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宁波留学生：学汇中外

清末民初的宁波留学生

谢振声

中文“留学生”一词，源自日本，泛指留居国外接受正规教育者。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出国留学的中国人是1635年赴罗马的郑玛诺。至鸦片战争前，陆续有100余人被来华的传教士们带到欧洲教会学校留学，毕业后大多做了传教士。但那时候的世界格局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决定了不可能有大批留学生的涌现。1840年之后，一次次侵华战争带来的惨祸，迫使国人去面对世界，追赶世界潮流。于是，出国留学成为中国人实现强国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中华儿女捕捉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一种努力。从现代教育而言，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是容闳。他于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又发起并参与实施了中国政府的第一个派遣留学生计划，1872年至1875年，受清政府派遣，120名中国少年分四批去美国留学，这是最早由国家正式派出的留学生。清末民初有不少宁波籍人士出国留学，他们从爱国救亡、学习知识到投身革命、兴办实业、潜心教育等，为振兴中华，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的道路。

130年前赴美的宁波幼童

留美幼童是19世纪70年代初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120名中国幼童的总称，是中国自古以来由政府派遣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们出国时平均年龄为12.5岁。其中有广东籍84人，江苏籍21人，浙江籍8人，安徽籍4人，福建籍2人，山东籍1人。宁波籍幼童6人，占总数的5%，他们是第二批（出国时间为1873年6月12日）中的丁崇吉、陈乾生、王凤喈和王良登；第四批（出国时间为1875年10月14日）中的沈德耀和沈德辉兄弟。

留美幼童经过中文读写能力的严格测试，并在上海预备学校（即出洋局）进行为期半年的中西文强化训练。在复试和体检合格，由家长在出洋志愿书（主要内容是规定15年不能回国，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政府概不负责）上签字画押后才赴美留学。抵美后他们分别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美国家庭中。主人们热情友好，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得到殷切的照顾。“家庭式”的留学生活方式使他们较快渡过语言关，熟悉了环境和社会，不久就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幼童在美学习非常刻苦，不仅认真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还勤奋研习中文，在中英文翻译上花过许多精力。在现今留存下来的部分留美幼童1874年的中文楷书手迹中，就有王凤喈写的“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也”。作为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他们勤奋好学、谦逊待人的日常表现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开国一百周年世界博览会”上，我国留学生的绘画、文章（英汉对照）、数学解题法等展品，陈列在博览会教育馆中，颇受赞赏。他们还应邀出席美国总统茶会，格兰特（U.S.Grant）总统与每一位幼童握手致意，并勉励其用心学习。中学毕业后，王凤喈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的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丁崇吉和王良登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丁崇吉在学校里读书时的绰号为“宁波丁”（Ningbo Ting），哈佛大学现今还保存着他的入学卡。正当他们潜心攻读之时，不料风云突变，由于留美幼童的“西化”令清政府不能容忍，1881年秋季留美学生被迫中断学业，凄然回国。

留美幼童归国后深受本土人士的排斥和政府的冷遇，慈溪籍的沈德耀（字祖勋）和沈德辉（字祖荫）归来后住在上海。兄沈德耀曾从事私人经商，1919年与唐绍仪等留美幼童在上海当年的“留学肄业预备学校”旁留影，合影的17人一算年龄到1920年恰好为一千岁，故照片名叫“千岁图”。弟沈德辉早年卒于上海。鄞县籍（鄞县江北岸三宝桥外，现属江北区）的陈乾生在天津被义和团误杀。中道撤回的留美幼童，归国后担着“有害于社会”“无益于国家”的罪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仍有不少留学生，在困境中积极传播新思想，开创新风气，尽力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贡献。慈溪籍的王凤喈 （字仪廷）被分配到刚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短期学习，很快任学堂帮教。他怀着将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的愿望，悉心传授，热情帮教。1884年该校驾驶头班学生30名毕业，李鸿章在《水师学堂请奖片》中写道：“在堂各员弁，尽心教导，洵属异常出力”，“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九名或充学堂帮教，或经分派各船，成效历有可稽。……理合酌拟奖叙……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资鼓励。”该班有5名学生因成绩优异成为海军留学生去英国学习。其中沈寿坤学成归国后曾任定远舰枪炮大副，在甲午海战中机智勇敢，发炮命中日舰松岛号和西京丸号。伍光建曾任海军部军枢司长，后为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王凤喈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8年，成效卓著。其间有驾驶、管轮各两届学生毕业，学生中有后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历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参事、次长的谢葆璋（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的郑汝成等，还有他的胞弟、甲午海战时定远舰管轮，后任复旦公学教授和沪宁铁路、津浦铁路总工程师的王如璋。1890年至1894年，薛福成出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王凤喈以其丰富的西学知识和高超的外语才能被选作随员，以候补翻译官职随同薛福成出使欧洲，成为我国第一代留学生外交官。惜在归国途中不幸染黑热病，殁于地中海上行驶的轮船。定海籍的丁崇吉（字艗仙）先分往天津大沽炮台鱼雷队，据《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所载：“外委……丁崇吉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以上各生，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他后来去上海信使晚报工作，同时在上海海关服务，不久退职充任帮办并与其弟在上海合开兴中商业公司。镇海籍的王良登（字辅臣）亦先去大沽炮台鱼雷队，后调威海卫鱼雷队任队长，参加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他先后就职于京沈铁路和天津制币厂，曾参与修建杭州至长沙铁路。一度还担任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英文教师。后转入外交界，出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秘书、驻古巴哈瓦那总领事，卒于上海。

