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历史文化名人关玉衡揭示日本间谍身份

关玉衡

关玉衡，原名瑞玑，字玉衡，满洲镶黄旗人，祖姓叶赫瓜尔佳氏，1898年出生于吉林宁古塔（今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卒于1965年。他的父亲关福绵时任大清国宁古塔三品协领（当地人称之为福大人），民国初年当选吉林省议员，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使关玉衡性情豪爽刚直，嫉恶如仇，从小即形成了练就本领，守土保边的坚定信念，他勤学苦练，不仅精通骑马射箭，而且武艺高强。生性耿直的关玉衡在15岁时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遂投笔从戎，于1913年考入长春陆军随营学校。1916年考入东北奉天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这段学习经历不仅使他人品优秀气质不凡也为他后来高超的军政能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也使他与张学良成为同窗挚友，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发展道路。

1920年关玉衡从东北奉天讲武堂毕业后，曾两次参加直奉战争，任东北三省巡阅使公署汽车队长，1923年至1925年任奉系军阀郭松龄部炮五团二营长。1925年秋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得张学良进劝，关玉衡被张作霖留在帅府任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1926年末关玉衡随张作霖入关，被任命为大元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又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后，张学良继承帅位，关玉衡再次得到张学良的重用，被任命为东北炮兵军上校参谋处长。

1928年前后，鉴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土质肥沃，水草丰茂，关玉衡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水平防地上书炮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成立既能安置编余部队休养生息，又能开发边地，促进地方发展的屯垦区，此建议得张学良批准后在大兴安岭与西拉木伦河之间设立兴安屯垦区，得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兴安屯垦区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总长450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兴安屯垦区设屯垦公署，成立屯垦军，编制为三个军种团。关玉衡被任命为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驻防在垦区内，由于屯垦区内匪患十分猖獗，垦区长官邹作华督办关玉衡新编骑兵连，对匪徒有先行处决权。

关玉衡在家乡被吉林人民称为是一身正义的“关东男儿”，更被周恩来盛赞为少有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垂史册，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做出了一件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之举，这就是直接引发“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发生之时，正值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顶点，为了摆脱国内困境，掠夺中国丰富的物产资源，日本加紧进行其“大陆政策”，频繁向中国东北边境地区派遣间谍刺探军情，伺机发动侵华战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日本军方以“北满参观旅行团”名义组织特工展开了大规模的情报侦察活动，日本参谋部也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事间谍。1931年5月上旬，“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化装成“旅行者”进入中国东北，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沿大兴安岭、索伦山一路侦察，以考察农业为名潜入兴安屯垦区索伦山一带，窃取军事情报。早在1929年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奉系军阀机关）就照会各国驻沈阳领事馆称“兴安垦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旅游。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照会发出后，得到了除日本以外其他各国领事的回文认可。该照会显然妨碍了日本的“满蒙拓殖政策”，日本方面“认为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更出于对东北广袤土地的觊觎，便以沉默拒绝承认该照会，仍旧无耻地践行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既定方针。

1931年前后，关玉衡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佘公府。早在1931年2月间，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即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三名及俄国人一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向扎赉特公爷府方向行进。后又有哈尔滨特警处通报，“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进入贵区，本处未批准。”同年5月24日，关玉衡至新编骑兵第六连校阅该连新招募骑兵的编练情况。25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在四方台附近查获日本间谍4名，请关玉衡回团部处理，关玉衡随即连夜返回团部，凌晨抵达，听取了副团长董平舆的报告，了解了俘获日本间谍的基本情况，即日本人2名、俄国人1名和蒙古人1名，并查看了从中村震太郎等人处搜获的图纸、文件多种，包括日文军用地图，现地印证、校对过的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晒蓝纸俄文地图，洮索铁路路线图，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以及自测自绘草图多张，记录其接受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以及其活动经过情况报告的本簿等，其中包括其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以及对蒙旗、县的人口，物产、畜群、矿藏、地方风土情况等表册三件。验明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并掌握了如此确凿的证据，关玉衡立即对中村震太郎进行审讯。虽然在审讯中，中村态度傲慢、蛮横暴躁，诡言狡辩，企图推卸间谍罪责，但关玉衡等仍做出如下判断，首先，中村为日本参谋省所派之间谍身份确定无疑；其次，其至洮南的任务应与参与“拓殖”工作有关；最后，其即将采取的行动将是颠覆和破坏行为。关玉衡等遂决定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征询处理意见。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认为应秘密处以死刑为宜，有的官佐则认为弱国无外交，主张放其出去后再秘密杀掉。综合各种意见后，关玉衡主张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为进一步讯取其口供，关玉衡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在二审时，中村更加变本加厉无理抵赖，甚至与官兵打斗起来，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油然而生的民族正气使关玉衡命令以武力将其制伏，并最终决定由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于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执行枪决。第二日天明，关玉衡将此相关情况、处理结果以及所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报告于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并以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托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谒张学良的苑崇谷带至北平呈报张学良副司令长官。

