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文化对凤县的影响-羌文化与凤县

故、故氐——氐羌的一个分支^[1]

袁永冰

古代把西部的少数民族统称之为西戎，戎之贱民曰羌。《风俗通》云：“羌者其先本戎贱，主牧羊，故羌字从羊。”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注：“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羌同源同种（炎帝之后裔），古代混称。《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汉以后才分开来说。范晔著《后汉书》专门为西羌立传，鱼豢、魏收著有《氐传》。一般来说甘肃、陕西、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即氐羌之所居。胡厚宣认为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郭沫若也说“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安国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氐羌族群的文化遗存。凤县也就是氐羌之故地。南宋潘自牧在庆元六年（1200）完成了《记纂渊海》一百卷。在这部书里他写道：“梁泉，本氐羌故地。”翻译过来就是说凤县是氐羌故地，是羌族故里。关于这一点《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舆地广记》、《文献通考》、《明一统志》、《清通志》等等都说：“凤州，氐羌所居。”就是佐证。

一、羌族在远古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概念

中原华夏民族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疆域不断开拓而渐进的过程。殷商时期对其西北各部落统称为鬼方、羌方。《易》：“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竹书纪年》：“高宗三十四年，伐鬼方次于荆。”又云“克鬼方，氐羌来宾，曰商是常。”《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所谓西戎、西羌的范围，商周时期是很不相同的。《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审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西周人所谓“东方”、“西方”是以洛阳为“坐标点”。又《左传·昭公四年》：“周人自谓：‘我自夏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以今天地理言之，魏在山西芮城至万荣之间，芮在山西芮城西二十里，骀在陕西武功西南，岐在陕西宝鸡周原，毕在陕西咸阳北。周的西土实指陕西关中和晋西南一带，也就是说自太行山、潼关以西皆为西羌。

殷人把那时候的疆土，分为五个大区域，就是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和“中商”，中商即现在的商丘，当时所称的“大邑商”，五个大区域就以商丘为中心。西土，自商丘以西，包括河南省的豫西、陕西省的中部和南部。夏人活动中心在豫西和晋南，这已为古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而殷灭夏之前，其活动地区在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东部，两族的相对地理位置是夏西殷东。所以，殷人称夏人为西羌。汤起于亳，即汤灭夏而建都于西亳，亳地是夏桀的统治中心，也就是所谓西羌之地。

中原先民与西南各地早有联系。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华阳”，学者基本公认为秦岭南麓，包括凤县、汉中一带。炎帝之母到秦岭以南有孕，而回到清姜河边，生育了炎帝（《国语·国语》“炎帝以姜水成”）。这就说明中原与西南是有联系的，只是西南乃至长江流域的人们及其他们生产生活环境是怎样的，还没有认识。《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子“昌意娶于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新语·术事》中也记载：“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坪”。也被证明是汉以后的说法。

至于殷商卜辞说的“至蜀”、“正（征）蜀”，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领兵援巴灭蜀。“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从此以后，人们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才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凤县龙口郭家湾、城固等仰韶文化，分别发现于20世纪，这些文化层，都是既有周秦又有巴蜀，是很有独特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考古界引起轰动。复旦大学教授从这三处共有的尖底瓶，论证了宝鸡渭河以南清姜—龙口—城固这一经贸大通道是氐羌的迁徙大通道。氐羌在京畿封侯，是由于他们掌握着生产、营运食盐这一秘密武器。张长寿先生在《论宝鸡茹家庄发现的西周铜器》一文中，对茹家庄、竹园沟、濛峪沟出土的大量双耳罐，与凤县郭家湾文化、临洮寺洼文化、平凉安国文化比较后指出“它们属于不同于周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和后来的氐羌民族有关”。凤县龙口村郭家湾遗址发现于1955年，因此，张长寿把宝鸡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濛峪沟等归为“龙口类型”，他分析龙口上文化层“所出的陶鬲为侈口，束颈，直腹，尖锥足，联档，通体饰绳纹，与西周早期的陶鬲相似。共出的还有马鞍形口双耳罐和尖底罐，前者为深灰色泥质陶，表面磨光，口部正视呈马鞍形，两侧的双耳上沿也作马鞍形；后者为灰色泥质陶，表面有磨光的，也有不磨光的，器形较小，作大口尖底状，碎片较多，似是较流行的器形。……马鞍形口双耳罐被认为是寺洼文化最典型的器形，而尖底器多见于新繁、广汉等地的早期蜀文化的遗址中。”^[3]（图一：龙口郭家湾出土的尖底瓶、马鞍形口双耳罐、陶鬲）宝鸡市博物馆、渭滨区文化馆在《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一文中分析：“宝鸡地区是周人和甘青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我们也对“国”做了一些研究，当然，要让大家达成共识，还有一个过程。凤县发现29处仰韶文化遗址和文物采集点都属于庙底沟类型，这些遗物的陶质、陶色、装饰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都与中原毫无区别，这就是说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移居于宝汉之间的凤县。另外，还在凤州发现西周早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兼有中原和蜀地不同类型。特别是在茹家庄国古墓中，可看到在墓室、棺椁中摆放砾石、卵石的葬俗，而这一现象在同时代周人的墓葬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不是周人的葬俗。虽然古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簋、乐器、酒器与周贵族墓葬中的出土趋同，但国下层族人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却迥异甚至罕见于西周下层族人墓葬中的出土。对此专家们认为：国人和周人分属两个族源，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鉴于在国墓葬中大量发现有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钵形尖底罐，具有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的早期蜀人遗址，但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据此，专家对国族人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这样大致的了解：国人的先祖本是生活在秦岭以南巴蜀地区的一个部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大约于商周交替之际翻过秦岭来到了秦岭北麓，迁移至关中西部今宝鸡一带生息，后被周王室册封为非姬姓诸侯国。^[4]典籍和考古证明至少在周厉王以前，汧、陇及渭河以南是氐羌之所居。按《中国历史地图册》西周时期凤县为“散国”（图二）。但散国、国、故氐之间的关系从目前掌握的典籍、考古资料，还很难阐述清楚。

图一　龙口郭家湾出土的陶器图示

图二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

二、故氐称谓的演化

《魏书》卷一百一传记第八十九：“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曰之白氐，或曰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北史》卷九十五列传第八十四与《魏书·氐传》相同，《册府元龟》也因之。这是最早提出“故氐”这一种族（种姓）名称的，亦即以后的“白马氐”、“白马羌”。氐金文作，小篆作“”。“氐”是一个会意字，是“氏”字的变异。形似人在扒拉土坷垃，即农耕的人。甲骨文“氏”字是一个面朝右侧立的人，手里提着陶器之类的东西。金文（氏）字的形体没有大变，不过人手所提之物已经上升到臂中间。小篆臂上的一点变成了一横，同时也失去了人形。现行的楷书是直接由小篆演变而来。《说文解字》云：“氏，巴蜀山名，岸胁之旁箸欲堕落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逸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曰：“氐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汉代“氐”与低通用。所谓“氐地之羌”即“低地之羌”，指明氐族由迁居于陇蜀河谷低地的羌族演变而来。

