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普萨拉曾是我读书的地方，一座离斯德哥尔摩约七十公里的大学城。在瑞典时，我住在斯德哥尔摩，乘火车到乌普萨拉上班。当然不是每天都去，与现在我所在的社科院一样，不要求坐班，每周去一、两次，开会，参加一种被称为Seminar的系内学术讨论会，借书，还书，与同学聊聊天，还有就是见教授考试。乌普萨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的学习以自己读书为主，读完了就见教授考试。塞尔玛·拉格洛孚《骑鹅旅行记》中写过乌普萨拉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有朋友到瑞典时，我有时也陪着去参观。那是一座幽静的城市，过去曾是瑞典首都，现在是个大学城。城市不大，二、三十万人口，和我的家乡江苏扬州差不多。这样一个城市规模很合乎人性，居住舒适，生活方便，有城市生活的种种文化上的好处，而没有巨型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可以从城市的一边到另一边，住在本城的朋友间串个门也不太难。
学校的各个系分布于城市的不同地方。哲学系位于西郊的一个别墅样的三层小楼中，物理化学等系则在南郊的一座有现代风味的大楼里。西北郊有人文中心，有些文科系，包括中文系都设在那儿。
我刚去时，我所在的美学系位于学校主楼。学校主楼是一百多年前，为了庆祝校庆四百周年而建的。大楼古老，美学系所在的房子又在一楼，大家都觉得采光不好。过了两年，系址搬到一座被称为摄尔絮斯楼的房子里，这楼可能与那位发明摄氏计温尺的大学者有点关系。这是一个三层的楼房，位于市中心，一楼是一家珠宝首饰店，我们系拥有二楼和三楼。系里的图书室，教师们的办公室和教室设在二楼，而会议室和学生的学习室则设在三楼。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一是敞亮，地方比原来大，研究生能有自己活动的地方，二是离火车站近，步行五分钟就能到。系里一般都是晚上举行seminar，从七点到九点，我可赶上九点零八分的火车回斯德哥尔摩。这儿的安静程度当然要差一些，但由于这本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城市不热闹，房子隔音条件又好，所以还算过得去。又过了几年，系址搬到旧王宫的南塔上。旧王宫是乌普萨拉最有名的建筑。王宫建在一座小山上，瑞典首都迁往斯德哥尔摩以后，国王把这座宫殿捐赠给了大学。
美学系在王宫的南塔，北塔上是文学系，而两塔中间的宫殿正房是艺术学系和一个艺术博物馆。在我们系的窗口，可以俯瞰乌普萨拉全城。搬到那里后，系里地方又大了些，靠近艺术学系和文学系，也便于和他们交流，我们系的师生都对这个新地方感到满意。我们几个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博士生辛苦了点，离火车站远了，赶不上晚上九点钟的火车，只能赶十点半。不过那也好，可以在seminar结束后和老师同学们一道去酒吧来一杯啤酒。火车要开五十分钟，到斯德哥尔摩后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乌普萨拉大学建于1477年，是北欧第一所大学。那时瑞典还处在中世纪，大学的建立使这儿成为瑞典的学术中心，这是乌普萨拉大学的第一次辉煌。当时北欧的政治状况是丹麦和瑞典两强国争霸。瑞典抢先获得罗马教皇的批准建立大学，两年后，丹麦建立哥本哈根大学。宗教改革之风吹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乌普萨拉大学名存实亡。历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以思想进步、促进学术的面目出现的运动却恰恰造成学术的萧条。一个饱学的教士马丁·路德于1517年呼吁宗教改革，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圣经》，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但直接的结果却是给许多中世纪大学带来困境。本来，乌普萨拉大学和中世纪欧洲的所有大学一样，是在天主教会的监督下进行教学的。瑞典国王改信路德教，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大学也就完全置于君主直接控制之下。国王权力的扩大，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一种原本依赖于宗教和世俗分离形成的教育体制被破坏了，一种国际性的教育联系网络也被破坏了。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瑞典几乎没有高等教育。只是到了丹麦人效仿德国的威滕贝格（Wittenberg）大学，也恢复了哥本哈根大学的时候，瑞典人才意识到：大学还是要办的，这里主要指神学的大学还要办，他们不能落在主要竞争对手丹麦后面。
要办大学当然还是办乌普萨拉大学，这在当时瑞典国王的心目中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一开始，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顺利。在整个十六世纪，乌普萨拉大学发展缓慢，麻烦不断。新教出现后，大学指导思想的调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当时的国王们作出了许多努力，乌普萨拉大学还是一个只有几名到十几名教授，规模不大的学校。到了1580年，由于鼠疫加上教师间由于宗教思想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学校只好停办。为了填补这一高等教育方面的空缺，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立了一个斯德哥尔摩学院。
到了1595年，乌大重建，斯德哥尔摩学院取消，学院的教授们都聚集到了乌普萨拉。从十七世纪起，随着瑞典逐渐成为欧洲强国，乌普萨拉大学迅速发展，终于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大学。
在当时，将一个学术重镇设在首都之外，但又离首都不太远的地方，似乎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选择。也许，这是学术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的理想在地理上的体现，同时，这种安排也可看到中世纪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建立修道院的做法的影子。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哈佛，荷兰的莱顿，德国的格廷根等等，都是基于这种思想来选址的。
