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沪西回族阿訇的理论才能与深论信仰

第三节　上海沪西回族阿訇的理论才能与深论信仰

2008年8月9日，笔者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天访问了上海市沪西澳门路周围的回族，与一位身披蓝黑色长盖头的老年回族女性在沪西清真寺前聊天，她对我非常热情，详细介绍当地城市回族的发展近况，又很高兴地愿意与我在沪西清真寺前合影，并介绍说沪西清真寺金宏伟阿訇有理论水平等，与她进行简短的交谈后，我就走进沪西清真寺，到二楼，找到了金宏伟阿訇。

在金宏伟阿訇比较宽敞的单独办公室里，我详细地访问了他这个上海回族的精英，以下是金宏伟阿訇的谈话内容。

上海回族本地人5万，改革开放以来外来回族来上海的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共有十几万，现上海回族共有近20万人。来沪西清真寺礼拜的回族是离沪西不远的回族。主麻日时来礼拜的有1000多人，清真寺里里外外全部跪满回族和其他穆斯林信众，包括外面马路上都跪上了人。沪西清真寺比其他清真寺来礼拜的人要多。上海另外还有6个男清真寺，1个女清真寺，另6个清真寺加起来没沪西清真寺多，比如小桃园清真寺300人，小桃园清真女寺四五十人，浦东清真寺600人，福佑路清真寺200人，景星路清真寺100多人。

沪西清真寺主要是外来的回族，比如浙江的信徒就有一二百人。来沪西清真寺的回族主要是听听阿訇讲卧尔兹，过过乜贴。上海5万多本地回族真正做礼拜的不多，沪西清真寺来礼拜的主要也是外地开拉面馆、打着兰州拉面旗号的青海西宁化龙人。

上海本地回族人平时不戴白帽，女人也不披盖头，西北回族人刚来上海时戴白帽，披盖头，现在也开始不戴了。戴的西北回族人比例也较少了。

看来在大上海这样的高层次现代化都市群体中，西北回族来到这里，尽管回族伊斯兰教信仰没变，也坚持来清真寺礼拜，但他们在衣着风俗上逐渐入乡随俗，不戴白帽不披盖头，则反映了比较传统保守的西北回族到上海后也在观念上向大上海人靠拢，标志着自己传统的神圣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在开始改变，回族人不戴白帽不披盖头这在甘肃临夏、宁夏吴忠是不可能的，说明回族在地域改变后，其生活方式也是可以改变的。

上海回族讲究的人主要是老年、中年人，但很虔诚的人少。比如很讲究的人中有做生意的回族人，他们专门到清真寺门口买牛肉，买清真鸡等。但随大流的回族人比较多一点。上海回族人和上海人一样宽容，讲究无所谓，不讲究也没关系，有的年轻回族到汉餐吃饭，有的回族家庭严管，有的家庭也不严了。

作为上海的本地回族，其性格为人宽容等特点已和上海汉族等其他民族几近一样了，上文讲到回族服饰的“入乡随俗”，这里又有上海本地年轻回族在饮食上的“入乡随俗”，这一方面令人对回族的传统特性松动的担忧，另一方面又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这里显示出来是给回族界提个警示的作用。

上海回族的居住景观已没有什么特色，他们和汉族一样都住在公寓里，只是回族在自己的家里有不同的装饰，如有的回族家庭挂都哇以，挂有天房图案的画，挂麦加图案，在门口挂阿拉伯语经牌等。

上海回族的生意不好做，有的回族打工做工，年轻的回族下岗后能重新到各种学校学习，能再就业。上海大的清真饭店里大都是回民经营，有的干不过来时也招收汉民，但对汉民新招职工在服务方面进行岗前培训，以致使清真饭店里从工种上和其他衣食住行上回汉民族已经分不出来了。

上海的回汉通婚也多，男女双方有的讲究回族习惯，汉族随回族了，有的不讲究回族就随汉族了。虽然户口上写着回族，但已没有回回通婚的基本要求了。无所谓嘛！只是做阿訇、教长比较注意这方面。回族人结婚，有的请阿訇给他们证婚，然后亲朋好友、同事到清真饭店吃饭，但有的就不来清真寺证婚了。

