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读《易》的基本问题：易义根本内容是什么？

卦爻辞的原始意义

卦爻辞何时作成，近百年来已成为读《易》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很重要，未知作品的时代，如何可深入理解作品的具体意义，因作品的形成决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及当时的时代思潮。综观《易》的卦爻辞，对中国二千余年来的民族思想，有极大的影响。至于卦爻辞的意义，历代注解有截然不同的内容。一般读《易》，仅读某一时代的注解，以为易义就在于这一注解，而注解迄今留存的就有二千种。或执其中的一类若干种，以为易义即如此，或执另一类若干种，认为易义即如彼，则易义的根本内容很难说清楚，其实就是不了解卦爻辞的原始意义是什么。故必须了解最早成此卦爻辞时代的具体事实。这一问题，直至最近十余年来认识数字卦后，方可能有决定的条件认识编定卦爻辞的时间及地点。传统所谓“文王系辞”，及汉马融等发现史辞中有文王以后的事，故产生“文王系卦辞”、“周公系爻辞”之说，流传近二千年。直至清末起，始知对卦爻辞的作者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然迄今仍有保存二千年来古义的学者，亦有认为是西周中期的，亦有认为是西周晚期的，更有认为是东周的等等，然无确切的证据，很难肯定其是非。幸今于殷墟、周原皆已出土大量甲骨及钟鼎上的数字卦象，则对卦爻辞的编成时代，可有较明确的认识。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对中国文化的起源，有一比较可靠的认识，东周文化的光辉灿烂，并不是偶然而兴。试思距今三千余年前，已有十万块左右的甲骨文字，则殷周之际的文化，确已有相当高的认识层次。有此认识，方能产生东周的文化。惜自秦汉以后，尤其是董仲舒尊儒术斥百家后，对孔子的思想提得太高，对孔子的划时代精神亦认识不够。认为中国的文化起于孔子，而且把后于孔子的思想亦推在孔子身上，则孔子的史迹既不可信，遑论孔子以前。这样就造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误解。幸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可得殷商的概貌，近年又得周原的甲骨文，则更知周尚未灭殷时的先周情况。且二处同得数字卦，又有得自先周的一块甲骨，已系有一辞，详记如下：

（H1185）（七六六七一八）曰其（牛）（此字有损）既鱼。（凡二行十一字）得此一例，可证殷周之际，确已有观象系辞的事实。于殷墟四盘磨村西区得到一片卜骨，横刻三行小字，其文为（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则已有观象系名的现象。凡殷墟十万余块的甲骨，大半为卜辞、占辞。惜对阴阳五行的蓍龟象数，尚未作深入研究。早已见六十干支的次序表，更未得学者之重视。且今已认识数字卦，内兼阴阳五行之理，可证殷周文化同样信仰阴阳的蓍与五行的龟。况当时的卦象就是数字，《尚书·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可证周室并未废龟。然二千余年来为《周易》的卦爻辞所误，认为殷尚龟卜用五行，文王周公已系卦爻辞，卦象仅有阴阳，故周开国起已不用五行，其实完全错误。于殷周时仅有数字卦，何尝有阴阳符号卦，况于数字卦下所系的文字，仅有一二字似卦名，四五字如断辞，则文王周公系卦爻辞的传说，可彻底否定。且卦爻辞的内容，基本本诸卦爻象而系，故认识四百五十节卦爻辞的编定，必已先有卦爻象的结构。此卦爻象的结构，逐步由数字卦进化而来，在西周中期于数字卦的数字中方有九字出现，且考察数字卦与阴阳符号卦的差别，要在所利用的数字不同。凡殷周之际的数字卦共有五个数字，凡一五七为奇数阳，六八为偶数阴，此已相合于《说卦》中“参天两地而倚数”的概念。其后增“九”字，不见“七”字，又不见“五”字，则逐步演变成四个数字。凡《左传》等古籍中所记载的卦象，基本用四个数字，就是阴阳各有动静。凡阴静数八，阴动数六，阳静数七，阳动数九，且七八为卦，九六为爻。唯当分辨卦爻且明辨卦爻的动静，方能化四个数字成动静各二个数字。卦仅六十四，每卦有六爻，爻仅三百八十四。合诸阴阳，卦体六十四，爻用九六各一百九十二，故另增用九、用六二辞，总计为四百五十节卦爻辞。有此结构，方能观象而系以辞。

