出来，以至于项羽多次对属下重复“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的赌气之语，反而让人觉得他天真憨直，更是让这个形象羽翼丰满起来。对于司马迁而言，通过对项羽悲剧英雄形象的刻画，在很大程度上宣泄了自己的情绪，获得了悲剧快感，同时也完成了自我肯定。司马迁充分地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征服了对于死亡的畏惧，显示出伟大的精神力量。
与此同时，司马迁在创作项羽这个人物时，不知不觉地按照项羽的个性、项羽的思想、项羽的情感变化在进行内模仿。这种内模仿的心理机制使得司马迁在撰写《项羽本纪》时，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与项羽其人混同起来，把项羽的人生当做自己的人生，心理感受也随着项羽生命的起伏波动而随之变化。内模仿的对象一定与自己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面对项羽这个英勇善战、具有骑士精神、心存仁义，又经历悲剧人生的人物便使有着同样理想的司马迁产生了内模仿的心理机制，就像在高山大河奔腾激越时，会让人产生崇高感;在小桥流水、斜风细雨的清闲宁静的环境下会让人产生优美感;而古人讲“竹令人韵，菊令人清，梅令人幽”，就是人对这几种花卉生命品性的内模仿[8]。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着重描写的几大场景，比如吴广起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仿佛就是司马迁站在一旁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似的，尤其是垓下之围时，项羽面对自己的美人和骏马，流露出男儿的铁骨柔情，并且慷慨悲歌，以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而气壮山河，此时的项羽与司马迁仿佛合为一体，感受着那悲壮的一幕，体验着内模仿的快感。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司马迁在撰写《项羽本纪》时分别受到了内觉体验、移情心理和内模仿的影响，在这些心理机制的作用下，司马迁深入项羽这个人物的灵魂深处，结合自己的情感体验塑造了项羽这个具有独特生命力的人物，从而深深流露出自己的情感，但尽管如此，司马迁仍然对于历史事实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兼顾感情和事实，这不得不说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也是《项羽本纪》乃至《史记》流传千古而为人称道并且常读常新的原因吧。
【注释】
[1]吕培成:《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吕培成:《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当代文艺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当代文艺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当代文艺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冯川文学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冯川文学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当代文艺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