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来,在西方人到中国沿海建立殖民地的同时,中国人也漂洋过海,到西方去殖民。
这种双向运动至今并未停息。一方面,国外的资本家挟着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漂洋过海而来,在中国建立他们的巨大王国的海外飞地;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单枪匹马漂洋过海而去,东闯西荡,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希望有朝一日在异国他乡发达,等终于达到目的之时,就接他们的亲友出去做帮手,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往外带,以后又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形成海外的中国村落。
这是一种双向复制过程,以前说像细胞分裂,这一两年“克隆”一词流行起来,这都是很好的比喻。但细细推敲,这两种复制都与细胞的自我增殖和依照同一遗传基因再造一个生命体不完全一样。
外国公司到中国,一开始就具有巨大的经营规模,把那套管理模式带进来,开始是几乎全部照搬,后来就逐渐修正。前几天去了在北京新开的“宜家家居”(Ikea),一个我们在瑞典时常去的店。进去以后,处处感到一种瑞典商店的气氛。各种设施,从商品的陈设,查询用的电脑的式样,服务人员的服装,直到厕所里的设备,都与瑞典的Ikea完全一样。中国商店里有厕所的不多,而厕所里给提供卫生纸,冷热水可调节的洗手池,红外控制干手装置等就更少,而瑞典的公共场所则几乎都是如此。所不同的似乎只有两点,一是服务人员换成了中国人,二是商品标签换成了中瑞文对照。由于这是在中国,已开始有了第三点,厕所里的热水管里流出的是冷水。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第四点,比方说,厕所里的卫生纸消耗太快,这一条被免了,请客人自带;又会有第五点,比方说,货物质量高,因而价格太贵,被换上了质量差一些,价格也便宜一些的。但不管怎么变,这个商店的瑞典特色会被保持着。这不是由于它由瑞典人管理,更不是由于它由瑞典人创办,而是由于它是“宜家”,是一个跨国公司,一个庞大的帝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不是一次“克隆”后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永远保持着“克隆”时接受来的遗传密码,而是不断地再影响,再调整,瑞典特色可能会在这儿那儿失去,又会在这儿那儿找回来。同样,“麦当劳”、“肯德基”都在走这样一条路,依托背后的大公司,有一个自己的国际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制自身而又不断强化自己的特色。慢慢地,这些公司会本地化,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会加入公司管理阶层,但只要它还是“宜家”,是“麦当劳”、“肯德基”或什么“必胜客”(PizzaHut,中文译名一定是一个猛人拟的,太凶),就一定会保持特色,由品牌决定了特色的复制和再复制。
与此相反,在西方大城市里唐人街上的中国人则走着另一条路。中国人是像闯关东的农民一样出去谋生的。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一个故事。上中学时,有一次闹学潮,一位年纪比爷爷年纪大一点的学生领袖被开除了学籍。由于没有生活着落,又不愿回家去,看到街上的招华工告示,就报名去了美国,从此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金矿干了多年苦工。靠着冒险在身体的隐秘部位藏一点金屑,慢慢地攒了一点钱,就不在金矿淘沙了,自己开了一个豆腐房。开始时,美国人不吃豆腐,只有当地很少的一点东方去的人买,生意不好,只在混口饭吃。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瓶子装着豆浆卖,套用美国人卖牛奶的方法,并把他的产品称为人造牛奶。喝惯了牛奶的洋人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对牛奶不太满意,想换换口味,他就有希望。喝这种人造牛奶不上火,不增肥,味道可口,还有人作了化验,发现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极高,于是一下子销路好了起来,那人一下子成了小富翁。等到我出国以后,接触了一些当地的华人,才知道唐人街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多少类似的奋斗故事。差别只在有人路顺一点,有人曲折一点,还有人混来混去也没混出名堂。近年来中国出版了一大批被称为“留学生文学”的东西。这些其实不该当作“留学生文学”来读,因为它们大多在写只“留”不“学”的新移民闯天下、捞世界、混世面的事,和我爷爷的那个同学的故事属于一类。许许多多的新移民,用血泪、汗水、屈辱、忍耐,也用聪明、才智、哥们义气、背水一拼的精神,在异国它乡慢慢立住脚。他们放弃了原先的人生理想,原有的专业训练,在奋斗中找到了新的自我。(www.xing528.com)
从中国去西方的新移民手头没有资金,没有品牌。在一开始,他们似乎除了一双能劳动的双手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对当地社会的适应再适应,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先得生存下来然后再图发展。他们似乎不能带去一种中国特色,而只是在填补着西方社会的一些空隙。从苦力活干起,慢慢地积累资金、经验、对社会的了解、语言能力、人际关系网络等等,终于走向发达之路。在他们干淘金或开矿、修路、造桥一类体力活时,没有中国特色。
也许只有在他们开中国餐馆时,才能把这种特色找回来。但中餐馆也要看服务对象是谁。为华侨服务的中餐馆是中国味,为洋人服务的中餐馆,也带上一种洋味。没有品牌的支撑,味道最终由顾客来决定。
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西方大公司带到中国来的是一种仅限于品牌的西方特色。而在出去的新移民身上,却带有一种存在于心灵深处、流动在血液中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会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而发展,随着他们境遇改善,生活变得从容而重新找回来。于是,一些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作者无意在这里赋予任何可能具有的从政治或民族角度出发的谴责意义)在过了一些年后,会又想起来自己是中国人,尽管这时他们已不再具有中国的国籍。我见过一些华人,他们对有关中国的新闻异乎寻常地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模式很中国化。在瑞典时,我曾和一对华侨兄妹俩一道看电视。电视上瑞典队和中国队争乒乓冠军,哥哥说希望中国队赢,妹妹说希望瑞典队赢。我相信,等那个小姑娘长大了,她又会变得希望中国队赢的。这大概就是所谓“血浓于水”吧。犹太人在离开自己祖居地千年以后,仍能顽强地保存自己的民族特性,中国人其实也有这种能力。接触了许多华侨后才知道,他们许多人在思想上要比我们更保守、更传统、更有中国特色。一种人心中的最深层的东西,并不是可以由生活境遇的变化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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