中村震太郎等人所从事的间谍活动证据确凿，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出于对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军事机密的维护，关玉衡将中村震太郎等四名日本间谍秘密处死，这就是有名的“中村事件”。“中村事件”发生后，直到八月初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提出“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等试探性询问，在获悉中方对此未作任何外交准备时表示了越来越紧迫的抗议。与此同时，《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消息，甚至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企图混淆视听，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在接到北平张学良副司令“妥善灭迹，作好保密”的电报指示后，关玉衡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此事。然而日本的态度日趋无赖和强硬，公然指责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等人害人越货，要求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虽然，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予以驳斥称：“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林久治郎在沈阳对荣臻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要求其赴兴安区拿办关玉衡。9月16日，奉东北军荣臻参谋长的指令，关玉衡到沈阳进行折冲外交，和王致中悄然到达沈阳小东关小津桥炮兵总监冯秉权的私邸暂居，中村进行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亦由刘多荃统带自北平送回。9月17日，关玉衡与林久治郎当面对质，林久治郎在看到全部文件和证物后提出四项条件：（1）由兴安区首长进行道歉；（2）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责任者；（3）赔偿一切损失，行李马匹作价赔偿，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给予中村大尉阵亡抚恤；（4）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由于双方均要向上请示，谈判至此遂告中止。此时的沈阳已经了出现了日本兵故意寻衅滋事的示威运动，而北平方面对此电喻“不要管它”，是夜晚10时30分，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约500多名冲进北市场，日本兵向被包围者开枪射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北平来电命令第七旅：“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内则听其侵入”，拂晓将至，日寇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帅府被围，沈阳失陷。9月20日拂晓，关玉衡化妆离开沈阳，苦于道路阻塞，无法回到兴安屯垦区率军抗日，9月23日，在荣臻的保护下，关玉衡秘密到达北平，被张学良委任为帅府参议。但此时日军正下令通缉关玉衡，蒋介石也下令东北军拿办关玉衡，无奈之下，关玉衡只好又回到沈阳避难，直到第二年春天。(www.xing528.com)

“中村事件”发生后，1932年3月6日，日军上田支队侵入宁安城，将关玉衡的家产尽数抄没，并残忍杀害其四弟关瑞孚，其妻、女儿亦在日军的折磨下相继死去。然而日军对关玉衡家人的残酷迫害不仅没有吓倒关玉衡，反而更激发了他的抗日救国的决心，不久关玉衡去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

1932年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回到东北哲里木盟开鲁县，同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一起在今天吉林省通辽市以西、西拉木伦河北岸一带，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任右路军（约1500人）指挥。右路军由原热河省保安队和蒙旗保安队组成，部队枪械、弹药、马匹、军粮严重不足，装备极差，在关玉衡的积极努力下，右路军得到上海后援会总部的支援，装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关玉衡开始整顿部队并迅速投入训练，伺机打击日寇。是年8月31日，关玉衡、高文彬指挥义勇军进攻通辽，毙敌170余名，缴获枪支200余支。10月4日，义勇军再次攻击通辽，激战数日后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10月下旬，义勇军攻击辽源，毙敌340余名。

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伪军，声威大振，北平后援会任命关玉衡为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左、右路军总指挥。翌年1月，关玉衡指挥义勇军2000余人包围巴拉沈营子日军营地，全歼日军70余人。虽然义勇军有力地打击了日伪，但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1933年2月，日军大举进犯热河，热河全境不到半月沦陷，关玉衡部在热河抗战中溃散，仅剩40余人撤往张家口，此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关玉衡欲率部投往，但撤至古北口时，却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只身回到北平。

回到北平后，关玉衡仍旧于上海、天津、北平之间联络进关的义勇军将领，从事募捐和发动民众工作，继续支援东北抗日斗争。但却被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为中村事件“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关玉衡被军警扣押，后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等爱国组织多方营救才得以被释。

1936年初，追随奉命去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关玉衡到达西安晋见张学良，被委任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并组建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并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秘密接触，开始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但由于其职务是张学良任命的，关玉衡受到排挤和压迫，于1940年底被国民党当局免职回到西安，同时还要经常躲避国民党逮捕以及日本特务的暗杀，生活异常艰难，曾经一度隐居在大雁塔下的慈云寺。1943年冬，关玉衡重新振作精神，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会同一批东北军人去重庆向蒋介石请愿，呼吁释放张学良，然而却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关玉衡只好在重庆艰难度日。1944年，关玉衡遇到冯玉祥、冯焕章等抗日前辈，在他们的劝说下来到新疆迪化（现今乌鲁木齐市），又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新疆军阀盛世才身上。1945年至1947年，关玉衡继任新疆省乌苏县长，为了打击专门从事分裂祖国、颠覆边疆破坏活动的乌斯满江匪患，关玉衡到任后立刻组织地方武装联防。由于联防得当，有力打击了乌斯满江匪患，关玉衡的民族威望大振。

离开新疆后，关玉衡又到北平、南京、桐陵等地艰苦谋生，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之时，关玉衡正在桐陵县任田粮管理处长。1949年冬，在南京军管会的安排下，关玉衡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后回到家乡宁安，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并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他为“爱国军官”，是少有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5年，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历尽坎坷，经受了巨大磨难的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