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的语言能力与国家小有关

谈到瑞典人的语言能力，有两点可说，第一是他们的语言能力似乎不强。不爱说话，不像中国人见了面那么能侃。瑞典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常常是捧着稿子读，读得听众晕头转向。比起中国学者来那种一杯茶，一支烟，一聊几个小时不打顿的功夫来，似乎差远了。有一次在斯德哥尔摩开一个中国研究方面的会，规定会议语言可用中文，中国学者在那儿占尽风光，一批中文也很好的汉学家们只在那里微笑着静静地听。会议组织乘船旅游斯德哥尔摩活动时，他们仍在侃侃而谈，汉学家们则哪儿出现热闹，就凑过去，欣赏中国学者的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瑞典人见面，常常互相Hei一声，就没话了。我碰到的几位瑞典老师，都是典型的瑞典人，见面有事说事，没有我们那种没话找话的本领。似乎瑞典的环境造就他们的那种性格。我有一位朋友的女儿，十岁时从北京去瑞典。刚到那儿时，我们都惊讶，怎么会有这么爱说话的孩子。只要她到了哪儿，哪儿就立刻充满了她的声音。无论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一见面就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过了几年，那孩子就变得和瑞典人一样不声不响了。

要说的第二点却又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强。瑞典人一般都能说几国语言。在中国，能流利地说一门外语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在瑞典，能流利地说几门外语的人多的是。大学里的学者们不用说了。不管哪个专业的大学教授，均能通晓几门外语。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位研究汉学的研究生，挪威人，能熟练地掌握挪威文、瑞典文、德文、英文、日文。对于他所研究的中文，就更不在话下，甚至还自己动手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了一本不规范汉字字典。一位瑞典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懂中、俄、英、法、德、意大利等十几种语言，还研究过中国的苗语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出了这方面的专著。学者们会几门外语似乎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奇的是许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常常会多种语言。我认识两个很普通的人，就是如此。

一个是我的邻居，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工作的小姑娘，二十来岁。刚去瑞典时，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单身学生公寓里，那儿的房子便宜一点，离大学也近。房子是每人一间，有自己的卫生间，但十个人合用一个两间相通的大厨房。厨房里有锅灶、洗碗池、碗柜、冰箱、电视、吃饭用的桌椅等，一间供烧饭用，一间供吃饭用。厨房是我们这十个人聚会的场所。尤其是晚饭后，我们喜欢坐在厨房看一会儿电视，在一起聊聊天。邻居中各种情况的人都有。就说那个火车站的小姑娘吧，她按照规定不该到这个区来住，因为她没有学生身份，是想了一点办法，借住了另一个人的房子。就是这样一个连大学门也没进过的中学毕业生，却能说一口很好的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她平常跟瑞典人当然说瑞典文，与我和一个从美国来，一个日本来的学生说英文，与一个法国来的学生说法文。这还不够，每星期要到一所语言学校上两次德语课。像这种会四、五门语言的人在那个国家并不算什么，她先是在火车站卖票，后来大概由于她的语言能力，让她到问询处工作，帮助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解决乘车、买票方面的问题。

我到瑞典后，报名到一个语言学校学习瑞典语。在学瑞典语的两年里换了几个瑞典语老师，对每一个瑞典语老师，我都可说出一段故事，而在学语言方面最疯狂的要数第一个瑞典文老师。那是一位又高又瘦，大眼睛总是发亮，永远精力充沛，走起路来急急匆匆的男子，三十多岁。他是西班牙人，七岁时随父母到了瑞典。除了瑞典语以外，他会说西班牙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汉语，也许还程度不等地会一些其他语言。他上课时除带课本和讲义外，还常带一本德语杂志和一本英译本的《老子》留着休息时读。知道我是中国人后，课间常和我谈《老子》，用中文谈，有困难时夹一些英文，等我的瑞典文水平好了一点后，就夹瑞典文。他说，他读过好几个《老子》的英文译本，都译得不好，只有他现在读的那个译本好一些。理由是他认为《老子》一书讲的是中国功夫，不懂功夫的人就译不好《老子》。他是一个爱练功夫的人，正是由于练功，才这样精力充沛。他说，他每天早晨三点起床，练两个小时的功以后，休息一下到学校来工作。在学校，他从早到晚地讲课，一直讲到晚上九点半钟。由于练功，身体棒，不知道疲倦。他说，他要多上点课，快点挣钱。等挣够了钱，就去一个他想去的地方住一两年。他的俄语就是这样学会的，他曾在一个俄国的小村庄住过三年。他在台湾住过两年，在那儿学会了汉语、中国功夫和佛教。他还想去世界的很多地方，学新的语言，所以必须尽快多挣一点钱。一晃几年过去了，不知现在他在哪儿。我总有一个预感，会有一天在北京街头碰见他。

