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的衰落及演变-中国佛教文化

第三节　印度佛教的演变及衰亡

释迦牟尼入灭后不久，佛教僧团随即开始出现了分化。一般说来，此后印度佛教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部派佛教时期（公元前5世纪中—公元1世纪中），大乘佛教的兴起与大、小乘佛教的对立时期（公元1世纪—6世纪），佛教的密宗化时期（公元7世纪—12世纪），印度佛教的灭绝（公元13世纪初）。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一、部派佛教时期（前5世纪—前1世纪中）

佛入灭之后，由于僧团内部对佛陀的教义及戒律的理解的不同，出现了意见分歧。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按照佛陀“依法不依人”的临终嘱咐，于是先后有过三次（一说四次）佛教经典的结集。结集的过程，大致有三阶段。首先由佛弟子就其记忆所及而诵出；然后将诵出的文句，经与会大众共同审定，以判定是否佛说，是否佛法；最后将诵出的经与律，分为部类，编成次第，甚至结为嗢拖南颂（即“法印”）以便忆持。

第一次结集开始于佛入灭后第一年的夏季，由佛陀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摩羯陀国的都城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因此，此次结集又称“五百集法”、“五百结集”、“五百出”。这次结集是在国王阿阇世王的保护下进行，国王还提供了一切费用，共历时七个月。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陀诵出“诸经”，持戒第一的优婆离诵出律戒。《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记载有当时结集的情形。然而，关于此次结集所形成的经、律等典籍，仍无确切的文字记载。

图2　麦积山石窟迦叶像

在佛灭后的一百余年，有比丘苦于戒律太严，倡导重订，长者耶舍乃邀大比丘五百余人于毗舍离城重谌律文。结果在此次结集上以耶舍为首的长老派（少数派，又称上座部）确定接受金银布施、储存多余食品等违反旧律者为“十非法事”。此次结集又称为“毗舍离结集”，由于参加者多为佛教长老，故又称为“上座部结集”。然而，当时毗舍离的比丘不服上座部的决定，于是另召集约万人之集会，反对上述“十非法事”之决议，承认十事为合法。由于参与者众多，故被称为“大众部结集”。由此早期佛教僧团开始分裂。

图3　麦积山石窟阿难像

相传到了佛灭236年以后，即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佛教僧团进行了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尊者为首，一千比丘参加，目的为剔除外道教义，清理门户，整理三藏，一般认为此乃上座部结集。而第四次结集是在佛灭四百年后，在迦腻色迦王护持下，会集迦湿弥罗国之五百阿罗汉，以胁尊者及世友二人为上首，共同结集三藏，并附加解释。当时所集论藏的解释即现存之《大毗婆沙论》，故又称之为“婆沙结集”。然而此次结集印度诸论及南传佛典皆未记载。此外，另有南传佛教将19世纪在斯里兰卡举行的五百僧人结集，作为第四次结集。该次结集首次将巴利语三藏辑录成册。

四次结集的结果形成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对立，史称“根本分裂”。“部”之原义为“说”，上座部是一些长老的主张，属于正统派，上座部后又分化出十部；大众部为众多僧侣的主张，属于革新的一派。该派后又分化出八部。二大部合计本末共有二十派。据《异部宗轮论》之记载，佛灭后二百年间由大众部分化出的部派为：（1）一说部，主张世出世法唯一假名，皆无实体。（2）出世部，世间法但有假名，出世间则皆真实。（3）鸡胤部，仅弘扬三藏中之阿毗达磨藏，认为经、律皆佛陀方便之教。（4）多闻部，以所闻超过大众部，故称多闻。（5）说假部，主张世出世法中皆有少分是假。（6）制多山部，仍居制多山。（7）西山住部，迁居制多山之西。（8）北山住部，迁居制多山之北。以上八部派合其本部，计九部派。

