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评传-生卒年与故里问题

在阐述这一章的核心内容之前，有些问题是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这就是有关董仲舒的生卒年和故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史籍记载原本就不详，因而学界所作出的推测也众说不一；缘此也往往导致对董仲舒的评价不同，因此，这也是对董仲舒作出公正评价所必需解决的。

（一）生卒年问题

董仲舒生活于西汉的前期或说前、中期，在这个说法上分歧并不大，只有于首奎同志说他生活于西汉中期①，这既涉及分期的问题，也与董仲舒的具体生卒之年有关，但关键是生卒之年。

董仲舒究竟生于何年？又卒于何年呢？史籍无确切记载，历史上的有关著作，主要是清朝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董子年表》，疑为文帝元年至武帝太初元年；解放后的有关著作有的没有涉及生卒事，有的说了个大概时限，有的则提出了具体年份。没有涉及其生卒年者不必说，计其大概时间者，如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说他"约生于高祖中年，卒于武帝元狩之间"，①林丽雪著《董仲舒》说："其生年应在孝惠高后时"，"死当在元鼎元二年间"；②断定其具体年份者如徐大同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金春峰著《汉代思想史》、于首奎著《两汉哲学新探》等，均断为公元前179-前104 年，③这个年份显然是来自于苏舆。以上这些均无具体论述和考证。 1986年章权才针对以往的说法，写了《董仲舒生卒年考》，④断其"生于高祖初年，卒于武帝元狩之未或元鼎之初"。此后，周桂钿在他的《董学探微》中又作了详细考证，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200 年至公元前196 年"，"死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以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之前"⑤。我以为以上这许多说法，有的失之于太宽泛、不精确，有的则显然不正确，因而都值得推敲。

关于董仲舒的生年，我们先从苏舆的生于"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 年）说和"生于高祖初年"及"约生于高祖中年"说谈起。此三说，还有享年六十几岁之说，谓其生年虽不同，但有一条重要的和共同的依据，即桓谭《新论》中的那句话："董仲舒专精干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⑥不少人把这段话斩头去尾，仅拿出"年至六十余"，当作董仲舒的享年，以此进行推论；而主张"生于高祖初年"说则把"年至六十余"看作是对策年，从对策年上推"六十余"，于是得出了"生于高祖初年"的结论。然而我以为他们对"年至六十余"的解释都不对，因而其推论的大前提也就都错了，结论当然也就错了。其实，就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桓谭既不是断定其享年多少的，也不是说专精干述古到其对策之年的，而是说到六十多岁还同以前一样，专精干述古，而不窥园中菜。另外，之所以不能做那种解释，还因为照上述两生年，就同《汉书·匈奴传》所说："仲舒亲见四世之事"发生了矛盾。据《史记·儒林列传》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这里所说"五世"应是"高皇帝"、"孝惠、吕后时"、"孝文时"、"孝景时"、① 于首奎：《两汉哲学新探》，第102 页。53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90 页。② 林丽雪：《董仲舒》，第1-2 页。

