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农牧兼济的古老民族
彭 曦
近年对羌族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宝鸡凤县对羌族文化研究的投入和重视，可以说是近年来对民族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以下就羌族的历史，试作探索，祈与方家共研讨。
一、羌族的原居地和考古文化的内涵
考察任何特定的文化，首先必须考察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则是经济发生、发育和发展的第一条件。
羌，《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1]河关，《续汉书》：“河关属金城郡。”金城郡，为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所置。治所在允吾（今甘肃永靖县西北）。其郡辖区相当今兰州以西，青海湖以东，黄河、湟水和大通河流域。这是一个以河谷为主，相伴以台原、丘陵的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
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早年认为辛店文化可能是古羌族文化。但20世纪0—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青海湟中县的卡约文化。卡约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东部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东近甘青交界，西到青海湖沿岸，北抵祁连山南麓，南达青海果落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黄河沿岸。境内地貌为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2]。这与文献所载古羌族早期原居地完全相符。卡约文化的文化特征是居址发现较少，但有数以百计的氏族墓地。其文化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和小型青铜器。陶器多以原始的泥条盘筑为主，有壶、盆、碗、鬲、豆等。石器有斧、刀、锤、镞以及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等。骨器有铲、锥、针、镞、纺轮等。铜器有武器和工具刀、矛、钺、镞、铜杖首等。其畜牧业经济比重较大。畜类有羊、牛、马、狗、猪等，以羊为主。其文化测年最早为公元前1800多年，其次为前1615年和前1427年。[3]
综上所述，卡约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测年均稍早于辛店文化。辛店文化的内涵特征表明，其定居水平，农业、手工业均高于卡约文化。[4]所以，卡约文化应是古羌族文化的源头，而辛店文化是古羌族东移的继续。
考古资料证明，卡约文化中的定居、制陶、石器、骨器、冶铜，都是农业文明的遗迹，特别是石磨盘，是新石器时代谷物加工的典型工具。其畜牧业经济比重大于农业，特别是以羊为主，证明《说文解字》所载“羌，西戎牧羊人也”是有依据的。但是把古羌族定为游牧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定性为农牧兼济的古老民族。
卡约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其更早的文化，还有待考古工作的探寻。
再从有关文献记载分析，羌族于夏商之际，已不断东迁。至秦汉时期，已有多支羌族沿渭水和西汉水（古羌水）东迁中与蜀文化和中原文化关系日益密切。至东汉、魏、晋时期，迁至渭水中、下游的羌族，曾多次反抗封建压迫而起义，战争中与封建政权互有胜负。在羌族的失败中，被对方掳获的财富，既有大量牲畜，也有大量谷物。例如《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和帝永元五年（93），居延都尉贯友与羌战，“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5]。
从以上所述，羌族在不断东迁中，其农业经济的比重，也迅速增值。
甲骨文的年字
，从禾从人。意为人的肩上，有成熟且丰收的禾谷，是一个表明谷物获得丰收的意象字结构。羌族遗习至今的羌历新年，亦正是每年秋收后庆祝农业丰收的喜庆节日。这些更能证明，古羌族绝非单一的游牧民族，确属农、牧二元经济兼备的古代民族。
二、古羌族与殷周的关系(www.xing528.com)
夏商之际，古羌族已东迁到渭水中、下游，和豫西、晋南地区的羌族，与殷商和周族的关系日益密切。殷商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和羌族发生战争，并且以羌族俘虏作为人牲的真实记录。可证明殷羌的关系不断恶化。正是羌族与殷商关系的恶化，才促使羌与周族的关系日趋密切友善，并结成反抗暴殷的军事同盟。《史记·周本纪》和《今文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殷纣时曾有八个方国诸侯组成的联军：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此为以军队的强弱排序。羌居第三，足以证明此时羌族的强大。灭殷之后，羌与周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羌族对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可谓功勋卓著。从此，东迁的羌族在文化上获得更大的发展，并日益与中原文化互融，与中原各族的血缘关系更加密切。
三、魏晋至宋时期的羌族
迁居今陕、甘、宁和晋南、豫西的羌族，曾与各族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而起义，已见诸文献中的记载。正是由于羌族不断接受中原文化，并与中原各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致使东迁后的烧当羌和党项羌势力特别强大。他们先后建立了后秦（384—417）和西夏（1038—1227）两个封建化的地方政权。后秦曾以长安为都。西夏长达189年的历史中，曾以汉字笔画为参考，创造出西夏文字，且将大量儒家的经典如《论语》等译成西夏文字，积极学习儒家文化，承袭儒家的伦理和礼仪制度，实行汉族政权的体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夏文的典籍和文献虽被外国大量掠取，但西夏文的研究为中国当代学者日益重视，并取得了许多学术上的重大成果。考古学界认为古羌族对中国古代畜牧业中的牧羊业，曾作出最重要的贡献。
四、研究羌族文化史的方法和意义
研究羌族的历史，必须把有关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民俗资料，进行全面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多视角考察和思考。其中应特别重视大量的考古发现新资料。在文献资料中，应特别注意封建时代对羌族的许多非客观记述。当代羌族文化的遗风遗俗，属于“非遗”文化的抢救工作，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研究羌族文化史，是为了继承并弘扬羌族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以促进当代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和谐。
凤县羌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远远超出地方文化的意义，是研究中华民族史中的一项任重道远的课题。深盼全国学术界能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使羌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并能从凤县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注释】
[1]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9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3—56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3—566页。
[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5—586页。
[5]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8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