瑞典人爱学语言，也许与国家小有关。一个八百万人口的小国，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城市。小国的人要与人交往，当然就要学语言。试想想，如果北京人或上海人一出城就要说另一种语言，不学语言怎么行。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北京或上海还少，由此形成这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就对语言特别重视。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第一外语，五年级学第二外语，到了中学，就开始学第三外语了。很多女孩高中毕业后为了学语言，申请到英美或加拿大等英语国家，或者到德国和法国去当一段时间的保姆，帮人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干几年以后，再回国上大学。这样可以挣一点钱，但对于瑞典这样一个富裕国家来说，所能挣的钱不算多。她们看重的是这段经历。她们本来英语或德语、法语就有一定基础，到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国家生活几年，说得就更地道了。几年的保姆生涯，可为一生的语言能力打下基础。女孩子能这么做，惹得一些男孩子也很羡慕，也想去。有一次从瑞典电视上看到一个纠纷，一个男孩到英国当保姆，英国有关部门干涉，不发给工作许可。他就大嚷特嚷，强调男女平等的瑞典新闻媒体也跟着起哄，一下子成了一件新鲜事。(www.xing528.com)

瑞典有很多社会上的学校，这些学校教各种各样的课程，从烹调、插花、音乐、舞蹈到裁剪、美容等等，但最主要的是学语言。里面开设各种语言各个层次的课程。那个卖车票的小姑娘在这种学校学德语，我在这种学校学瑞典语，学校里也开设汉语课，我妻子还在那儿教过一段时间。这种学校主要有三所，分别是公民学校、人民大学和ABF，三所学校在全国各地都设立教学点。国家给这种学校一定补贴，剩下的由学校自负盈亏。

我妻子在这种社会上的语言学校兼教汉语课，是临时那儿老师出缺，朋友打电话来请去的。那时她还不太忙，就答应了下来。这是一个汉语提高班，学生大都是退休的老人，课每星期教一次，一个半小时。学生共有大约十来个人，已经在一起坚持学了好些年，学会了拼音，学会汉字、学会了作文。这些人中有的当过律师，有的当过医生，还有的当过教师。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段故事。故事是从妻子那儿听来的，还是留给她写吧。这些人想学中文想了一辈子，总是没有时间。终于在退休后可以学了，于是，学得特别认真。妻子每次教课回来都为这些老人的学习精神所感动。人老了，记忆力差，但他们比年轻人肯在学习上花时间。每次上课前他们都认真预习，课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从《汉英词典》上查出来的生字的读音和英文解释。下课时还不忘记问有什么家庭作业。后来，妻子事情多了，很想辞掉这个工作。老人们学期末约请妻子去搞了一次师生聚会，情真意切地恳请妻子在下学期继续教她们。还把我也请去，似乎有不让我拖后腿之意。那个学校负责安排教师的秘书也对妻子说，他们是一些老人，学中文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于是，妻子被此情此意感动了，又坚持教了一个学期，又教了一个学期，直到其中几个人病了，人数太少这个班取消为止。

我妻子在瑞典教过各种各样的中文班，也接触过各种各样的语言爱好者。刚去那儿时，对那么多人喜欢学中文迷惑不解，爱问学生为什么，但总问不出原因。和学生混熟了，学生就干脆笑着回答，请不要问这个问题。对于前面说的老人们来说，当然不为什么，不以此谋职，有一份退休金，过着安逸的生活。对于在大学读书的年轻学生来说，也不知道学中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工作的事，只好走一步看一步，而学习语言，则是自己的爱好。不知道瑞典人怎么评说自己的这种风气，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中，这地地道道是语言疯狂。小国的人固然需要多掌握语言，但花这么多精力学语言，值得吗？我们也常常这样问。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门外语也掌握不了，中国许多老人在麻将桌上度晚年，又感到我们也太缺少这种疯狂了。知识不一定要有用，何况又有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知识会有用呢。其实，人类的许多知识只是创造出来供人们进行知识追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