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的靖西之旅-胡志明与靖西

在靖西开展革命活动的回忆

黄文欢（越南）

1940年6月20日，法国巴黎沦陷。胡志明主席召集海外部的同志讨论当前形势，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边境地区，然后向国内转移。

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边境地区活动，应选择在哪一地段？胡志明一到昆明就安排人到云南与越南交界地区，但由于当时云南政治情况不好，派到边界地区的人很难活动；而且与云南接界的河江，老街两省我们又没有群众基础。因此活动的方向应考虑在广东和广西边境。

我们离开柳州去桂林后，张佩公把他的队伍拉到靠近越南高平的靖西县。张佩公的队伍里的张中奉同情革命，写信告诉我们，说国内有许多干部跑到边境来，建议我们赶快去联系。得到这个消息，胡志明立即指定武元甲、武英和高鸿岭先去靖西与这批干部联系，同时设法动员张佩公致电桂林，邀请越盟办事处派人到靖西共同商讨工作。

接到张佩公的邀请电后，胡主席和我们立即赴靖西。这一次启程，堂而皇之，李济深赠路费800元，并发给“华南工作团”证件，上面盖有蒋介石“中正”二字红色大印章。胡主席和我们到了柳州，与昆明来的邓文恰、邓元禄、杜登程、阿贤姐等同志汇合，浩浩荡荡地乘长途汽车到南宁。两天后，雇船到田东。在船上由于还要对一些同行者保密，胡志明以中国记者的身份出现。常用中国话同我们交谈，当谈到复杂的国际时事时，他便用法语讲，由范文同翻译。船行7日到田东，范文同、阮文禄、邓文恰和阿贤姐乘长途汽车去靖西，胡主席、冯志坚、邓文恰和我留在天保等待边境来的消息。第二天，武英骑自行车来到天保向胡主席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第三天，胡志明和我们步行前往，在足荣乡（即后来胡志明被捕的地点）吃午餐，然后继续赶路，约晚八点到达距离靖西约十里的小集镇新圩，看到武英和黄森已在那里等待，胡主席和我们都被安顿在新圩街上的一个群众家里。

胡志明到新圩是要了解在靖西的同志与国内同志联系的情况。

这期间，他常与我们在新圩与靖西之间的一个地点约见范文同和武元甲，听取情况汇报。

一天下午，胡志明、冯志坚、邓文恰和我吃过晚饭在路上散步，碰到黎广波和黄森从靖西赶来。他们说情况严重，不能留在张佩公那里了，因此已经布置大家明天开小差逃回边界，他们俩到岜蒙后绕道与大家在葛麻会合。胡志明简单问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接着我们一边散步，一边交换意见。胡主席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妥当，要我和邓文恰立刻赶到岜蒙把黎广波和黄森叫回来，待详细了解情况后再及时妥善处理。我们立即动身，约晚10点到达岜蒙，半夜返回新圩。胡志明对黎广波说，目前中国国民党和张佩公非常需要越南人，他们不会逮捕和加害你们。你们尽管返回靖西去，组织大家公开走，就说要回国发动群众，等走脱以后再写信给张发奎，批评张佩公，并讲清你们回国的原因。这样做，他们不能说你们逃跑，对张佩公来说，今后也就失去利用革命的条件。

中国抗日时期，靖西、平孟一带是广西一个重要的游击队活动地区。我们的一些同志如黎广波，黄森等一面参加中国群众组织的游击队，一面在靠近边境的高平省一带发展革命力量。后来因为在国内受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他们只好带领部分干部越过边界到张佩公处暂避。突然传来消息，说中国当局已下令逮捕，他们担心在那里安全没有保障，才想来个冷不防溜走。这是缺乏全盘考虑的处置，胡主席向他们指出后已及时纠正。

