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坞山佛教寺庙考究-中国佛教文化

之三　东坞山“九庵十三寺”略考

内容提要：五代吴越国以来，杭州佛教文化十分繁荣，素有“东南佛国”之称。然而，人们对“东南佛国”的认识和注意力主要聚焦于以杭州灵隐、净慈，宁波天童、阿育王以及天台国清寺等祖庭和十方丛林，而对数量庞大、与基层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吴越地区的乡村寺庵则多所忽略。实际上，若无这些数量众多的乡村寺庵，“东南佛国”也就无从谈起。本文从杭州市郊的东坞山村民的口述、残存的碑刻遗址以及有限的地方文献史料出发，以“九庵十三寺”为中心，对东坞山村的佛教文化其及兴衰作历史的考察，以期窥见明清时期“东南佛国”盛况之一隅。

关键词：九庵十三寺；东南佛国；乡村佛教

在地处杭州西南郊的富阳受降镇内，有个群山环抱的自然村落，叫东坞山。这里东距小和山高教园区仅二三公里，北临余杭区闲林镇，南为杭州野生动物园。今人对东坞山村的文化认识，除了有“金衣”之称的“东坞山豆腐皮”之外，尤以东坞山一带的“九庵十三寺”遗址及其传说最富有特色。

一

“九庵十三寺”的说法在东坞山一带非常流行。⁽¹⁷⁾当地的村民，特别是年龄稍长一些的，大都能对其遗址和传说有个大概的记忆和说法。但仔细查阅有关地方文献和史料，却并未见相关的明确记载。

根据我们实地走访和考查，东坞山“九庵十三寺”目前均已消失，只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存，存留于村民的记忆之中。有些寺庵有遗址且有明确记忆可考证或见证人；有些只有遗址可辨，但其名称则或清晰、或模糊，也有无名的；甚至还有无遗址，仅有名称，其他均不可考的。我们考证的依据包括东坞山村民的口述记忆，寺庵遗址残存的碑刻、文物等，居住东坞山村最大的周姓和蒋姓家谱以及有关方志等相关材料展开的。这些寺庵的最后消失，大多数是在不到百年之内。

在“九庵十三寺”之中，有记忆可考的主要有：大德寺、岱寺（或大德寺即岱寺，因该地方言发音，误作大德寺。“”字左山右斗，有时又作左山右耳。）、东庵、小东庵（又称冯家庵）、蒋家庵、太平庵、铜春观、神堂庙、东坞庙、毛庵、宝福寺、白龙庵、吉寿庵、法门寺、吉百寺、吉福寺、光明寺、白龙寺等，还有一些是佚名的。其中见于文献史料记载的主要有太平庵、岱寺和小东庵，其他的寺庵大多仅存遗址。据清光绪年版《杭县周氏宗谱》（藏于一村民家中）卷一“艺文”之“周氏里居形胜记”提到二寺：“（东坞山）山脉皆来自六图，经太平庵绕出岱寺之后，向南分支为狮子山，蹲踞坞外，俾坞之西口，不致散漫。”据实地考察，岱寺即村民所述说的“大德寺”。又《富阳县志》卷十六“胜迹”载：“太平庵在恩波庄西郭坂，创建年月佚。同治间住持尼流募赀重建。”由此可知，太平庵在清代重建，此地原有寺庵，所建年代当为更早。且为一尼庵。而小东庵则有一碑，其“碑记”仍清晰可辨（见附录）。其他的寺庵，多数仅有遗址，而罕见于文献史料。这些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文献考证。

上图左：岱寺后的墓塔遗址

上图右：小东庵石碑

从我们考察的情况看，上述东坞山寺庵，主要有以下这样几个特点：

1.从“九庵十三寺”的说法来看，共有22座寺庵。但这一数量并不是十分的准确。实际上，东坞山村的寺庵还不止22座。比如据村民反映，在白龙寺周边就有7、8个庵、寺或道观，且遗址可辨。而且很多寺庵是佚名的。由此，我们不难想像当年东坞山佛教香火兴旺之景象。

2.东坞山寺庵的规模都比较小，且“庵”比“寺”为多。其中以大德寺（岱寺）规模最大，占地近十亩。据说最兴旺时其中的常住僧人多达近百人。但大多数的寺庵，或仅有一二个人。需要注意的是，东坞山的庵，也不仅限于尼庵。据考，“庵”的字面意义为“草庵、蓬庵，或庵室”，本是指出家人或隐遁者所住之简陋的屋舍。因此，“庵”的文化意义多与隐修有关，指简陋而幽静的修行处所。结合东坞山的自然环境特色，我们认为“九庵十三寺”与佛教隐逸文化有关。

3.传说中的“九庵十三寺”中，主要是指佛寺。此外还有道观，如铜春观；还有供东坞山村各氏族祀祖宗的庙，如东坞庙；也有保佑五谷丰熟、社稷安宁的庙堂神堂庙等等。因此，东坞山的寺庵也体现出明显的传统民间信仰三教不分的特征。