（一）故氐

《汉书》称之为“武都氐”。元凤元年（前80）春，“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范晔《后汉书》也沿用了这一提法。秦置郡县制，县“有蛮夷曰道”。“道”作为一种特殊的县一级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县。它首创于东周时的秦国，以后伴随秦的统一而逐渐推广到全国各相关地区，并延续到东汉时期。在有考证的七八个道中，陇西郡就有故道、獂道、狄道（图三）。西汉“道”的数量就比较多了。《汉志》班固后序云：“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领武都道、上禄县、故道、河池县、沮县、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按《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故道治在今嘉陵江源头处，包括了现在宝鸡渭滨区和凤县北部地区。沮县包括了凤县南部、沔县北部及略阳，《三国志·杨阜传》称沮县为沮道。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记录了出土于西安未央区“相家巷南地”的数以千计的秦封泥，有“故道丞印”和“沮丞之印”（图四）。

《秦汉印真迹》一书无收藏名氏，据吴江翁氏《印谱考略》曰：“案是谱但题秦汉印真迹，无收藏名氏，审印色纸张似明人所集，官私印共一千五百八十三方，其官印有左公车、官宏农太守、立节将军、长史汝南、公典书丞、故道令印、新涂令印、武德长印。”罗福颐主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徵存》“故道令印”为蜀汉官印（如图四）。“故道丞印”、“故道令印”，充分说明在秦汉时期陇西、武都存在一个叫“故”的族群，统治集团为了加强对其管理设置了县一级管理机构“故道”。后人对“道”认识不足，就称之为“故道县”。

图三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

图四

“故道”一名最早见于《史记》：

《高祖本纪》：“（汉元年）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

《曹相国世家》：“平阳侯曹参……从还定三秦，初攻下弁、故道、雍、邰。……击章平军好畤。”

在这里，“故道”指地名，即故道（县一级建制）。秦在散国故都处设故道，汉时将县治移至凤州或凤县张家窑。但作为路名也最早出自《史记·河渠书》中，记载汉武帝“抵蜀从故道，多坂，回远”。故道又作为水名，《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南经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以置戍。与马鞍山水合。水东出马鞍山，历谷西流，至故道城东，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埿山南。南流经唐仓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域名、路名、水名孰先孰后，还有一些争论。如果释为种族名，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

图五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

（二）武都氐

汉朝设武都郡（如图五、图六），“故氐”、“白马氐”主要居住在这一地区，因称“武都氐”或“武都氐羌”、“武都山氐”。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春三月）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第九》：“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户，并前八百户。还击武都氐羌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太祖西征张鲁，渊等将凉州诸将侯王已下，与太祖会休亭。”

《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十七：“遂破超等，使晃与夏侯渊平隃麋、汧诸氐，与太祖会安定。太祖还邺，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余贼，斩梁兴，降三千余户。从征张鲁。别遣晃讨攻椟、仇夷诸山氐，皆降之。”

汧陇以南山高谷深，峰锐坡陡，《魏略》所谓“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称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可以略窥氐人谷地田畜的形态和民族性格。这是他们对汉朝可以“依固自守”，魏晋以后可以长期建立仇池国的原因与条件。虽然他们因地形而能自保，但是其地已为汉朝郡县，又与羌族杂错而居，故文化上不免分受汉、羌双重影响。《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汉书·地理八·秦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武都地杂氐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雷家骥先生考证：“自先秦至南北朝，此地氐人皆是板屋而居的。然而《汉书》所称之‘民’，极可能包括汉人的编户齐民，是则陇南山地的氐、汉，皆是因山所出，木板筑居，居住形式大抵相同。假若天水、陇西俗同关中，而武都与天水又俗颇相似，则当地氐、汉文化殆已有融合接触的迹象。”

图六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

（三）南岐氐

北魏孝昌二年（526），置固道郡，兼置南岐州，州治梁泉县（今陕西凤县凤州镇），领故道、广化等三郡。凤县氐人又称为“南岐氐”、“南岐州氐”。

《北史》卷第四十六·周书列传：“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降之。”

《北史》卷九十六·周书列传第八十四《侯莫陈顺传》：“（西魏文帝大统）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寿自号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骚动，复以顺为大都督，往讨之。而贼屯兵要险，军不得进。顺乃设反间，离其腹心；立信赏，诱其徒属。安寿知势穷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军款附。”《北史》列传第四十八：李弼曾孙密宇文贵子忻恺侯莫陈崇子颖崇兄顺王雄子谦“大统四年，魏文帝东讨，顺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留镇长安。时赵青雀反，盟及惠达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顺于渭桥与贼战，频破之。魏文帝还，执顺手曰：‘渭桥之战，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镂玉梁带赐之。南岐州氐苻安寿，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时顺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顺河间郡公”。《同姓名录》卷十二也有记载：“后魏大统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讨降之。”

《周书》卷二十列传第二十一对南岐州氐人的风俗作了一定描述：“达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阳人也。大军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军粮。先是，山氐生犷，不供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寔导之以政，氐人感悦，茸从赋税。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三：“大军伐蜀，以实（寔）行南岐州事，兼都督军粮。先是，山氐生犷，不供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实导之以政，氐人感悦，并从赋役。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

南岐州氐苻安寿反叛是公元538年的事情，杜佑《通典·边防典》也有记载：“西魏文帝大统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遣侯莫陈顺等讨破之。周文帝于武兴又置东益州，以绍先子辟邪为刺史。辟邪据州反，叱罗协与赵昹讨平之。”叱罗协在魏废帝元年（552）任南岐州刺史。“兴州叛氐复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也就是这一年杨辟邪在东益州造反，东益州州治即武兴，在略阳西北接近徽县仙人关处，接南岐州地。

关于“达奚寔”条很重要，说自古对西南少数民族“历世羁縻”。羁縻就是笼络，从各方面给予优惠。这种政策使氐羌不知“王化”，不知道被管理，有困难不知道找政府，没吃的、用的就去抢，导致动乱迭生。而“寔导之以政，氐人感悦，茸从赋税。”氐羌有了纳税意识，也就有了国家意识。达奚寔治南岐应该是西魏废帝二年（553）的事情，是年尉迟迥率军数万出散关直下剑阁而取蜀，废帝三年（554）即被召回。