听了胡主席的意见后，黄森留在新圩我们处，黎广波返回靖西，布置大家公开去葛麻，然后在那附近分散隐蔽。

43位同志顺利离开靖西后，胡主席叫我用中文以他们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寄给张发奎，起草后交给胡主席看，他修改了几个地方，我看到修改几处虽然意思一样，但语法上有错，便提出询问，他说：你知道写信就是写信，但不从政治上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越南人写中文，语法哪能准确。要写错几处，人家才会相信真是他们的手笔。这封信写得好就好在语法有错，否则就不好了。事情虽小，但对我来说却是上了做群众工作和实际工作深刻的一课。

这以后，我和黄森经常到岜蒙地区去做工作。这里的群众同情游击队，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同情越南革命。1942年底，胡主席从国内出来，就是在这里找了一位群众充当向导，后来这位向导与胡主席一起被捕，他死在柳州狱中。

约在1940年初，裴德明从国内送黄文树来到新圩会见胡主席，汇报国内情况和第八次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

不久，在边境越南一侧的活动基地准备停当之后，胡主席与冯志坚、邓文恰、黄森准备回国。我按胡主席的指示到龙州做联络工作，并在当地建立基层群众组织。

去龙州那天，我再次经过靖西，但没有到我们同志的驻地，在路上与一位去龙州买盐的农民结伴而行。

在龙州的活动可以说是有结果的，后来我回北坡汇报工作。

在回北坡途中，我曾到靖西我们同志的驻地住了几天，了解情况。在这里，范文同、武元甲已有了单独的住处，不再与张佩公他们搅在一起。除了从昆明来的同志，还有阮海臣和陈豹也自称是越盟成员，同大家住在一起，表面上，我们与张佩公的关系并不紧张，各干各的，我们的人直接和张发奎的代表、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建立了关系。

在靖西不到几天，阿录带我回北坡向胡主席汇报工作，然后转回靖西与范文同、武元甲一起进行公开活动。我被指定为党的书记，负责与国内党中央联系汇报有关情况。

在这期间，我们在靖西的主要工作是准备召开“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以代替张佩公及其追随者大肆宣扬的所谓越南革命的领导机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

早在1940年间，当中国国民党把张佩公调来成立情报机关的时侯，就允许他印制“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信封和信笺备用。这只不过是张佩公指挥的情报机关的别名罢了。去年8月，我们在柳州已看到并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置之不理。后来我们离开柳州去桂林，张佩公匆忙来到靖西，举行一次招待茶会，宣布成立这个“委员会”，并介绍它的负责人，其中有张佩公、阮海臣和两位华侨。

招待会以后，张佩公立即派阮海臣去桂林活动，要求援助。当时正好武元甲、武英、高鸿岭也来到靖西，他们商量后，决定武元甲和阮海臣同行，争取阮海臣成为越盟成员。因为1936年在南京成立越盟时，我们曾把他从广东请来，让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武英和高鸿岭继续留在靖西，执行胡主席的指示，设法争取从国内出来的四十多人，分化张佩公的部下，动员他发电报到桂林邀请越盟办事处的代表到靖西商讨工作。然而我们返回靖西并不是要和张佩公商讨工作，而是为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为组织国内革命力量，也是对他进行斗争和揭露，分化他所控制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提出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就是我们常说的“解放会”，来代替所谓“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我们阐明：既然说要解放越南，就必须有越南群众参加，有在国外的也要有在国内的越南人参加，如果只有脱离群众的少数人在这里搞来搞去，哪里谈得上解放？

我们建议成立“解放会”，在靖西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吸收国外代表和国内各革命团体代表参加，通过组织章程，选出领导班子。我们将出席这次大会，并将通知国内各团体也派代表到靖西参加。

中国国民党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只好接受我们的建议。

约在1941年4月，出席“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成立大会的所有国内代表都已到齐。