甬籍留美幼童王凤喈等归国后曾历尽艰辛、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科技教育、铁路和外交等事业，为培养我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作出不少贡献。他们是先驱者，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为中国后来的留学生铺路。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功绩。

我国最早的留美女大学生金雅妹

我国近代女留学生，若论由政府选派官费留学的，则最早是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当年湖南省派女生20名赴日本习速成师范。同年奉天省特派熊希龄去日本考察教育时，与实践女学校长下田歌子约定，自1905年起奉天省每年派女生15名至该校习师范。以上二省派出的系我国首批官费留日女学生。1907年，江苏省招考了3名留洋的女学生，去世界上第一所为妇女专设的学院——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此为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而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自费出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如宋氏三姐妹中最早去美国留学的宋霭龄，她1904年5月乘“高丽”号轮船离沪赴美，是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所收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中国女性早期自费出国留学以去东邻日本为多。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癸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至九月止）所载，当时我国已有不少女学生在日本留学。如有3人在日本女子大学附属高等女学校就读，2人在女子美术学校念书，而在帝国妇人协会学习的多达10人。随着留日女学生人数的逐渐增多，1903年4月8日，我国争取男女平等权的第一个爱国妇女团体——留日女学生共爱会，由女留学生胡彬夏等发起，在东京宣告成立。1904年，著名民主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亦自费去日本留学。以上所提到的均为我国较早的女留学生。本文要介绍的金雅妹则早于她们30多年，1870年，她在养父的带领下来到日本，开始了长达11年的留学生涯，在日本接受了良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较好地掌握了日文和英文。可以说，金雅妹是第一位留日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自费留日的中国人，更是第一位留日的中国女性。金雅妹在日本完成中学学业后于1881年进入美国高等医学院校攻读。虽然1880年已有江西籍女生康爱德（1873-1921）和湖北黄梅籍女生石美玉（1873-？）由美国传教士带去美国去念书，但她们当时均年仅7周岁，当她俩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专业毕业时，已是1896年的事了。此外，尚有福州的柯金英（译音）于1884年赴美（时年18岁），因不通英文，故抵美后先补习语言，接着上中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

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这四位19世纪就自费留美的女学生，打破深居闺中的传统，大胆远涉重洋，精研西医，为沟通中西医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更有意义的是，她们作为最早沟通中外文化的女留学生，以出色的成绩为近代妇女追求独立和解放做出了榜样，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金雅妹是鄞县韩岭人。其父金定元是宁波耶稣教长老会的牧师，与美国传教医师麦嘉谛博士交情甚笃。她两岁半时父母患传染病去世，麦氏夫妇收她为义女。1870年，麦氏到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助理事务时携带义女同去。金雅妹在日本留学11年，接受了良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1881年赴美进入著名的纽约大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攻读。1885年5月，以班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最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她理论知识扎实，实验技术精良，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过《显微镜照相功能的研究》和《论照相显微术对有机体组织的作用》等学术论文，在当时的纽约医学界负有盛名。