上文金宏伟谈到上海回族的服饰、饮食的入乡随俗，这里又谈到上海回族的回汉通婚或回回通婚时有时随汉，有时不来请清真寺证婚，说明大上海汉族汪洋大海中且又是代表发达地区汉族的生活群体中的回族人已经在逐渐淡化或消失回族的传统特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重视的倒是怎样保护大都市中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多样性的特征，使社会民族生态更加多样而不是只采用一种人文生态方式。

散杂居地区的回族和西北地区聚居的回族不一样，上海又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进城市后逐步把原来家乡的特征淡化掉了，外来之回族也是这样，不是城市强迫他们，而是他们要想在城市中有生存空间，有了生存空间才能得以生存。他们是有风俗习惯，有宗教信仰，但是如果连求生存都来不及还能考虑这么多吗？！但上海少数有信仰的回族即使生活困难照样坚持信仰。其实，上海本地的回族祖先也是从全国各地移民到上海来的，保持好的回民就坚持下来了，保持不好的回民就淡漠了。

从笔者调查上海回族中发现，本地回族大部分已经对回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开始淡化，只有少数中老年人还在那坚强地守卫着自己的信仰，这些回民是能在环境对本民族习惯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不受环境干扰的民族和信仰的守护神！只要他们在，上海的回族特性和民族特征就仍在汉族汪洋大海中闪出亮点。他们的坚守和精神信仰的操守是值得重视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回族穆斯林聚居区经济条件好了，信仰就出来了，散居地区的回族讲究的也有，但一旦条件好，就想不到来清真寺了。

看来清真寺更多是回族穆斯林精神寄托的神圣之地，特别当回民兄弟姐妹在经济上、物质上、境遇上不顺时，去清真寺里礼拜真主更是一种振奋精神，获得精神慰藉的好方式。

关于上海回族的丧葬习俗。上海专门有回民公墓，那个地方全部是一条龙服务的，上海市内各清真寺不负责回民的丧葬事。回民公墓那里的洗、穿、葬、埋全部按伊斯兰教习惯，地点在上海西部过去一点，叫卫家角，墓地很大，专门有阿訇和各种教职人员，由他们对回民亡人洗、葬、念《古兰经》，讲究的回民家就多请几位阿訇念《古兰经》。上海回民挖墓地挖得浅，因为上海地势低，水多，挖到1米就差不多了。

关于沪西清真寺的礼拜，回族穆斯林们做主麻的多，因为这一天是聚礼，平时礼拜的则不多，就那么三四十位，是离沪西清真寺不远做生意的回族人，他们一天要礼五次拜，大净时给点洗费，但也是由穆斯林群众随便给，不给钱也行。

关于上海回族的伊斯兰信仰，当地回族淡化了信仰是肯定的，因为回族人想来就来，不来也随便，自由嘛，这种状况时间长了，自然就使上海回族群体的伊斯兰教信仰淡化了。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特点是看家庭，家庭里家教中保留伊斯兰教的程度比较松，孩子就跟着淡化了，家庭里保存伊斯兰教严格，孩子也就讲究了。中国特色的回族信仰也是受家庭文化影响，社会上宗教对他（指孩子）的影响不大，受宗教影响不如受家庭影响大。汉族也是这样，信佛教或基督教的影响不占主导地位，而家庭的儒家伦理却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国家的道德标准和意识形态是不灌输宗教，不像西方基督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美国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上到总统下到百姓都是以基督教为主，美国有的人吃饭前也做祷告，以宗教治国跟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以儒家伦理规范为特征的家庭文化及地位是比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重要的。中国家庭文化讲孝道，上海回族也同样受中国家庭文化的影响，父母对爷爷、奶奶尽孝道，下一代就跟着模仿，如果上一代对父母不孝，下一代就效仿父母也不孝。因此回族的信仰也是先从家庭做起，孩子跟着大人耳濡目染，那是肯定的。

金宏伟阿訇回答的是上海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问题，但谈到的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国家的比较问题，中国信仰文化主体是以儒家伦理规范为特征的家庭文化，上海回族长期受汉文化尤其是家庭伦理文化的影响，因而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也随着回族家庭的影响大小而继承或淡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回族向主体文化靠拢和看齐的趋势。(www.xing528.com)

