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咸阳城遗址、秦直道遗址等重要发现

第二篇　考古工作

【概述】2010年，陕西省考古工作以秦咸阳城遗址、秦直道遗址、汉唐帝王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杨官寨、周公庙、秦雍城、秦俑一号坑等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为主，为省大遗址保护、文物科研及规划工作提供充分的考古依据。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完成秦始皇陵54.6万平方米考古勘探，丰富了对遗址区文化内涵的认识，同时也为遗址保护展示及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和基础，保障了秦始皇陵博物院按期开放和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对秦咸阳城遗址南部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为遗址博物馆合理选址做好了前期考古工作和选址依据;开展了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区域考古勘探工作，完成了未央宫前殿遗址周边区域的勘探工作，实施了未央宫前殿遗址南侧环境整治工作;秦直道遗址，蓝田吕氏家族墓葬群、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考古发掘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同时配合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积极做好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组织实施了省域内延安至延川高速公路、延长石油管道运输、西安至宝鸡客运专线、西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榆商高速公路等多项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既为陕西省基本建设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有力支持了省经济建设，同时抢救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也取得了考古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

【考古发掘项目申报及资质管理工作】本年度，由省局审核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项目75项，其中47项获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1人通过审核，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

1—6月，组织开展了考古勘探资格审核工作，为省内15家考古单位颁发了陕西省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勘探资格证书，下发了考古勘探领队资格97人，探工资格562人，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考古现场文保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本年度，省考古研究院申报的“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该基地将以考古文物出土特殊时间段为对象，围绕保护体系建立、相关基础研究、建立规范程序、引用关联技术等重点方向开展科研和文物保护工作。

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2010年，在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方面，组织完成了周公庙遗址4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商周时期灰坑52座，房址1座，出土一批西周刻辞卜骨和卜甲，有助于深化周公庙遗址聚落布局的研究;完成了对雍城遗址的城内道路与排水系统进行了考古调查;完成了秦咸阳城遗址南侧部分区域126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勘探工作，发现秦汉时期的墙基1处、灰坑1座、道路4条、陶窑3座，对研究秦咸阳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了资料;组织对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汉高祖长陵和武帝钩弋夫人云陵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对汉武帝茂陵的2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为西汉帝陵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对唐宪宗景陵开展了考古调查和试掘。调查面积20平方公里，全面掌握了景陵陵园的完整结构。发掘了景陵下宫和西鹊台遗址，基本搞清了这两处遗址的结构。继续组织做好杨官寨遗址、凤栖原汉代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

【秦雍城遗址勘探】本年度，围绕“秦雍城道路与排水系统的调查与发掘”及“雍城秦公十二号陵园37号墓葬墓上建筑考古发掘”项目作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大墓周边约12000平方米的详细考古勘探。

【秦直道遗址调查】本年完成秦直道遗址延安市富县、甘泉县的考古调查工作。总计调查秦直道路线约150公里，发现秦汉建筑遗址6处，墓葬群5处，绘制道路柱状剖面图14张，采集文物标本100余件。富县境内秦直道主体线路穿越南村沟、葫芦河、埝沟，皆行经山脊之上，地表植被为低草或密林，长约125公里，最宽处66米，最窄处12米，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甘泉县秦直道全长34公里，道路呈西南—东北走向，除在方家河附近下山、上山外，基本行走于山脊之上，堑山、堙谷、凿石开路迹象明显。道路保存基本完整，局部略有中断，另有2处路面被冲毁约三分之二。

2010年7—10月，为了解决秦直道在兴隆关一带的走向问题，秦直道考古队还对黄陵兴隆关和甘泉方家河的秦直道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共发掘探沟11条，解剖烽燧2个，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发现了秦直道的四叠层路面。通过发掘获知，秦直道在兴隆关以南仅一条线路，一直从秦沿用至唐宋或更晚;在兴隆关以北则向东行穿越子午岭，继而北行，且一直沿用至西汉晚期;东汉开始，东线废弃，改从兴隆关直向北行，且一直沿用至唐宋;而所谓的西线则与秦直道无关。

此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还在黄陵兴隆关以东发现了秦直道上最宽的堑山路面，宽度达66米。对两座方形和圆形烽燧的解剖，搞清了秦直道沿线烽燧的形制和使用方式。对甘泉方家河直道的发掘，解决了秦直道下山、过洛河的线路问题，即：不是在圣马桥直接过河或向下游延伸过河，而是围绕圣马桥墩台下坡并转弯180度后从上游过河，而圣马桥墩台或可认为是中国古代道路交通转盘的首次发现。

【秦始皇帝陵考古】秦俑一号坑发掘工作在上年考古工作基础上，继续对9号、10号过洞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小件器物包括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类型，共计310余件(组);揭露陶马3组12匹，陶俑编号120余件;清理战车2乘、战鼓2处、兵器柲10处、弓弩箭箙12处、漆盾1处、另有建筑材料朽迹如木、席、夯窝等痕迹多处。上半年，在9号过洞新出土了一件将军俑，铠甲与其他俑不同，做工非常精细，甲片较小，铠甲边缘处有几何彩绘图案。这是一号坑出土的第9件将军俑。此次新发现的将军俑位于9号过洞中部，埋在两辆战车之间，体积较大，腰部以下保存完整。

2010年5—9月，在考古发掘中，又相继发现秦盾、弩韬、漆鼓等重要文物。本次发掘出土的盾，属于9号过洞的第二辆车的右侧，尺寸大小恰好是以前秦陵一号铜车马上铜盾的一倍，但因使用者级别的关系，纹饰差别很大。原一号铜车马上铜盾出土于秦陵一号铜车马车舆右栏板内侧前部，为实用盾的一半大小，铜盾边栏内绘有天蓝色的流云纹饰，云头波折卷曲相互勾连，流云外的空白区域填满白色的谷壁纹，在边栏围绕的中央界域内绘有四条变相夔龙纹，两两左右相对回顾成为一组。而此次在一号坑清理的漆盾目前看到的边栏绘制多层几何纹，线条隐约，有红有绿有白。背面朝上，因此可也看到握手部分，只髹漆未彩绘，虽然因为等级的区别，此次出土的秦盾比不上秦陵一号铜车马上铜盾的精致，但这是三座俑坑中出土的第一件皮质漆盾，正确的称呼是“孑盾”，其功用应是与剑、矛等武器配合使用的。除了首次出土的皮质漆盾外，考古人员还在发掘中发现了较为完整的装弓弩的袋子——韬。以前发现过多件韬，原发掘报告中都有介绍，但一般都是和弓弩混在一起，迹象有点杂乱，可观性稍差一些。本次发掘的这件韬总长150厘米，完全脱落在陶俑脚下，尤其是织物炭化组织结构清楚，甚至边缘地区还有白色的缝合线迹。彩绘漆鼓遗迹在俑坑中虽多有发现，但鼓面却一直未获得重要实物资料，本次发掘广泛开展小面积解剖的“精工细作”，意外地找到了两处彩绘鼓面遗留。因受淤土叠压，上层鼓面下陷低于鼓壁，又与下层粘结在一起。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勘探主要围绕“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展开，本年度，主要勘探区域位于内城垣南墙以南、横二路以北及内城垣以内西北部区域，同时，在工程建设区域进行勘探，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本年度，共完成47.6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其中秦陵园内完成约32.3万平方米，内城垣南墙以南区域完成约15万平方米，共发现古墓葬6座，丰富了秦始皇帝陵园地下文化遗存的内涵。内城垣以内西北部区域为秦始皇帝陵园陵寝建筑遗址区，通过本年度考古勘探，搞清了这一区域地下建筑遗址的分布范围、内涵及具体形制结构，为遗址公园建设及后续展示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帝陵考古调查】本年，西汉帝陵考古主要对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汉高祖长陵、武帝钩弋夫人云陵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其中，安陵、义陵的各项工作已经结束。对汉武帝茂陵的2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安陵调查区域10余平方公里，普探面积逾250万平方米，详探约150万平方米。确定了安陵陵园和陵邑的形制与范围，发现外藏坑168座，建筑遗址2处，探明陪葬墓50余座。安陵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安陵陵园位于整个陵区西南，陵邑在陵园北侧，陪葬墓居于陵园东侧。

