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追求耳顺之旅

六、孔子周游列国以达“耳顺”的情况

孔子约当五十五六岁开始周游列国，凡十三四年，约六十八岁返鲁。此十三四年中，孔子之思想更有所发展，要能有得于变鲁之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此语决不可平淡视之，实有以求内圣外王之道，唯孔子之早已绝四，始能有此决心，必愿于生前闻道。志道之心未已，实为孔子最可尊敬处。具此精神，庶于五十后犹有周游列国之壮举。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或忽乎“志道”、“据德”之旨，仅以“依仁”为孔子思想之核心，犹失之无原则。故有视孔子为不得已而去鲁，殊未合孔子当时之情。观其去鲁时，门弟子随行，因境而讲学，较定居于杏坛所讲者，必更具历史知识和现实意义。历代论孔子者，每为其干君不遇而悲，安知此真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唯其干君之不遇，始见孔子所志之道，既非苟同流俗，如即将兴起之纵横家；亦非有意违世，如当时已极流行之隐君子。此孔子所开创之儒家，所以有其不可磨灭的作用。以下概述周游列国之所得。若此十三四年中，据《史记》所记，前后颇有错乱，历代考之者皆能补其失，然仍多未能有确据。今论其主要所至之处及思想之变化，于时间之先后，宜有所阙疑。

当孔子去鲁，初适卫，约于卫灵公三十八年（前497）。考卫灵公在位四十二年而卒（前493），晚年为继承事内部紊乱。灵公三十九年，即《春秋·定公十四年》（前496）：“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夏，卫北宫结来奔。……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卫公孟#出奔郑。”其后有大影响者为蒯聩事，然孔子之居卫，尚未发生继位事，故颇有好感。如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因同为周姓，宜视之高于齐。又：“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此见当时之卫，已能“庶”，可据之而“富”而“教”，其条件可优于鲁。孔子有意于卫之思想，决非偶然。末句《史记》认为对卫灵公言，似可信。又卫有贤臣史鱼与蘧伯玉等，孔子所下之评价，更可喻对卫国之情：“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直”与“君子”，各有个性之异，而孔子未尝以直者为非，然观其行，乃以蘧伯玉为准，宜《史记》记孔子所严事之者，于卫为蘧伯玉。据此“可卷而怀之”，其后孟子乃有“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之义。究孔子之志，亦不以“王天下”为唯一目的，因其时代确未合“王天下”之条件，贵能卷而怀之，然决不忘其可行者。进而论“直”与“君子”，此须根据客观条件而见其是非，况人有个性，何可一之，“君子”岂不“直”，知直而更知可卷，斯为君子之贵于直者。且孔子更能推其原，知蘧伯玉之所为，尚相似于百余年前之宁武子（按“卫侯使宁俞来聘”见《春秋》文公四年，前623）：“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此见孔子之善用行藏，若《老子》“知荣守辱、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义，亦与此相似，汉后必使儒道对立，决非春秋末期老孔本人之旨。唯孔子有卷怀之志，宜于“知天命”后，尚可达更高之成就。