③ 按照上述著作顺序，分别为第241 页、146 页、102 页。

④ 《社会科学评论》（西安）1986 年第2 期。

⑤ 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5 页、第9 页。⑥ 见《太平御览》976。

"今上时"。因此，如将董仲舒的生年无论推至高祖初年或中年，以及推至文帝元年，那么董仲舒就不是亲见"四世"，而是亲见五世或三世了。所以这几种说法部不能成立。

周桂钿同志在考察这一问题时，显然已经发现了上述三种说法同历史遗留的确切史料的抵触，但他经过考证还是推断其生年为公元前200 年至公元前196 年，而且说"折衷一下，约生于公元前198 年、即高祖9 年"。①其主要依据是，董仲舒把《春秋》分为"见三世"、"闻四世"、"传闻五世"，其中之"见"三世，推算起来，须从孔子10 岁之后数。因此，周桂钿同志将此前例也用于《汉书》所说董仲舒的"亲见四世之事"，从而先按照其"致仕悬车"之年，前推了七十年，再向前推十年，由此得出了公元前200 年至前196 年的生年区间。我是完全赞同周桂钿同志关于"元朔五年冬，公孙弘任丞相。六年，董仲舒从江都相转为胶西相，元狩元年就辞去相位回家了"②的推论的。按照"致仕悬车"的涵义，以及《汉书·叙传》："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的记载，其辞相回家之年即其致仕悬车之年。而致仕悬车之年，如周桂钿同志所引述的资料云："《典礼》上说：'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称：'七十致政。'《汉书·韦贤传》：'悬车之义，以洎小臣。'应劭曰：'古者七十，悬车致仕。'"①可见都是说整七十岁"致仕悬车"，而周桂钿同志自己由此也引出了相同的结论："可见，古代有七十退休的老规矩。"②照此推算，董仲舒的生年由其辞相之年上推七十年，即可算出，那就是惠帝3 年即公元前192 年。因丞相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廷尉张汤也任职至元狩二年，到元狩三年三月，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了。所以，我认为董仲舒的辞相、张汤作为廷尉就其家而数问，可稍宽限一年，不妨从元狩元一二年向上推算，这样，董仲舒的生年即在惠帝3-4 年之间，亦即在公元前192-前191 年之间。可是周桂钿同志为了附会于其关于"见三世"的说法，还要向上推9-10 年，移至高祖9 年，即公元前200-前196 年，以至同他自己刚刚考证过的"致仕悬车"整七十岁发生了矛盾，把董仲舒的"致仕悬车"说成是"70 多岁"，乃至设想为"79 岁"，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实，按照周桂钿同志的所谓"见"世必须是满十岁，最多只能用来解释董仲舒对《春秋》十二世的分析，其是否适用于班固的《汉书》所说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还需证明。所以我以为，与其附会于那种解释，还不如以对"致仕悬车"之年的考证为准，更可靠些，而且照此与惯常的"亲见四世之事"的解释也正好相符。所以，还是以断定董仲舒约生于惠帝3-4 年（公元前192-前191 年）最为适宜。

关于董仲舒的卒年，这是最难断定其确切年份的。《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置产业。"《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恐久获罪，病免，??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年老，以寿终于家里。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按照这两条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可以知道，① 周桂钿：《董学探微》第5 页。

② 均见周桂钿：《董学探微》第4 页。

① 均见周桂钿：《董学探微》第4 页。

② 见周桂钿：《董学探微》第4 页。

董仲舒辞相回家之后，在张汤任廷尉的最后一年（元狩二年），仍尚健在，且曾就其家而问。

在此之后又如何呢？能够进一步提供与卒年有关的另一条重要史料，就是《汉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愿陛下幸召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井田法虽卒难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欲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

对于这段文字所提供的线索，章权才、周桂钿二同志均作了考证。对说明董仲舒卒年有重要价值的共有如下几件事：第一，关于种宿麦事。据《汉书·武帝记》载，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由此表明，董仲舒上书"益种宿麦"事可能就在此年，也就是说此年董仲舒还在世。

第二，关于"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以及"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事。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①董仲舒所提建议，可能就是因这一年出现灾荒，于当年或次年应对时提出的。因而表明董仲舒在元狩四年或五年尚未卒。