我们从国内来的代表，以及在靖西或来自龙州的代表都按当时的需要作了分工。有的作为地区代表；如某某省代表，中圻代表、南圻代表等。有的作为各群众团体代表等。特别的是有一位何德芳，作为越盟领袖黄国俊的代表，参加大会，黄国俊由于健康原因和路途困难不能亲自出席。其实，黄国俊是我们编制造出来的向中国当局介绍的名字。

张佩公方面出席大会的有5、6人，越盟方面约20人。中国方面有靖西当局代表、张发奎指挥所代表、边境地区军队代表数人、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队长武根华和从桂林来的李济深的代表杨继荣。

成立大会的程序很简单。大会开幕，宣布解放会成立，何德芳代表越盟总部宣读越盟领袖黄国俊致大会书；然后，张佩公宣读大会致“蒋委员长”电。接着，中国方面边境沿线驻军师长颜增武讲话，他以训示的口气说：越南革命不依靠中国的力量，不支持华军入越则将一事无成。

讲话完毕，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张佩公方面参加执委有几个人，越盟方面的范文同，武元甲和我被选为正式委员，陈豹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还有来自国内的一些同志，现在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有阮海臣、裴玉成和邓文恰3人，由阮海臣任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各组：

政务组：张佩公　林伯杰　杨怀南　李光华等

军事组：黎铁雄　张中奉

外交组：陈豹等

财务组：高鸿岭等(https://www.xing528.com)

（具体人名可能略有出入，有待查清）

张发奎给大会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明瞩天南”四个大字，我把它译成“明瞩南天”，有意把原意中国天的南边改成越南的天。

李济深也赠一面锦旗，上面题四句诗：

中越民族　唇齿关切

湔耻图存　惟铁与血

此外还有一面朝鲜反侵略同盟的锦旗。

大会结束后，胡志明计划把这些纪念品拿到高平省的一些地方去流动展览，扩大我们的影响、宣传我国革命得到同盟国的援助。

我们参加这个解放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在国外的活动合法化，也是为了尽可能争取到国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但是作为越南独立同盟，它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

在筹备解放会成立大会期间，越盟曾要求中国当局协助训练一些军事干部（胡主席的意思是让这些学员带着他们发给的枪回国）和一些爆破手。中国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他们肮脏的企图是想给我们的干部洗脑筋，在我们内部培养一些他们的得力走卒。

解放会成立后，从高平、谅山、太原和平原地区等地方调来参加训练的干部陆续到达。爆破训练班12人设在靖西陈宝仓指挥所附近的大龙潭，训练20天左右便回国工作。

张发奎提出派一个姓陆的上校到越南观察，胡主席指示同意他的要求。

陆上校完成视察任务回到靖西后，写了一份50多页的报告（曾让我们看过）送呈张发奎。他的结论是：“在视察的几个省中，80%以上的群众拥护越盟（实际上他到过的只是我们为他安排在邻近的一些地方），如果中国想在越南进行有效的工作，一定和越盟联系”。当然，他的报告中为炫耀自己的功劳有一些夸大之词，但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成立解放会前后，陈宝仓曾企图笼络我们，对我们表示重视，态度也很好。他常请我们吃饭，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请我们给指挥所和其他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作关于越南情况的报告。当我们在作报告时，陈宝仓亲自到门口握手欢迎。进入会场，听报告的人起立敬礼，如同在一个训练学员向教官敬礼后听讲一样。

有一次，他还表示要委任我为上校军官，“便于联络”。但我们知道他企图是想把我们变为他的部下，便于差遣。我们向胡主席报告并加于拒绝。

胡主席认真考虑后决定范文同、武元甲、黎铁雄、高鸿岭和其他一些同志立即回国。我继续留下维持靖西这个据点，黎润之老先生、范越子、马成敬也和我一起留在靖西。

1941年底，我再回到北坡，胡主席说，靖西的情况既然如此，可以安排我回国工作，但是先到平孟告之陈宝仓，免得人家说是逃跑。做好一切准备后，谭明远同志把我送到平孟，住在平孟指挥办事处主任梁静山家，但在他那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便被捕了。