（四）凤州氐

西魏废帝三年（554）正月,南岐州改称凤州。于是称为“凤州氐”或“凤州固道氐”（故道又称固道）。

《周柱国大将军纥干（田）弘神道碑》：“西平反羌，本有渔阳之勇；凤州叛氐，又习仇池之气。公摧锋直上，白刃交前，万死一决，凶徒多溃。身被一百余箭，伤肉破骨者九疮。马被十槊。布布申上，朝廷壮焉。”

《北史·氐传》：“豆卢，恭帝末，武兴氐反，围利州，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

田弘奉命平定西羌和凤州氐族叛乱，应该在西魏恭帝三年（556）之前，这之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便废西魏建立北周。《北史》卷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三：“又讨西平反羌及凤州叛氐等，并破之。每临阵，摧锋直前，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马被十槊。朝廷壮之。周孝闵践阼，进爵雁门郡公。”和《北史·氐传》记载的“凤州固道氐魏天王”起事时间一致（图七）。

（五）河池氐

凤州辖河池县，也是氐人之所居：

图七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

《宋书》卷九十八：“建兴五年，茂搜卒，难敌袭位。与坚头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

《蜀鉴》卷六：“（元帝建武二年）茂搜长子难敌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

汉置河池县，到魏晋南北朝时，县治多移。晋怀帝永嘉（307—313）后，为仇池国所有。东晋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封杨坚头为右贤王，屯河池。323年，前赵将杨难敌赶至汉中，仇池国地大部被前赵占领。372年，仇池国地被前秦占据，并在其地置南岐州，辖下辨、沮、武都、故道四县，河池地并入故道县。南朝宋元嘉十年（433），仇池氐王杨难当乘北魏用兵北方之际，出兵南侵蜀地，河池地再次归入仇池。元嘉十九年（442）宋灭仇池，河池地归宋所有。元嘉二十年（443）北魏出兵攻占宋武郡地，河池又归入北魏。河池县治迁移无定，先于徽县西，后移徽县、固镇。《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四山南西道二：“河池县，西北一百七十里。元三乡，本汉旧县，属武都郡。《华阳国志》云‘河池一名仇池’，按郭仲产《秦川记》‘仇池山，本名仇维山，山上有池似覆壶，有瀑布望之如舒布。’前志所云是。县因山名，山在成州界，去县稍远。今县所处，谓之河池水，故取为名。永嘉之后，没于氐羌，县名绝矣。魏于此置广化郡广化县，隋开皇三年罢郡属凤州，仁寿元年改为河池县，复旧名。故道水经县城西，去城三步。”按此记载应为凤州，但清《新修凤县志》：“河池废县：在县西单河舖龙家坪。今犹有城隍古庙及县署旧址。”杨坚头称号之时，应在徽县。

图八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唐）

至于《旧唐史》卷十本纪第十：“（二年）二月己未，党项寇宝鸡，入散关，陷凤州，杀刺史萧，凤翔李鼎邀击之。”《新唐书》本纪第六代宗：“九月戊子，凤州刺史吕日将及党项羌战于三嗟谷，败之。广德元年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及吐蕃战于盩厔，败之。”《新唐史》卷二二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二年，（党项）与浑、奴剌连和，寇宝鸡，杀吏民，掠财珍，焚大散关，入凤州，杀刺史萧，节度使李鼎追击走之”等仅过路罢了。

三、迁徙、移民和融合是凤县氐羌消失的主要原因

古代人类族群迁徙距离之远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如炎黄部落。有史以来如周武伐商取得成功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人被安置到近畿之地。古今战争的目的是掠夺资源，而人力资源比起土地资源更为重要。凤县地处战略要冲，自不能免。《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与夏侯渊讨鄜贼梁兴及武都氐。又破马超，平宋建。太祖征张鲁，先遣郃督诸军讨兴和氐王窦茂。太祖从散关入汉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三国志》魏书十五《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从征张鲁，别从散关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其后与曹洪破吴兰于下辨，又与夏侯渊宋建，别攻临洮、狄道，平之。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魏志·杨阜传》：“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趋下辨，而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辨，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前后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据不完全统计，曹操先后掠夺、迁移陇南人口30多万入居关中，诸葛亮亦迁移西县等人口1000余家还居汉中。后主“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还有就是“排其种人”，其实这种做法汉初就有，如《后汉书》同传载，元封三年（前108），武都郡河池氐起事失败，汉武帝将之“分徙酒泉郡”。酒泉郡据《汉书·地理志》治禄福，《续汉书·郡国志》作福禄，今甘肃嘉峪关市，鱼豢所谓“或在福禄”者是也，亦即向西北迁至河西走廊。

除了政府移民外，各省人民因逃避自然灾害和战乱，自然迁徙的数量也非常大，如晋元康六年（296）齐万年反，关中扰乱，频岁大饥，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乃相率流入汉川，其中包括部分氐人如苻成、隗伯等族。他们数万“家”十余万“口”，于元康八年（298）流入汉中。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大旱，近200万人逃荒于川、陇、汉中。乾隆《四川通志》载：“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康熙《成都府志》载：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载：“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类似的记载在四川各县县志中都可见。明末清初，四川迭经兵燹、灾害、瘟疫，人口大为减少，川西平原出现“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的景象。清王朝建立后，在“民无孑遗，荒榛满目”的情况下，实行移民垦荒政策，规定入籍减赋，以资鼓励。在茂县、汶川、北川等羌汉杂居的地方，许多羌民言，据老辈传说其先祖来自于陕西，但仔细考察却有许多出入。

民族融合是汉民族日益强大的根本，羌、夷融合才有了华夏，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才有了汉族。民族融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文明的趋势，人类学“上河坝与下河坝”的问题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下河人”自认为文明，瞧不起“上河人”的保守；“上河人”自认为根基纯、门风好，瞧不起“下河人”的“乱”。但“上河”的闺女不愿嫁给“上河”的男孩子，却要嫁到“下河”去；“下河”找不到媳妇的，就要“倒插门”到“上河”。这就是简单的民族融合。

清代编辑的《御定佩文韵府》中有白氐、故氐、生氐、沙氐、青氐、蚺氐、回氐、白马氐、清水氐、百顷氐、阴平氐、略阳氐、南岐氐、武兴氐、固道氐、厨中氐、葭芦氐等氐族部落，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个“白马氐”，却还被叫做了“白马藏族”。故氐、故道氐很早便融入白氐、白马氐和汉族当中去了。在凤县目前发现的29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即周秦和巴蜀的文物就是早期民族融合的明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发展。经济越繁荣，地方越文明；经济越落后，地方越愚昧。凤县以前是很发达的，比如宋朝时，川甘云贵许多地方对朝廷的贡品，都要先向凤州府交割，然后由凤州府押解开封（如图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二讲了个元祐党争的故事，说的是凤州职田、供给非常优厚，当时这一职位是要给沈迈的，沈迈待阙了很长时间。但是范百祿因为都是四川同乡的缘故，却把凤州知府给了宋炤，而让沈迈去了边远的泉州。诏书一下，大家议论纷纷，都为这一不正常的现象鸣不平。因此宋代在凤州做官的如张晖、程晌、杨文广、种谔、种世衡、刘子羽、吴玠、吴璘、杨政、杨从仪、赵鼎、唐庚、崔鶠等，不是一代大儒，便是一代名将。从这一个侧面说明凤州在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正因为这样宋以后的史书中凤州很少有氐羌生活状况，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风俗》：“犹有氐羌故习。”倒是明清文人的笔记、诗文中偶有提及。(www.xing528.com)