第三，关于"盐铁皆归于民"事。据胡寄窗考证，"元狩三年以前无盐铁专卖，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孔仅由大农丞升为大司农时，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又开办均输。他（指董仲舒）只提到'盐铁皆归于民'，不提均输，说明他的主张可能是在均输开办以前针对盐铁专卖而发"。②正是据此，章权才断定董仲舒"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鼎之初"。事实上，筹备盐铁专卖是在元狩三年中朝定下来的，由刚刚上任的大农丞孔仅和东郭咸阳具体经办，而正式推行盐铁专卖，则是元狩四年之事。因此，董仲舒提出反对意见，最早可能在朝廷议定此事之时，即元狩三年，迟一些则可能在元狩四年或五年。因此董仲舒之卒，最早也是在提出这个反对意见之后的元狩四年或五年。至于他未提"均输"事，不能作为其卒于元鼎二年之前的证据。原因有二：第一，董提"盐铁皆归于民"是在办均输之前，当然谈不上对均输的表态；第二，在元鼎二年桑弘羊提出"均输"之后，倘若董仲舒没有异议，当然也就不必表态并载之于册了。所以，不对均输表态，不能表示董已去世。

当然，关键是元鼎二年以后，在史籍中是否还有董仲舒的活动被记载下来。查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所载，董仲舒曾议匈奴事："义动君子，利动贪人"，"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班固对此当时曾评论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其原因就在于"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这个① 《汉书·食货志》。

②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40 页。"当时"即元封四年之时。"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从也"。①于是遣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②此事在《汉书·武帝记》中之元封四年曾记载："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由此表明，直到元封四年，董仲舒还活着，而且对朝政发表议论。

此后便再未发现董仲舒对朝政的议论及其活动的记载了。当然也很难由此断定董仲舒在元封四年当年（公元前107 年）就死了。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来说，此种线索就很模糊了，不少人对"功费"、"相食"作了考证，很难有一确切年份，大多都根据元封六年"秋，大旱，蝗"的记载，以及接着太初元年载："二月起建章宫"，"蝗从东方飞至敦煌。"由此断定董仲舒死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 年）之前，这个分析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也不能说"过硬"，不过在没有更好、更为有力的资料证据以前，也只能这样断定了，即董仲舒卒于武帝元封四年之后和太初元年之前。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董仲舒的生卒年份了：约生于惠帝3-4 年（即公元前192-前191 年），约卒于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7-前104年）之间，享年约84-87 岁。

据此也就可知，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显然不能如于首奎先生所说"西汉中期"。如果把西汉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则只能说是生活于西汉的前期，而如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那么则可说是前、中期，但无论如何，单说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则是不符合事实的。

① 《汉书·匈奴传》。(www.xing528.com)

② 《汉书·匈奴传》。

（二）故里诸说

董仲舒的故里问题也是在历史上就有争议的问题。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称："董仲舒，广川人也。"又因广川旧属赵地，所以《史记》又称，言《春秋》"于赵自董仲舒"。然而广川为今之何地？随着历史的变迁，"广川"这一地名所辖区域也屡经变故，所以后世在董仲舒故里问题上也就产生了分歧。一些在历史上使用过"广川"的或因其所属之故，都尊董仲舒为自己乡里的先贤，以至修造建筑物，作为纪念。如《畿辅通志》即说：德州、枣强、景州三处，郡名皆曰广川，祠祀董子。"①河北省景县地名办公室1983 年2 月编写的《景县地名资料汇编》也说："在董子出生地问题上，历史上大致有如下说法：一说董为枣强人，一说董为德州人，更多的说他为景州人。"之所以有此说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如《畿辅通志》说：夫德州之曰广川，以晋武时改广川为长河，移属平原故也；枣强之曰广川，以汉景时分广川为枣强，后复并枣强入广川故也；景州之曰广川，以广川耒属故也。其实，董子所生之董家庄，在汉为广川县地，时未置枣强，亦不属蓨，故太史公直书曰"广川人"。后代既以广川割属景州，则庙食者自在此不在彼矣。《景县地名资料汇编》也说：说董仲舒为枣强人，是因北齐时广川县曾省入枣强之故；说董子为德州人，是因隋时曾新置一广川县，后改为长河移属平原之故；说其为景州人，则因元初之后，广川划归蒋县之故。史实是，汉初设广川县时，还未置枣强县，也不存在和平原、蓨县的隶属关系。隋时所置之广川县，与董仲舒出生之广川纯系两地。??所以，在董仲舒出生地问题上，应该说：董仲舒，古广川人，即今景县大董故庄人。