义陵调查范围约6平方公里，普探面积300余万平方米，详探120万平方米。确定了义陵陵园以及帝、后陵寝的范围和布局，发现建筑遗址9处，外藏坑17座，古墓葬300余座，确定为汉墓者20座。

茂陵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始于2009年9月，截至本年底，MDNK26的工作已经结束，MDNK15的工作尚在进行。MDNK15由斜坡通道与坑体两部分组成。该坑清理长度10米，出土马骨18具。MDNK26由斜坡通道、坑体及洞室三部分组成。斜坡通道位于坑体南端中部，坑体平面为长方形，四壁向下内收，坑体东西两壁下部各开挖10个洞室。每个洞室内放置两匹马骨，大多数洞室内放置1件陶俑，个别放置2件。经鉴定，K26出土的马骨均为成年公马的骨骼。

上述考古工作，全面了解、掌握了西汉早期安陵，晚期义陵的范围、布局及结构，为西汉帝陵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西汉帝陵的保护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本次考古工作利用现代测量、计算机等科技手段，建立了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的GIS地理信息系统，为这些田野考古成果后期的资料整理、推广使用奠定了基础;茂陵外藏坑的发掘为了解西汉中期帝陵外藏坑的结构、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代帝陵考古调查】本年，主要进行了唐景陵考古调查。唐景陵为唐宪宗李纯的陵墓，位于蒲城县城西北7公里的金帜山，依山建陵，坐北朝南，围绕陵山四周修建有夯土城垣，城垣四角有角阙，四面各有门址，门前有石狮和三出门阙;南门神道两侧列置翁仲、仗马、鸵鸟、翼马、华表等石刻;北门神道两侧列置仗马三队;陵山西南约3公里有下宫遗址，南神道正南2公里有鹊台遗址;这些遗址以陵山为中心构成了景陵陵园的完整结构。景陵的田野考古工作以考古发掘为主，同时对景陵陵园区域内的广阔面积进行了详细的踏勘调查。共完成考古调查面积20平方公里，在陵区内角阙、门址附近采集各类建筑材料标本20余件。完成考古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出土文物200余件。种类包括筒瓦、板瓦、瓦当、条砖、方砖、鸱尾等各类建筑材料，及铜钱、瓷碗、瓷盏、陶盏、陶罐等生活用品。本次发掘发现唐、宋两期建筑遗址。唐代建筑为下宫大殿遗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宽34米，南北进深24米;宋代建筑为宋代在唐代建筑基址上新建的“唐宪宗庙”建筑遗址，建筑平面大致呈“凸”字形，由于晚期修建梯田埂，建筑东侧已遭毁坏，东西残宽27米，南北进深16.7米。通过这次发掘，首次了解了唐陵下宫遗址内大殿建筑的布局和构造工艺，并且验证了宋代在下宫立碑、翻修、重建等史实。也为下阶段对其他唐陵下宫遗址的考古勘探提供了重要参考。

【统万城遗址考古】2010年，统万城考古工作的目标是寻找道路交汇点。9—10月，统万城考古队按照年初计划共布10×10探方7个，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发现蒙元时期建筑基址一组，主要遗迹有残墙、土炕等，破坏严重，布局不清。另有一座用竖立的板瓦砌成的圆形地面，估计其上应为圆形帐篷。发现的建筑材料均为统万城宫殿等建筑坍塌后的残砖遗物，表明宋代统万城遭焚毁后，这一带仍有少量居民(牧民)生活。

本年，还对与统万城密切相关的巴拉素白城台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局部勘探。白城台遗址位于统万城东北约46公里，城垣颜色与统万城相似，据考证为赫连勃勃之父刘卫辰所建。大夏国建立后，白城台与统万城形成犄角之势，拱卫大夏京畿区安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曾做过初步调查。本次调查后发现，城垣走向及轮廓大致清楚，除西门外，其他三座城门已被沙漠覆盖。经钻探得知，白城台城垣为方形，四面各有一门，四门均位于城垣中部，城内地层已遭农田基建破坏，局部区域20厘米以下即为纯沙层。与统万城相比，城垣走向基本一致，如东垣均为西南—东北走向。白城台规模较小，也没有发现外郭城、护城壕，其面积只相当于统万城西城。采集的遗物与统万城相似，均为唐宋时期的瓷片。

【杨官寨遗址考古】本年度，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对北区庙底沟环壕聚落的布局进行进一步探索。重点发掘了环壕西南角的A地点及环壕东北角内侧区域。环壕西南角A点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庙底沟期房址2座，灰坑5个、瓮棺葬2个、陶窑3座、灶4个，确认环壕自西门址延伸至此并拐至西南角B点。环壕东北角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庙底沟期房址6座，灰坑5个、瓮棺葬2个、陶窑1座、灶2个。

本年度的发掘证实了前期勘探资料的可信性，使环壕的范围和面积得到了进一步确认;环壕西南角A点的G8-3段内同样出现了如同环壕G8-2段和H776段内器物集中分布的现象，这一现象对进一步认识环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环壕聚落东北角内侧发现的多座房址表明，这一区域应该是聚落的一处集中居住区，这为了解环壕聚落的内部结构提供了重要信息。

根据《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及遗址保护的需要，对环壕西门址进行了保护回填，并对北侧H776段的堆积进行土样提取和浮选。

【白水下河遗址考古】白水下河遗址位于白水县雷村乡下河西村，2010年8月—11月，在下河遗址揭露了1100平方米，发现了仰韶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两座大型房址。两座房址平面均为五角形，与泉护村F201及灵宝西坡F106相近。