图九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

凤县自古又处在入蜀驿道旁，故道、唐宋褒斜道、元明以后的连云栈道穿境而过，南北政治、经济区域频繁交流带给凤县的是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进步，频发的战争带给凤县的又是各种灾难。国家承平之时，凤县经济极其发达。战乱之际，千里栈阁，横尸撑柱。一遇太平“流民之入山者，九十月间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以故“客民多于土著”^[5]。在籍贯来源复杂的情况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民国以后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凤县就有外资企业（工合），陕川公路建成后，凤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登记时，凤县人都登记为汉族了。

四、氐羌风俗与凤县之比较

（一）土墙板屋

《诗经·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俴驷孔群，厹矛鋈镦。蒙伐有苑，虎韔镂膺。”《毛诗正义》说：“秦之西陲，民亦板屋。”《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室。”《南齐书·氐羌传》：“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描述“江北四省”时，写道：“宝鸡以西盖屋咸以板，用石压之，《小戎》曰：‘在其板屋’，自古西戎之俗然也。此地流渠走水，依稀江南，在关中称沃土。”这种以椽、板夯土为墙，以木板覆屋顶的房屋，在20世纪50年代凤县边远山区还可以看到。而现在如凤州古城、三岔驿铺所见的板屋土墙，习惯上认为已是明清汉族建筑风格：土墙，以木板棚顶，木板上或覆以茅草，或涂泥溜以瓦，檐墙、隔墙亦以木板，镂纹雕花……但不能否认有氐羌民居的演变。

这种板屋土墙在陕、甘、川、云、贵以及西藏部分地区的汉、羌、彝、苗等都有遗存，应该是氐羌古民居的典型。民用建筑都是因地取材，就陕西而言，关中、汉中黄土、木材资源丰富，便多以土墙板屋，而安康石材方便，就多石墙板屋了，其板却又多为石板。纳西族的“木楞房”、藏区的板楼以及土墙木构青瓦楼和木构吊脚楼都应该是土墙板屋的流变。

明清之世文人学者在宝鸡至汉中段所见“板屋土墙”民居颇多，如刘天民《板屋》：“西戎多板屋，牢落不名村。插竹寒为扈，绵荆夜闭门。”何景明《宝鸡县》：“鸡鸣山下古陈仓，板屋千家清渭傍。”黄琮《益门镇》：“泉水一路云中碓，板屋三家涧上村。”……充分说明凤县氐羌古民居的特点。

（二）麦酒咂酒

元代朝鲜诗人李齐贤有首《鹧鸪天·饮麦酒》词：“未用真珠滴夜风，碧筩醇酎气相同，舌头金液凝初满，眼底黄云险欲空。香不断，味难穷，更添春露吸长虹，饮中妙诀人如问，会得吹笙便可工。”词作对色、香、味俱佳的麦酒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上阕指出这种酒与碧筩杯相似。碧筩杯，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酒食》：“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慤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噏之，名为碧筩杯。”下阕“会得吹笙便可工”，更是对饮酒方法一种形象的描绘。词有序云：“其法不蒭压，插竹筒甕中，座客依次就而吸之。傍置杯水，量所饮多少，挹注其中。酒若不尽，其味不渝。”所叙麦酒的色、味、香以及饮法都与咂酒极为相似。

咂酒又名杂酒、呷酒、嘛咂酒、竿儿酒等，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农村都有此风俗。白居易《春至》：“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方舆胜览》：“蜀地多山，多种黍为酒。民家亦饮粟酒。地产藤枝，长十余丈，其大如指，中空可吸，谓之引藤。屈其端置醅中，注之如晷漏，本夷俗所尚，土人效之耳。”《丰都县志》载：“嘛咂酒：农家以米合杂粮酿成，分贮小瓮。用时浸以沸水，插竹管于瓮中吸之，一瓮足供豪饮十余人。相传为白香山谪忠州时创制。诗云：闷取藤枝吸酒尝，即谓此也。”《长乐县志》：“土司有亲宾宴会，以吃咂酒抹坛为敬。咂酒抹坛者，谓前客以竿吸酒，以巾拭竿，请他客也。酒以糯米酿成，封于坛中。款客则取置堂荣正中，沃以沸令满，以细竹通节为竿，插透坛底……每一坛设桌一，桌上位及两旁，则各置箸一，而不设座。客至依次列坐。左右毕，主人呼长妇开坛肃客。妇出，正容端肃，随取沸汤一碗，于坛侧就竿一吸毕，注水于坛，不歉不溢谓之恰好。每客一吸，主人一注水。前客吸过赴桌，再举箸，而后客来，彼此不以为歉也。凡吸歉溢皆罚再吸，故酒虽薄亦多醉……”《恩施县志》：“俗以曲孽和杂粮于坛中，久之成酒，饮时开坛以沸汤，置竹管其中，曰‘咂篁’；先以一人吸‘咂篁’，曰‘开坛’；然后彼此轮吸。初吸时味甚浓厚，频添沸汤，则味亦渐淡……”《咸丰县志》：“乡俗以冬初，煮高粱酿瓮中，次年夏，灌以热水，插竹管于瓮口，客到分吸之曰咂酒。”《遵义府志》载：“苗人以芦管吸酒饮之，谓竿儿酒。”《峒溪县志》载：“咂酒一名钓藤酒，以米、杂草子为之以火酿成，不刍不酢，以藤吸取。”《贵州通志》载：“遵义府，五月五日饮雄黄酒、菖蒲酒。九月九日煮蜀穄为咂酒，谓重阳酒，对年饮之，味绝香。”