卦爻辞最早的本子，传统认为是熹平石经（熹平四年刻，公元175年），然早已不全。据《晋书》记载曾得汲冢《周易》，惜亦失传，时当梁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的竹简，且知无《彖》《象》。然卦爻辞四百五十节，当时肯定已编定。今于1973年又得长沙马王堆的《周易》帛书出，下葬时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则虽较汲冢本迟一百三十余年，已为传世《周易》的最早版本。其流传所由，当自三晋南传，其间亦无《彖》《象》，且卦次不同于《序卦》。汲冢本未言其卦次，今由马王堆帛书本上推，当亦不同于《序卦》。

又于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50年）邸阳君番敕墓出土竹简，内容甚多。有一部分是卜筮记录，内容记载墓主有关卜筮的事，约二千七百余字，且已整理完毕，然尚未发表。笔者曾亲往观察，基本为四个“之卦”，就是记录四次筮占，每次有二个六画卦，与《左传》等所记载的筮法完全相同。然尚无卦爻辞，时间比汲冢《周易》仅早五十年左右。更须注意地点，当时江陵属楚国，楚重卜筮，并不重卦爻辞，而中原三晋地区情况早就不同。此种“之卦”的卜筮法，实流传至今，故与数字卦不同，其结构已化成阴阳符号卦。世传卜筮莫不托名于《易》，皆知阴阳五行而不重卦爻辞，然有其象数之义理。因其象数之义理而系以卦爻辞，此于卜筮为一大进步。贵在能合象数义理为一，方为卦爻辞的原始意义。故江陵竹简的发现，对认识卦爻辞之读法极为重要。以下合诸《左传》的记录，宜以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为准，说明编定卦爻辞的情况。在其前是否已编定四百五十节卦爻辞，尚可有疑问，而于此年的魏献子问于蔡墨的对话观之，其间有关《周易》的一段完全是依照卦爻辞的整体结构而言。唯其结构已定，始可肯定蔡墨在当时已见到全部卦爻辞。故《周易》卦爻辞的编定，其下限可定在此年，是年孔子四十岁左右。

以下详论蔡墨的取象与卦爻象结构的关系。先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原文如下：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这篇对话的起因，有龙降于绛郊，绛为当时晋国的国都，今当山西侯马市。是否有降龙的事，尚可有疑问，龙指何种动物，今难肯定。是秋或见到某种在当时已少见的飞禽，就认为是龙，亦有可能，至少在当时早已神化龙之为物。蔡墨的对话中，谓舜时有豢龙氏，夏时有御龙氏，可见当时对龙的重视。更以五行配五官，且合诸古人，或有所据。以龙当水官，其理尤可贵，实属东方青龙之本。详以下图示之：

此以少皞四叔及颛顼共工子当五正之祀，时在尧舜前。中央由社而稷，所以兴农业。夏以前祀烈山氏子柱，商以后祀周之祖弃，皆属三晋地区对古史的认识。孔子既定《书》始尧舜，其前皆不论。而易理产生在三晋地区，推本古史实先于尧舜，此必须认识。直接以《周易》的卦爻辞论，蔡墨以为当时尚朝夕见龙，故能取龙字以当乾坤的爻辞。计《周易》中龙字凡六见。于卦爻的变化以下表示之：

由上表示六个龙字的取象法，可推及整个卦爻的象数。此处的重要在乾之坤已兼及六爻，亦就是具备用九、用六的意义，乃可认识四百五十节文字的整体。故蔡墨之时，已可完成卦爻辞的编辑工作。