【邰城遗址】2010年夏、秋，为配合杨凌“古邰国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在梳理以往考古工作背景的基础上，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人员，采取“聚落结构调查法”，两度对邰城及其周邻10余处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累计调查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GPS测点定位，采集遗迹信息500余个，种类有墓葬、陶窑、夯土、灰坑等，获得了大量各时期的陶器标本，内涵主要为史前、商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遗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邰城遗址群田野考古调查GIS”，为动态分析区域聚落兴衰演变，结构布局等提供了技术支撑。调查最主要收获是，初步确认了战国秦汉邰城的位置和范围，获得了厘清布局结构的线索。以法禧为中心，包括周邻的疙瘩庙、尚德、殿背湾、杜家坡等遗址，战国秦汉时期为同一聚落，其规模与结构与县治相符。墓地主要分布在同期聚落西、北两面，紧邻“石家—尚德—殿背湾—疙瘩庙”诸村村南，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300余米。居址遗存位于墓地以南、渭河以北，殿背湾—永安村与尚德—小村南北两线之间，面积约1.5平方公里。以往曾在此范围发现有城墙、铸铁作坊及大型建筑等遗存，或为县治所在。同时，调查成果为制定该遗址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中地区秦汉离宫别馆遗址考古调查】2010年3—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田野考古中心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咸阳、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及相关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共调查了咸阳市10个区县和西安市9个区县。此外，还调查了宝鸡岐山县和渭南澄城县的个别遗址。10—12月，调查西安市高陵县和阎良区，并完成对渭南地区11个区县的调查，共调查秦汉时期宫殿遗址42处，包括乾县的西关(梁宫)、瓦子岗(梁山宫)、南孔头，礼泉县的石坡村，兴平县的侯村(黄山宫)、汤坊、窦马，武功县的瓦子釭、阎家村、文家台，岐山县的王家村，旬邑县的沟垴头，咸阳渭城区的毛王，渭南澄城县的良周，西安市未央区的建章宫、阿房宫前殿、“上天台”、后围寨、“好汉庙”、阎新寺，长安区的纪阳寨、“磁石门”、“烽火台”、东马坊、豫章观、南丰镐、大原村、贾里村、长里村、客省庄(宣曲宫)，灞桥区的新寺，临潼区的椿树，阎良区的冉村，周至县的竹园头(长杨宫)、西临(五柞宫)、西峪，户县的丈八寺(萯阳宫)，蓝田县的鼎湖宫，渭南市临渭区的靳尚(步寿宫)、张胡(步高宫)，韩城的扶荔宫，白水县的武庄等宫殿遗址。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关中地区秦汉离宫别馆从北向南有三条分布带：北面的一条西起尚家岭、梁山宫，向东有南孔头秦宫殿遗址，再向东有沟垴头、汉甘泉宫、舍车宫、谷口宫，以及更靠东的良周宫殿(貌宫)、扶荔宫。这些宫殿极有规律地分布在北山边缘地带，它们不仅仅是供皇帝游乐的行宫，还是与匈奴作战的前线指挥中心以及军事重镇，对首都的北部防卫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中间的一条沿渭河南北两岸分布，西起成山宫、平阳封宫，向东有瓦子釭、阎家村、黄山宫、汤坊，再向东有阿房宫遗址群以及昆明池周围宫观等，位于秦汉都城附近;南面的一条沿南山北麓分布，西起长杨宫、五柞宫、西峪宫殿遗址，向东有萯阳宫、鼎湖宫、步高宫、步寿宫等，大多属于秦汉上林苑内的宫室，专供皇帝休憩、游乐、田猎之用，性质较为单纯。

本年，还调查了与秦汉县治有关的遗址，共计18处。包括乾县的好畤、垚上、郭村，兴平县的南佐，杨凌区的法禧村，旬邑县的马家堡，西安长安区的苗驾庄村，雁塔区的北沈家桥村、杜城村，户县的东韩村、南关，临潼区的刘家寨、沙河、芷阳故城，韩城的夏阳故城、富平的频阳故城、蒲城的重泉故城、华阴的宁秦故城等。这些调查对研究关中秦汉政区的历史地理沿革有重要意义。

【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考古】2010年度，在对前期发掘资料进行初步整合的基础上，基本明确了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内涵和相关情况，并确认该墓园为西汉中期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家族所属。

2010年1—11月，主要发掘了M25、M8主椁室及4座从葬坑，发掘总面积约800平方米，发现漆、木、革器等痕迹多处，出土各类遗物600多件(组)，主要有青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陶器等。

截至11月下旬，椁室内部填土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发现了大量的砖块堆积以及大量的火烧灰烬。从葬坑K1内发现大量俑所配置的武器，包括铁剑、弩机、铜镞等。比较重要的是，在坑的前端部位发现了一枚“步兵都尉”铜印，该枚印的出土揭示了坑内“兵卒”可能为“步兵都尉”所属领。

至年底，进入随葬器物、遗迹的清理阶段。初步推断，该坑的随葬器物内容基本同于K3，主要为木俑遗迹。从葬坑K2的坑北填土已基本清理完备。

从葬坑K3主要随葬木俑，木俑均已朽，仅存痕迹，年底前已对所有遗迹进行了整体打包，准备进入实验室二次发掘，以获取更为科学、准确、详细的信息。

从葬坑K1、K5、K6坑内均出土有一枚高级军官铜印，由此推测，大型墓葬M8的每一座从葬坑均为一位高级军官所属，这些高级军官应为当时的国家军队最高首领——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的部下。

有明晰时代脉络和墓主的“列侯”级西汉家族墓园的发现，在陕西乃至全国极为罕见，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汉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的研究资料，同时对于汉代社会丧葬礼仪制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隋文帝泰陵考古勘探】2010年月5—6月，通过全面勘探，探明该陵园遗址周围有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垣，墙基宽约4.4米，南北628.9米，东西592.7米，陵园总面积37274.03平方米。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南门门址保存较完整，门外分别有一对门阙，门阙平面呈梯形。陵园外环绕有围沟。陵园中部偏东南部筑有覆斗状封土，封土顶部南北33、东西42米，底部南北153、东西155米。基础部分呈倒“凸”字形，覆盖墓道。封土南侧有两条墓道，相距23.8米，均为7天井、7过洞，西侧墓道(包括天井、过洞)南北长78.7米、宽3.4—5.6米，东侧墓道略短，也稍窄。

“隋文帝祠”遗址周围有长方形垣墙，南北384、东西354米，面积135936平方米，其中南墙宽10.1、东墙宽16.4，南北两面的垣墙分布有马面6处，南墙4处，北墙2处，南墙正中保存有门址。

此次考古调查和勘探进一步确认了陵园遗址和“隋文帝祠”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布局、范围;探明了主要建筑基址(门址、门阙、角阙等)的结构;探明了陵墓玄宫墓道部分的结构，探出两个墓道，证实泰陵确为文献所载的“同陵而异穴”。

【明秦藩王陵园考古调查】2010年，明秦藩王墓的考古调查主要涉及愍王朱樉、隐王朱尙炳、康王、简王四个墓园。目前愍王朱樉、隐王朱尙炳两个墓园的野外调查与勘验工作已完成，康王、简王两个墓园由于征地、建筑垃圾等问题，工作还在进一步协调中。

愍王朱樉墓，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大府井村东北约50米，现已探明墓园平面呈纵长方形，东西长约430米，南北宽约370米。墓园墙体仅存地基部分，墙基厚3.6—3.8米。墓园墙外侧发现踩踏土，墙体内侧有较多的瓦片堆积。在南墙与东墙拐角发现有建筑遗迹，西南角遭晚期砖瓦窑破坏。据目前调查勘探资料，墓园开有南、东和西三个门。其中南门位于南墙中部，东西长23米，南北宽12米。

墓园内发现11座墓葬，现存封土者6座，封土被夷平者5座，皆南北向，墓道居南，墓室居北。主墓M1位于园内中部偏北，其东南有陪葬墓5座，西南有陪葬墓5座。主墓前发现神道碑龟形基座与一号建筑基址。一号建筑基址由前、后、东、西四部分组成，长67米，宽60米，各部分有通道相连。一号遗址南为神道，长约120米，宽约19米。两侧依次树立华表1对、石虎1对、石羊1对、麒麟1对、石马2对、文官俑1对、武官俑1对、石狮1对。

隐王朱尙炳墓园平面形状、布局与愍王墓园接近，只是规模略小。神道两侧仅存6对石刻。目前已对康王墓园内保存的7座、简王墓园保存的14座石刻进行了绘图、拍照、文字记录。

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本年度，主要对澄城、蓝田、神木、合阳等县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澄城居安东周墓葬】居安墓地位于澄城县善化乡居安村东，西北距王官城遗址约1.5公里。2005年以来，在农田基本建设和道路修建过程中，这一带多次发现古代墓葬。从上年10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居安墓地进行全面勘探，截至本年底，已勘探25000余平方米，探出古代墓葬近600座。居安墓地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400米，除墓地北面为自然沟壑外，其余三面为人工沟槽(沟宽约8米)。上年11月至本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经省文物局批准，对其中4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铜器(盒、铃等6件)、石器(圭、璧等)4件、陶器(鼎、簋、壶、盒、盘、甗、豆、杯等)30余件。