原来是梁静山向陈宝仓打了报告。陈命令梁配合平孟乡乡长将我逮捕送县。我建议镇边县县长把我送到靖西见陈宝仓主任，一切就会搞清楚。他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内部的事我不了解，但我对你很熟悉，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我尽量给你帮助，说完，他叫来看守长说：李同志（译者注：黄文欢同志当时化名为李光华）是一位越南革命者，不知发生什么误会，上级叫我暂时留住他，你带他下去好好照顾，等候上级的指示。

我表示感谢，跟着看守长下去，和他一起，一同开饭，不象其他犯人那样被关进牢房。大约过了20天，县长叫我到公堂，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事解决了。我们接到陈宝仓主任的指示，要我们送你到靖西。他叫来一位警长准备明天带我上路。这一次从镇边押到靖西，同路的一位警长和四位警员，他们对待我很好，不象对犯人，走了四天到达靖西，警长带我到指挥所办完手续后，辞别而去。他离开指挥所时，向我行了军礼，希望有机会再见。

从镇边到靖西大致是1942年初，我被押送到指挥所，正是以前我们经常应邀赴宴和作越南形势报告的地方。负责管我的那位科长是以前常迎送我们和听过我们报告的人，因而对我还很客气。他说：现在主任已去柳州，两三周后才回来，你就住在我们这里，有什么事等主任回来再处理。于是我被安排住到他办公室附近的一间房间里，在指挥所开饭，还有一名勤务兵服务。

开头几天我还有些顾虑，不外出。但慢慢看到没什么事，就试和到机关外头走一走，接连六七天外出都未发现有人注意。一天，我对勤务兵说要上街，他没有反应，也没有向上级报告。我走出大门，径直到以前我们的住地，看到房舍空空，只有韦德明夫妇住这那里，一问才知道阮海臣和所有的人都已去柳州。现在韦德明是指挥所的工作人员，仍然留下。我又到县城的街道走一趟，看到景物依旧，来往都是中国人，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

溜了一会儿，我回到指挥所，拆开从韦德明那里拿到的黎松山的昆明来信。从离开昆明以后，我和武英都没有和那里的同志联系，看了信才知道黎松山还在继续与武鸿卿一伙斗争。他通过中国朋友，打听到我们的情况和地址，来信说要到靖西见面商量工作。我立即复信，劝他在同武鸿卿斗争要讲究策略，正确保存那里的基层组织，目前不要来靖西，因为所有的同志都已回国，来了将遇到困难。就这样，我间接向在昆明一年多来未曾联系的同志通报了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指挥所住了20天左右，陈宝仓从柳州回来，稍事休息后他便请我见面，他说：最近出了点误会，给你添了麻烦。现在所有的越南同志都已去柳州，你怎么考虑？我立即答到：我知道你了解我，才叫镇边县长送我到这里。这一段时间，科长对我很好，我知道你对我并无恶意，我很感谢。现在这里没有越南同志了，我想请你让我去柳州跟其他越南同志一起，好商量工作。他高兴地说：行！我给你安排！刚好第二天有车去柳州，他写信介绍我到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即张发奎的司令部，并交给我一个装有五佰元路费的信封，交待一位副官与我同车去柳州。

一天，我要求会见张发奎……张发奎本来就想把我弄走，听到我主动提出要求，感到十分称心，立即说：如果你同意，我将委派你到靖西“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伍根华那里，那边陈宝仓主任会给你帮助的。

这出乎我的意料！能回到靖西将是设法尽快回国的好机会，我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拿到了委任我为“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中尉“翻译官”的委任状。

我向大家告别，返回靖西，作回国的准备。

这次离开柳州真是堂而皇之，持有相当高级的委任状，领到去靖西的路费。

现在靖西与一年以前完全不同。越盟办事处已关闭，越盟干部不再来来往往。以前很热闹的饮食店和茶馆也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熟人。这种冷冷清清的情景不禁引起我今昔之感，但可以肯定，到了靖西就一定能回国。