“麦酒”在北方各地都有，就是醴，俗称醪糟。关中渭北新麦收获后，即以麦仁制作，冲以开水或井水，酒味颇浓，却又消暑解渴。渭北、天水一带还有一种干吃法，谓吃“麦麸”、“酒麸”，亦是夏收后待客之礼。汉中、四川以大米制，而凤县及周边地区以麦仁、大米、大粒玉米粥等为原料，其味更佳。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史前社会。但最早出现在史籍中，见于《北史·西域传》：“钵和国，在渴盘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惟食饼面，饮麦酒，服毡裘。”至于清末民初徐珂《清稗类钞》中的范冉与王奐善所齎“麦酒”与皮酒却是大相径庭的。《清稗类钞》云：“麦酒者，以大麦为主要原料。酿制之酒，又名啤酒，亦称皮酒。贮藏时，尚稍稍发酵，生碳酸气，故开瓶时小泡突出。饮后，有止胃中食物腐败之效，与他不同。后汉范冉与王奐善，奐选汉阳太守，将行，冉与弟协步齎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是麦酒之名，我国古已有之。蒋观云大令智由在沪，每入酒楼，辄饮。”

（三）尚白与白石崇拜

四川省西北茂县的黑虎羌寨妇女头饰“万年孝”，是一种饱含象征意味的物态形象。据说，此头帕是纪念明朝末期时该地区一位抵抗异族侵略而英勇牺牲的羌族英雄——杨四将军（或黑虎将军）。而“万年孝”其实是古老的尚白风俗遗存。

《礼记》：“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尚赤。”学者们争论较大，在卜辞中还有“白羌”之用为人牲的材料，如：“戊子卜，宾贞：惟今夕用三白羌于丁？用。十二月。”“三白羌用于丁？”“……白羌……”“□丑卜，□贞：燎白人？”“燎白人”或释“白”如“百”，“三白羌”为“三百羌”。瞿润缗、姚孝遂却都认为“白”字当如字读，即释用“三白羌”（三个白羌人）。“三白羌”，指三个白部羌人，联系到“燎白人”或为三个白肤色的羌人。《山海经·海外西经》有“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三白羌”释为着未染色的白麻或白头皮的羌人或更贴切些，这应该是古人尚白的最早记录。其实后来许多少数民族都尚白。唐朝高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一：“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也说西域习俗：“吉乃素服，凶则皂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僰有姓氏，以白练缠头。”

清朝以前川陕广大的农村都用白帕裹头。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著白巾者。释者曰:‘为诸葛武侯服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明万历十三年（1585）孟震官四川按察使时所作《浣水续谈》载：“蜀山民俗皆冠帛巾，相传为诸公服，所深远者，后遂不除。今蜀北、陕南、陇西南民，头缠白帕，为诸葛戴孝也。今蜀人不问有服无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谓之天孝。余尝以重午登南城楼，观竞渡戏，两岸男女，匝水而居，望之入沙城焉。”这种“为诸葛武侯服”、“为诸葛服”就是白冠白衣，不仅为四川风俗。王士祯《陇蜀余闻》，记载得更为详细：“汉中风俗尚白，男子妇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不除。汉中滕太守严其禁，十年来，渐以衰止。然西凤诸府，风俗皆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甚。凡元旦吉礼，必用素冠白衣相贺，则为武侯之说非也。”晚清徐珂《清稗类钞》一书中《陕西人之服饰》也有这样的记载：“国初，汉中风俗尚白，男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或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相沿成俗。汉中太守滕某严禁之，始渐少。西凤诸府亦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至。凡元旦吉礼，必用素冠白衣相贺也。”汉中太守滕某指滕天绶，他是清代奉天（今辽宁）辽阳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冬由广东潮州府同知升任汉中知府。严禁白冠白衣者恐不仅滕天绶一人，康熙、雍正、乾隆之际文字狱之兴，统治者为严防汉人纪念前朝，各府县都来效尤，以至于民国以前陕川两地农村改为皂衣皂巾了。而偏处于四川省茂县的黑虎，或是王化不到，以故保留了这种尚白习俗，而被后来好事的知识分子附加了许多故事。

由尚白习俗演变为白石崇拜，也是这样。这在羌族长篇叙事史诗《羌戈大战》中羌人和戈基人（史诗称戈基嘎补）之间发生了一场持久的战争，后来羌人得天神阿爸木比塔帮助，用雪团战胜了手持麻秆的戈基人，之后雪团化作坚硬、洁白的石头，从此被羌人供奉。还有一种传说：羌人一支与敌兵激战三天三夜，羌人且战且退，损失惨重。就在这支羌人败退到无路可走时，他们便向天女“木姐珠”祷告，祈求帮助。于是木姐珠从天上抛出三块白石，顿时变成岷山上的三座大雪山，挡住了敌兵的追赶，这支羌人乃得以安居。这个近似于童话般的传说把“白石崇拜”表现为有点暴力倾向的象征，显然有违“崇拜”的本身。民国著名记者庄学本1934年护送班禅回藏时，对羌族、嘉绒藏族进行了人文考察，他所看到羌族白石崇拜是“羌民的屋顶上，在正中的最高处，都供有白石一块，木条三枝，虔奉如神。白石是代表山尖，木条是代表神树，因为天神的降临都在山尖神树旁。石取白色，以表示纯洁”。这个解释是通的，羌族信仰任何神灵均以一种乳白色的石英石作为偶像的表征，供奉在山上、地里、屋顶或庙内。此外，在门楣、窗口、碉楼上以及神（树）林之中也供奉着这样一些白石，作为神灵的象征。代表着自然界的神灵，诸如天、地、日、月、水、火、石、树、羊、牛等等；也代表着祖先崇拜和地方崇拜。大至节庆祭祀，小至生产生活活动，俱作以朝拜。但现在很少有在白石前插三根木条的现象，倒有些插香条的。这一白石崇拜形式，被称为以白石为中心的多神崇拜或以白石为表征的诸神信仰。这种信仰在普米族和靠近汉羌川滇地区如嘉绒等藏族分支中也很盛行。

“白石崇拜”是远古“灵石崇拜”的孑遗，与玉石崇拜紧密联系。玉能通神，但不是人人都能持有的。对于相对贫穷的部落来说，就要选择石质接近玉的石料作为替代物。如凤县白家店永红遗址发现的白色石英石“石圭”，第三次文物普查报告“永红遗址位于凤州镇永红村五组西北约200米处的嘉陵江东岸台地上，嘉陵江由西北向东南流过，为山间盆地，遗址西、南两面低缓。南距嘉陵江约40米，东南距永红村五组约200米。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0米，东西宽约6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中部的公路东侧断面上暴露有灰坑一座（H1），呈不规则形，口宽约3.5米，深约3.0米，坑口距地表约2.0米，内包含物较少，采集有商代夹砂、泥质灰陶、褐陶片，纹饰为细绳纹，可辨器形有高领圆肩罐、尖底罐、鬲等，占地5000平方米”。以前也有石斧等器物出现。“石圭”的发现说明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居住着一个相对权威的部落，即王权所达之地。从而可以推测在凤县3187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上古时期就有如永红、龙口、凤州、桑园、王家台等十多个这类的小王国。