照此说来，显然可以断定董仲舒为古代汉广川今景县人了。可是《故城志》也还有另一说法，这就是："董仲舒故居在县西北董学村。"为此，它还援引了元曹元用的《董子祠堂记》："景州西南有广川镇，其别墅曰董家里。'（县志）今名董学村，在县西北三十里，清河北乡，明初分属故城，与景州广川镇相去不数里。"①但是，这一说法在明周士选的《重修董子祠堂记》中已有了明确的否证：董子之生，实汉广川，今入景州版图。所谓广川镇者，即其故居也。吾邑城西北三十里所有村曰董学，去镇仅数里，相传为董子下帷地，旧有祠在焉。毁于兵烫，故址茫不可识，宏正间，居民得断碑地中，字划多漫灭不可读，隐隐辨"董祠"数字，以是知名村之义以董子下帷故，无疑也。由此即知，故城之董学村，原为董子"下帷讲诵"之地，非出生地。所以《故城县志》说，该村原名十里长村，因董子"下帷讲诵"故，所以又名"下帷村"，后来才改名"董学"。正是因此，《景州志》断定"董仲舒故居在董家庄"，即今景县大董故庄。

为了说明古代广川镇的历史变迁，《景县地名资料汇编》又附一"广川① 《畿辅通志》卷161《景州志》。

① 《畿辅通志》，卷161《景州志》。

① 《畿辅通志》卷176，《故城志》。

② 《畿辅通志》卷176，《故城志》。

（国、郡、县、镇、村）一览表"，现照录于下：广川（国、郡、县、镇、村）一览表时期建置起止年代治所辖区隶属景帝以前信都国前155 -前153前148 -前50广川国广川县前50 -广川（今景县广川）

信都国西汉广川国前155 -前153前148 -前50信都（今冀县）

南宫故城以北，武邑、景县以南、滏阳河西岸以东、山东德州市广川县广川（今景县广川）

清河国东汉广川国107 - 108 广川（今景县广川）

广川县三国广川县广川魏勃海郡西晋广川候相广川枣强故城北部、景县西南、武邑东南勃海郡319 - 352 后赵352 - 384 前燕广川县384 - 487广川后燕广川郡十六国广川郡384 - 487 广川续表时期建置起止年代治所辖区隶属北魏广川县广川长乐郡南北朝北齐广川镇枣强县金广川镇枣强县元广川镇蓨县明清广川镇景州嘉谷乡中华民国广川（村） 景县四区1949 - 1958 景县1958 - 1961 吴桥县龙华公社广川（村）

1961 - 景县广川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川公社1961 广川衡水地区景县显然，上述资料已说明，董仲舒的出生地为衡水地区景县境内的大董故庄。但该庄现已无董仲舒的后裔，且无一户董姓，所以其故居等遗物已均无可寻之处。只有其墓尚需存疑。据《畿辅通志》卷170 载："汉董仲舒墓，旧《志》云：在董家里。按董子本传：'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徒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则其家故在茂陵也。且何以知非其子若孙徙去者？曰：《传》言：'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朝廷大议，张汤贵臣。苟非其家近在茂陵，何以能数数就问耶？家既徙，徙而后终，何以知其不反葬也？曰：孟坚书法，'家徙茂陵'，在'寿终于家'下，天下有反葬其父而超然去此者乎？学而至大官者不为也。故《志》之误，《通志》仍其误。旧《志》又云：'董家里墓，往年被发，石椁砖圹。其圹穴连环状。正德初有亲闻其事者。石椁遂焚毁不存。'（府志》）"这说明董墓是否在董家庄（董故庄），现已无法查找。当然之所以会有此疑问，还有一个"下马陵"在西安也是一因。据清雍正十三年刘于义所修《陕西通志》卷七十《陵墓》之《江都相董仲舒墓》曰："在城内胭脂坡下（县志）、虾蟆陵在万年县南六里。韦述《西京记》：'本董仲舒墓'。李肇《国史补》曰'昔汉武帝幸芙蓉园，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岁月深远，误传为"虾蟆"耳'（宋敏求：《长安志》）。??按：下马陵在西安府城内。《渭南县志》亦载有董墓，非也。至《通许县志》谓'邑有仲舒冈，冈上有祠，祠北为墓者'，尤非。"可见董墓究在何处，实难断定。但至今西安城内尚有"下马陵"，此地附近最为可能有董墓地。但董家庄所传之墓，韦述所记之"虾蟆陵"以及现西安市之墓，均不是绝对不可能之事。既如此，与其在根据不确的情况下择一，则莫如存疑，这对将来发现董墓的真实所在更为有利。

