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力量变迁的驱动因素

三、金融结构力量变迁的驱动因素

考察金融结构力量变迁的驱动因素，有直接因素也有间接因素。直接的驱动因素就是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是创造新的“高身价个体”的有效手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许多富人是基金经理或者是小型投资者变成的百万富翁。在创造富人和减弱国家征税能力的过程中，避税场所和离岸便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金融参与者利用他们直接的力量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尤其是养老金和社会证券的私有化，这导致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张。虽然金融参与者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显然不是全球发展不均衡的唯一解释，但是金融的直接力量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驱动金融结构力量变迁的间接因素集中体现在引导资本的流动方向，影响投资人的预期等方面，这些间接因素能够同时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因此，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是相互纠结的，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霸权思想的盛行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可以施行一项霸权计划，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致力于推进全球化进程，是因为新兴的开放的国际金融秩序，能赋予美国任意行动的可行性和更多的资源。尽管危机无处不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确帮助美国确立了世界领导者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计划必须有伦理政治内容。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美国（和英国）霸权计划是以新自由主义，也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为伦理政治内容的。

作为一个模糊的霸权主义格局，新自由主义不一定要涵盖所有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盛行有其必然原因）。霸权也常常是模糊的，首先是确立带修辞色彩的领导权，然后通过主观形式上关于标准和适当的所谓常识来实现自我证明，开始起作用并执行。在主权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中，一个国家和国内社会只能提供一种范式，并通过本国的国家机制来推进这种范式。因此，“霸权”的双重意义容易重叠。霸权作为观念上的领导权，或者作为一种规范化的常识，能通过武力或系统地排除公共领域的反对观点来部分实现。然而武力和排除只能在有限程度内有效，因为他们是不被公认的。这种武力和排除做得越隐蔽，争议越小就越能更好地发展和维持霸权（在合法和自愿赞成一个模式的前提下）。在非人格意义上，霸权指公众范围中的权力和领导权。因为所拥有的改革能力不同，有的参与者赞成它、复制它，但也有很多抵制它，抵制和选择形成一种挑战。霸权基于在全球信息交流背景下的话语权，它不是某些金融参与者的所有物，而是在特定世界历史背景下重要金融参与者相关的、模糊的实践产物。

（二）金融资本的集中分配

金融结构力量如何支持新自由主义霸权？全球资本分配过程是社会性的且有意识形态的，是以一国的经济政策状况为条件的。即使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这也是所谓的围绕国际金融的地缘经济的危险所在。一国在推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时，金融资本集中分配能在没有任何集中性决定的情况下发生。共享的金融前景分析框架，全球精英间信息的传播，在市场上追求权威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都会加剧这种情形。在这些事件中，尽管金融资本集中分配的决定是有根据的，但金融资本流动的迅速反应加强了“已经没有选择了”的论断，这也为新自由主义论调的支持者提供了合理性的诠释。

（三）信贷评级机构的角色(www.xing528.com)

金融活动有时就是一种资金的借贷关系，债务是一种承诺并且意味着各种形式的从属关系。如果借款人可以按照协议偿还贷款而没有任何困难，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会显著改变借款人行为。假设B是一个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负债的国家，金融市场上的债权人可能首先会拒绝B国来该市场融资，或者拒绝给予贷款。处在危机中的B国可能会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申请专项贷款。但只有在B国实施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偿还贷款和经济复苏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借出款项。这些经济政策毫不例外是遵循传统经济理论的。其他国家、国际机构或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条件也要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传统经济政策。由此，B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卷入处处受限制的混乱中，无论政府换届、政治体制变更，都无法抹去这笔债务。因此，对债务人的信用评级就非常重要。

21世纪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控制全球所有第三世界“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也有许多源于利率政策的精妙机制在市场中运作。大多数国际贷款是以美元计价，美元利率决定了它们的价格。不管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承认与否，也不管利率是否用于实现政治意图，对许多国家而言，它们具有结构性力量。此外，信用评级机构为企业、货币当局和国家评级。他们根据“发行者到期按时偿还能力、意愿和证券收益率”来做评估。偿还能力越强评级越高，评级越高，证券就越容易出售，证券的价格也就越低。信用评级机构同时使用量化信息和质化信息，后者包括收集的新闻和访谈。如果对某个证券的认识难以达成共识，则由一个专家团队作最后的决定。信用评级有两个意义深远的影响：第一，自愿并及时偿还贷款的借款人能够更快更便宜地获得资金。如果评级是客观的，该体制就能“惩恶扬善”，支持优质企业，惩罚劣质企业。评估对资金流和融资条件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自我实现的预期也可以变为现实。第二，评估是以特定模型、对现实的描述和一系列选定数据为基础的。它的特点是严格遵循市场有效性假定，“未失真的”价格符号是客观的，任何国家干预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个体系回报那些顺应新自由主义想法的人和逐利者，并惩罚那些试图背离这条“光明大道”的人。

由于信用评级存在上述影响，融资人会和信用评级机构一起讨论他们的实际情况。最极端的情况下，评级机构会指导公司、货币当局或一国政府。金融结构力量在这里能够具有影响力，因为需要参与借款。如果国家不需要通过国际贷款或发行任何国际债券来融资，信用评级机构对美元利率和美元价值可能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因此，“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不是全球化的固有特性，而是国际借贷带来的后果。”^[19]

（四）媒体的全球化推进

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成为了自由民主国家，即便不情愿，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也会予以支持。首先，对很多国家的公众而言，公共意志都是通过大众媒体体现和传播的。尽管有的国家和社会群体有阅读报纸和杂志的习惯，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媒体就是电视、报纸和网络。

媒体对全球金融力量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观点在前人研究中涉及较少。如今媒体追踪金融市场，并且深度报道金融市场对政治事件和经济决策的迅速反应，成为影响大众预期的重要手段。然而，媒体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是商业媒体关心短期轰动，因为“轰动”可以带来最大卖点，但往往会夸大或者扭曲事实本身。^[20]由于缺乏对国际金融市场适当的长期分析，产生了一系列疯狂的短期意图，媒体也试图分析旨在保证“恢复投资者信心的正确道路”和“友好地投资”而做出的决策和信息。二是在公共政策实施时，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政府必须根据激励投资者信心的程度，证明其可信性和政策的持续性。

全球化的媒体既是“圆形监狱”的中心瞭望塔，也能在投资者和他们关注的目标这个复杂过程中起到调解、过滤、引导作用。穆迪和标准普尔等信用评级机构将新闻和媒体事例作为评估时的量化数据，这也是很重要的。全球化并且美国化的媒体在国际金融“圆形监狱”的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人必须知道他们受投资者关注，且任何真实或想象的偏离了正确道路——即实现经济自由化的传统观点和做法都会迅速受到惩罚。但是对于这其中的力量权衡应该尽可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