佛灭后三百年间上座部迁至喜马拉雅山一带，复分出十部：（1）说一切有部，又称说因部，主张有为、无为一切法皆有实体。（2）雪山部，即原来之上座本部，迁居雪山，故有此称。（3）犊子部，以舍利弗所造“阿毗达磨”为根本论典。（4）法上部，法上乃部主名。（5）贤胄部，贤阿罗汉之后裔。（6）正量部，主张己说得以刊定甚深法义而了无邪谬。（7）密林山住部，部主住密林之山。（8）化地部，佛灭后三百年，有婆罗门名化地，出家得阿罗汉果，弟子相承，称化地部。（9）法藏部，法藏为目犍连弟子，此部师说总有经、律、阿毗达磨、明咒、菩萨本行事等五藏。（10）饮光部，又作善岁部，饮光即迦叶波，乃部主之姓。（11）经量部，又作说转部，唯依经为正量，不依律及对法，凡所援据，以经为证。以上，上座部合本末共计十一部。合大众部九部，是为二十部派。

简单说来，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对立与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戒律方面，上座部严守戒律，而大众部则求放宽戒律；（2）宗教理想方面，上座部以佛为历史人物，佛之伟大在于其思想和智慧。一般人修行的最高果位不是成佛，而是趋向佛之罗汉。大众部则抬高佛之人格形象，以为佛乃离绝情欲、神通广大的神，故有“超人间佛陀”、“超自然佛陀”之说。贬低罗汉，认为罗汉有诸多不足。（3）部派佛教时期，由原始佛教侧重人生，转向重视宇宙观。但在对待轮回流转、业果相续的主体和宇宙万有是否实有的问题上，上座部偏“有”，以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为实在。如“说一切有”部肯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有背于原始佛教的“无常观”；大众部则偏向于“空”，或只承认现在实有，过去与未来无实体。这成为后来大乘空宗的思想渊源。（4）在修行上，上座部主张应远离尘世，采取封闭式的出家修行；大众部则主张不必脱离社会，可以组成投身大众的修行团。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佛教（即部派佛教时期）的传播过程中，在约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由于阿育王的出现使佛教大大地兴隆了。

阿育王是古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关于阿育王，崇尚实证的西方学者直到近代还将其视作印度佛教徒创造出来的传说人物。但在1937年，因怯卢文⁽²⁾被解读，才最终确定了阿育王碑文的内容，并证实了阿育王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阿育王在世时曾主张放弃战争，倡导以佛教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国策等主张，令许多西方学者感到崇敬、向往，以至于有位西方史学家赞叹阿育王道：“历史上千千万万帝王名表中，阿育王之名乃照耀如明星。”⁽³⁾

不过阿育王在继位之初，并不信仰佛教，并且被人称为“暴恶的阿育王”。据说其父有16个妃子，101个王子。为了夺取王位，他杀死了99个兄弟，后来又肃清了500多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在其继位的第九年，他领军大举进攻羯陵迦国，杀了十万余人，血流成河，又将十五万人流放外地。然而，在征服羯陵迦国之后，他目睹战争屠杀之残状，忽发悲心，回心转意，皈依了佛教，成为居士。于是，此后的他开始主张以佛法代武力，放弃战争，并视以法（达磨）的征服为最高的征服。此后阿育王便被人称为“法阿育”。