临洮寺洼山发掘大砾石随葬，茹家庄国古墓墓室、椁室中摆放砾石、卵石的葬俗。而在茂汶理地区石棺葬，“死者右手侧还有碎石一堆。计172粒。最大为3.8×2.3×2厘米，最小为0.9×0.7×0.2厘米，一般为1.7×1.1×1厘米。……四耳罐一件。细泥灰陶，侈口，束颈，鼓腹，腹上有四小耳，把罐环腹等分为四份，小耳上均有一穿，供系绳用，矮圈足。口径14厘米，腹径21厘米，底径10厘米，高24.8厘米。这种四耳罐是以前岷江流域清理的石棺墓中未曾出土过的”^[6]。双耳罐、四耳罐是寺洼文化的最典型的器形。四川考古方面把石棺墓归于羌人白石崇拜之列，认为可能来源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上孙家寨文化类型。但现在的学者却因流传于汶川的《羌戈大战》及民间故事，把石棺墓归于“戈基人”族群或氐族人。在凤县凤州东台子2008年考古发掘中，十九号清墓中出土了部分河卵石，上书“太白”、“辰星”、“镇星”等以及其他图案，似为道家的法术遗物。但在其他地方却少有，当然也可以看做是羌人随葬砾石、河卵石的异变（图十）。在理县等地现在埋葬死者时，还用青黑色石头堆起坟堆。从石质来说虽有不同，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青色的石头有着镇邪祛恶的愿望，而白色石头随葬，有着吉祥的象征。

图十　凤州东台子19号清墓

（四）婚葬方式

土葬是中国各民族普遍的一种葬式，观礼以葬是因为葬礼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新修凤县志》：“遭丧家，孝子以白布缠头，三年内虽盛暑不释，坐藉苫草。讣告亲友，其常仪也。但初没（殁）即殓，不论宜忌。挂纸旛于门首，吊客甫毕即行出葬，为稍异耳。亦有请绅点主行奠礼停柩至一二年之久者，此惟富绅家如是。清明日埽墓、焚楮镪、插柳枝。十月朔，仍拜墓，俗云：‘送寒衣。’元日敬天地，礼祖先，贺拜亲友。”凤县丧葬仪式比关中各地稍简，停放三天即出葬。其时辰亦多请阴阳掐算，但还有日出前、上午、下午等不同习俗。从目前考古发现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屈肢葬、立身葬等不同葬式，特别是战国前墓葬多深至六七米。

崖葬。据第三次文物普查报告：“近年发现的灵官峡崖墓群，面积500平方米。位于何家坪村康家碥自然村西北约200米处的山崖上。地势陡峭狭窄，316国道从峡谷中穿过，宝鸡至成都的铁路从峡谷南侧穿山而过。在峡谷的南侧为一面高约150米、宽约100米的崖面，从西向东依次分布有6处崖墓（居），M1距河床高约20米，为一半圆形拱顶墓，口高约1.5米，长约2米，用片石垒砌封堵墓口；M2在M1的左上方约40米处，距河床高约60米，为一长方形崖洞，高约2米，长约3米；M3在M2的左下方约30米处，为一长条状的崖洞，高约1米，长约4米，距河床高约50米；M4在M3的东侧约30米处，为一圆拱门状，宽约1.5米，高约4米，距河床高约50米；M5在M4的上方约10米处，近似圆洞，直径约1.2米，距河床高约60米；M6在M5的左侧约8米处，近似圆洞，直径约1米，距河床高约65米。由于崖壁十分陡峭，难以攀登，无法窥其全貌，从其结构分析，应该是属于崖墓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M1用片石封堵洞口的情景，作为崖居可能性甚微。走访村民得知，在当地相传有一种习俗，一部分人死后因各种因素不许入土埋葬的，人们只好将其安葬在石崖面上。我们知道崖葬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一种古老的葬法，该崖墓在凤县地区乃至宝鸡地区都是首例发现，它对研究凤县地区人们的丧葬习俗诸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7]崖葬究竟其状况如何，目前还没有作出考古挖掘，不好得出结论。但是，在凤县其他地方凶死或未成年人死后，有条件的打一木匣（简易棺材），没有条件的用麦草裹束，置之于岩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凤州国安寺村的岩窠中还可看到。国安寺，以前叫龟崖、鬼崖，也就是从这来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些陋习已渐不见痕迹，但还保留在羌区一些地方。还有树葬，一般都是深山处小孩早夭用草裹束，置于树上。

水葬。宋范镇《东斋纪事》记载：“凤州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还说雍慎微（明远）在那里当官时“以俸钱，市旷地，使之葬”。水葬起源于何时，无从确指，但从范镇《东斋纪事》中载凤州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的风俗看，此俗宋代已存在，但只行于贫民阶层。采用水葬的少数民族有部分藏、羌、门巴、傣等和武夷地区。

《新修凤县志》：“婚礼多行财者，媒议后用‘庚帖’，钗环之属佐之。或均系寒素则用布匹，数多寡不等，亦古人纳采之意。及期，婿家择亲族慧丽妇人先一日赉送仪物，是日采舆鼓乐率从简易。女家亦有兄弟亲戚送亲者。婿候于门外，肃宾入，不亲迎。其坐帐、谒先与他处同。”这是正常的婚嫁形式。还有一种抢婚习俗，多发生在贫困山区，或是婿家备不起像样彩礼，或是女家备不起像样嫁妆，两家提前约好时间，女子在家梳妆打扮好，婿趁夜背起就跑，至一二里地，女家佯作发觉，一路追赶至婿家，则摆酒席待客，皆大欢喜。上门、招夫养夫者亦有。《新修凤县志》：“年老无子者取他人子婿之，谓之‘上门婿’。夫死而招夫，谓之‘上门夫’，其人遂从女性，不复其族。”招夫养子、招夫养夫与夫死转房等等，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言：“汉中恶俗，往往有指媳以继子，招夫以养夫，甚县以胞弟妻其孀嫂，谓之转房。”这些在老林区残存的婚姻形态较为原始，也有违伦理。

（五）称父曰大

凤县一些边远山区称呼父亲为“大”，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以及四川北部一些地区也有这样称呼的。这种称谓实际上也是氐羌人的习惯。《宋书·大且渠蒙逊列传》谓蒙逊先世曾任匈奴且渠之官，“羌之酋豪曰大，……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台湾知名学者雷家骥说：“东汉羌族力量一度扩至西河、上党一带，晋时上党有拥壁自立的胡‘部大’张督此即是以羯为主的杂胡。《通监考异》论单征条，谓‘当时戎狄酋长皆谓之大’，胡注张督条谓‘胡人一部之长呼为部大’，窃意两汉之间匈奴及东胡殆无部大之称，故疑酋大、部大皆是氐羌化的称谓，魏晋当时西北诸杂胡受其影响而沿用之。酋大或是偏重其血缘种落之称，而部大则偏重于部落耶”？正是因为羌人称呼其首领为“酋大”、“部大”，也将男性族长和家长称为“大”，逐渐成为专指父亲的称谓。