从勘探和发掘情况看，居安墓地的时代大致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类别有墓葬和车马坑两种。其中车马坑一般规模较大，稍浅，深度大约在5—6米;墓葬规模相对较小，稍深，深度大约在8—12米。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偏洞式墓两类。它的发现，对于判定王官城遗址的性质和探索关中东部地区东周“城”与“墓地”之间的分布模式有重要意义。

【蓝田吕氏家庙遗址】继2008—2009年对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全面勘探和发掘后，2010年，省考古研究院对吕氏家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700平方米，发现6层建筑遗迹，包括房屋13座，时代从明代中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出土大量不同时期的砖瓦、滴水、瓦当等建筑材料残件。北宋遗存叠压于最下层，从探沟中仅可见条砖、土墙、红烧土、地面等遗迹或遗物，其规模形制有待进一步发掘证实。

【神木杨城村墓葬】杨城村墓群位于神木县店塔镇杨城村西北的杨城山上，西距麟州故城约500米。2010年10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神木县文化体育局协助下，对其中的48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葬分为竖穴土坑墓和圆顶洞室墓两类。前者占大多数，疑属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墓葬多单人葬，有少量双人合葬墓，单人葬墓主头右侧多放置动物骨骼，应为随葬肉类遗留。出土器物以五谷罐为主，少数墓葬出土有铜盆、铜灯等遗物;圆顶洞室墓为宋金时期墓葬，多被盗掘，圆形墓室后部有棺床，少数墓葬装饰有壁画，内容为木构建筑。出土遗物有金代耀州窑酱釉碗、罐残片等。通过发掘可知，宋代麟州城所在周边地区在东汉时期应为匈奴族聚居区。

【合阳砖雕墓】2010年5月，合阳县王村镇砖厂在南蔡村北约300米处取土时发现4座古代墓葬，省考古研究院韩城考古队在合阳县博物馆的协助下，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并对砖厂所占约5000平方米的土场进行了勘探，发现5座竖穴土坑墓。根据发掘资料，墓葬均为竖井墓道砖室墓，正南北向，墓室南侧带有长方形竖穴墓道，墓道带有脚窝，砖室平面为八边形，东西长约2.45米。攥尖顶，顶部用2块莲花砖拼合封顶，砖上刻有浅槽以镶嵌铜镜。墓室内部用砖砌成，呈仿木结构，其斗拱形式为一斗三升。屋顶下镶嵌两排砖雕画面，共7边(正南为封门)，每边每排3幅，每排21幅，共计42幅，每幅砖雕高0.30、宽0.26米。上排砖雕内容为佛教题材，下排为世俗画面，其中一座墓葬砖雕还施彩绘。砌砖一般经打磨对缝，建造极其精美。墓门一般用长条砖封堵，高1.58、宽1.25米。墓葬均为合葬墓，或葬2人、或葬4人，但人骨均已朽没，仅存朽痕。墓葬多已被盗，随葬品较少，或仅存一枚铜镜，或仅存少量铜钱。

据M2出土的宋代熙宁通宝及M1、M2出土的牡丹纹铜镜推断，这批砖雕墓葬的年代约为北宋时期。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

2010年，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完成考古调查项目共计6项，线路总长度约400公里、总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完成配合基本建设勘探项目共计353项，勘探总面积2300万平方米，公路、铁路里程830.3公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共计75项，发掘古墓葬2100余座，灰坑、窑址、建筑基址等其他古代文化遗存12处。

【新街遗址】(西安至商洛高速公路建设项目)2009年8月—2010年6月，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该遗址仰韶晚期与龙山早期遗迹、遗物的大量发现，为进一步揭示这两种遗存的文化面貌、并研究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仰韶晚期的“板砖”和龙山早期的“条形砖”的发现，对于我国砖的起源研究具有实证意义。大量仰韶晚期玉制品以及治玉工具的出土，为研究先民们何时认识和开发利用蓝田玉提供了实物佐证，同时也为史前时期治玉工艺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标本。

【泉护村遗址】(西潼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渭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10月—2010年4月对泉护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泉护村遗址位于华县柳枝镇泉护村及其周围，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所在区域地势呈由北向南逐渐抬高的阶梯状。改扩建高速公路从遗址区中间穿过，东起公路标K50+ 600处，西至公路标K51+750处。此次共发掘5×5探方53个，加上扩方面积30平米，共计1355平方米。

发掘庙底沟时期灰坑95个、房址2座、灶3个、陶窑3座、沟1条、墓葬9座，其中西周墓葬4座，战国墓葬4座，时代不明墓葬1座。出土遗物包括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量陶片、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器类有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瓶、瓮、灶、罐、盆、钵、器盖等。西周墓葬出土有铜鼎、铜戈、陶鼎、陶鬲、陶罐等。

【尧上汉代遗址】(西宝高速公路扩建工程)2010年3—12月，考古队对西宝高速公路常兴北服务区进行了集中考古调查、钻探及发掘。截至年底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普探面积约70000余平方米，共清理灰坑193座、瓮棺葬3座、成人墓葬1座，水井8眼、壕沟3条、陶窑2座。

尧上遗址内灰坑分布密集，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灰坑形制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规范的方形或者长方形坑，坑壁处理规整、光滑。大部分为平底状灰坑，最深者可至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罐、釜、盆、钵、甑、井圈、食槽等日用生活陶器残片及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另一类灰坑的平面形制为不规则形、圆形及椭圆形，坑底形状多样，锅底状较多，显示出较大的随意性，同样出土有建筑材料以及日常生活用具等器物残片。在个别灰坑中还发现了一批范的残片，包括瓦当范、人物俑范、青铜器范模具、瓦唇外模以及一些铸铜陶范残块、陶拍、陶托垫、支垫等生产工具。此外，在发掘区西部的个别灰坑内还出土了大量经过加工的动物骨骼废料，或与制骨活动有关。

尧上遗址出土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板瓦、筒瓦以及回纹铺地砖及空心砖。板瓦、筒瓦外饰细绳纹、粗绳纹、交错绳纹等多种，内为素面或饰布纹、麻点纹、方格纹、粗绳纹及细绳纹等。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发掘还发现了一些带有陶文的陶器残片，分别刻有“南舍”、“斄亭”、“利日”以及“霸陵过氏□”等陶文。本次发掘出土瓦当数百面，多已残损。瓦当以图案瓦当居多。当面多以双线和单线十字分格，内区多饰方格纹、乳钉纹、曲尺纹等，外区间缀以卷云纹、连云纹、蘑菇云纹，还出土有“长乐未央”、“千秋万岁”及“利”等文字瓦当。这些瓦当与关中地区出土的秦汉瓦当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上述建筑材料的集中出土及陶文暗示着当年这一区域可能存在着大型建筑遗址，但在本次发掘中并未见到建筑遗迹。

根据出土的砖瓦及陶器特征初步判断，尧上遗址的年代大概为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其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两汉时期眉县县治大致相符。

通过对尧上遗址及附近的调查、钻探与发掘，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汉代聚落遗址，并且揭露了一批重要的秦汉时期遗迹及遗物，对研究秦汉时期的中小型聚落的特征、辨析汉代普通人群的物质遗存、了解秦汉时期普通人群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物的特征及建筑材料特点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确认秦汉时期该区域城址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www.xing528.com)

【支家沟汉墓】(西安至商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为配合西安至商州高速公路建设，本年，省考古研究院在蓝田华胥镇支家沟村发掘了一座大型汉墓。该墓地处灞河东北之二级台地上，灞河东北岸，北为骊山山脉，南与白鹿原隔灞河相望。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墓，平面略呈“甲”字形，方向160度;由墓垣、封土、墓道、前室、封门、后室等几部分组成。墓园东西宽约110米，南北分布范围不详;封土为覆斗形，残存边长24—29米不等，现高约10米，系逐层夯筑垒积而成。墓道总长33米，宽3.9—10米，东西两壁共有壁龛5处，出土有制作精美的双鱼罐等陶器;主墓室(后室)东西宽20.3、南北进深19、深约11米，前室上部分为木椁室，平面呈近方形，南北长8、东西宽6.7、深1.4米，出土清理有马骨，车马饰等。木椁室之下为夯土，系逐层平夯而成，高2.7米，夯土之下东、西两壁各有三个壁龛，壁龛内出土物包括陶方仓、陶茧形壶、陶方壶、陶牛、铁釜、木器漆残片、动物骨骼、铜甗、陶俑、陶猪、陶马、陶羊、铜带钩等。