阿育王在位时，公开声称以佛法治国，曾采取了下列举措：

1.勤修行，推广佛法，公开宣称基于佛法理念进行政治统治；

2.向各邻国派遣和平使者，呼吁放弃战争；

3.向各地派圣僧，传播佛教。据说曾派其弟北传佛教于克什米尔、于阗、龟兹等地，派王子摩哂陀去锡兰等地，分别成为今北传、南传佛教之滥觞。

4.主张裁减军队，仅以军队用于阅兵式，以免除农民的兵役义务。

5.倡导素食，禁止杀生。这一主张使宫廷内一度不食肉，而首都华氏城许多肉铺因此破产。

6.造八万四千大寺，建八万四千座供奉有佛舍利的阿育王塔。

7.推行彻底的福利政策，如公费医疗等，直至国库疲敝。

上述政策措施曾被铭刻在印度国内各地的摩岩、石柱及洞刻上。经两千余年后，这些遗址至今仍保存较好。特别是他在造阿育王塔和传播佛教方面的贡献尤巨，而且对中国佛教文化影响十分重要。阿育王塔在近代以来的印度考古发掘中陆续得到发现，相传他还派遣圣僧将阿育王塔分送世界各地，据《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记载，传入东土（即中国）的有二十一座，如县塔等（即今宁波阿育王寺）。据称“此汉地案诸典籍寻访有二十塔，並是育王所造”⁽⁴⁾。阿育王即位26年时已实施25次大赦。他在位37年，但自征服羯陵迦国之后的20余年，不再有战争，人民充分享受和平。他以华氏城为首都，其统辖范围包括北印度全部、大夏的一半，南至案达罗，东达海边，纵横数千里。且施政得宜，爱好真理，富博爱精神，实是印度有史以来治绩空前之统治者。阿育王的和平政治对印度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阿育王的狮子柱头仍为印度之象征。

图4　鎏金银阿育王塔

阿育王在位期间是印度历史上佛教最为繁荣的时期。而且，自阿育王以后，佛教开始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二、大乘佛教的兴起及大、小乘佛教的对立（公元前1世纪—公元6世纪）

阿育王之后，孔雀王朝消失了。到了巽伽王朝（前2世纪—前1世纪）及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前1世纪—公元3世纪）时期，婆罗门教逐渐得到复兴，而佛教则受到压制。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国内的佛教徒也采取妥协的态度，逃避现实，回到封闭的寺院中生活；但更多的佛教徒则主张要在教团内部实行改革，以重振佛教。于是，一部分徒众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并接纳在俗（在家）的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力图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这种“异端”思潮，从公元前1世纪到3世纪，在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北方的贵霜王朝以及西域地区首先涌现出来，并与维护早期佛教教义的教派形成明显的对立。这种思潮逐步成熟，他们往往自称“方广”、“方等”或“大乘”，而贬称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为“小乘”。以后就汇集成了统称“大乘佛教”的教派。

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初，有一些高僧起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马鸣、龙树、提婆等人。马鸣（公元1世纪左右—2世纪），中天竺人，著名的佛教文学家、哲学家、论师，以博学受国王尊重。北方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南征中印时，曾公开索要三件宝物：佛钵、高僧与金钱。中天竺败北后，马鸣被带往北印度，从而促进了那里佛学的发展。相传，马鸣在北印小月支为沙门外道说法，听者莫不信服，就连马匹也垂泪而听，以此故称“马鸣”。他著有《佛所行赞》、《大乘庄严经论》等著作，所著深入浅出，声誉传遍古印东部。马鸣与西部的龙树、南部的提婆、北部的鸠摩罗什齐名，号为“四日”，中国人则习惯称之为“马鸣菩萨”。

印度大乘佛教先后演变为中观学派、瑜伽行派两大派别。中观学派由龙树（公元150—250）及其第子提婆创立。龙树是大乘佛教的权威作家，著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重要著作，号称“千部论主”，是最早将大乘思想组织成宗教哲学体系的传奇式人物。他同时在密宗领域也有极高的声誉。龙树原出身婆罗门，自幼习“天文地理，图纬密谶诸道术”，初以“骋情极欲”为人生至乐。曾与三友人习“隐身术”，潜入王宫，调戏宫女。后因宫女怀孕，被国王发觉，于是埋伏刀斧手于内宫中，设计杀死了另三人，龙树因躲藏在国王宝座之后方幸免于难。龙树亦因此转念，皈依佛门，出家于那烂陀寺。龙树出家后，先习小乘三藏，后在雪山得一老僧所授大乘经典，深悟其旨，又重返南天竺以弘扬大乘佛学。龙树在与婆罗门比咒术中屡屡获胜，自命“一切智人”，与婆罗门及外道辩论，雄健有力，令万余婆罗门及南天竺国王转而皈依佛教。在其倡导之下，大乘般若性空之说得以风行全印度。其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有提婆、如来跋陀等。龙树的著作文笔通俗、流畅，大多采用诗颂体，为后人所楷模。提婆的经历与龙树相似，他们在与外道论战时，不仅靠辩才，且凭其法术（巫术），生活上放浪不羁，热衷权贵。这与上座部及有部的严于戒律、禁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印度大乘佛教中始终存在一种纵欲的现象和密教化倾向。而且，龙树、提婆等在传教时，为了争取国家的支持与上座部、婆罗门展开角逐，从而将传教引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就教义而言，中观学派（大乘空宗）主张观察问题不要落于一边，而应综合二边，合乎中道，故名“中观”。