按手续，既然委任我为边区政治工作队的人员，那么首先就必须向队长报到。伍根华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地说：这次李同志来这里工作，肯定对本队很有帮助，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准备请你负责越文材料的出版工作。以前，在爆破训练班和多次会议上，你都表现过对译述工作很有能力。张发奎长官委任你担任这一职务是经过掂量的。

几天后，我按手续去见陈宝仓主任。见面时，他的态度还算和蔼，但流露出威胁的口气，以前他约见我时是会见客人，而现在我是他的部下。他说“你现在是我们的干部，就得真心实意地工作。我很信任你，但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却不一定。如果有什么疏漏，引起司令部的干预，我们也难于保障你安全。你要知道，越南革命，没有我们帮助，是搞不成的。你看林伯杰、杨怀南离开靖西回国至今，也只在边境一带转来转去，能干什么名堂来。伍根华队长为你安排了工作，你应全力以赴。我听后讲了几句客气话，便告辞出来，会见就算结束了。

到靖西几天，看不到一个熟人，不了解国内情况，更不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从此，我每天翻译《三民主义》，每天清早和晚饭后步出城门溜弯，有时走几公里再折回来。

1942年8月上旬，指挥所举办当地驻军和机关一次相当盛大的运动会。为时5天，有田径、排球、篮球、击剑、赛马等项目，周围群众竞相前来观看，有如赶庙会那样，陈宝仓指挥所下属各机关、部队也异常忙碌，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搞运动会。

第四天，运动会即将结束，观众更多，工作人员更忙，我利用这个机会，早饭后缓步走出城外，朝边界方向一直走去。当离靖西县城约四公里时，我回头看没有人跟踪，立刻躲进树丛后面，脱下呢子制服，换上学生装，又到村里买了一双草鞋和一顶笠帽，打扮得象个学生上路那样。

从靖西到北坡相距约60公里，一般要走两天，沿途息脚的荣劳、葛麻两处，都有同情革命的群众掩护。只怕在葛吞会出问题，但经过那样好没有什么动静，我快步前行，离葛吞几公里，却遇上倾盆大雨，衣服全被淋湿，但这时已完全可以放心，不被人追捕了。

黄昏来到葛麻，这里的村长和副村长都同情越南革命。我不去座落街中的副村长，而赶到村子外沿的村长家。在竹楼下，好象听到村长说话的声音，但踏上竹楼一问，他的弟弟却说村长不在家。我说：他不在，我上副村长家去。话是这样说，但下竹楼便向村外走，过了一块长四五百米的山坡，再走一段，来到崎岖不平的石头山的一片玉米地，这时天色已晚。我的肚子很饿，在地里摘了几个嫩包米，剥开连子带棒，象马一样嚼碎咽下，然后在山后近旁一个地方靠着过夜。天蒙蒙亮，我立即起来赶路，爬过几座石山就到达越中边界界碑中国一侧的博万，进入一个村民家里。主人正在煮酒，看到我衣服透湿，泥污，猜出昨晚我一定遇到什么意外，随即安慰几句，舀了满满一大碗热酒请我喝。我边喝边打听北坡的情况，忽然往下一看，黎广坡正在走过，真是喜出望外。我放下酒碗，跑下竹楼一把抓住他，他笑着指了指后面说：“老爷子就在后边！”他刚说完，就看到胡伯伯从山坡下走了上来。一见面，胡伯伯说：一定是外面碰到困难，跑回来了？好吧，你到大华家，我现在有事，以后再见。说完，胡伯伯继续往前走。我上竹楼把酒喝干，烤干衣服，搓去泥斑，拍打干净。然后跨过边界。走完一个相当长的山坡，来到北坡大华的家。

——选自黄文欢《沧海一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