孔子于卫灵公时，亦曾离卫去陈，当途经匡。匡人曾为阳货所欺压，而孔子貌似阳货，遂围孔子。“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进》）此二节中，上节可喻孔子“知天命”之象，且以文王之“文”为天命，故知“为东周”尚非孔子之鹄的。“文”之云者，犹礼与乐，直与君子，知与愚等等。孔子于周游列国之十余年中，无时不在考文，庶能以文载道。下节见师生感情之深切，孔颜所乐决非空言，要在能互知所藏者。《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宁武子之后世或尚仕卫，故有此事，其具体事实已未能考。孔子去匡，经蒲而返乎卫，至于蒲人有要盟之传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要盟之事曰：“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乡，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其事或有，发生之年份难确定。合诸孔子之思想，此传说之理可信，亦属“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旨。因要盟以力，信盟以神，岂能束缚有志于礼乐之孔子。《史记》记孔子初至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再次返乎卫，主蘧伯玉家。于所主处，孟子曾有议论，可见孔子到他国时住于何处，战国时已有多种传说，孟子之判断亦未可深信，阙疑为是。当孔子二次返卫，又有见南子之事。南子为卫灵公夫人，“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又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子罕》）《史记·孔子世家》谓：“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故孔子有此言。今可反证卫灵公时有与夫人同车之风气，孔子能从俗，宜有见南子之事。而子路之观点，每较孔子为固拙，失在知直而不知可卷。究夫孔子当时之思想，因齐鲁之政皆未足以行文王之文，卫而能行，可教以西周文王之德，与“我其为东周”已不同，与有三家作梗之鲁亦不同，此所以宁见南子有以曲成之，此为《诗》始《关雎》之象。若卫邑仪封人之视孔子为木铎（见《论语·八佾》），可见孔子之思想已能为卫人所接受。然亦有否定孔子之思想者，《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揆诸事实，行尊王攘夷为东周之政且未可，况为文王之文。然卫国本有其封地，尚可周旋于《春秋》所见世而有其能力，此与灵公四十年之经营密切相关。能用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宜孔子初亦愿为其所用，奈其晚年为继位事已无尚文之志而归诸无道，故“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此又见孔子于外王之德，重文王而不重武王之旨。且孔子思想未尝以周初之分封为非，贵在能继承文德以治天下，《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其义。然除蘧伯玉、颜渊诸人外，或未必能理解孔子去卫之情。若《论讲》于“明日遂行”下继以“在陈绝粮”，然据《史记》，其间尚有他事。《史记·孔子世家》：“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前495）。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考桓魋欲杀孔子，传说为个人之好恶，据《礼记·檀弓上》：“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是否如是，殊难深信。以理推之，虽或有个人好恶，根本原因似与孔子祖籍有关。且宋承殷礼，与周制当有不同，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而孔子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之礼，或有不同于当时之宋礼，故为桓魋拔树而逐之。孔子所谓“天生德于予”之德，仍属周德之象，与宋国所传之殷德不甚同，且未必同于孔子所言之殷礼，此所以有“微服过宋”之传说。因与门弟子聚人过多，或须分散，方能过宋。乃至郑，有与弟子相失之传说。此似属推测，然可合诸当时之时代背景，因私人聚徒讲学习礼，至少是罕见之事，难免有世俗之阻力。公良孺为解匡与蒲之危，正见学徒中必须兼及有勇力者，射与御即属武事，于周游列国时尤不可忽视。乃与弟子相失，有“累累若丧家之狗”之象，此至少是战国时之传说，未必全属子虚。而孟子则曰：“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滕文公下》）与弟子相失，乃以教育家视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则以政治家视孔子。此二者有其相通处，亦有其不同处，而孔子之象，以今日观之，实属教育家，此不可不明辨之。

孔子由郑至陈，当时陈侯为周臣（前501—前478在位，即陈闵公，二十四年灭于楚）。陈为大皞之墟，武王以封帝舜之后。究其风俗，或与周姓者不同，善歌舞，可参阅《诗经·陈风》。惜当时已四面受敌，宜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其时孔子已年过六十，思想又渐起变化。知其为“狂简”而犹誉之为能“斐然成章”，庶有“耳顺”之象。可见孔子于“知天命”后，又因时代之变而重视“狂简”，此知晚年之弟子与早年之弟子，思想已多不同。“不知所以裁之”，正愿有以裁之。