至公元前后，大乘思潮已遍布印度全境，并陆续出现了许多新的经典，如讲性空幻有的《大般若经》，中道唯心的《华严经》、《宝积经》，弹偏斥小、叹大褒圆的《维摩诘经》，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妙法莲华经》，还有宣扬东方妙喜世界的《阿閦佛经》，宣扬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结合净土与般若思想而成的《般舟三昧经》与《首楞严三昧经》，还有《思益梵天所问经》等等。大致来说，这些大乘经典可分为般若类、法华类、净土类、秘密类等。特别是其中的般若类典籍，讨论问题涉及面广，理论色彩最浓，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此时的大乘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唐玄奘取经回国后曾主持编绎了《大般若经》600卷，共收进以“般若”命名的经典16种。这些经典大约在公元2—3世纪时就已在印度及大月支地区流行。当然还有很多大乘经典，虽未标明“般若”二字，却是属于般若系统。这一类经典中的很多传入中国之后，被中国人接受，并作进一步研究发挥，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对般若义理之研究当时称为“般若学”，为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基础理论，并影响及隋、唐之有关佛教宗派。

般若类经典比一切有部更强调般若在众生解脱中的决定作用。般若为梵文Рrajňà的音译，意为智慧，是对真理的自觉。般若探讨的是真理问题，佛教又称之为真如、实相、真谛等，指事物的本来面貌或真实面貌。但《小品般若》提出“善巧”、“方便”作为般若智慧之一翼（即实际运用）：以般若为指导，深入众生生活，为他人弘扬佛法，为自已积累功德，既作为出家僧众处世成务之手段，也为在家居士开拓出世超脱的广大门路，从而使大乘思潮日趋世俗化。(www.xing528.com)

般若诸经之中影响最大者当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简称《金刚经》。而很受中国古代士大夫喜爱的《维摩诘所说经》，更是将般若与方便结合的典范。相传，维摩诘居士乃吠舍出身，有“资产无量”，且拥有超越沙门之般若正智，又有无限灵活的“善权方便”。其所讲的佛理，高于出家的大菩萨，其三昧神力能调动诸佛，住大都市，过着十足的贵族生活：上交王公大臣，下游赌场淫舍，但却有着可与佛比肩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其世俗行为属于“方便”范畴，因为其动机为救度众生出离世间。“方便法门”之说，使一切人，一切世俗活动（哪怕是最卑劣的）也都可以提到佛事或菩萨行的高度，从而也为佛教向世俗社会敞开了大门。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笃信佛教，其名维字摩诘，盖慕维摩诘之具备无量智慧且能善巧运用之而得名。据说当年玄奘法师在度化窥基时亦善用“方便法门”，听其三事：不断情欲、食荤血、过午食，因而早期的窥基法师曾被称为“三车和尚”⁽⁵⁾，每每出行，辄行三车，前车所载为经书，以示其学问，中间为自己坐御，后车载着家仆美女、美味佳肴。后经文殊菩萨点化而严守戒规，断除了三事，并成为继承和发扬玄奘唯识大义、造经疏百卷、守文述作之中国唯识宗的一代宗师。

而在龙树、提婆以后，则出现了以弥勒为始祖，无著、世亲为实际创始人的“瑜伽行派”，又称“大乘弥勒菩萨教”，即所谓“中期大乘”。该派思想学说主要体现在传为弥勒所述、无著记录的《瑜伽师地论》以及后来由玄奘法师主持编译的《成唯识论》之中。“瑜伽”意译“相应”，指按一定的道理去切身践行体验的意思。这里特指相应唯识道理的禅定而言。唯识学的论著特别强调“三（奢）摩地”（定）与“毗钵舍那”（观）在全部修持中的作用，这与他们自称“瑜伽师”的意义一样，也是他们被称作瑜伽行派的原因。关于瑜伽行派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五章有关部分。