浅山平坝地方笑深山老林人，殊不知“爹”的称谓更是氐羌遗俗。《广韵》：“爹，羌人呼父，徒可切。北方人呼父曰爹。”《六书故·卷十五》：“岷俗呼父曰爹。”《册府元龟》：“唯仰食于阿爹，国政悉不敢问也，回鹘谓父为爹。”《天中记》：“荆土方言谓父为爹，吴人谓父曰爸，回纥呼父曰阿多。”

（六）善事鬼神

在氐羌人眼中一切事物皆有神灵主宰，每座山都有山神，每条河流都有水神，每片林子都有树神等等。凤县民俗亦是如此。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典祀》中除社稷坛、城隍、文庙、官办外，如马神（王）、财神、火神、白蟒等庙、宫92处。还有许多未上志书的小庙，可以说跬步皆有神祇，山灵水怪都在崇拜之列。村子有“护庄树”，树上要挂红，树下有敬香烧纸之处；水潭有“娃娃鱼（大鲵）精”，也要礼拜，就连“毛鬼神”也有人为之修庙。特别是民间传说的“狐仙”、“狐狸精”与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与现在的羌区流传的“毒药猫”故事很为接近。究其原因“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辄祝神为保护，故其俗事神甚虔。无男妇贫富靡不诚恪祝祷，疾病亦惟神是依，不事医药，巫祝纷庞，犹有氐羌故习”^[8]。另一方面就是为求财求利保平安，如上山前拜山神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野味或药材，拜“毛鬼神”不为平安只为免灾等。之所以庙多神多，也许是多拜一尊神，或多一份安全保障吧。

（七）善歌善舞

一提起少数民族都知道他们善歌善舞，其实现在的氐羌之人善歌是实，善舞却是很不敢恭维的。庄学本《羌戎考察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羌人不善歌舞，“他们的舞姿与戎人有很多类似之处，虽然他们的手有高举，有平举，足部的腾跃也很多，但是一举一动，还不脱戎人的窠臼。最特别的是男女两人的蹲地对舞，此种动作，在戎人的锅庄中尚未见过。他们的歌词一半用汉语的俚歌：‘呀尔切面。’在这几点上，我证明羌民是没有跳锅庄的民族，他们现有的锅庄，是受着他邻居西戎的熏染，所以缺少特异之点。”他还举出一个“王家少爷呀！来！速来呀！”这样奇怪的曲调和歌词，却是山戎“莫名其妙的打麦曲”。在现在的羌区，我们也发现妇女跳舞的居多，而男子以伴奏为主。但妇女舞姿颇似藏族，而男子舞姿猫腰蹲步是有羌味的。经过现在羌族知识分子整理的“羌族锅庄舞”，还是有着太多的西南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凤县应该是有它特殊的舞蹈如“板凳龙”、“筏子舞”等等；“羊皮鼓”或“羊皮扇鼓”、“羊皮旋鼓”也应该是凤县古老的一种乐器，民国以前凤州就有，但后来打法失传了。一些人按照“故”这个字释，说左边是带把手的鼓，右边是用手来敲，认为就是个会敲羊皮鼓的族群。现在“羊皮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是甘肃武山县的滩歌。

凤县民歌很有特点，既有西秦小曲风格，又有巴蜀小调、陇南花儿味道，山民们热情好客，敦厚朴实，喜爱以歌会友，以歌待客。这里民歌都有曲谱，演唱起来活泼自然，优美动人。一曲劳动号子出口，四山回应，响彻云霄；情歌小唱，快乐时如行云流水，悲凉时如泣如诉，韵味十足，极富有想象力。1983年宝鸡市艺术馆组织了一次《宝鸡民歌集》编辑工作，据他们调查、收集、整理，“全市十三个县区的民歌蕴藏量虽然都比较丰富，但当推凤县为最，其数量几乎占全部的50%”^[9]。如“盘山歌”、“十对花”、“耍钱歌”、“十探郎”、“送郎歌”、“十杯酒”、“十爱姐”、“交情歌”等等，与现在羌区歌谣极其相似；有的曲调、歌词都很相近，以至于一些四川、甘肃文艺爱好者在凤县旅游时能和当地人对上歌。^[10]

（八）蜀绣羌绣

作为四大名绣之一的川西蜀绣，起源早而分布广。扬雄《蜀都赋》云：“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因此“羌绣”、“蜀绣”谁学谁，一时也难以说清。从目前所看到的作品来看，可以说“羌绣”是羌人学的“蜀绣”，但现在羌族的绣品与蜀绣工艺水平有着天壤之别。

凤县古时有四川、江浙一带人来此做官、经商，也为凤县带来了桑蚕业，民间也就有了刺绣。多以枕头面、鞋面、苫腰面为载体，以牡丹花鸟为题材；还有“先人案子”一类的好作品，但现在多是鞋垫了。从绣工来看，如果有“羌绣”这个词的话，就很近似了。实际上许多民间绣品都是些稚嫩、喜兴的东西，从中可找出一点可称工艺品的，但实在千里挑一了。民国以前，人们的衣服、包头大多以青、蓝为主，姑娘们多穿绣花鞋。这和羌区差不多。庄学本1934年所见羌人衣着亦以纯色为主，妇女上衣加一点花边作为点缀，有少量的银饰，而戎人妇女衣着要漂亮多了，是“花蝴蝶般的戎女”。改革开放以来，现在的羌区服装改良吸收了很多藏族、苗族的特点，也有了一些创造和发展。

（九）杨四崇拜

前文提到黑虎羌寨等处的杨四将军的崇拜，既有被许多人颇为称道的，又多有被人质疑的。长江流域以至岭南多雨，拜杨四将军之风尤盛，明代陈铎（约1488—1521）在其散曲《满庭芳·巫师》描写了一个巫师：“形骸太蠢：手敲破鼓，口降邪神；福鸡净酒口思一顿，努嘴胖唇。才说是丁三舍人，又赖做杨四将军。一个个该拿问，依着律审允，不绞斩也充军。”

