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山与广陵昆曲研究社-烟花三月

一、徐仲山与广陵昆曲研究社

民国十三年（1924）左右，绍兴徐仲山定居扬州张甲桥（巷）一号后，和郭坚忍女士、耿耀庭、江石溪等人发起成立广陵昆曲研究社，与苏州道和曲社、南京栖霞曲社鼎足而三。因其宅第宽敞，曲社即设其家中（去世后，上世纪60年代为曲艺团团址）。每次同期，曲友络绎不绝，少则10人，多达30人。

（一）广陵昆曲研究社三大元老

徐仲山（1876—1956），名铎，字仲山，以字行。浙江绍兴人，曾客居清江浦，后来长期定居扬州。年轻时业余喜爱京剧，不久即酷爱昆曲。最初在上海由陈凤鸣曲师教唱、排演，专攻大冠生，擅演唐明皇李隆基。嗓音堂厚，讲究抑扬。尤擅演唱《长生殿》的《闻铃》、《迎像》、《哭像》、《见月》、《雨梦》等折。能演唱之曲，在300折左右。服装、砌末，均系自备；吹打乐器，一应俱全。在上海参加庚春曲社，经常与著名昆曲家俞粟庐、徐凌云诸先生一处演唱，并往返于苏州与陈贯三氏曲聚。后经营盐业于江苏新浦，与袁宜盛、邱梦麟等组成曲社。所到之处，有曲社就参加演唱，没有曲社，就邀友朋组建。

耿耀庭（1869—1951），祖籍山东东阿，乾隆中叶，避水患来扬州。初居东乡翟家庄，后遭火灾。因其先祖耿树初，知医识药，精园艺，善治咽喉急症，曾由卧佛寺僧人介绍，治愈万寿寺（寺址今为扬州市五中^[1]）住持之垂危急症，故万寿寺住持拓平寺前瓦砾，为其先祖耿树初搭棚暂居。经数世之经营，成为今日之耿家巷。

其祖父耿松年，曾为丹徒籍的扬州盐商商总包松溪垒石穿池，规划设计棣园（位于扬州南河下湖南会馆内），并在园的西侧，建一楠木结构、方梁方柱、二丈见方、高出地面四尺许、供演唱昆曲用的戏台（惜今已拆除），台前有观戏厅（犹存）。

清末的扬州昆曲家耿光奇（医名世珍），是耿耀庭的六伯父（耿耀庭为七房）。昆曲爱好者寒士居多，如遇困难，老辈们往往争先相助。耿耀庭先生，包括他的祖父辈，是以医为业的。清寒曲友及家属生病，几乎把医药全部包下来。

耀庭先生幼年承嗣外祖家，故复姓“耿刘”，单名一个“宾”（彬）字。其子耿鉴庭（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一家在北京，仍以耿刘出名。因耿耀庭排行第六，人称小六子。挂牌行医时，取名耿耀庭，而世人仍习惯称其耿小六。洒脱的他，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取其谐音，自号“蕉麓”。每日下午在富春茶社品茶、唱曲、会友。早年唱老旦，擅唱《占花魁·劝妆》。1925年，他和江石溪、徐仲山等人发起成立“广陵昆曲研究社”（简称“广陵曲社”）后，是曲社中坚。

江石溪（1870—1933），原名江绍岳，字汉。祖籍徽州，先居于徐凝门，后居于罗总门与斗鸡场一带（薛家巷与五谷巷之间，韦家井西南）。少时从丁沟名医周云溪习歧黄，业成取名江石溪，悬壶于头桥、仙女庙（今江都市江都镇）。医术精湛，医德高超，心地善良，信实不欺。凡贫家穷民登门求医，不仅诊费分文不取，还慷慨施药。每当乡村流行所谓的“时气毛病”（瘟疫），江石溪总是亲自煎药，用大缸存储，供病家随到随服。江石溪行医多年，惠及四乡，救人无数，深得当地百姓赞许。江树峰《忆父吟》云：“丁沟习医六年成，医学文章曾惊人。头桥仙（女）镇悬壶久，劳人茅屋药能春。”

江石溪早年参加“冶春诗社（后社）”，著有《梦笔生花馆诗集》。风格近于白、陆，又多隐逸之气。病故前，曾自豪地说：“而今赖有诗囊在，身外浮名且让人。”（《病中口占》）惜已散佚，仅存零星诗篇，被江都编为《江石溪诗抄》。1915年，“应南通张謇之聘，任大达内河轮局协理，实业报国，业绩卓然，可谓经纬之才”（潘天骐《江石溪诗抄·前言》）。江石溪闲爱品箫笛，善吹铜箫，喜唱扬州昆曲及扬州清曲，善画山水，“几番山水丹青笔，笙管歌吹任网罗”（《六十述怀》）。江上青烈士《哭父》诗亦云：“空留丹青迹，不与石谷殊。故园闻笛响，客梦一棹孤！”^[2]