1888年底，金雅妹医生（Dr. Yamei Kin 亦作金韵梅） 先到厦门从事教会系统的医务工作，一年后因患疟疾去日本疗养。病愈后在日本神户开设了妇女儿童诊疗所。当地曾连续不断地发现霍乱、伤寒、赤痢等流行性传染病，业务都由她一人兼任的整个诊疗所在1889年3月至6月，诊治病人75名，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1890年至1892年就诊近3000人，相当一部分人是流行性传染病患者。她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对该地遏制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播和患者的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还开设医学知识讲座，给助产婆们传授近代医疗手段，使当地的医院获得长足的发展，深受当地人们的欢迎和好评。

1905年金大夫回到国内行医，为解除病人痛苦，救死扶伤作出不少贡献，在我国医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1907年被任命为北洋女医院院长，创办过医院附属护士学堂。翌年又主持天津医科学校，亲自执鞭任教，潜心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1934年3月4日，金雅妹因患肺炎在北平与世长辞，享年70岁。在协和医院礼堂曾为她举行过一场简单而动人的葬礼。与她一起工作过的美国著名医生、林巧稚大夫的老师马克斯韦尔教授在悼念文章中称颂金大夫是“技术精通的显微镜照相专家、国际医学界的一位著名专家、伟大而独特的女性”。她的墓碑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石正面中间刻“金韵梅大夫之墓”，右刻“生于有清同治三年四月四日”，左刻“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四日”从碑文可认定金大夫出生在1864年5月9日。碑阴文字是教育部甲字第一百四十二号捐资兴学一等奖状，全文为：“北平市已故金韵梅，先后捐助私立燕京大学价值一万五千元之房屋地基暨现金六千二百元，又捐助天津私立木斋学校洋文书籍一百五十余卷，约值千元，两共计达二万元以上。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特授与一等奖状。此证。教育部部长王世杰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日”。

金雅妹回国后曾积极传播西方近代医学知识，悉心培养医务人才，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故居现已列为“浙东第一古街”——韩岭老街的重要景点之一。金雅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留学生、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第一位现代女医生、第一位医院女院长。与容闳相比，国人中知金雅妹者甚少，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若从中国近代医学史、教育史、妇女人才史的角度，从编写北京、天津、宁波地方志的角度，都应做更深入的发掘和研究。芳魂虽远去，青史应记留。

首批庚款留美生中的宁波人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京。翌年，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一款为允付列强偿金4亿5千万两银子，即庚子赔款。美国分得赔款的7%，约合美金2444万多元，而实际赔付的数额却不到一半。驻美公使梁诚 （原系第四批留美幼童）在美曾就此多方游说，反复交涉。美国从官方到民间，亦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关系到其在华的长远利益。故在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以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仅照收所谓应赔之数1165万多美元，其余原订所开之数概行退还，用于从1909年到1937年逐年拨款资助中国公派赴美留学生。此举为庚款留美教育勃然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1909年8月，由周自齐为总办，唐国安（原系第二批留美幼童）、范源濂为会办的游美学务处（今清华大学前身）正式成立。9月在北京史家胡同招考第一批学生。共有630名考生报名，规定必须由本人亲笔填写报名表，并在册内贴上相片。9月4日考国文，5日考英语。阅卷发榜后，经第一轮考试淘汰了562人。录取者则在9月9日考代数、平面几何、德文、法文、拉丁文；10日考立体几何、物理、美国史、英国史；11日考三角函数、化学、罗马史和希腊史。经过后三天的严格考试，合格者只有47名。阅卷取定后，考生被传至游美学务处核对笔迹，相符者取具愿书，择日放洋赴美。被录取的首批庚款留美生均发给治装费，于10月12日由唐国安、容揆（原系第二批留美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容闳的侄子）带队，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起程，次月到达华盛顿。因开学时间已过，故先入补习学校。次年起进入美国各大学学习。首批庚款留美生多数研习应用科学，他们牢记国耻，勤奋攻读，不断上进，回国后多有发展。著名的有秉志（生物）、胡刚复（数理）、梅贻琦（科学教育）、何杰（地质）、张子高（化学）等等。

首批庚款留美生复试的放榜日期为1909年9月13日，录取者中有4位是宁波人，占总数的8.5%。他们是：鄞县罗惠侨，字东里，考试成绩名列第七；奉化王士杰，字任安，考试成绩名列十五；镇海陈庆尧，字慕唐，考试成绩排在第三十三位；慈溪徐承宗，考试成绩排在第三十七位。