今须说明一个基本问题，自否定文王周公系卦爻辞后，作者问题所以未能解决，就在不能了解卦爻的结构。因系辞是编辑工作，于四百五十节的具体内容，约半数以上可能采取前人之辞。前人的时代与地点有很大差别，而编辑者能综合而纳入卦爻辞，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且于编辑时必多删节及增入本人的思想，故究其一字一句或一节卦爻辞，确可极早，非但是西周，夏商的情况亦可能散入其中，然未能视为当时已完成四百五十节卦爻辞。今取数字卦转化成阴阳符号卦的完成时期，就是《周易》卦爻辞的编定时间。主要关键须有乾之坤、坤之乾之用九用六。

凡读卦爻辞，必须认识任何卦任何爻皆可相通。究其原，则文本于卦，卦本于乾坤，故首先应了解乾坤卦爻辞，作为理解其他六十二卦卦爻辞的准则。

乾卦卦辞仅四字，曰“元亨利贞”，此有极深邃的哲学意义。如《春秋》这部编年史必分四时，于四时必记，所以重时。此周期的四分法，就是《周易》的基本概念。以时言为“春夏秋冬”，以位言为“东南西北”，以数言为“八七九六”，以人之德行言为“仁礼义知”。此基本的象在系卦辞前早已形成，而卦辞既编定，即以“元亨利贞”总结之。或未知象数在前，而深究元亨利贞的来源，则虽本甲骨文而为之解释，反于春秋末期的思潮未能相合，因果颠倒，宜对《周易》卦爻辞未能了解其本义。详以下表示之：

进而以乾卦的爻辞言，可极其明显地看到是三分法，凡初二当地，三四当人，五上当天。于天地间的生物，即以神化的龙象之。初在地下，故曰“潜龙勿用”。二在地上，故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三四为人，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义谓君子应日乾夕惕，则虽危厉而无咎，所以勉励君子。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义谓君子有才则跃之天位，无才则退入勿用之渊，或进或退人皆自取，何咎之有。五上当天位，故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曰“亢龙在悔”。以二五言，义谓在天在田的龙可相应，人亦因时而处其位，且时位乃运行不息者，宜知其理的大人相互利见之。上则天之上，过高而亢，是以有悔。主要于乾卦说明时间的变化，初至上皆可变换，如全部变换则乾成坤，是谓用九，乃见群龙平等，不必有为首者，故曰“见群龙无首，吉”，这一现象有全任自然之理。

更观坤卦的卦辞，即大异于乾卦，主要由时间而及方位言，其辞曰：“元亨，利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文字虽多，其义亦极明显。因有阴阳先后之辨，此首乾的大义，所以为《周易》，则乾之元亨利贞已掌握时间，坤宜顺承乾之时间为时间，故元亨同而利贞不同。牝马先于牡马将迷途，后则得其所主，唯在后当注意方位的不同。且乾重时以四分法，犹河图的纵横。坤则重位能辨四隅而八，是犹洛书的方位。且当时早已在利用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周天。故时重周天，位重时间的间隔，即河图四分当周天90°，洛书八分当周天45°，天干十分当周天36°，地支十二分当周天30°。

凡西南阴方，故坤与之为得朋。东北阳方，故坤与之为丧朋。当得则得，当丧则丧，同为有利，要能安于后得之贞则吉。由乾四时而坤八方，同为一个周期。推之如天干十地支十二，合干支为六十，皆属当时早在应用的周期变化。然自数字卦发展成阴阳符号卦后，周期的变化另创六十四的卦数。今既知阴阳符号卦得自数字卦，方知春秋早期尚无以六十四卦数为周期的概念。八数为周期极早，当逐步减少数字以产生六画的阴阳符号卦后，方有六十四卦数。而其来源，乃推原于二个八卦相乘。以数言，九九八十一数乘法表亦来源极早，八八六十四数早在其中。《管子》提及伏羲造九九数及八八卦，然尚无阴阳符号卦的卦象。当春秋末年系成卦爻辞时，已认识六十四卦数乃本诸八卦。这一先有六画的卦爻，然后产生六十四卦数而推本于八卦的史实，早为战国时作的《周礼》及《系辞》等所颠倒。因数字的确由简而繁，由八而六十四，当六个数字的数字卦的变化有五种，并非阴阳符号卦的变化只有阴阳二种。二种符号的六次组合，乃有六十四种卦象，此六十四卦卦象的六十四乃简化六个数字的数字卦而得，理解这一变化过程，方才可了解何人重卦实为没有答案的问题。事实是编辑成卦爻辞者，既准六画六爻而系以辞，又可分析六画成二个三画卦或三个二画卦而取象。且以坤卦的八方为主，即简化六十四卦成八卦，当成八卦后就可定八卦的方位。最早相传的方位，见于今本的《说卦》中，详示如下：