支家沟汉墓系一座西汉时期大型的高等级贵族墓，其墓葬形制以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多壁龛为其主要特征，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此外，还有不少车马器。支家沟汉墓的发掘为陕西乃至全国的高等级大型汉墓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湾李墓地】(包西铁路临潼段引线工程)本年，省考古研究院会同临潼区文管会对包西铁路临潼段引线工程涉及的临潼湾李墓葬群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该墓葬群于2007年和2009年为配合郑西高铁和西潼公路的建设分别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发掘墓葬800余座。此次发掘范围位于该墓葬群的西北侧。截至本年底，已发掘战国、秦、汉、唐代古墓葬130座，出土陶、铜、铁、石等各类器物500余件，其中以秦墓资料尤为重要。

这批秦墓形制有竖穴土圹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类型，多为东西向，葬式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部分为直肢葬。各类墓葬间基本无打破关系。竖穴土圹墓多带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横向搭有棚木，有的还发现有立柱;单棺或棺、椁齐备;随葬品多置于头端，除盆、罐、釜、鬲等日用陶器外，有的墓葬还随葬有鼎、壶等铜礼器。竖穴墓道洞室墓有直线型洞室和偏洞室两类，直线型洞室占多数，洞室多留有封门痕迹，随葬品多位于洞室一侧的头龛中，随葬品主要为陶器。

该墓葬群位于文献中所记的骊邑、新丰、戏邑的分布范围内，此次发掘进一步补充了新丰湾李墓葬群的资料，为墓葬分布、墓地规划及墓地归属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丰富了秦汉时期平民墓葬的材料，并对于探讨秦汉时期平民墓地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北吴汉墓群及陈王村汉墓群等】(西平铁路建设项目)西平铁路(陕西境内)建设项目中，从本年5月开始，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并会同有关县区在铁路所经过区域文物点进行发掘，截至年底，已发掘了兴平西吴、陈王、礼泉新市、乾县漠西夹道、阳峪冯北等遗址及墓葬群，共发掘战国、秦汉、唐宋各个时期墓葬130余座，窑址1座，出土文物数百件，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0年5—9月，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茂陵博物馆对北吴取土场区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78座，除少数为斜坡墓道土洞墓以外，其余均为空心砖墓。北吴空心砖墓对于深入研究咸阳地区空心砖墓的分期及当时的丧葬制度、文化面貌、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陈王村汉墓位于兴平市南市镇陈王村南侧台地上，本次发掘汉代大中小型墓葬33座。共出土器物248件，以陶器为主，此外还有少量铜车马器和玉器。这批墓葬形制多样，竖穴墓2座、竖穴墓道洞室墓21座、斜坡墓道洞室墓1座、空心砖墓6座、长斜坡墓道带耳室2座、长斜坡墓道竖穴墓1座。此次发掘墓葬形制多样，年代跨越整个西汉时期，对研究汉代墓葬形制的演变等提供了系统资料;从墓葬群所在位置来看，东距汉武帝茂陵约4公里，西约500米处为子孝村刑徒墓地。因此，其仍然位于与茂陵相关的范围内，对于其是茂陵陪葬墓、茂陵邑居民墓地抑或其他，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夹道村墓葬位于乾县县城西南，漠谷河西岸，共发掘战国秦墓4座，皆为竖穴土坑墓，东西向，皆为屈肢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夹道秦墓的发掘，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扩大了关中秦墓的分布范围，同时为秦人“东进”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根据这几座墓葬的年代及地理位置来看，很有可能与与战国秦好畤邑有关。

【底张墓群、边方墓群、大石头墓群及西蒋墓群】(咸阳国际机场二期建设项目)2010年度，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共发掘墓葬60余座，分别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布里村、西蒋村，北杜镇边方村及周陵镇大石头村，共出土文物1300余件。重要发现有十六国墓、北周墓、唐代围沟墓、唐代双室砖墓、战国秦墓等。

底张布里墓群及边方墓群共发掘唐代围沟墓6座，其中，围沟呈凸字形的2座，直线型的4座。以M118为例，墓葬位于围沟的中部，为长斜坡多天井的砖室墓。由墓道、五个过洞、五个天井、四个壁龛、甬道、墓室组成。墓全长46.75米，墓道长17、宽2.6米。原两壁绘有出行仪仗等壁画，发掘时已基本脱落，只残留部分线条。墓室为砖券，平面基本为方形。墓葬因盗扰严重，只在壁龛内出土有风帽俑、骑马俑50余件。出土有墓志盖一块，从上书“大唐故归州刺史赠左骁卫大将军滕州都督驸马都尉执失府君之墓志铭”可知，该墓墓主为唐代突厥族的首领执失思力。

西蒋墓群发现唐代双室砖墓一座，编号为M151，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双室砖券墓，是机场二期工程考古发掘中唐代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地面保存有封土，墓前发现有石刻。封土为四边形，底边边长28、高11米。平面略呈一个“干”字形，坐北向南。墓葬水平总长74.20米，墓道开口距现存地表深0.68米，墓室底距现存地表深12.50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前后墓室、后甬道等部分组成。

墓道和墓室均绘有壁画，但因盗扰破坏较严重。第二过洞保存一幅牛拉车图的大部分，其余壁画已不存。该墓前、后室修造时为大开挖，土圹竖穴呈圆角方形，土圹竖穴挖好后，再用条砖券筑砖室。在前后室的顶部，穹窿顶外圈上部垫厚约0.10米的活土踩实后，用条砖堆砌成盝顶形砖墩，盝顶下部四壁用条砖丁顺错杂平砌4—6层，四周逐层叠涩回缩成台阶状，共11—13层。似乎象征佛塔的造型，这是唐代砖室墓结构中第一次发现。在第四过洞下斜坡面上出土墓志一合，从而确定了该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墓主姓窦，名孝谌，唐玄宗时追封为太尉、豳国公，死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罗州官舍;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葬于洛阳;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迁葬，与夫人庞氏合葬于咸阳之洪渎原。该墓与其第三子唐毕国公窦希瓘墓(M152)相毗邻。

本次发掘第一次发现了墓室顶特殊的结构，为研究佛教对中国丧葬礼仪制度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窦孝谌墓志的出土，弥补了《旧唐书》中对窦氏家族重要人物传记史料的不足，为研究窦氏家族在唐王朝中的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生平事迹等，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此外，揭取收藏了一批精美的唐墓壁画，为研究唐代美术史、国画绘画技法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大石头墓群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大石头村村西。2010年共发现古墓葬41座，已发掘32座，墓葬时代主要为战国秦、汉，个别为唐代。

战国秦墓中，其中M360为竖穴洞室墓，墓向坐南朝北。竖穴墓道上口长4.4、宽3米，深4.1米。墓室长1.9、宽1.5米。在墓道西侧近墓室部位，发现小龛一个，龛内出土有铜鼎1件、铜锺1件，漆器1件。在铜鼎内发现有带骨头的液体半鼎，经初步鉴定，骨头为未成年的雄狗半只。铜锺内有半锺液体，怀疑为酒，尚在做进一步的检测。除此之外，在墓室口部还发现有陶壶一件，漆器残痕一处。铜鼎内带骨头的液体在陕西是第一次发现，为研究战国秦人的饮食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尤家庄秦汉墓群】(中登城市花园住宅小区建设项目)2010年1月1日至8月31日，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西安北郊尤家庄中登城市花园建筑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286座，其中秦墓37座、西汉墓246座和明代墓3座。出土遗物共约1300件。