《春秋·哀公五年》（前490）：“……夏……晋赵鞅帅师伐卫。”《左传》：“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论语·阳货》：“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江永（1681—1762）《考实》云：“中牟尝属晋赵氏矣，而此时属卫，岂因佛肸叛而中牟遂属卫欤。”佛肸畔中牟的具体事实已难确考，然《论语》所记之事当可信，故江永之推论，可备一说。要而言之，佛肸之行，与公山弗扰相似，皆属狂者。孔子于鲁尚“为东周”而可往，于周游列国时，又为“焉能系而不食”而可往。此皆所以裁狂者，故佛肸之有意召孔子，孔子正欲以坚白之道食中牟之民，是亦非子路所能知。虽亦不果往，更见孔子能进一步发挥“毋我”之思想。唯深入体察“毋我”之我，乃可归仁以闻道。非达此境，何能“耳顺”，何能裁“狂简”。继之之蔡，宜及“在陈绝粮”事。《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此“固穷”之情，庶见孔子之所谓君子，贵能穷身以通时，立象以设教，此人类之所以有进化。而或不忘富贵利达之纵横家，仅能听君言以免穷之小人儒，是之谓穷斯滥。《史记·孔子世家》记述孔子以《诗》中“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两句，试子路、子贡、颜渊之志，虽未可信其为必有之事，而合诸他处之言论，殊合子路、子贡、颜渊三人之性情。“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然孔子是否曾见楚昭王，亦未可考，至楚则无疑，且确已至叶。时楚昭王将卒（楚昭王卒于《春秋》哀公六年，前489），叶属楚，宜有楚风。孔子以“近者说远者来”以答叶公之问政（《子路》），可见孔子之思路，早已上出于周。此于当时之思想已属狂简，由治国而平天下，何国不可行之，不必限于鲁卫之周姓，故与《春秋》传闻世“尊王攘夷”的思想实已不同。或执“为东周”、“黜周王鲁”等为孔子外王之道，皆未合六十后之具体思想。然“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此一观点，极有影响于我国的民族性，父系家庭之基础实筑于此，确与生理有关，宜进一步作专题研究。又“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此语正可见“耳顺”之情。忘食、忘忧，盖有以裁狂简。当孔子在楚及叶蔡间，尚遇长沮、桀溺、荷%丈人、楚狂接舆等，此辈有意违世，形成后世道家之象，于孔子之道中，乃属于简。其间遇长沮、桀溺事，殊可见孔子之情。《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此节之裁简者有代表意义，“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诚可说明周游列国之旨。变鲁之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奈“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可云感慨万千，而行道之志弥坚，此孔子之可贵处。最后孔子仍至卫，是时卫灵公已卒，孙出公辄继位，而子蒯聩心犹未甘，乃有以子拒父之战。(www.xing528.com)

《论语·子路》：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此节虽言有所指，谓出公拒父名有未正。然正名之理，实为孔子一生治学所重视者，要能“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此与不久后由墨家分出专以正名为学之名家，有原则之不同。能善继孔子正名之理者，小成为孟子，大成为庄子（另详）。若子路者，仅本所指言，尚非以正名言。唯与子路之观点未同，宜子路能久居于卫，而孔子则居数年后不得不返鲁。当孔子尚居卫时，门人未能分辨孔子与子路之同异，《论语·述而》记：“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此见孔子之隐情既略吐于子贡，乃决定返鲁，以结束周游列国的讲学实践。而有以求变鲁之道，似可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作结，道由人弘，宜孔子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之象。

总观孔子周游列国十余年之所得，贵能扩大识见，由“为东周”而上及为西周“文王之德”，于尊王攘夷之实，有明显的变化。且对当时的周天子敬王，始终无片言只字提及，可证为晋所控制之天子，孔子未必以为是。若王子朝之奔楚，且有不幸的遭遇，孔子似有深感，宜对楚与叶有感情而未至三晋，对隐者之言尤足玩味。除长沮、桀溺外，若晨门知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亦能深知孔子。又孔子不得与楚狂接舆言，非将言子贡不可得闻之性与天道乎，惜由简而狂之接舆无暇以闻，仅能留此无言之意，以待后人之致思而已。此辈隐者之思想，或与老子之弟子老莱子有关。至于孔子最主要之收获，能得各国之青年学子，足可自慰。儒家之理，数传而遍及天下，实与十余年之周游列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