二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核心区域范围不过一二平方公里左右的山村里，竟然会出现如此数量众多的佛教寺庵？我们认为，这主要与作为“东南佛国”的繁荣发达的杭州佛教文化背景有关。或者说，“九庵十三寺”本身就是杭州“东南佛国”的一个生动的见证。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东坞山村位于富阳东北部与余杭区的交界处，属于杭州近郊，其地域文化实属于杭州文化的范畴。虽然目前东坞山村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富阳市受降镇，但该村地理位置处在杭州的近郊，处在富阳受降镇、余杭区闲林镇和西湖区龙坞镇的交界处。而从其风俗习惯和语言来看，更接近于余杭区闲林镇。从历史上看，该村的行政区划也几经反复，比较复杂。清康熙时东坞村划归钱塘县，民国元年并钱塘、仁和县为杭县，东坞山归属杭县的寿民（长寿）乡。故“东坞形胜”有“龙飞凤舞到钱塘”之说。1950年调整行政区划时从杭县上泗区划出，复归富阳。东坞山历史区划上的反复，也说明了其文化是深受杭州文化的影响。正是素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杭州佛教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所及，历史上的东坞山村的佛教文化也是十分兴盛。至今该村仍保留着浓厚的佛教信仰习俗。

盖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开始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特别是五代吴越国以来，由于吴越国诸王特别是吴越王钱弘俶的大力提倡，以及南宋时定都杭州等因素，杭州（时称临安）佛教发展十分迅速，一跃成为当时全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区，从此杭州就有了“东南佛国”之称。当时杭州的寺院林立，多达480余所，“寺塔林立，倍于九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宋代设立的“五山十刹”的具体情况看杭州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中心地位。

在南宋宁宗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由于大臣史弥远之奏请，始制定“官寺”制度（即确定天下禅院之等级），设置天下（全国）“五山十刹”，即中国官寺制度中最高与次高的寺院。当时确定的“五山十刹”分别是：

禅院五山：余杭径山寺、杭州灵隐寺、杭州.净慈寺、宁波天童寺、宁波阿育王寺；(www.xing528.com)

禅院十刹：杭州中天竺万寿永祚寺、湖州道场山万寿寺、南京灵谷寺、苏州报恩光华寺、奉化雪窦寺、温州江心龙翔寺、福州雪峰崇圣寺、金华宝林寺、苏州虎丘灵岩寺、天台国清寺为十刹。

后来，佛教天台宗（教院）亦仿效设立教院的“五山十刹”，与禅院互争长短。在教院五山十刹之中，钱塘县的寺院亦占了很大的比例，如：教院五山有上天竺寺（杭州钱塘县）、下天竺寺（杭州钱塘县），教院十刹有：集庆寺（杭州钱塘县）、（崇恩）演福寺（杭州钱塘县）、普福寺（杭州钱塘县）。

由上述寺院可见，“五山”之中，有三座位于杭县（钱塘县）境内，而“十刹”亦大部分在江浙一带。教院五山十刹之中，杭州钱塘县亦独占有五座。宋代的禅院“五山十刹”，享有免税等特权，其住持由官方派任，寺院的建筑雄伟，规模宏大，常住僧人众多，甚至多达千人以上。自宋以来，“五山十刹”的地位比较稳定，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这种情况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以来，杭州佛教依然十分兴盛，并形成了著名的“天竺香市”，是当时的“西湖十八景”之一。

以上文化背景不可能不对东坞山的佛教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九庵十三寺”暨东坞山的佛教文化本身就是“东南佛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东南佛国”——杭州佛教十分繁荣的一个生动而具体的缩影。具体说，就是明清以来形成的杭州“天竺香市”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除“九庵十三寺”遗址之外，关于东坞山的佛教文化，我们还可经由东坞山的产业及文化之特色来考察。东坞山的佛教文化之兴旺，还对当地的传统产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坞山村的主要产业（工业和手工业），几乎都与当时的佛教“香市”有关。

据《周氏宗谱》等文献记载，作为一个典型的江南山村，东坞山村的产业除了农业耕作之外，主要还有造纸、豆腐皮和茶叶等几项。

作为当地最重要的手工制造业的造纸业，其产品主要是生产佛教寺院用的黄纸。可惜的是，东坞山村的这些造纸产业，也随着近代以来佛教的衰败而渐萎缩，现多已不存。

而明代时就被列为贡品的著名的“东坞山豆腐皮”（如今已是富阳县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就是为了供应前来东坞山“九庵十三寺”进香的香客们所需。后来东坞山豆腐皮名闻遐迩，成为杭州和周边地区的寺院和素餐馆素食之必需品。据《富阳商业志》记载，“在杭州天香楼、楼外楼、素春斋、杭州饭店、望湖宾馆等大饭店和宁波天童寺、上海玉佛寺等胜地，名厨师们扬其（指东坞山豆腐皮）有‘落水不糊之长’，精制成‘游龙戏水’、凤舞南山、黄雀啼枝、飞翔天鹅、玲珑金鸡等佳肴。”⁽¹⁸⁾可见，东坞山豆腐皮也是该村佛教文化兴盛的最好见证。