关于上海沪西清真寺的教务情况，是教长主持教务，他带领穆斯林做宗教活动，讲卧尔兹，其宗教文化水平要高一些，否则信徒不信任，要让群众服众才行。沪西清真寺卧尔兹讲好了，小桃园清真寺的信徒群众也来了，但沪西清真寺的回族信徒本来已经很多，因为这里属普陀区，外来人口来这里方便，这里是与金山、嘉定交界之处，租金低，与地处黄浦区中心地租金高的小桃园清真寺相比，其回族普通百姓偏多，这也是上海回族的比较集中的地方。

经济发展推动宗教发展，使精神信仰全面匮乏的状况有所改观。回族穆斯林赚钱不去改善清真寺，那干什么呢？

回族经济发展了，赚钱了，首先想到的是创造提高精神信仰的条件，最大的物质改善是大修清真寺，这是回族有别于中国其他民族的最突出的特点，从中可看出在物质改善后，首先重视精神信仰方面，回族走在了全国各民族的前列。

上海回族无寺建寺，有寺改建，这里面有精神寄托的因素。回族有钱是造清真寺，汉族部分人有钱是造庙，回族是有了清真寺再搞饭店、宾馆。

这也是回族有别于其他民族即首先把赚到的钱花在体现在精神信仰的清真寺上的可道之处，有钱后首先想到的是精神信仰的条件，然后才是再建清真饭店、宾馆，即有了基本的保障钱后，首先是精神，然后是物质，这也正是回族的可贵之处。

这种宗教回流现象与经济发展有关，有的地方经济差一点，但一旦走出困境，仍然是首先建、改清真寺。回族穆斯林赚钱后把钱的大头拿来建、改清真寺，这种精神需求反过来又带动了回族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两世吉庆”人生观的反映。造清真寺，这么多人来做礼拜，这是给投钱造清真寺的人以回报，投的多，做买卖也顺。伊斯兰教谈真主在不断给你恩典，虽然不像佛教讲的那样，但伊斯兰教也谈现实，也谈得利，讲给得越多回报的也越多，舍了才有得，你（指笔者）大热天坐火车来上海沪西清真寺调研，虽然吃苦，得到的也是精神财富，这样的调研，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舍”了享受才有了调研材料的“得”。

回族也是一样，没有经济的发展，相对闭塞，那就只能是磕头礼拜了。现在上海回族也是通过经济运行，达到内外交流、沟通，把传统的东西优质化，达到创新。传统的东西是有许多很好的内容的，但没有品位的现代人，只能是拿来新的代替老的东西。

金阿訇提到了回族研究一个很前沿的命题，即上海回族把传统的东西加以优质化和创新化，这应该是回族尤其是大上海汉族发达地区的回族必须走的发展之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上海回族发展经济赚了钱建、改清真寺，造清真饭店、宾馆，吸引了更多的回族等穆斯林群众来礼拜，来消费，从而又带动了回族经济向更上一层、更加繁荣的阶段跨越，这就比闭塞守旧，仅仅在困难条件下保温饱、保礼拜的生存思路要优质创新得多。

回族穆斯林不仅仅做小本生意，他们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中提倡诚实经商，经营的手段是买、卖，是实物交易，按物论价，现在是期货了。回族最反对的是经济贸易中的欺诈行为。穆圣看到卖大米的人把干米放在上面，而湿的大米放在下面，穆圣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把湿的大米放在上面呢？！”实际是谴责他的欺诈行为。

回族人经商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是金阿訇的真知灼见，笔者以前在《回族解读》和《回族众读》中曾说，回族经商是为了行道，并不把赚钱作为唯一目的，这是事实，但继续往来源理解，回族行的这种“道”就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为在诚实守信、买卖公平的当事双方中，不管各方的地位如何，权力和金钱差距有多大，在平等交换中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国王在市场上也不会因为是国王而买东西不给钱，乞丐也可以将讨要到的东西在市场上卖而得到合理的价格的回报。回族乐于经商、悟于经商，也像他们追求平等一样在从事一种人类中的神圣的事业。

有的人认为人是不平等的，但回族履行伊斯兰教教义，就是要在经商中获得这种平等。“伊斯兰教要求在两个人得到的利益之数量不平等的情况下，比如一个人得到10，一个人得到1，《古兰经》要求得到10的那个人应该把多的一部分给少的，因为社会上有先天环境的不平等，有的人聪明绝顶，有的人智商不高。‘天课’要求穆斯林要把自己收入的2.5%拿出来施舍给穷人，直接给穷人更能解决贫富不平等，不是光靠修清真寺，因为穷人的生计问题比修寺重要。”