今于西北东南处加一划分之，则由东南巽起，经南离、西南坤西兑为阴方，由西北乾起，经北坎、东北艮、东震为阳方。确指西南则坤与坤方为得朋，确指东北则坤与艮方为丧朋。且此方位，土既分坤艮为阴阳相对，木亦分巽震、金亦分兑乾以阴阳相对，唯坎离则合阴阳水火为一象，此所以有坎离互根之说。

进而读坤卦六爻的爻辞，亦容易明白。以韵读之，最早的本子，可能仅有十二字，即初为“履霜”、二为“直方”、三为“含章”、四为“括囊”、五为“黄裳”、上为“玄黄”是其义。编辑时当为说明之，则见自然的发展，不可不承乾的时间。凡“履霜”之时，断之必为“坚冰至”。“直方”为直线与平方，继之必为具体而“大”，今名一维二维而成三维空间，此亦自然而然，不习而无不利者。三四亦言人事，三则坤阴当“含”其“章”而“可贞”，“或从王事”即“含章”“无成”而“可贞”“有终”。四更言“含章”之实，当在囊而括结其囊，庶能“无成有终”而“无咎”。五取黄中色，然裳为下饰，庶有后得之象而元吉。然乾上亢而坤上战，乃成天玄地黄相杂的其他六十二卦。凡其他卦象的六十二节卦辞，与三百七十二爻爻辞，基本就是根据时位德三者的意义而系。最后“用六利永贞”为坤卦之德，贵能贞下起元，犹待春雷之动。合而示之，即十二消息卦以当十二地支之象。

除乾坤以外，其他十卦的卦辞，并录于下，可见系卦辞者，已注意于十二地支的周期：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泰，小往大来，吉亨。

大壮，利贞。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姤，女壮，勿用取女。

，亨，小利贞。

否之非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剥，不利有攸往。

其间观泰否之大小往来，消息之义确在其中。又复夬皆系“利有攸往”，剥系“不利有攸往”，于消息之义亦自然可见其是非。他如大壮“利贞”而0“亨小利贞”，又有消息之辩。况大壮及四，女壮仅及初，更见扶阳抑阴之义。凡此皆须并观而知其例。且有六画的卦象，亦已兼及二个三画卦的取象，故于复临二卦中，“七日来复”的七取下卦震，“八月有凶”的凶取下卦兑。故未知观象系辞之例，决不能理解所系卦爻辞的原始意义。

其外更以下上两个三画卦明之。

主要两卦为乾坤相对，此外六卦亦各各成三对。详如下示：

由是卦之阴阳已明，本其三画阴阳的组合有种种形象。故八卦可代入种种形象，贵能对外界已见其整体而又能分析其成八种类型，分析的原则本诸天地人。凡天地与生物各可取八分法，此为取卦象的方法。准此方法，方能读卦爻辞而知其蕴，乃能由一知十，由一知百而至无穷。以下先录八卦主要所取的象：