首批庚款留美生到达华盛顿的时间为1909年11月13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后，罗惠侨考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科目为河海工程，于1913年和1915年分别获该校理学士和硕士学位；王士杰考入哈佛大学，学习科目为文学、哲学，1912年在该校肄业；陈庆尧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科目为化学，先后获该校理学士和硕士学位，1915年毕业；徐承宗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科目为文科，毕业时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4名甬籍留美生归国后，陈庆尧和徐承宗的情况不明。现据有关资料简要介绍一下王士杰和罗惠侨二位先生。

王士杰（1886-？），字任安，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归国后曾任宁波中学、奉化中学教员，津浦铁路车务处科员。毛翼虎先生1941年8月至1946年1月曾任奉化中学校长，他在《抗战时期的奉化中学》一文中写道：“英语教师王任安先生，前清十四岁中秀才，有‘神童’之称。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名重士林。我两顾其庐，请他担任英语教师。他为着国家民族，不计待遇，说只要我任一天校长，他决任一天教师，言行如一。”新中国成立后，王士杰先生曾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罗惠侨（1888-1972），1907年12月毕业于宁波府中学堂（今宁波中学），次年考入清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预备科。留美学成归来后曾任上海江南造船所技术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注册部主任，在北大执教8年。1926年4月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7年5月宁波设市，6月被任命为首任市长。任市长三年多的时期内，尽心尽职，做了不少有益于宁波人民的事。如与洋人把持的天主教堂、英商太古银行据理力争，经过多次艰苦努力和不断交涉，收回了江北岸一带沿岸码头管理权。并拆除宁波城墙，修环城马路，拓宽街道以改善交通。还建造了屠宰场，新建公厕40余所，使城区的环境卫生得以改观。在教育方面也有所兴革，成立“收回教育权急进会”，收回基督教会办的甬江女子中学、三一中学、斐迪中学的校舍和管理权。扩建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为宁波市立女子中学，整顿鄞县甲种商业学校，增添了一些教学设备。还先后设立宁波市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平民补习夜校和成年妇女补习学校等。1930年2月辞去宁波市市长职务。后任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历时两年。尔后又调任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专员、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国民党空军驻缅甸办事处和驻印度办事处处长，不辞劳苦，竭尽全力，为支援印缅远征军战胜日寇、开辟抗日大后方运输线，作出过重要贡献。罗惠侨先生为人谦逊，清廉自持，有功不居，很少谈及自己政绩。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败走台湾，他从塘沽新港工程局卸任时，仅携书籍数筐而归。历任显宦30余年，依旧两袖清风，经济拮据，回宁波后，一直租赁他人房屋。此前，曾有人劝其去台湾、去美国，但他都没有动心，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为建设新中国而尽心尽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他的学识和声望，曾被聘为宁波市私立大中中学（今宁波七中）校长，不久调任四中任教。后任宁波造船厂工程师。罗先生于1956年7月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宁波民革筹备委员会召集人，连任过三届民革市委委员，兼任民革市委对台工作组组长。还担任过第一至六届宁波市政协常委、三至六届副秘书长。罗惠侨先生早年立志于科教救国，抗战时，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晚年坚定地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1972年10月，在宁波病逝，享年84岁。当时为罗惠侨先生逝世召开的追悼会，是我市在“文革”中为爱国民主人士召开的第一个追悼会。