水神杨四将军是明朝的民间传说。清光绪初年《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记载的“大王”有六位，“将军”六十四位，而杨四将军“河南温县人，生而有灵。明永乐间，时年十二，邑水暴涨，作揖济渡，忽失足落水，父大哭，俄见乘板嬉笑，欲呼之，复入水，伸手作龙蛇状，顺流东下。是夜乡人同梦，言受封为将军。康熙年间敕封为将军”。水神的传说显然是中原文化。陈夔龙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河南任上所见：“余于光绪癸卯秋，抵豫抚任。省中有大王庙四，曰：金龙四大王庙、黄大王庙、朱大王庙、栗大王庙。将军庙一，群祀杨四将军以次各河神。巡抚莅新，例应虔诚入庙行礼。越日，黄大王到，河员迎入殿座。余初次瞻视，法身长三寸许，遍体著浅金色。酷嗜听戏，尤爱本地高腔。历三日始去。”^[11]就是对黄河河神的拜祀。

但羌区的杨四将军明显与水神崇拜不一样，他们传说杨四将军又叫“黑虎将军”，羌名格鲁丛宝，汉名杨文武，生于清朝，有的人说是明朝，或明末清初，还有的人精确至1522年，这些传说在羌区有几十个版本。杨四将军是羌人的祖先、英雄、保护神。在个别地方人们把杨四将军附会为杨么，汉中地区的杨四将军却是杨从仪，勉县黄沙镇街西的前进村的“杨四将军庙”，傥骆道南口有杨从仪将军祠。《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六：“杨四将军祠：在城固北十五里。”《陕西通志》卷二十九白河县：“杨四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仪。雍正二年重修。”紫阳县：“杨四将军庙，在县治东南一里，康熙四十五年修。”杨从仪也在凤州做过知州，因此凤县也有“杨四将军庙”、“杨四将军石”，紫柏山有“杨四将军洞”；还有杨四将军斩龙的故事流传于民间。清《紫柏山志图》：“龙王洞，祠（张良庙）北七十里。相传杨四将军降青龙于此，民德祀之，故又呼杨四将军洞。”氐羌杨将军有庙祀的是杨难当，《甘肃通志》卷二十五：“杨难当墓，在成县城西四十里，有祠在栗亭西，一名杨将军庙。”《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五略阳：“仇池晋杨将军庙云：晋永昌元年，赵主刘曜征仇池，杨将军拒之，保仇池。仇池壁立万仞，天然楼橹，二十四隘，羊肠三十六盘，周九十步，高七里。故杨将军保之。将军名观敌，氐王茂搜之考。宋绍兴中，曹居贤官此修之，绘杜甫、苏轼二公像，刻诗于石。”“武都王庙，在灵峻山，神为晋臣杨盛，有德于略民。南北朝及宋累封王。土、士人祀之，近代重修。”如果说“黑虎人都是从陕西过来的”（一说黑虎姓于或余），那么这一崇拜是否与杨盛或杨难当有关？

（十）羌年羌节

农历十月一日是羌人的年节，羌语叫“日美吉”。在羌族农村有这种习俗。但真正恢复为大的节庆活动还是在1986年。凤县“十月朔，乃拜墓，俗云：‘送寒衣’”，是鬼节。有人认为这是凤县氐羌偷偷过羌历年的另类做法，也有人附会为这一天是凤县氐羌遭汉人围杀而作为特殊的纪念日……2008年11月10日，凤县举办了第一届羌历年庆典活动，邀请汶川、北川、理县、茂县、安县、马尔康、绵阳市等地300余名羌族同胞齐聚凤县，发表了《凤县宣言》，观看了文艺演出。虽有作秀味道，但其“祭天还愿”、“谢牛”等活动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羌历年又称“牛王会”，是对牛一年耕作的一个答谢。牛崇拜源于凤县，农历的十月初一也是牛王节。《秦本纪》“（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条下的《史记集解》注文提到：“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史记正义》在《秦本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条下：“《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因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坠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牛王庙全国各地都有，凤县黄牛铺以前也有牛王庙，明清以后改、扩建为“四圣宫”。且黄牛铺西街以前有牛蹄泉，泉极似牛蹄，故名。前蹄后蹄间距都在6米左右，前后蹄间距16米。据说牛崇拜与炎帝有关，炎帝牛首人身，其部落是以牛为图腾的。

农历五月初五是羌族的“瓦尔俄足节”，即“歌仙节”或“领歌节”，也是羌族“妇女节”。这个节日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其实也就是这几年旅游文化促进起来的。羌区春来晚，以前也当“端午节”过，饮雄黄酒，撒雄黄，到山上踏青踩露。羌族妇女勤劳，这些活也多由妇女来干，逐渐成为一个“瓦尔俄足节”。在凤县、太白县一带，“端午节”并无纪念、祭祀屈原的痕迹，而是订了婚的男女，婿家要送“圈圈”，其形态是用50余斤小麦面做成大、中、小三个“馍圈”，最上还要做个桃形的大馍，馍圈和桃馍都饰以面花，依次叠起像座小山，由婿家用背篓背送，以示圈定对方的婚约。这和甘、青氐羌“圈圈馍”有类似的风格和意象。

沧海桑田，众多的氐羌支系现在只保留了冉駹羌的一支，研究氐羌文化的也只有以此为据做一点以点带面的工作。但是要以冉駹羌解放初的文化来定格整个羌族历史，是不妥的。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文化早就随之而发生了变化。解放初的冉駹羌奴隶社会状态和三五千年前氐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状态肯定是不可能相同的。更不敢以今证古，不能把现在羌族石头房、碉楼推而广之，认为“凡是会使用石头的都是羌族”，那么安康旧民居的石房石瓦比四川汶川、茂县、理县的石头房更漂亮，就不能说安康的汉民是冉駹羌；不能因为现在的羌族以种植玉米、马铃薯为主，就认为凡是吃玉米、马铃薯食品的都是羌族，同样，也不能将吃兰花烟、喝罐罐茶的都认为是羌族。不能把严肃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变为戏说，闹出关公战秦琼似的笑话。“大羌族”的概念也是不妥的，一些认为从中亚细亚到日本，从蒙古到越南都是羌人，要让这样一个大范围的群众普遍认同羌族是不可能的。“羌族是一个供血的民族”，藏族、苗族等等都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但如果要让藏族、苗族等群众放弃他们的族称而改称羌族就有点异想天开了。民族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一定阶段民族的称号也就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作者系宝鸡炎帝研究会理事、凤县羌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注释】

[1]在凤县有关单位羌文化讲座会上的讲稿。

[2]《战国策》。

[3]张长寿：《关中先周青铜器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商周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296页。

[4]《发现古国》。

[5]清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风俗》。

[6]高维刚：《茂汶县石棺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6年02期，第76—77页。

[7]《第三次文物普查报告》。

[8]清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风俗》。

[9]《宝鸡民歌集》第一卷概述。

[10]参阅洪善继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凤县歌谣集成》和冯骥才主编：《羌族口头遗产集成》（民间歌谣卷）、母广元编著：《羌山情歌》。

[11]《梦蕉亭杂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