那么，大乘与小乘之区别究竟在何处？

“乘”字译自梵文“衍那”（音），意为“度”，大乘即“摩诃衍那”，它要求“上求觉悟，下化众生”，又称“菩萨乘”；小乘是“希那衍那”，又称“声闻乘”，指依听闻佛之言教而修行得觉悟者。另又有“三乘”之说，在大小乘之间者为“缘觉乘”，又译作“辟支佛”，指在无佛之世界中独自观察“十二因缘”而觉悟者，又有将其归于小乘一系。在此，我们主要应了解大、小乘二乘及其异同。就二者的区别来说，可以简单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在修行的成就目标方面，小乘以“罗汉”为究竟，认为世间成“佛”者只有世尊释迦牟尼一人；而大乘则修“菩萨行”，其基本前提是发菩提心，立誓愿要为众生利益常住世间，不入涅槃。在大乘佛教中，佛陀已经神化并形成泛指的多数，例如佛的品格同样可见于大日如来、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等等。

在修行的动机及旨趋上，小乘主张离世出家，追求脱离业报轮回，是为个人人格完善而修行，即所谓“自度”；大乘则主张“自度度人”，且十分重视为救度一切众生、净化社会而“入世”，甚至为成佛的愿行而赴“恶趣”，以利他主义为宗旨。如地藏菩萨有句名言“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所谓“菩萨”一语，为梵文“菩提萨埵”（Bodhisattva）之略称，菩提是“觉”的意思，“萨埵”是有情众生的意思。《大智度论》卷四说：“菩提名诸佛道，萨埵名成众生或大心。……有大誓愿心不可动，精进不退，以是三事名为菩提萨埵。”⁽⁶⁾

在修行的方法选择上，小乘比较拘泥于经典语句，于事执着于“有”，有较多的理论、学究化的倾向，是出家的、专门的、封闭的佛教；大乘则强调继承释尊本来的精神，“依义（般若）判文”，重实践，主张开“方便法门”，是大众化的佛教。当然，大乘佛教并非排斥小乘的“自度”，但它更强调的是“自度度人”。需要注意的是，在“解脱成佛”这一佛教的根本点上，大小乘佛教是一致的。

就大乘佛教（菩萨乘）来说，其中心教义为“六度”，“度”梵文作“波罗蜜”，六度即“六波罗蜜”。隋代净影寺慧远《大乘义章》卷十二曰：“波罗蜜者，是外国语，此翻为度，亦名到彼岸。”⁽⁷⁾谓菩萨乘此六度船筏之法，既能自度，又能度一切众生，从生死大海之此岸，度到涅槃究竟之彼岸。它们分别是：

1.施度：施即布施、施舍。可分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三种。由修布施，能对治悭吝贪爱烦恼，给与众生利乐。

2.戒度：即持戒。包括出家、在家、大乘、小乘一切戒法和善法，由修一切戒法和善法，能断身口意一切恶业。

3.忍度：忍即忍辱。由修忍度，能忍受一切有情骂辱击打及外界一切寒热饥渴等之大行，即能断除瞋恚烦恼。

4.精进度：精励身心，精修一切大行，能对治懈怠，成就一切善法。

5.禅度：禅即禅定。止观双运名禅，亦名静虑；定即三昧、三摩地。指思维真理，定止散乱，心一境性，调伏眼耳等诸根，会趣寂静妙境。有四禅、八定及一切三昧等。

6.慧度：即智慧度，通达诸法体性本空之智，及断除烦恼证得真性之慧，谓修慧度能对治愚痴及昧无知（无明）。

虽然大乘佛教承认业力及因缘（因果律）之规律性，但同时又十分重视人的愿行之力，甚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之愿力可以战胜“业力”，故大乘佛教亦深信祈祷发愿忏悔修行的功能和作用。