秦代墓形制主要为竖穴墓道土洞室。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罐、陶鼎、陶盒、陶壶、陶盆、铜镜和铜带钩。

西汉墓葬形制主要分长方形窄竖穴墓道土洞室、窄竖穴墓道砖室墓二种。出土文物主要是陶器，有鼎、盒、壶、罐、盆、釜、缶、仓、灶等，釉陶器类有罐、仓、壶、鼎、盒、奁、灯、熏炉等;铜器类有盆、车马器、铃、环等;铁器类有剑、环首刀、釜、灯、镦、棺钉等;铅器类有“半两”钱币、“五珠”钱币、“货泉”钱币、“大泉五十”钱币、铜镜、带钩、印章、环首刀、弩机、饼、当卢、车軎、衔镳、盖弓帽、弩机等;玉器和料器类有蝉(口含)、窍塞、环、笄、耳珰、串珠等;石器类主要为磨石、研子等;骨器类一件为串饰，另一件为一博具的边饰。

秦墓形制及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较为清晰，为研究秦人在西安地区的历史轨迹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研究秦王朝在渭河南岸广大地区营建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汉墓均较小，此地属于当时社会中下阶层的墓葬区域。

【夏殿墓群】(曲江观山悦小区建设项目)2010年，省考古研究院继续对夏殿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10余座古墓葬。该墓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夏殿村西面的高亢之处，其地势沿东南向西北渐缓，属于长安凤栖原的范围。观山悦小区4号基槽相对于上年在此地所发掘的北周、唐代墓葬群及元代墓葬群位置偏西北，本年度发掘范围内多为东汉时期墓葬。墓葬多坐北朝南，形制多为斜坡墓道砖室墓或土洞墓，部分墓葬的墓室中带有侧室。出土随葬品多为陶器，种类有陶鸡、陶狗、灶、壶、仓、匜、井、案、甑、耳杯、罐、碟、陶奁等共174件(组)。

其中，M53为坐西朝东的斜坡墓道前后砖室多人合葬墓，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品组合关系清晰，位置明确，其墓葬从封门至甬道、前后墓室、侧室均使用模印花纹砖砌成，墓室后室葬有2人，北侧室内葬有1人，出土有陶俑、陶独角兽、陶狗、陶家畜俑及成组的陶仓、陶井、陶罐、陶壶等，并有彩绘仿漆器的陶奁、陶勺、以及铜镜2枚、铜弩机、五铢钱若干。

该墓葬随葬的陶跽坐俑、陶独角兽及陶狗的造型较为特殊，之前曾在西安市世家星城169号汉墓及卫光电子一号汉墓中有同类型的随葬品出土，具有较明显的道教文化特征，已有别于东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组合关系。此外，M53的随葬品制作精良，不同于东汉晚期随葬品粗糙简陋的时代特点，初步推测墓葬的建造始于东汉中期，经过较长的时间后仍在使用，其中新出现的器类及其组合关系或可为曹魏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新的参考。

【韩家湾墓群】(黄河上游开发有限公司光伏电池建设项目)2010年4月，省考古研究院继续对位于西安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的黄河上游开发有限公司光伏电池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11座唐墓及1座十六国墓葬。其中三座唐墓出土有墓志，分别为M1(载初元年，公元690)，M9(乾符五年，公元878)，M11(贞观十七年，公元643);此次发掘的三座唐代早期壁画墓(M1、M10、M11)较为重要。

三座唐代壁画墓中，M1、M11均出土有明确纪年及墓主身份的墓志，其中M1为斜坡墓道多天井土洞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2个壁龛、3个天井、3个过洞，甬道、砖封门及土洞墓室组成，墓室底为砖铺地，无棺床;该墓早年被盗扰，墓顶已坍塌，甬道及墓室内原均有壁画，因墓顶坍塌脱落严重，画面已漫漶不清，仅见白色壁面上存红色边框;在其东西2小龛及墓室内出土彩绘陶俑42件(组)、塔式罐、陶钵、铜钵、铁剪、铅器、贝壳、墓志等。

此外，M9被盗掘严重，但出土有墓志1合，明确记载墓主为河东裴氏，乾符五年葬;该墓墓室四壁各有浅龛3个(除南壁因连接墓道，仅有1个)，墓室中还出土具有镇墓五方石性质的石球5件，石质文武官俑各一件，为研究晚唐习俗提供了新的资料。

【三爻墓群】(省直机关三爻小区建设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省直机关三爻小区住宅楼工地发掘清理汉墓5座，唐墓10座，出土文物共334件。

汉墓均为斜坡墓道砖室墓，个别墓有甬道、天井、前室呈穹窿顶、两侧为假侧室而后室为拱顶形。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类别，主要为陶罐、青瓷壶、铁镜和铜五铢钱币等。从墓葬排列的规范性和出土遗物初步推断，属于东汉晚期的家族墓地。青瓷壶的发现，可能在当时是从我国南方某地来的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唐墓均为中小型刀把式竖穴墓道土洞式墓。墓葬排列较为分散而且深浅不一。2座墓出土墓志，从志文得知属于唐代晚期。10座唐墓主要出土有陶幞头立俑、仕女俑、胡人乐俑、生肖俑、天王俑、镇墓兽，以及马、骆驼、牛、羊、猪、鸭、鸡等动物陶塑和塔式罐等。胡人乐俑的出土，充分反映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情景。

【上安遗址】(包茂高速公路铜川至黄陵段复线建设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对公路穿越的耀州上安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上安村三组以西约0.5公里的黄土台塬上，三面环沟，各类遗迹散布于坡地之上。在公路路基范围内开方9个，发掘面积近700平方米。本次发掘共清理灰坑10个、窑洞式白灰面房址1座，近代灰沟1条。此外，在公路建设修筑的便道断面上清理窑洞式房址4座、灰坑葬1座。根据出土器型与关中和邻近地区的文化相比，上安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器型相同或相近，其时代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上安村遗址是铜川地区首次发掘的龙山晚期遗址，为这一区域史前文化序列的完善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了解龙山晚期的聚落布局特点提供了新材料。

【杨界沙遗址、大古界遗址及王阳畔遗址】(王圪堵水库建设项目)2010年6—10月，为配合陕西榆林无定河拦河工程——王圪堵水库施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察队联合对王圪堵水库淹没区、坝址区、移民区进行考古发掘。本次共发掘杨界沙、大古界及王阳畔等3个遗址，发掘总面积约3260平方米。

杨界沙遗址位于无定河河道南约1.9公里处，坐落在杨界沙头道梁、二道梁的西坡，遗址范围约8万平方米。本次发掘面积约2080平方米，共发现房址32座，灰坑93个。房址集中分布在头道梁、二道梁向阳的西南山坡地带，平面多呈“凸”字形，还发现个别为前庭后室“吕”字形。门道多为长方形，朝向西南。地面都涂抹一层厚度约0.3—1厘米的白灰面，有的则是双层或三层白灰面。主室中部多发现圆角方形灶坑。灰坑多为圆形袋状，还有圆形桶状、长方形袋状、长方形桶状等。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可见器型有喇叭口尖底瓶、夹砂侈口斜沿鼓腹罐、直壁缸、瓮、盆、折腹钵、盘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锛、石磨棒、石凿等，还发现有少量细石器。骨器有骨簪、骨笄、骨锥等。玉器有玉环。

