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大一统与思想的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天人策》篇提出汉继秦必须"更化"的同时，还向武帝提出了进行"更化"即改革的种种方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上的改革，即实行"大一统"和"独尊儒术"的方针。

何谓大一统？我们没有见董仲舒给它下任何定义，但在《天人策》篇有三段话，明显是讲大一统内容的。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日，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好其问者。《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木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于上述三段话，虽然我们还不能用一句话来简明地叙述出大一统的内容，但对它的主要意思似可作这样的概括：《春秋》倡大一统，以一元为始而正本；王者乃国之元本，上承天意，以正朝廷，统百官，壹万民，率四方；为此，王者必须独尊孔氏，而罢黜百家，灭息邪辟之说。把这些内容加以分析即可看出，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统主张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治上的统一，人君为国之元首，上承天意，以统一一国之民，统一一国之政令，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达的意思；第二，是思想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这就是他建议的抑黜百家，唯一儒木，即一尊于儒学。

董仲舒这种大一统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对先秦以来要求统一思想的继承和总结。早在经过春秋和战国的前期进入战国中后期之时，当要求统一中国的曙光开始照耀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大地之时，荀子就提出了国家"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①他还指出："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②为此，在《非十二子》篇中他提出了"一天下"和"六说者立息"的思想。在荀子之后，他的学生韩非子为了推行法家的学说也指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缨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③《吕氏春秋》正是在接受了上述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④何以如此？他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皆天下豪士，各有道理，因而也就不得一之。然而，"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持之也。① 《荀子·致士》。

② 《荀子·王制》，其中"俗"通"欲"。

③ 《韩非子·显学》。

④ 《吕氏春秋·不二》。

一则治，两则乱。"⑤有鉴于此，秦始皇统一于法，并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并吞六国，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反过来又给予思想和意识形态以巨大影响。所以恩格斯指出："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①当然不止是统一的神，大一统的思想，也是与统一的专制君主的出现相关联的。例如，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之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在解释《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表明，早在董仲舒之前，随着统一中国任务的提出，以及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便已经提出了"大一统"的理论。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无疑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符合于当时加强中央集权及皇权的需要。董仲舒所生活的时代，是刚刚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建立起来的汉朝的前、中期。这时，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显露并有所发展，但是尚未激化。如果把这一矛盾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与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府同封建割据势力的矛盾相比，它显然还不能说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只能是后者。所以，董仲舒提出大一统主张虽然可以强化封建政权对农民的统治，但从当时看，其主要矛头则是指向封建割据势力的，目的主要是在反对封建割据的斗争中，加强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权力。

加强中央集权制，当时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封建皇帝的权威。

所以，董仲舒政治上的一统主张，都是为着实现这一目的的。综合其这方面的思想，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董仲舒认为，天子者，"号天之子也"；人君"受命"，乃"百神之大君"的"天意之所予也"。这明显是要借助于"君权神授"，来为皇帝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这样，皇帝便被神圣化了，而皇帝当然也就可以神圣的天之骄子的身分，假以天意，来统领天下和号令一切了。这可以说是董仲舒提出政治上一统于天子的最基础的一条。

第二，他还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而天下的诸侯则"受命于天子"，一国及臣妾"受命于君"，包括子受命于父、妻受命于夫，因其尊皆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这就是说，基于天子受命于天，因而天子也就有了授命天下、诸侯及一切臣民人等的大权。显然，这也是政治上一统干天子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天子一统乎天下的重要方面。(www.xing528.com)

第三，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君人者国之元"、"君人者国之本"的思想。

在他看来，"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人主也"以好恶喜怒变习俗"。因此，人君之"发言动作"，乃"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所以，明主贤君肃慎"三本"，以仁德教化于民，成民之性，于是天下归心矣，而归心则可一统。这是从人君处于元、本之重位，来说明其以德化民，使天下归心，对一统天下的重要作用。