江石溪工闺门旦，喜唱《孽海记》中的《思凡》。曲社中另一曲友屠泉荪，也喜唱《思凡》，于是，曲友们就谑称江老为“胖师太”、屠老为“瘦师太”。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江老于仙女庙乡下行医之暇，愤撰新词多首，以扬州清曲大骂日寇，讥讽民贼袁世凯，教唱乡里，深受农民欢迎。爱国情怀，倍受世人尊崇。1933年9月病故于扬州，远近众多名流贤达前来吊唁。韩国钧的挽联是：

向秀赋方成，惊听笛声到邗上；

江郎才未尽，尚留诗卷在人间。

据江树峰回忆，其父病逝前，在左卫街（今广陵路）卞宅，为扬州耆硕卞薇阁老先生祝寿时，还唱过昆曲。夏天，江树峰二十岁生日晚间，其父用铜箫吹奏《上寿》等名曲。病逝后，薇阁老挽辞中有“一曲竟成广陵散”之句。^[3]

现今，江都人民已于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二站东侧（原仙女庙南郊大王庄），立“江石溪先生安息处”碑亭以怀念之。

那时的所谓“曲社”，和旧时的“诗社”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一个作诗，一个唱曲，是一种松散的组织，没有现在的所谓“社长”、“社委”，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名利之争，纯粹的是唱了玩玩的，自娱自乐。那时社会上，还有一些信佛的人（大多是有钱的家庭妇女）结的“莲社”。大家约定逢几（初一或十五）聚集到一起，烧烧香，敬敬佛，念几句“阿弥陀佛”，谈点儿家长里短。凑点儿钱（在庵院寺庙聚会就施舍），吃点儿素菜斋饭。“曲社”也是这样，喜欢昆曲的几个同好，大家约定逢几（一般还是用农历）聚集到一起唱曲，谓之“曲聚”、“同期”。或每月一聚，或每周（这是上班的人）一聚、两聚不等。只不过这时的唱曲，和古时的“曲会”不同。古时的“曲会”，沈宠绥《度曲须知·中秋品曲》中曾有记载。同一曲牌、同样的文辞，可以按曲唱规则，依字声行腔，唱出不同的旋律来。这时只会唱定腔，而且必须有一个会吹笛子的伴奏。这个会吹笛子伴奏的人，现在尊称为“笛师”，那时叫“拍先”（拍曲先生）。于是，当时就聘请“小堂名”（民间艺人）谢庆溥为“拍先”。每次同期结束时，曲友均挨个走谢庆溥面前经过，掏钱给他以感谢其伴奏。次年（1926）即举行义演，演出昆曲《白兔记·回猎》。这是广陵昆曲研究社最早的舞台演出活动。

谢庆溥（1877—1939），字莼江，山东济南人。寓居扬州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扬州话。和王必成客串《虎囊弹·山亭》时，扮演酒保。挑着一副酒担上场时，唱着扬州的民间小调，常常获得一个碰头好。扬州人称他为“小堂名”。他髫龄即学歌吹，旁及各种乐器。闻歌即学，遇谱必抄，生旦净丑，兼收并蓄。舍昆曲外，别无嗜好。竭数十年之精力，熟谙之曲，能不看谱而吹唱者近四百折。昆笛以六孔翻七调，民间俗称“工尺七调轮转”，全凭笛师以不同指法和吹口用气求之（今昆剧院团已改用十二平均律定调笛）。谢苦心钻研，或放半孔，或两孔齐放，再以轻重气调节之，七调均能与钢琴一一吻合。当时，扬州、镇江、常州、宜兴等地的许多学校都设昆曲课，均先后聘请先生施教定腔。孙蔚民、薛天游、黄应韶、吴伯匋弟兄、张宴公等均出其门下。钞存曲谱中，有许多是通行昆曲曲谱刊本中所未收的。如《降仙》一谱，曲学家吴梅阅后说：“此谱出自《双红记》，苏州久无传习，弥足珍贵。”^[4]其中也有不少扬州昆曲的曲谱，惜因抗战爆发，散失大半。抗战开始后，谢庆溥老先生拟举家避地盐城，不幸于1939年正月以脑溢血殁于泰州，春秋六十有三。