王阳畔遗址位于无定河河道南约1公里处，坐落在王阳畔村东南瓦渣梁的西坡，遗址范围约1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550平方米，发现房址7座、灰坑62个、墓葬3座。房址大多已破坏，只残留主室地面，门道多朝西北，主室中部多发现圆角方形火塘。灰坑多为椭圆形或圆形袋状坑，口小底大;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长方形或椭圆形平底坑。可见器型有双鋬鬲、斝、瓮、筒形罐、夹砂罐、盆、折腹钵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锛、石磨棒、石凿等。骨器有骨簪、骨笄、骨锥、骨匕等。墓葬共发现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向，仰身直肢葬，未发现随葬品。

以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晚期遗存，与2001年度靖边五庄果梁遗址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其与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亦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别。其中喇叭口尖底瓶均为长束颈、肩部丰满、亚腰、钝尖底;夹砂罐均为侈口、宽折沿、束颈、肩部及腹部饰多条附加堆纹。这些特征与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较为相似，但从陶器质地而言，99%为夹砂，少见泥质陶;且本地区不见关中地区的宽沿盆、深腹钵等器型;从遗迹特征来看，本地常见的长方形袋状坑在关中地区较为少见;本地流行的窑洞式房址则是关中地区仰韶时期遗址所少见的，其用白灰面加工处理的方法也在关中地区该期遗址中不多见，其文化性质当与内蒙古中南部文化仰韶晚期遗存的面貌相似性更大。杨界沙及大古界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为研究陕北地区仰韶晚期文化性质、聚落布局、人地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王阳畔遗址常见的双鋬鬲、甗、斝、筒形罐、高领折肩罐、三足瓮等器物与寨峁遗址、新华遗址早期同类遗存相似。其相对年代当属龙山晚期早段。本地区发现大量器类上装饰有压印整齐的“之”字纹，或是受东北地区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

【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陇汉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在陇汉高速公路建设中，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对千阳县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遗址总面积约22000平方米，本次发掘1350平方米，揭露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建筑基址两处及局部外围墙，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

尚家岭遗址位于千阳县城以东10公里处的南寨镇冯家堡村，东为汧河支流涧口河，南临蜿蜒开阔的汧河河湾台地。其中Ⅰ区夯土建筑结构规模较大，夯土台基东西长32、南北宽17.7米，建筑基址南北进深15、东西跨距30.7米，经复原，在建筑主体的四面应各有一排以卵石为基础支垫的木柱柱网结构，与其他三面不同的是，在Ⅰ区建筑基址北侧台阶外侧另有陶质明柱础一排。2006年村民取土时发现一组陶井圈，经本次考古发掘确认，井圈所在的位置位于Ⅰ区夯土基址中部偏西，根据当地的水文情况等，推断此“井”当为存放食物以取得冷藏效果的陶“冰鉴”。Ⅱ区位于整个遗址西部，由南侧围墙、附属夯土建筑和主体夯土建筑三部分组成。从发掘情况判断，两区应为同一建筑格局的组成部分，从规模上看，Ⅰ区建筑系主体，Ⅱ区则为附属。

从出土大量的葵纹瓦当、素面半瓦当、大夔凤纹瓦当以及方形回纹空心砖、板瓦、筒瓦等判断，尚家岭秦汉建筑的始建年代应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被毁弃。其规模宏大、等级较高，当为一秦汉时期离宫遗址。

【尚德墓地】(西安宝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项目)2010年6月，为配合“西安宝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建设，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杨凌区、宝鸡市等相关单位组成考古队，对沿线所涉9处遗址(或墓地)实施了抢救性发掘工作。其中，重点发掘了杨凌区柔谷乡的尚德墓地。本次发掘采取钻探式和探方式两种方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掘墓葬300余座，除个别唐墓外，其余均为东周、秦汉时期的中小型墓。形制分为竖穴墓、竖穴直线洞室墓、斜坡墓道洞室墓三类，以前两类为主。葬式包括曲肢葬和直肢葬两类，后者占大多数。多数有木质葬具，或单棺、或一棺一椁，另见1例瓮棺葬。出土陶、铜、铁、石、骨等不同质地随葬品1000余件(组)。出土陶器种类有鼎、壶、鍑、坊、鬲、釜、罐、缶、盆、甑、灶、熏炉等;铁器以釜、灯较多;铜器有铜鍪、铜镜、带钩、铜铃、铜璜及铜钱等。另有3枚质地不同的印章、2件青釉陶器、1件塑衣仕女俑、2件陶狗、1件陶鱼。

在探方发掘区内，发现了多道封闭或半封闭的围沟，或纵横交错相连，或互有打破关系。各围沟长度不尽相同，所围范围也大小有别，宽度一般在0.3—1米多之间，深亦不过1米左右。沟内填土纯净，少见包含物，就其堆积趋势判断，应系较长时间的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填埋所致。在围沟的中间，一般存在一、二座墓葬，与围沟的开口层位相同。另外，在铁路开挖基槽东西断面及钻探式发掘墓葬的扩方区域，亦常见此类壕沟迹象，周邻亦有与之开口层位相同的墓葬，初步判断这些围沟应为其所围墓葬的围墓沟。

此外，发现了6座烧制陶器和3座烧制砖瓦的陶窑，清理了前者5座，后者2座及附近灰坑30余座。

该墓地自战国晚期短时期内形成如此大的规模，当属移民及其后裔葬地，而东汉墓葬仅有零星发现，恰与秦孝公始置斄城，西汉沿袭，东汉斄县并入眉县的历史背景相吻合。从空间格局看，亦与秦咸阳墓地位于城外的西、北部特点相类。由此，或为寻找确认秦汉斄城具体位置，研究其规划与布局结构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枣园苏墓地】(西安至安康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建设项目)2010年7月底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队对西安至安康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建设范围内的26座古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墓葬分布位于西安灞桥区枣园苏村东，今西康铁路与西安绕城公路东段之间的狭窄地带。在已发掘的20座古墓葬中，汉墓12座、隋墓1座、唐墓7座。12座汉墓中10座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2座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其中一座为多室砖室墓，均为中小型汉墓，大多历经盗扰，随葬品出土较少，可见的随葬品主要有泥质灰陶罐、陶盒、陶灶、铜带钩、铜匙、铜钗、铜簪、五铢铜钱等。其中的M2和M8两座汉墓形制较大，出土随葬品也相对较多。M2为一座长斜坡带生土二层台墓道的单室土洞墓，总长24米，墓道宽2米，墓室3米见方、深达10.5米，出土随葬品计有泥质灰陶罐4、陶盒1、铜簪3、铜钗2。M8总长18米，墓道宽1米，墓室总长7米、宽3米，距现地表深9米，系一多室砖室墓，由一前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出土随葬品有陶盆1、陶罐1、陶盒1、陶灶1、陶勺1、鸡2、猪狗各1。

隋墓1座，编号M7，形制较为独特，整个墓葬全长37米，由长斜坡墓道、2个天井，2个过洞和平面近圆形的单室土洞组成，墓室长3.4、宽3.05、深距现地表8.5米，整个墓室平面可分为两部分，北面为夯土筑成的半月形棺床，南面置放着随葬品，出土有平背陶俑1、泥质灰陶罐2、陶饼饰2、北周布泉和隋五铢各1枚。

发掘7座唐墓中4座出土有墓志;3座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其余均为长斜坡多天井多过洞的洞室墓。本次发掘的3座竖穴墓道洞室墓，均遭盗扰，随葬品出土极少，仅出土有墓志一合、开元通宝9枚，带钩1、残罐1;4座长斜坡多天井的唐墓编号为M3、M5、M6和M18，其中M3、M5和M18均出土有墓志，M6有壁画残迹，在第四过洞处发现有刻画于土壁上施彩的立体波折纹，较为少见，出土有武士俑、风帽俑、陶罐、开元通宝铜钱及石刻经幢等。