第四，正是基于上述诸条，董仲舒提出了"正者，王之所为"的观点。

他认为，王者必须承天意，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如他所说，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又如他说，王者正⑤ 《韩非子·执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5 页。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囚方正则远近都壹于正。由此说明，王者的任务或责任就在于使天下壹于正，亦即归于一统。而这里的正也就是天意或天之所为。

上述就是董仲舒关于政治上大一统的主张。

董仲舒深知，欲实现政治上的统一，首先必须有思想上的统一。为此，在他向汉武帝提出大一统的建议之时，便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木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的方针，然后才可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政治一统局面。显然这也就是要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场大变革，放弃秦朝的唯一法术和汉朝以来崇尚黄老的指导思想，而把儒学捧上独尊的宝座，一切都一统于儒家学说。因此这可以说是指导思想的改革。

我们知道，在长达几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广大人民长期得不到和平、安宁的生活，饱受了战乱之苦，所以，人民思安，要求统一。秦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定的生活，因此，人民又起来把它推翻了。刘邦吸取了亡秦的教训，崇尚黄老，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刘邦又实行了分封，因而未能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后来虽经文、景二帝的削藩，直至用兵，才镇压了部分诸侯的反叛，但到武帝临政之时，这一问题仍然未能彻底解决。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当时，实现大一统，与加强封建皇帝的专制是分不开的：要大一统，就必须加强封建皇帝的专制；没有封建皇帝专制，也就没有大一统。

关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是否扼煞了百家争鸣及学术的自由发展问题，实际上这也就是当时提出"独尊儒术"是否有合理性的问题。"独尊儒术"在政治上的合理性，已如前述，而在学术上的作用，事实上汉朝发展到武帝时代，历史所提出的显然不再是它能否扼煞百家争鸣的问题，而是相反，战国时代所遗存的百家争鸣，是否应该走向统一，或走向统一是否具有必然性的问题。这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推论，而是历史业已作出了它的回答：百家争鸣的局面，早在战国末期，就已随着大国争霸的加剧及秦国军事上的胜利，而趋向于融合和统一。例如，苟子堪称战国末期的大儒，但他吸收了先秦道家、兵家、法家等学派的许多思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作为苟子的学生，又直接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同时也还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易传》是战国后期儒家的著作，但也吸收了先秦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至于当时的道家思想，也已不再那么"纯"了，而是吸取了儒家和阴阳家不少思想。因此，秦朝的唯一法家，汉初的崇尚黄老，以至汉武帝的一尊儒学，已都是融合了诸子思想的法家、黄老和儒术，而不是初创时的法家、黄老和儒术了。可见，与其说由于"独尊儒术"扼煞了"百家争鸣"，倒不如说："百家争呜"促进了各家的融合和统一，而所谓的"独尊"正是"百家争鸣"融合的结果。不过，当时不是"独尊"法家，便是"独尊"黄老，再则就是"独尊"儒术。这也就是说，"独尊"乃是百家争鸣的必然产物。这是从秦以来的学术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以后历史的作用。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当然它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而也就变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因素，从而成了具有反动性质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是董仲舒的过错，不能把这笔帐记到董仲舒头上。如果综合两千多年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显然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应以其对历史发展的双重性作用，给以恰如其分的一分为二的评价：首先，在政治上，"独尊儒术"，一方面维护和加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巩固和强化了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局面，这对于保持国家的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利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和平和安宁，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并强化了对老百姓思想的统治，禁锢了个人思想的自由发展。其次，在学术上，"独尊儒术"，一方面，确立了儒学在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使之超出了作为诸子百家一个学派的地位，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即成为官方哲学，从而也就确立了它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这对于形成绵延两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儒学成了官方哲学而"罢黜百家"，这时后来其他学派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以至有的枯萎下去，在封建社会再难以形成春秋战国时代所曾经有过的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与长期的"独尊儒术"和"罢黜百家"不能说无关。第三，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这也就把儒家的仁德思想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乃至"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的历史观，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这在封建社会的前期，无疑会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则成了纯粹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而延缓社会进步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