（二）广陵昆曲研究社的活动

广陵昆曲研究社以抗日战争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抗战前的曲友有：徐笠樵（工生）、宋吉臣、耿耀庭、江石溪、徐仲山、王朗、王必成、李少泉、谢庆溥、林保和、周朗、马捷南、徐凤月、马炳然、吴佑人、王正余、魏毓芝、曹谷云、吴素娟（姜文楼的艺名）等。

宋吉臣，行三，旦，贴角。韵味悠远，能于腔调中蕴蓄剧情。《佳期》、《拷红》，名盖一时，尤其对《拷红》中“那日闲庭刺绣”里的“刺绣”二字，把委屈、怨愤、反抗，都吐露出来。尤其是“刺绣”的“刺”字，既高又长，他那以舌抵齿的吐字功夫，令闻者入其戏境。

王必成，钞关外茶馆主人，扬州小唱名家王万青之父，净角。嗓音洪亮，《虎囊弹·山亭》是其拿手戏。由谢莼江先生卖酒，搭档之表情，宛如化妆，声色俱佳。

王朗，道士，生脚。善唱《惨睹》（八阳）。“说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里的“带”字，很多人唱不上去。有的即使唱出，也不能使人满意。王道士因于徽祭中作“正通”（扬州俗称为喊大赞），颇有功力。对“带”字“舌后缩”发音，响遏行云，十分悲壮。闻者均说，就是要听他的这一个字。

李少泉，字则梁。鼓板功夫极佳，长于小生及丑角。(www.xing528.com)

徐凤月，徐仲山之如夫人，旦角，与徐仲山配戏极佳。

马炳然，亦回民，在淮北板浦与徐仲山先生同事，受其影响，亦喜拍曲。曾于淮北带回《金盆捞月》谱，乃小十番儿锣鼓戏，配音颇为热闹。

民国十九年（1930）7月1日，广陵昆曲研究社在大舞台参加义演活动，剧目为《牡丹亭·学堂》。此时，老少从事昆曲者，人数颇多，几乎每天有聚会。居民喜庆之日，亦邀请曲友至家，安排在上房演唱。

1930年前后，吴佑人、吴庄骈兄弟，已走出书房，公开演唱。佑人之子白匋与征鎰，能唱而又善吹笙。医界之汪元臣，教育界之张宴公、贾剑青、孙蔚民、黄应韶等，均业余拍曲。

潘啸岩自外地归来，传授两个学生，一为东圈门棺材店的王正余（擅吹笛），一为刘少椿（善鼓琴），两人都唱小生。

盐商魏仲蕃之子魏毓芝，票友曹谷云与吴素娟（姜文楼之艺名）夫妇二人，均能登台，化妆演出《牡丹亭·闺塾、游园惊梦》、《梳妆》、《跪池》、《琴挑》等剧。

据耿鉴庭《扬州昆曲丛谈》（油印本）回忆，潘啸岩、徐仲山、张宴公、刘绍春（即刘少椿）诸君，1936年曾与其父子（耿耀庭和耿鉴庭），共拟整理出一整套扬州昆曲。其中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扬州昆曲，二是扬州地方历史的古剧本以及选段，三是描写扬州人物的戏，四是外地人创作于扬州、或以扬州为借景所写的戏，惜为日寇入侵所阻。

抗战开始后，由于空袭警报，广陵曲社时唱时辍。民国二十七年（1938）元月14日（阴历冬月十二日），日本兵占领扬州，扬州沦陷。善唱《山门》的王必成先生，首先遇难。4月7日，广陵昆曲研究社在徐园（今在瘦西湖）举行最后一期曲会。耿耀庭愤而提议：“国破家何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再唱。”大家一致同意，是为前期最后一次曲会。此后，曲友们把弦、笛、鼓、板全部收起。抗战八年，扬州全体曲友绝口不唱昆曲，体现了中国人民应有的民族气节。

抗战前，徐仲山有女弟子二人：胥桐华、杭文华。抗日战争期间，举家避居杭州，不再唱曲，常往西湖垂钓消遣。抗战胜利后，旧调重弹，恢复广陵昆曲研究社。一时从学昆曲者颇多，及门弟子有黄枢、罗秉彝、张鑫基、宋一飞、宋一鸣弟兄，和徐绍侯、张孝萱、朱绍桢、郭发弟（慕仪）等。