三、印度佛教的密教化及其衰亡（公元7—12世纪）

随着笈多王朝的瓦解，印度社会历史又出现了长期的割剧和混乱局面。在此期间，戒日王于公元612年统一了中印度而建立了曲女城王国，印度佛教也曾有过一度的繁荣。戒日王因扩建了著名的那烂陀寺以及与来印度游学取经的唐僧玄奘法师交友而闻名。当南北印度连续几个世纪的割剧混战的同时，阿拉伯穆斯林军队逐渐侵入了这个古老的国度，至11世纪就已在北印度确立了穆斯林的统治。同时，印度国内的宗教形势也发生了微妙的转折。

首先，印度教（即所谓的“新婆罗门教”）以婆罗门教的《吠陀经》结合了通俗信仰的《薄伽梵歌》而兴起。印度教融会了印度各种文化（包括佛教文化）而在戒日王之后得到了复兴，它声势浩大，然而其教条又非常刻板，主张唯我独尊，从而也限制了印度境内其它宗教的活动。

另一方面，伴随着印度教在五印范围的扩展，佛教则逐渐向几个文化大国和主要寺院退缩，由此造成了两个后果：佛教的经院化和密教化。经院化的结果，则是把佛教的理论阵地全部限制在几个主要寺院之内，特别是那烂陀寺。“经院佛教”除在逻辑方面（如法称的因明学）有些新贡献外，只能作些细顼的注释和无关宏旨的争论，其结果反而不利于佛教的长期发展。而佛教的密教化，则与婆罗门教的密咒，以及瑜伽行派的“止观”的修行方法有关，是后期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

所谓“密教”，与显教相对，是大乘佛教的一种判别。显教是如来应化身（即释迦牟尼）的逗机方便说法，密教则是如来报身（即大日如来）的秘奥真实说法。它以倡导“即身成佛”的《大日经》完成了纯密的理论体系，此即“真言乘”；而将“即身成佛”的理论付诸实际生活，密教以为一切都是“即事而真”，淫、怒、痴等现象即是究竟的涅槃道。这就是由《金刚顶经》而导发的密教后期的“金刚乘”。其后，密教“真言乘”并未有太大的发展，而“金刚乘”则与印度教相结合，发展得极为隆盛，甚至在10世纪以后几乎遍布在整个印度佛教圈。

印度密教最重法统的传承。然而，印度密教的法统又多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相传由大日如来（摩诃毗卢遮那），传二世金刚萨埵（又名执金刚、金刚手、持金刚），八百年后龙猛（树）为三祖，传弟子龙智。龙智住世数百年，于七百岁时传五祖金刚智，即为我国唐玄宗开元年间曾来华的“开元三大士”之一，成为唐代密宗的开山祖。

然而，自公元8世纪起，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开始占领了印度西部的信德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向印度内陆渗透。10世纪后半叶以后，早已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长期分裂的北印度，遂进入印度内地。11世纪，回教军队占领东印度。

由于伊斯兰势力，特别是突厥人在印度大肆烧杀抢掠，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强迫“异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印度教经过调整和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实现了妥协，并继续生存发展。而佛教的密教法师纷纷星散，很多人经克什米尔诸地而避入中国的西藏——从而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繁荣，有一部分则避逃至尼泊尔。不久，王室改信伊斯兰教，未逃走的佛教徒，或改信回教，或入印度教。公元1193年（相当于中国南宋宁宗时期），以硕果仅存的著名的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最后毁灭为标志，佛教在印度衰亡了。

【注释】

(1)关于佛灭年代的有关问题，可参见方广锠著《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第二章第一节有关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流行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印度西北部的一种横书左行文字，后因梵文的流行而湮灭。近代在巴基斯坦发现了用怯卢文刻划的阿育王铭刻。

(3)〔英〕韦尔斯著，梁思成等译：《世界史纲》（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p263。

(4)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载《大正藏》第51册，p585。

(5)见《宋高僧传》之“窥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p63。

(6)龙树：《大智度论》卷四，《大正藏》第25册，p86。

(7)隋・慧远：《大乘义章》卷十二，《大正藏》第44册，p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