而茶叶，既是我国民间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饮料，同时也与佛教文化（所谓“禅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余杭县的径山寺，寺内经常举行的茶礼活动，著名的“径山茶宴”就被日本僧人传到日本，成为今天日本茶道的最早起源。东坞山的茶叶生产，虽然未必是为了供应佛教寺院所需，但还是与佛教出家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东坞山一带的“进香古道”。至今，在东坞山与杭州城之间的山麓，还完整保留着的当年连接山村与杭城的“进香古道”，这成了到目前为止最为直接的东坞山佛教文化面貌的历史见证。当年东坞山的挑夫（人称“泗乡佬”），将东坞山生产的豆腐皮、黄纸等佛教用品送往杭州寺院（这一习俗，至今仍保留着），然后从杭州挑回制作豆腐皮的大豆等原料以及其购回的其他用品。这条“进香古道”，既反映了明清时期东坞山九庵十三寺的香火之盛，也说明东坞山佛教文化与杭州佛教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

五代吴越及两宋以来，由于杭州佛教文化的繁荣，杭城各大丛林如灵隐净慈等的僧人众多（一寺之中，也常常有数千人之众），因此不少杭城的僧人，特别是一些退居僧人，也常常通过这条古道来到幽静、灵秀的东坞山结庵隐修，或“塔于东坞”。可以说，当年的东坞山“九庵十三寺”，实际上成了杭城不少高僧隐居修行的“后花园”。可以说，“九庵十三寺”不仅是“东南佛国”中乡村佛教的一个缩影，还是“东南佛国”之佛教隐逸文化之象征。

三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东坞山村的“九庵十三寺”毁坏殆尽，无一幸存。目前仅余遗址和若干文物。那么，这些寺庵建于何时？又因为什么至今荡然无存呢？通过查阅有关地方志及东坞山村人口最多的《周氏宗谱》、《蒋氏宗谱》等地方文献，我们逐渐对东坞山村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有了大致的轮廓和线索。

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来看，“九庵十三寺”的创建年代大多集中于明清时期。从《周氏宗谱》、《蒋氏宗谱》等东坞村地方文献来看，现居于东坞村的二大姓周氏、蒋氏最早都是元末明初迁徙至此地。然而，毫无疑问，东坞山的佛教文化历史应是与杭州佛教文化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寺院的出现也应是与杭州佛教寺院同步的。因此，可以肯定“九庵十三寺”的历史也应是此前就有的。如冯家庵，是由佛居禅师（原钱塘县冯姓人）建于清顺治六年（1649），却是于“舊址重築”的。只是由于文献史料的局限，我们对此前的“舊址”之历史不得而知。

我们认为，“九庵十三寺”的命运是与明代东坞山建村以来影响村落变迁史上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这里仅就东坞村史上几个重要的时间之窗进行历史的分析，以期对我们探讨东坞山九庵十三寺的历史变迁有所启示。

据东坞村《周氏宗谱》和《蒋氏宗谱》，东坞山村现有的两大姓（周、蒋）的始祖（周氏始祖为周贵三）最初迁入东坞村的时间均在明初的洪武初年。这也是东坞村建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的影响，杭城及周边地区均曾遭受战争的祸害。元末起义军张士诚攻占杭州，之后不久又被朱元璋军队打败。朱、张的军队曾在杭州周围的富阳、余杭一带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可以推断，元末明初农民起义曾给东坞村及其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无疑，东坞山的九庵十三寺也不例外。

此后，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地人俗称之为“长毛造反”。在清光绪20年（1894）版的《周氏宗谱》第一卷中记录了不少清末周氏先人的“行赞”，其中有多处提到：为避“长毛造反”之战祸，当时周氏先人曾被迫大量迁往他乡。后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打败“长毛”后，避乱外出的周氏族人才陆续回到东坞村。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起义时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对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文化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江南一带的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曾在此次战火中被毁。如1860年，太平军进入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均被焚毁。东坞村的寺庵很有可能在此次战争中遭受到重大的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东坞村在内的富阳受降镇一带，是侵华日寇的一个大本营（指挥部所在）。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战事不断，还经常有飞机轰炸，因此东庵等东坞山遗存寺庵大多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再次遭到严重毁坏。《周氏宗谱》中的《日寇记》生动地记述了这段历史中的片断。此外，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场所均遭到史无前例的人为破坏。据东坞村很多年龄稍长一些的村民回忆，“九庵十三寺”中的仅存的若干寺庵如小东庵、东坞庙等，皆最终毁于“文革”时期。

从此，东坞山的“九庵十三寺”便只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于当地村民的记忆之中。

（本文原系作者参与浙江大学吴宗杰教授主持之课题《东坞山文化研究》时所撰的佛教文化部分文稿，其中部分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论文曾刊于《吴越佛教》第五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