抗战胜利以后，曲友去世者甚多。幸存者除耿耀庭、徐笠樵、李少泉、徐仲山四老外，所余无几：黄应韶和谢庆溥之二子谢也实、谢真茀（工生旦），刘少椿，以及徐老女弟子胥桐华、杭文华等人。为了庆祝，也为了悼念，广陵昆曲研究社举行了一次同期曲会，演唱了《长生殿·骂贼、收京》、《满床笏·卸甲、封王》、《铁冠图·刺虎》等。从此以后，扬州广陵昆曲研究社即进入它的后期。此时从徐仲山学昆曲者颇多，及门弟子有黄枢、罗秉彝、张鑫基、宋一飞、宋一鸣、徐绍侯、张孝萱、朱绍桢、郭慕仪等。时而由外地来曲社者，还有汪静波。

抗日战争后，耿耀庭老先生有感于世事沧桑，改唱生与老生，如《长生殿》中的《酒楼》、《疑计》、《弹词》诸折，特别对《弹词》用功颇深。顾吉安画师特绘“李龟年江南卖唱图”相赠。耀庭先生于画上题七绝两首：

朝元阁里教霓裳，转眼兴衰一梦场。

留得琵琶伴遗老，穷途乞食按宫商。

一代传人洪昉思，重翻九转谱弹词。

笑予老去耽丝竹，随意高歌付酒卮。

其孙耿刘同曾从北京寄来耿耀庭老先生照片两帧，刊发在2003年7月《扬州昆讯》上（《扬昆探微录》选刊其一）。2005年7月20日，耿刘同先生又写信述其祖父1951年逝世时的一些情况：

六七之日，各界人士分别祭奠。文化界老友数十人参加，有读祭文者，吟挽诗者，以“老先生”开头填词歌唱道情者……一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唯徐笠樵、徐仲山、胡滋甫诸老，皆银须飘拂，于灵前合拍《哭像》一曲。虽临时由吹手中推选一人司笛，然吞吐抑扬，声情悲戚，满堂无不动容。

耿耀庭的外孙，则说他外祖是儒医杂家，浅刻专家黄汉侯和评话大师王少堂都拜他外祖为师。

据张鑫基回忆，徐仲山青年时代能擫笛，后因右手食指拌猫饭，被鱼刺戳伤，病毒感染而不能屈曲，才不再擫笛。平时授曲，要求颇严，口唱手必拍板，虽一板一眼之差，必予纠正。每教一曲，非教二百遍不止；门人每学一曲，必至精熟并能单独演唱，经先生认可，才能另学新曲。孜孜不倦，曲友及门人等对他十分敬重。先生戏路极宽，生旦净末丑，无一不教；每授一折，必连引子、宾白并其他角色之唱白全部传授。《长生殿》传奇几乎能教外间上演的全套。即使外间久不上演之曲，如《长生殿·神诉》与《北西厢·游殿》，亦能传授，并能说《长生殿·神诉》的演出身段。由此可见晚清以后由于昆剧行将失传，清工向戏工靠拢的痕迹。

徐仲山常告诫弟子，在外参加同期唱曲，凡他人已唱之曲，不应再唱，否则即为不礼貌。他的逸事颇多。清末年间，在苏州参加某宅喜庆堂会，有位客人擅唱《琵琶记·赏秋》折中的牛小姐，但缺蔡伯喈一角，无人能配。徐仲山自告愿意配演。接着赶学曲，即服装也临时赶制。上演时珠联璧合，声容并茂，观众深为叹服。由于徐仲山腹笥颇广，能戏又多，众多举办堂会的主人不让他演中轴或压轴，都一再恳请他担任后台的“戏提调”。所以多次堂会上徐仲山总是搬演《赐福》中的赐福天官（一名福德星君），唱完后即到后台从事指派调拨工作。

徐仲山教授学生，分文不取，尤其对青年学子，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恨不能将毕生所学倾囊传授。张鑫基幼年被徐仲山收为入室弟子，曾手抄曲谱《白兔记·　回猎》、《浣纱记·寄子》等六折，呈请正误。除数处勘误外，备极赞扬。每逢老曲友来访，必说此事。并说张鑫基气力不足，不能吹笛，应攻老生。后又将十分珍视的《与众曲谱》借给张鑫基，让他手抄《长生殿》曲谱多折，及《双红记》的《降仙》曲谱（于绿格本内）。

徐仲山平生提倡昆曲，不遗余力。“昆曲传习所”创办时，曾将其演戏自备的行头全部赠送。徐仲山有珍藏甚久的曲笛三支，遗命：一赠谢泽山，一赠徐銥，一赠郁原宜。这三人皆系随他学曲多年的弟子。徐仲山收藏曲谱颇多，外间铅、石印本仅缺《昆曲大全》，如遏云阁、六也、集成、与众诸谱，无不俱备。前三者并有两部。各种抄本曲谱，不胜枚举。特别是精抄精校之本，每四册以二木板捆束，惜于十年浩劫中全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