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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雅典的文化传承-走出唐人街

时间:2024-09-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可以在雅典获得一种寻根的感受。今天,有人提出黑色的雅典,说希腊文化来源于非洲,发泄着一种对西方文明的怨气。确实,接近三大洲交汇处的雅典人从非洲和亚洲吸收了许多东西。伯里克里斯当时的理想,不是,也不可能组织像罗马军团那样的使人望而生畏的军事力量,强制推广雅典的文化。他要使雅典成为希腊人的学校,在政治、思想、文化和艺术各方面成为全希腊的榜样。雅典人后来的命运并不好。

探寻雅典的文化传承-走出唐人街

95年春天,我和朋友们去了一趟希腊。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我们去了大山里的德斐,从一大片石头堆中遥想当年阿波罗神殿的宏伟规模。我们去了忒拜,一个封闭的小城,那儿的狮身人面怪兽死了,俄狄浦斯也走了,城市变得安详而宁静。我们还去了科林斯,一个连接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城,那儿有一些石块显示古希腊最华美的科林斯柱石,还有一个像斧头劈成的人工峡谷,显示现代希腊人的力量。为了去看奥林匹亚,我们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海岸乘了一整天的火车。奥林匹亚是一个早已衰弱的城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使它重新有名,重新繁荣。我们也乘船到爱琴海上,这是希腊最美的地方。蓝色的大海边错落着洁白的房子,那是一种真正令你心怡的蓝,让人净化的白。

但是,我还是更钟爱雅典。在雅典,古代留下的东西已经不多,青灰色的水泥房子,忙乱的公共交通,尘土飞扬的街道,仅是一个普通的二流现代城市而已。一流现代城市建筑的那种高耸入云的结构,华贵的材料,虽缺乏个性,仍有创意,在建筑史上有价值。而这种二流的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只取现代建筑带来的功能和经济上的好处,是一种廉价的复制品,一种没有创意的“影子的影子”。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对雅典失望。就因为,这儿毕竟是雅典。在这里,从城市任何一个地方抬头仰望,都可以看见巍峨壮丽的雅典卫城。它代表着一种信仰,一种文明。卫城里高高的神庙群只剩下一个石头空壳了。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不受重视,被当作异教的象征而被遗弃,甚至充作弹药库,里面的弹药没有炸到敌人头上,倒自己炸了起来,炸得神殿残破不堪。到了近代,又由于太受重视,而且是被别人重视,残存的宝物被运到了异国它乡,至今也讨不回来,研究者只有到伦敦巴黎去找希腊的另一半。

我在瑞典的老师索尔本教授曾做过一个研究。他认为,伦敦、巴黎,甚至就是在希腊的博物馆中的希腊雕像,安放的位置都不对。这些雕像本来都是神像,博物馆将之放在人的视线水平的高度,就不能使人看到其真正艺术上的精妙之处了。为此,他拍了许多平视和仰视的照片作对比,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依他的意思,这些雕像应放得高高的,使观众抬起头来看,这样雕像的神韵才能显示出来。他的这个结论当然很有道理,可惜还没有博物馆的馆长重视他的论文,并付诸实施。我除了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观点之外,更想到,放到高处只是从观赏角度方面近似原作者的预想而已。要想使这些雕像真正接近它们原来的效果,只有放回原来的神殿里才行。索尔本老师不这么说,是由于这已根本做不到。他在考虑可行性,而我在说空话。不过,空话还是要说的。做不到,也可以想想。

希腊雕像今天被人们当作艺术品,在博物馆里供奉起来,并非制作者的本意。它们原本是被当作神像而制作出来的。取出来,放进博物馆,就完成了一种“当作”行为。也就是说,一种不是为着艺术的目的创作出来的东西被“当作”艺术品来观赏。这种“当作”行为,改变了我们对它们的看法,也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写法。

雅典卫城上的这些神殿,在历史上首先起的是宗教政治作用。在希波战争前,雅典只是众多的城邦之一,卫城也只是一个军事堡垒,神庙里供奉的只是雅典这个城邦的人对神的一份敬意。希波战争后,雅典成了提洛同盟的霸主,这时重建的巴特农神庙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它代表着雅典在希腊各城邦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与中国西周时周天子以祭天帝的特权来威镇各诸侯相似。各城邦的人只要来过雅典,仰视巴特农神庙,见过出于菲迪亚斯之手的神像,对这个城邦的崇敬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人造了神,又造了神像,作为回报,神和神像就保卫人,提高人的地位。在这儿被供奉着的众神,特别是这个城的保卫神雅典娜,就哺育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一种哲学、思想、科学文化,凝结成为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后来就传下去了。

在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可以在雅典获得一种寻根的感受。虽然这不一定是我们的根,但又有哪一个现代人没有受惠于希腊人呢?