准此取象的标准，方能观卦爻象而系以卦爻辞。且初步系成卦爻辞，决没有《序卦》之次。究其最初的次序，不外二种情况。其一因乾坤而及十二个消息卦，以当十二地支的周期。其二本乾坤三索之次。前者形成卦气图，后者有合于马王堆本的序卦方法。事实上系辞时可兼用之，并不一律。以卦名的意义观之，大半本诸下上两个三画卦的卦象而决定。至于具体卦爻辞的文字，今以最早的马王帛书本合诸世传本，差别甚大，即卦名亦颇多不同，故知以今本文字统一已在汉武帝后。且据稷下派的巨著《周礼》观之，于战国中期起，已存在三种不同文字的《易》，此尚可以《左传》所引及者证之。故原始文字的意义，须据《左传》加以考核（另详“论《左传》与易学”）。

于“论《左传》与易学”一文中，已遍及《左传》所论及有关易学的文献，凡三十四节。今逐节说明其时间的先后及所发生的地点，乃可基本了解卦爻辞的原始意义。又《左传》成书，约当三家分晋及田和为齐侯之间（前403—前386）。

由（一）桓公六年（前706），发生在鲁。此见当时重视卜筮，尚未见《周易》有卦爻辞。(www.xing528.com)

由（二）桓公十一年（前701），发生在楚。此见“不疑何卜”的重要意义。内有《左传》作者有意宣传《周易》卦爻辞与卜辞的不同点，事实上楚国极重卜筮。

由（三）庄公二十二年（前632），发生在陈。此全属《左传》作者神其说，其事当在哀公十七年（前479）后，而是时确已有《周易》观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爻辞。且已理解“观之否”的之卦法，又之卦法甚早已了解。

由（四）闵公元年（前661），发生在晋。按（三）为田齐造天命，（四）为魏侯造天命，同为前推以神其说。辛廖未可考，卜偃实有其人，当晋文公时，而卦爻系辞略发展于是时。此辛廖提及遇屯之比，占之曰屯固比入。时间与（三）相近，已知之卦法，且以一字说明全卦的大义，亦当已见卦爻辞。曰“屯固”已理解“利建侯”，曰“比入”已理解一阳入于五阴之象。西汉中叶有《杂卦》出，实准《序卦》而变其次，以数字说明全卦的大义，即据于此。

由（五）闵公二年（前660），发生在鲁。此又为鲁季氏造“天命”。按（三）（四）（五）三节可见《左传》之旨，时间皆在蔡墨前后。此引大有之乾又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与今本“厥孚交如威如吉”完全不同，可见刊定四百五十节卦爻辞，必多反复。

由（六）僖公四年（前656），发生在晋。此见卜人先有繇辞，筮尚在初兴阶段，仅得筮吉而未引文字。

由（七）僖公十五年（前645），发生在晋。此筮得蛊卦而辞为“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与今本不同，乃初选之卦爻辞，或有得于卜之繇辞。然已知贞悔当内外卦。

由（八）僖公十五年（前645），发生在晋。此筮得归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无1也，女承筐亦无贶也”，此与今本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已相近。其后发展以《小象》释爻辞，实本诸此。

由（九）僖公廿五年（前635），发生在晋。此筮得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合诸今本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其辞已同。

由上（六）至（九）四事，此证《周易》的卦爻辞，正在秦晋间形成。故最初略具规模的卦爻辞，约于公元前600年完成于秦晋地区。且本属取象，所谓观象系辞是其义。

由（十）宣公六年（前603），发生在郑。此见系卦爻辞后的作用，可不用筮而直接用卦爻辞的象，此属观象玩辞。

由（十一）宣公十二年（前597），发生在晋。此见晋国之用易，与（十）同，皆属观象系辞后，所起观象玩辞的作用。乃未知观象系辞者，决不能观象玩辞。而自有卦爻辞后，最大作用就是观象玩辞。今日读易，要在知其观象系辞，于观象玩辞可不言而喻，神而明之。由是卜筮之法仅存形式。