悠久的城市和大学的历史，使这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传统。如果和一个熟悉瑞典历史的人一道去游览那个城市，就会感到，那儿几乎处处都有来历。例如，某个女王曾经站在某处手一指说，这儿需要一条路，于是就有了一条路。某处发生过某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某个房子里某科学家作出某发现，某文学家写出某专著。如果细细考访的话，可以写出一本或一批相当于我们的北京旧闻加北大或清华旧闻的书。
这个大学出了一批名人，有生物学家林耐，建立了动植物的双名称体系，发展了生物分类学，还派他的学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到中国进行科学和文化考察；有去北极测量经纬度，又发明摄氏计温尺（现在我们常用的摄氏温度计的前身）的摄尔絮斯；还有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所熟悉的斯文·赫定、安特生、高本汉等许多人，都曾在那里就读。马悦然年轻时也曾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瑞典出现了几篇最早的以中国为题的博士论文，都是由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生写出的。比起名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乌普萨拉在瑞典人心目象征着一种知识神圣的理想，一个安静读书的生活方式。塞尔玛·拉格洛孚的《骑鹅旅行记》中有一段讨论谁住在和管辖乌普萨拉的描述。书中这样写道：(www.xing528.com)
男孩环视着那个城市。城市很大，雄伟地矗立在一片布满耕地的辽阔平原上。市内有很多豪华的高大建筑，在一个山坡上有一座有两个大尖塔的牢固宫殿。“大概是国王和他的属员住在这里吧？”他说，“猜得差不多，”渡鸦答。“古时候国主曾在这里建都，但是这座城市现在已经衰落了。”男孩又向周围看了看，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大教堂，在晚霞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教堂有三个很高的尖塔，有壮丽的大门和装饰美观的墙壁。“可能是主教和他的牧师们住在这里吧？”他说。“猜得差不多，”渡鸦说。“过去这里曾经住过几个像国王一样显赫的大主教，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个大主教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却不是他管辖着这个城市。”
“那样我就猜不着了，”男孩说。
“噢，现在是知识住在这里和管辖着这座城市，”渡鸦说，“你在各处看到的那些高大建筑都是为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建造的。”
男孩几乎不敢相信那些话。“你来看！”渡鸦说，随后他们就去看那些大楼房。有很多窗子是开着的。男孩从各处向里面看，他承认渡鸦说得对。
男孩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书和仪器，还有许许多多在读书和使用仪器的教授和学生。……
一个贪吃贪睡、淘气、不爱读书、对牲口想打就打、对人不长好心眼，并因此受到惩罚，变成了拇指大小的男孩，在这里实现了儿童成长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这个城市看到了人生的意义：一只鸟能飞来飞去看世界，而只有人才能坐下来读书。
地名常常与一些概念联系在一起。比方说，中国人说起天安门想起政治，说起深圳想起对外开放，说起少林寺想起武功。乌普萨拉也是这样，它象征知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乌普萨拉。最近从《福柯传》中读到，福柯对乌普萨拉极为痛恨，称之为中世纪的监狱。福柯年轻时曾在乌普萨拉担任法文教师。后来，他想申请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被拒绝了。也许乌普萨拉大学会为拒绝过一个后来成名人的学生而感到后悔，但那儿并不是监狱。如果一定要说像一点中世纪的什么的话，也许更接近修道院。教授们给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年轻时在宁静的乌普萨拉攻读一段时间，打下知识和修养的基础，是幸福的。学生要有为知识而学习的精神，而不要把它的实用性看得那么直接。
每年的四月三十日，乌普萨拉的宁静会被打破一次，这是著名的乌普萨拉迎春节。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位于北纬六十度的乌普萨拉终于迎来了绿色的季节。大学生们打着旗帜，穿着黑色的学生服，戴着白色的学生帽，到街上游行，庆祝春天的到来。这时，正如，拉格洛孚所描写的，“整个街道就像一条黑色的急流，里边长满了白色的睡莲。”这是乌普萨拉大学学生们的狂欢节。他们在河里划龙舟，带着铜管乐器上街表演，在游行时叫叫嚷嚷，把帽子扔到半空又接住再戴上，然后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喝啤酒，最勇敢的还跳到刚刚化冻的河里游泳。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节日，但我有一次去过节时，却被一些老人深深地感动了。这些老人年轻时在这儿读书，然后出去工作，晚年又回到这里。每到迎春节，他们就从箱底把已经发黄了的白帽子取出来，戴着帽子在山坡上和小河边走来走去。他们要向年轻的学生表示，自己也曾是这儿的学生，属于这所大学。我曾举着摄像机摄下了这样的一幕：迎春集会散了以后，一对年近八旬的老夫妇戴着学生帽，手挽着手，在晚霞的映照下，沿着林间的小路往城外的家中走去。我真想走过去，问问他们已经历过多少次迎春节了。但是，看到他们沉思的神情，我还是没去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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