我们在雅典时,先是住在德谟克里特旅馆,这个旅馆又位于亚里士多德街上。当然这个旅馆并不好,我们去奥林匹亚时,把包存放在这里,竟被人用刀割开。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被盗,但我们还是为保险起见,搬到了另一家叫赫拉的旅馆。这当然是在亵渎哲人的名字,可这毕竟是小事,哲人的伟名是永远也亵渎不了的。在那儿,人们会对脚下的土地有一种神圣的感觉。你会无法抗拒一个诱惑,猜想你驻足的地方,苏格拉底曾赤脚沉思过;你散步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领着学生们讨论过一些有趣的问题。他们所想的,所说的东西,至今仍在影响我们,或是影响过那些仍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家们。

今天,有人提出黑色的雅典,说希腊文化来源于非洲,发泄着一种对西方文明的怨气。读这些人的书,如果又到了这些人生活的环境之中,也许会生出几分对这种怨气的同情之感。但如果来到雅典,站在雅典卫城下,走走,想想,看看,你就可以感觉到,对于这样一种声音,无须太认真。这一堆石头名气太大了,总会有人骂的。一些人受了西方人的气,就从他们的祖宗骂起,这本是缺乏涵养的事。将偏激看成深刻,是因为看的人本来就不深刻。(www.xing528.com)

确实,接近三大洲交汇处的雅典人从非洲和亚洲吸收了许多东西。但雅典人了不起之处在于,正是他们,在吸收各种因素后,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结晶出了一些新思想,进行实践,将之固定下来,传于后世。谁也不是白手起家,有本领的人不在于他是凭空造什么东西,而在于他利用已有的条件造出了什么东西。对于雅典人,也应这么看。

伯里克里斯当时的理想,不是,也不可能组织像罗马军团那样的使人望而生畏的军事力量,强制推广雅典的文化。他要使雅典成为希腊人的学校,在政治、思想、文化和艺术各方面成为全希腊的榜样。正由于此,他给人类留下了更长远的东西。雅典人后来的命运并不好。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了,斯巴达人法外施恩,没有毁这座城,容忍它继续扮演学校的角色。马其顿人成了雅典的主人,亚历山大却请来亚里斯多德做老师。罗马人主宰世界时,他们的心灵仍让希腊人主宰着,信奉着和希腊人一样的神,只是给他们改了名字而已。请希腊人做老师,以懂希腊文,能读希腊文的书为荣。在基督教兴起,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死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仍然是一切有知识的基督徒的思想源泉,是宗教思想家们论证神学体系的工具。西罗马帝国崩溃,文化沦落后,希腊人信奉的东正教,成为一个不变的,高品位的东方,向西方渗透,并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保存了思想资源。当走出中世纪时代的任务被提出来时,回到希腊人那儿去,重进雅典这所学校,又成了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在这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希腊人实际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轮番当着周围强大民族的奴隶。诗人拜伦千里迢迢,赶来为这个民族哭泣。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强迫谁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所惟一具有的,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这儿只是学校,不管学生后来表现如何,到学校来撒野总是不对的。毛泽东批评,言必称希腊,忘了自己的祖宗。有人解读成不谈希腊,只谈祖宗,太偏颇了,还是既谈希腊,也谈祖宗好。无论怎么说,从雅典,长出了人类文明的重要的一支。在雅典,你可以感受到一些最纯粹的东西。

1834年,雅典被选为终于赢得独立的希腊的首都时,只是一个仅有五千人的小镇。昔日的风光早已不在,只留下一片残石。所有的建筑都是后来才有的,没有任何纯粹可言。但是,从留下的石头中,仍可以找到一种最纯粹的感受。

过去读一些建筑史的书,对书上反复强调的多里斯柱式,伊奥里亚柱式和科林斯柱式都不甚了了。看欧洲一些城市的建筑,更觉得糊涂。希腊的风格在各民族接受时产生了变化,只保存着原有风格的一些模糊的影子。到了雅典,看看那些残石,就一下子弄清楚了。从柱头,看到柱子的形状,了解到不同柱式建筑的不同风格。这里没有任何混杂的情况。由此想到我们长期以来读着西方历代对希腊思想的阐释,慢慢形成了固定的对希腊人的观念。等到自己再读希腊人的著作时,才发现其实根本不同。

一种更为单纯的精神表现在雕像的脸上和身体造型上。温克尔曼称赞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默的伟大”,这是有高度鉴赏力的人在看了希腊雕像后留下来的对种种不可言传的感受的最确切的概括。你很难说出这种单纯是什么意思,但是,只要你仔细观赏这些神像,这个词就会自动地浮现出来。这曾是希腊艺术的一个独特之处。后来许多欧洲艺术家们摹这种风格,慢慢地就有变化,有人挑战这种风格。我当时是从瑞典飞往希腊。瑞典有一著名的雕塑家卡尔·米勒斯,他的艺术我很喜欢,也曾多次去过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米勒斯公园。米勒斯作出的维京人雕像就不是单纯和美,而是勇猛,狞厉和崇高。艺术发展就是这样,有人挑战,超越希腊人,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再看看希腊人,又受到新的启发。

那次去希腊时,我的孩子才七岁,还不懂什么。我们还是带他去看,意思是,让他看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他长大后会懂的。他那时到了开始关心生死问题的年龄,总是缠着我们,希望我们能答应他的要求,让他长生不老。同行的朋友就逗他说,要是变成神,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孩子信以为真,问怎样才能成为神。朋友说,你看,这些神都不穿衣服,你只要不穿衣服到外面走一走,就能变成神。孩子处于两难,又想成为神,又不能不穿衣服,最后还是选择当人。七岁的小男孩已不再单纯,无法天体面对这个世界了。虽不能之,心向往之,以后好几年,孩子总是在说这件事,怀疑当时拒绝成神是否明智。人总是要死的,神却代表着永恒的东西。世界在发展变化,但雅典的精神会永世长存。早在二十年前,我在上大学时,先读马克思,回味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一语的含义,后来又读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发现他说希腊民主制度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跨海迁移”)的产物。这两种说法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这是以后的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历史学家们可以围绕着历史的“必然”和“偶然”永远争论下去,但我的理解是,“正常”不等于就是“必然”,它可能被当作标准。一种可能是由高度偶然性的历史机缘中产生的人类心灵的火花,却可能永远照耀着后世,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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