首批庚款留美生中的4位甬籍人士，通过自己的努力均考入美国的著名高校。他们牢记国耻，发奋学习，锐意进取，学有所成。罗惠侨和王士杰二位先生归来后曾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这是值得称道的。在第二批庚款留美生（1910年8月考取）中，有祖籍宁波的庄俊（1888-1990），字达卿，1910年去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建筑工程，1914年毕业，获建筑工程学学士学位，他是我国最早留学美国学习建筑工程学的建筑师，也是中国建筑界第一个总工程师。长期以来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设计的主要作品有上海金城银行大楼、汉口大陆银行、南京盐业银行、上海中南银行、中国科学院上海理化试验所、上海大陆商场等。他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师的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多次被推举为会长。晚年从事编写工作，编纂《英汉工程建筑名词》一书。1985年，在为庄俊举办从事建筑设计70周年的庆祝会上，中国建筑学会特授予“建筑泰斗荣誉证书”。在第二批庚款留美生中，还有鄞县的张谟实，他赴美学习电机等专业，回国后曾任河海工科大学教务部主任、中央大学工学院教授兼土木系主任，讲授过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等课程。在第三批庚款留美生（1911年7月考取）中，有1890年2月9日生于慈溪淹浦乡浦东村的虞振镛，他早年就读于鸣鹤场教会小学和宁波崇信书院（今宁波四中）。190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攻读畜牧学，1915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学校教授、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农学院代理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大学教授兼任新建立的畜牧兽医系系主任、南京农学院教授。虞振镛教授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事业的先驱之一，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特别对兽医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庚款留美的启示，1931年4月，成立了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自1933年到1947年共举办九届留英生考试，共选派留学生193人。庚款留英生也有不少宁波籍人士，如1939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科院院士任美锷，1939年获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科院院士翁文波，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任上海银行公会主任委员的胡孟嘉和1951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科院院士戴传曾等。继英国之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其中获此庚款的就有甬籍著名实验胚胎学家，1930年获比利时比京大学博士学位的中科院院士童第周。这5人都是鄞县人。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而当年那些负笈美欧的庚款留学生，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了中国。对中国科教文化全面融入世界潮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20世纪初，还有不少宁波籍人士通过其他途径，公费或自费留学欧美。其中著名的有：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何育杰（1882-1939），慈溪县城（今江北区慈城镇）人。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派遣赴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毕业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返甬，参与创办效实中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曾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学用物理学教材和教学大纲，培养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届（1916）大学物理学毕业生。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称他为“中国最早而最好之物理学大师”。1940年，中国科学社特设“何育杰物理纪念奖金”，系中国首项为物理学家设置的奖金；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1882-1961），奉化人。1907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法律，后转耶鲁大学，被选为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回国后曾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等职，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任理事长，1922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身委员；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1886-1964），余姚人。1908年8月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7年3月，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在北大先后主持校政17年，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1889-1971），鄞州人。1908年考取浙江省公费留学生后赴比利时耶文大学攻读，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在我国地球科学各分支领域，包括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沉积学、地图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锥指集》等。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近代著名科技翻译家舒高第（1844-1919），慈溪县庄桥舒家（现属江北区庄桥街道葛家村）人，1859年赴美，学习的专业为医学，1867年毕业，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后又在神学院深造，1873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后回上海，曾任上海广方言馆英文馆教习。他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34年（1878-1912），译作颇丰，在该馆中国译员中名列第一。译有《临陈伤科捷要》、《内科理法》《妇科》《产科》《西药新书》《美国宪法纂释》《矿学考质》《炼金新语》《探矿取金》《炼石编》《务农全书》《种葡萄法》《海军调度要言》《铁甲丛谈》《爆药纪要》《前敌须知》《炮乘新法》和《水雷秘要》等20多部著作，多方面地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等知识，用力甚勤，成绩卓著。其子舒鸿（1895-1964），1923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体育学府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春田大学）体育系，继而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1925年获硕士学位。舒鸿教授是奥运史上首位篮球决赛中国裁判，中国执法奥运第一人。此外还有191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外交家严鹤龄（1879-1937，余姚人）和1909年自费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专攻新闻的著名报人董显光（1887-1971，鄞州人）等等。

20世纪初留日潮中的宁波人(www.xing528.com)