由（十二）成公十三年（前578），发生在周。刘康公之言，实为易理之本。此义数百千年积累而成，至此有文字记载。

由（十三）成公十六年（前575），发生在晋。此见当时在晋国，已有数种不同的卦爻辞，此遇复而曰“南国2，射其元王，中厥目”，当为《连山》《归藏》之辞。

由（十四）襄公七年（前566），发生在鲁。此见鲁国已受晋国影响，将分辨卜筮为二，卜郊犹王正月定岁首之义。

由（十五）襄公九年（前564），发生在鲁。此见鲁国的筮法，除一爻变外，尚有一爻不变的方法。能从二种相反角度以解卦爻变，则筮法亦可成为形式而已。

由（十六）襄公廿五年（前548），发生在鲁。筮得困之大过，取困卦六三爻爻辞，之卦法与爻辞皆已与后世的用法相同，故知约五十年间，已由三晋之易遍及齐鲁，用筮法与解释卦爻辞已有不同。晋郑之用易可不待卜筮而直接应用卦爻辞以喻其时，齐鲁之易仍可借卜筮之法以得其卦爻辞，然解释卦爻辞可本诸卜筮者及其情况以判断之，决不为卦爻辞的吉凶所限。由是读卦爻辞可补过，而经学易确由此而形成。又《小象》之体例，实产生于陈文子之言。

由（十七）襄公廿八年（前545），发生在鲁。此记梓慎之言，可见当时已知超辰法，则利用十二辰次纪年，定已有数百年。合诸十二辟卦，则《吕氏春秋》尚未用，此不可不知数字卦来源极早。阴阳符号卦的全国应用，必须由汉之杜田生传出。

由（十八）襄公廿八年（前545），发生在郑。此与（十）（十一）同理。

由（十九）昭公元年（前541），发生在秦晋。此见中医与易理的关系，即上承天干地支之理以产生五运六气的方法。凡究《内经》的理论，当由此节为出发点，是年孔子仅十一岁。

由（二十）昭公二年（前540），发生在晋与鲁。此所谓“易象”，尚未可视之为《周易》的卦爻辞。

由（廿一）昭公五年（前537），发生在鲁。此又见鲁国新用《周易》的筮法，遇明夷之谦，内有极可贵的资料。

由（二十二）昭公七年（前535），发生在晋。此见岁首问题，可不待卜郊而定。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即起于此。

由（廿三）昭公七年（前535），发生在卫。此见《周易》之筮在立嗣时所起的作用，然未得系卦爻辞后的哲理，仍属传统的原理。

由（廿四）昭公十二年（前530），发生在鲁。此见齐鲁易的原则。不可以占险，尤为读易的基本认识。

由（廿五）昭公十二年（前530），发生在楚。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实为知古史而又知数。三才五行八卦九畴当时已流行于楚，是其义。

由（廿六）昭公十三年（前529），发生在楚。此见已有不信龟卜之君，可见卜筮者的地位已在楚国降低。

由（廿七）昭公十七年（前525），发生在郑。此见郑子产之识见。然正确的天文知识，未可混杂于迷信，凡三正与时空结合的坐标，迄今仍有其价值。

由（廿八）昭公十七年（前525），发生在楚。此见信卜筮者已在起变化，亦即将以筮代卜，且有用卦爻辞判断的新法。

由（廿九）昭公二十年（前522），发生在齐。此见象数易的发展情况，齐国文化将超过鲁国文化。

由（卅）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发生在晋。此初见六爻全变之例，则《周易》四百五十节的卦爻辞始可完成其体例。

由（卅一）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发生在晋。此史墨又为季氏造舆论，不可忽视史墨对作成卦爻辞的影响。

由（卅二）哀公六年（前489），发生在楚。此见卦爻辞完成，已由卜筮书而化成哲理书，然仍在保存确有价值的卜筮之象数。

由（卅三）哀公九年（前486），发生在晋。此见卜筮之同异，又见齐鲁易，必待《彖》与《小象》的完成。

由（卅四）哀公十七年（前478），发生在卫。此见卜筮者的地位，已由受尊重的太史，渐成各诸侯之弄臣。

由上三十四节的具体情况，庶见卦爻辞的原始意义及其逐步变化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