根据上述，枣强、故城及德州显然都不是董子的出生故里，但它们同景县一样也都留有董仲舒活动的足迹以及后人为纪念他而留下的文物古迹。这是不应抹煞的。据史料记载，这一带曾有不少董子祠及董子书院。如《书划谱》云："唐修董子祠在景州。"①这是指的景州城里还是其所辖之广川或广川之董家庄，仍是不明确的。据元曹元用之《董子祠堂记》云："其别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犹存"①；又云："县北门道右故有董子祠，不知创于何时。"②这显然就明确指出了在景州县城和董仲舒故里董故庄各有一座董子祠堂。可惜的是，这两座祠堂在元末"皆废于兵"而无存了。广川镇有没有？明《一统志》作了明确回答："董子旧有祠，在景州西南广川镇，唐宋碑刻犹存。"③这样光是景县古代就有三座董子祠了。除此之外，又据《故城志》云："董学村东旧有董子祠"④；据《枣强志》载，明时有人将"汉为广川郡"的旧书院移于枣强"城之西南隅"建祠，后又移于"察院之西"⑤（县治西）。这样说来，枣强、故城也各有一座董子祠。上述这些祠，实际上后来也都先后毁坏了。现在尚存的有三处。一是大董故庄村北，前几年，由村民自动捐资，在旧址上盖起了一座砖砌小庙；一是在董学村，由一"著姓苏氏"苏岷父子在村西又建了一董祠，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6 年又与苏家庙合并，保存至今；再有一董祠在枣强之后旧县村西，为明万历年间一姚氏所捐之董子石像，这一石像和祠堂也是几经磨难，才于前几年重新修成。据传，这三座董子祠内，在董子像前左右各有一学童，东聋西哑，以表示董子的教育有震聋发聩之功效。关于书院，据《景州志》载，元至正年间，在广川镇由吕思诚建一"董子祠书院"，后来明正德间又重建；另外，清康熙四十二年五月，景州知州周钺向康熙献诗，康熙特赐"阐道醇儒"四个大字，"回来后，选石刻碑，立于城内广川书院"；①《（交河）县志》载，明嘉靖十四年，交河城邑人冯时雍在李道湾建一"董子书院"；《山东通志》亦载有两所董子书院，一为明宏治十二年建于德州学东之"董子书院"，后来明万历四十三年改建于卫河东浒易其名为"醇儒书院"②；另一为乾隆十六年所建之"繁露书院"。③现在，这些书院早已不存在了。

以上是董子故里的一些情况，在此略作记述，以资研究。为了使大家对董子故里有一明晰的印象，现绘一董子故里附图于下：① 《畿辅通志》卷143。

① 《畿辅通志》卷176《景州志》。

② 《畿辅通志》卷1764《景州志》。

③ 《畿辅通志》卷143。

④ 《畿辅通志》卷176《故城志》。

⑤ 《畿辅通志》卷177《枣强志》。

① 《景县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77 页。

② 《畿辅通志》卷115，经政22，学校2。

③ 《畿辅通志》卷88，校志，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