【新寨遗址】(延志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2010年8—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延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吴起县文管所对延志吴高速公路穿越的吴起县新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新寨遗址位于延安市吴起县西北新寨乡新寨村树洼自然村西侧，属于(北)洛河上游，面积约有30—50万平方米，以龙山时代至夏初的遗存为主。本次发掘共布10米×10米探方4个，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灰坑6座、房址1座，烧土面3处，并获取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和碳样、土样标本。该遗址地层堆积较为简单，T1、T4所在区域由于水土流失或农田建设，文化层多不同程度受到破坏;T2、T3的第二、三层为龙山时代的灰坑，并且被同时期的灰坑打破，文化层之下为生土。灰坑分圆形筒状和圆形袋状两种，筒状者底部或坑口边往往有烧土面，填土经过夯打，夯土之上放置玉琮等玉礼器，填土中夹杂极少龙山时代中晚期至夏初的陶片，且这一区域所在的山梁独立于居址之外，可能为该聚落祭祀遗存。袋状灰坑均位于居址区，往往与房址相伴，应为日常生活设施。暴露在梯田断面上的房址多为半地穴式或窑洞式，有些房址的地面涂抹1厘米厚的白灰面。

本次出土的陶器主要以T4F1为例作扼要介绍。F1出土器物主要包括3件陶鬲、1件高领罐、3件圜底瓮、1件三足瓮、1件双耳罐以及夹砂罐等。从F1出土的器物特征来看，具备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初期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单把鬲成熟的尖角裆形态、较高的实足跟、足跟外的杆状物压槽以及加固足跟的绳索勒痕，表明该陶鬲已经接近夏代初期，大体与神木新华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相当或略早。在文化因素的构成方面，新寨遗址体现出多谱系交汇的综合特征，表明这一地区在甘青宁与河套地区、关中与北方地区文化传递路径中的枢纽地位。

【李村孟洼旷野旧石器地点】(榆商高速公路洛南—岔口铺段建设项目) 2010年10—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洛南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正在建设中的榆商高速公路洛南—岔口铺段连线穿越的洛南盆地孟洼旷野旧石器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

本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430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为第二级阶地上部的黄土沉积物。发掘中出土各类石制品700余件，另外还在公路开挖剖面及滑坡体中采集石制品100余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碎片屑(块)等。工具中既含有重型的工具，如砍砸器、手镐、薄刃斧、石球等，又包含轻型的工具，如刮削器和尖状器等。

【老牛坡遗址】(西安至商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燎原行政村范围内，地势东高西低，依灞河流向呈西北-东南分布。遗址西起袁家崖村，东至沙河沟，南及灞河二级阶地，北达安家庄村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一处以商文化堆积为主的大型古代遗址。

2010年11月，省考古研究院组织对西安至商洛高速公路穿越老牛坡遗址路段发现的夏商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5800平方米，揭露出灰坑129座、陶窑4座、墓葬25座、房址8座、灶坑5个、坑3座、沟2条，出土陶、石、玉、骨、蚌、铜等各类文物600多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陶窑均为竖穴式，由窑室、窑箅、火眼、火膛及操作坑等部分组成，有的火眼上还残留着控制火候的塞土块。这种竖穴式陶窑与新石器时代横穴式陶窑相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火力，提高窑室温度和陶器质量。

本次发掘发现商代墓20座，夏代墓4座，清代墓1座，均为小型墓葬。商代墓中有随葬品的墓仅有5座，均为陶器，组合为鬲、豆、罐或鬲、罐，有的仅有1件陶鬲。墓葬底部带有腰坑，内有殉狗。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另有两座俯身葬和一座乱葬墓。墓葬没有发现葬具痕迹，大小仅能容身，绝大多数墓也没有随葬品，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为地位低下的手工业者、贫民或奴隶。夏代墓葬4座，均有随葬品，数量8—2件不等。其中M6出有6件陶器和2件石器，M24出有2件彩绘陶器。

房址绝大多数为半地穴式，有的房址还残存着进入房间的斜坡台阶，有的房址内带有储藏生活用品的小窖穴，有的地面残留有踩踏面。地面房址只有一座，残甚，仅存两个较大的柱础石磉和几个小柱洞，应是一座较大的房屋建筑遗址。发现的三座坑，其中一座出有较多的卜骨、人头骨和动物骨，另外还有一具完整的中年女性的骨架，在其盆骨下方发现一枚铜镞，可能与这位妇女的死因有关。从出土文物和较多个体的人头骨来看，推测该坑为祭祀性质。另两座坑较大，形制、大小、深度、方向基本相同，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大底小。其中一座，中层出有一付完整的马骨架，底层有数块大河卵石;另一座底部布满大河卵石，并有两个大柱洞。发现的一条南北向的沟，残长70多米，其内发现有较多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陶器和残片，没有晚至商代或以后各代的器物，该沟的形成时代应不晚于夏代。该沟内共出土石璧10余件，应具有特殊含意。

老牛坡遗址是已知陕西规模最大的一处商代遗址。本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除出土大量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物外，较多商代半地穴式房址的发现，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里就是老牛坡遗址商代晚期平民、手工业者及下等人的居住区，为了解老牛坡遗址商代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本次在老牛坡遗址发掘出的相当于夏代的墓葬、灰坑及长沟，是目前发现的分布最西的夏文化遗存，说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已到达了关中中部地区，为研究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夏代的政治疆域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召开全省配合大型建设工程考古工作会议】4—5月，筹备并组织召开“全省配合大型建设工程考古工作会议”。省文物局和西安铁路局、省发改委、省交通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和单位领导，以及配合大型建设项目考古勘探发掘管理协调办公室成员单位、各市(区)文物局和各考古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前一阶段配合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采取的措施、方法进行了回顾，对工作中好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安排部署。

【举办基本建设考古成就展】6月12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十一五’基本建设考古成就展”。这次展览展示了“十一五”期间全省基本建设文物保护工作成果和有关部门为保护文物做出的突出贡献，通过展览营造“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展览反映了“十一五”期间，陕西文物部门与相关行业密切合作，签署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协议589项、发掘协议211项，涉及线路里程2814公里、面积3864万平方米、遗址434处，出土各类文物8万余件。大批古遗址、古墓葬等珍贵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陕西乃至全国的考古空白。展览共展出珍贵文物135件(组)，众多文物属首次面世。

【省政府通报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6月10日，在省文物局建议下，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表彰全省大型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陕政函［2010］89号)，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20个先进单位和吕建中等27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6月12日，省人大副主任赵德全、副省长景俊海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席了颁奖大会并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

考古获奖情况及获奖项目

【两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6月11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在苏州揭晓。我省的富县秦直道遗址、西汉帝陵考古调查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获阿斯图里亚斯“社会科学奖”】2010年10月22日，秦兵马俑考古项目荣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社会科学奖。这是中国首次获得这个在欧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奖项。参加本年阿斯图里亚斯“社会科学奖”角逐的共有来自全球23个国家及地区的团体。评审团中的198位评委经多轮投票，最后选择了西安秦兵马俑考古获得了其中的社会科学奖。评委会宣布的授奖评语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堪称极致，他们的科研成果令人敬佩，他们向世人展示了2000多年前中国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这对人类文明也是一个重要贡献。10月27日，省政府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进行了通报表彰。

【考古资料整理和出版工作】本年度，组织出版的考古报告和专著主要有《西安临潼新丰秦汉墓考古报告》、《李家崖发掘报告》、《周公庙遗址2008年度发掘报告》、《靖边杨桥畔汉代墓地——2007—2008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唐献陵陪葬墓发掘报告》、《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卷、《高陵东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及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及《汉唐墓葬壁画保护与修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