有人对“天课”的认识不够，认为有的穷人其实不贫穷，不必给他施舍或散给他乜贴，其实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施舍者来说，对方是否贫穷并不重要，只要他需要，他接受，他想拿，你就要给他，至于他穷不穷是他和真主的关系，如果不贫穷他还要，到时真主会找他算账。不能以自己的眼光来看给不给，或对方穷不穷，到底穷不穷是他的事。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达到人与真主之间的神圣关系，否则就是沽名钓誉了。如果这点疼爱都做不到，怎能相信安拉呢？是有的人易被现实利益所迷惑。比如，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伊斯兰时代也有人苦穷，圣人就给他祈求，他于是得到了满山牛羊，他还不知足，真主又给他祈求，又把他全部财产拿走了。

伊斯兰教简单又深奥，真主与人的关系只有上升到一定的境界，才会有灵感和悟性，一般的人能看得懂但不一定有悟性。真主之大（anlahu akber）就在于他给每个人的能力和悟性都不一样。

上海沪西清真寺是上海西部普通回民穆斯林来从事礼拜等回族伊斯兰教活动最集中的地方，金宏伟教长与笔者在他办公室长谈后，又继续穿着阿拉伯式白长袍带笔者到全寺各地参观，只见寺里的女乡老做礼拜时披着白盖头，显得非常虔诚。清真寺是两大擎天柱般的雪白色圆拱式细而高的建筑，礼拜大殿内显得格外庄重。金宏伟边带笔者参观边讲述沪西清真寺，又介绍他研究上海回族的著述。他把研究视角面向上海大都市中回族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回族名人的孕育产生。金宏伟著有《上海的伊斯兰建筑》，又针对上海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外来回族穆斯林人口等问题，写了一本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信仰笔记》，并在书中考证了回族姓金的多在镇江、南京、山东等地。他还出版了自己的译著《适合时代的呼图白集》，也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呼图白”是“演讲”的意思。

谈到城市回族，金宏伟阿訇又与笔者进行都市回族发展理论的探讨。他说：

都市回族的研究对城市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有普遍意义，上海在这方面先走了一步。我国乡村向城市化发展，像伦敦、新加坡、香港、迪拜是全球城市，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一样，上海也有可能成为全球性城市，上海将成为全球性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开放程度，服务程度，信息网络程度都在走向高度现代化，而上海汉族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存适应、发展必须有前瞻性地考虑，以便向政府呼吁。上海是海派文化，呈多元多样性，和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一样，海内外穆斯林来到上海安家落户，别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俗都会有变化，唯独信仰和功修不变，说明信仰是人最深层的东西。

金宏伟阿訇谈的是城市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问题，提到了大上海回族生活习俗都在变，唯独信仰功修不变，这正是回族区别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主要特征，而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深藏在回族穆斯林们的心里，一般人或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消亡时，往往要注意到最后消失的是一种语言的哪种要素，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甚至哪些词汇最后消失等，研究少数民族的发展与融合到大民族中，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回族在大上海的汉族汪洋大海中，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都在变，唯独伊斯兰教信仰与功修不变，这恰好说明了伊斯兰教信仰是回族得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由此也可看出，构成一个民族除了斯大林讲的四大要素如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外，还应有共同的宗教或精神信仰这一要素。

金宏伟阿訇送我离开沪西清真寺时，继续与我探讨着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问题，他引用江泽民同志的话，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并说：“而我们是学习型教长，包括上海小桃园清真寺的白润生阿訇等。”从上海沪西清真寺金宏伟阿訇和小桃园清真寺白润生阿訇这些回族清真寺教长身上，看到了大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而大上海回族作为全国回族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家的形象。

从沪西清真寺走出来刚与金宏伟教长告别，又遇见了在清真寺外做生意的回族杨芳（73岁，女）大娘，她作为沪西清真寺的女乡老，非常虔诚，她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她在沪西清真寺女寺一天做五次礼拜的情景，并称这种礼拜为“礼时候”。显然，她是外地来上海的回族，举止形态大方，为人处事热情上已与上海人无别，但在伊斯兰教信仰上却与一般上海汉族人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正好为金宏伟教长与我讨论的回族精神信仰是该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作了形象的注解。

作者在上海沪西清真寺调研时与金宏伟阿訇合影（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