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和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就必须发展留学教育，而留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触摸到了世界的潮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多年间，我国曾有过3次留学潮，5代留学生。第一代留学生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包括留美幼童和自费出洋的金雅妹等。第二代留学生出现在20世纪初，同时引发了首次留学潮，当时去日本最多，1905年有8000多人，1906年达12000人，同期往欧美留学的也有2000多人。第三代留学生和第二次留学潮同时出现，即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第四代留学生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主要分为两大批：一是抗战胜利后出洋，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公派留学前苏联。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第五代留学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第三次留学潮。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次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朝野无不为之震撼。“同文同种”的昔日学生，何以变得如此强大？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工商界和官僚层都急于探究的问题。而理智的觉醒和反应就是应向日本学习，发愤图强，振兴中华。基于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不少人认为日语相对较易学，且中日一衣带水，留学费用少。当年人们把留学看做一种爱祖国、求新知的新时尚。故20世纪初，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激起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留日潮的兴起，源于国人对祖国危亡的深刻认识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据董守义教授的《清代留学运动史》一书所载：中国留日学生1901年共有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是1242名，到1904年11月统计共有2557名。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等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记载，自癸卯（1903）三月至甲辰（1904）十月，现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留日学生就有50人，具体为：余姚李辰身（少垣）、毛毓源（漱泉）、黄广（越川），共3人；奉化孙海环（锦瞻）、孙洞环（瞻）、杨占春（藩卿）、邱肇元（烈伦）、吴震夏（世认）、胡思超（伟卿）、胡恩超（伟乡）、张同（署长）、庄瑞堂（绍周）、沈化夔（舜臣）、杨寿彭（乾体），共11人；宁海有程干青（云生）、祁文豹（蔚生）、章亮元（静轩）和章孚（中子）4人；鄞州苏耕桂、苏耕春、施瑞荣（锦铨）、张世杓（苞锴）、赵家艺（林士）、范承祐（均之）、马裕藻（幼渔）、沈文潜（子刚）、孙德金（慎铭）、陈时夏（季衡）、陈树棠（霞芗），共11人；慈溪最多，有韩清泉（士泓）、沈祚延（芑舫）、胡浚济（允东）、胡浚恒（志久）、王梦龄（静斋）、叶绪耕、叶夏声、王祖赓、秦开（禊卿）、王启机（容子）、洪允祥（兆麟）、钱勰群（吟夫）、戎昌骧（璚乡）和孙炳（国章）共14人；镇海有7人，即虞袆祺（子尧）、周庆冕、余觉庵（睡醒）、胡叙畴（恩缓）、余仰寅（赓生）、俞为民（克纯）和虞和钦（自勋）。

以上50位甬籍留日学生，当时年龄大多在20岁左右，分别就读或见习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第一高等学校、金泽医学校、法政大学、研数学馆、速成师范、大阪盐业试验场、士官学校、东京征兵学校、振武学校、成城学校、清华学校、正则英语学校、弘文学院、同文学院和近卫工兵大队、工兵第三大队、仙台第二师团步兵联队、仙台第二师团炮兵联队。年龄最小的是王祖赓，当年只有9岁，在庆应小学校就读。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所载毕业留学生名单中有慈溪舒厚德（1885-1949），名质甫，字石父，后以字行，是庄桥舒家（现属江北区庄桥街道葛家村）人。舒厚德和吴锡永、陈其采、许葆英受浙江省派遣，于1898年11月进日本成城学校接受军事预备教育，这是我国军事科留日之开端。稍后舒厚德在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为见习士官，1902年3月毕业回国。历任沪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总统府军事咨议、军事顾问，国民政府参军处总务局局长等。1912年11月1日授予陆军少将，曾任北京陆军大学中将教官。后转业到银行工作，曾任中国银行西安、太原、厦门分行经理，1928年任南京市民银行副行长，1940年任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总经理，不久因日军入侵银行内迁而去职，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复任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总经理。以上统计虽然不是很完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宁波人迫切的留学要求。在尔后几年的留日高峰期中，又有许多宁波人东渡扶桑，仅从1909年考入日本各高等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名录看，就有镇海王元斌、象山史振鹏、余姚李久身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余姚毛绶泉考入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奉化俞良谟考入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镇海刘宗镐考入东京蚕业讲习所，镇海徐宗彦考入东京水产讲习所，慈溪钱殿奎考入仙台高等工业学校，镇海金体选和林维周考入长崎医学专门学校，镇海余岩考入大阪府立高等医学校。同期留日的还有蒋介石、著名法学家阮性存、曾任镇海中学第一任校长的曹位康、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包达三、银行家童今吾、实业家张伯等等。

20世纪初的这一代留学生，沟通了中外文化，介绍了欧美、日本的许多新思想、新文化。特别对辛亥革命贡献颇多。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我国君主专制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坦言：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宁波的情形也与全国相同，例如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慈溪马宗汉（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奉化城里第一个剪辫子的周淡游（1906年入日本东京警监学校）等都是留日学生。1911年11月5日，宁波宣告光复，宁波辛亥光复的领导人中就有不少是留日生，如赵家蕃、赵家艺兄弟在日时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还有范贤方、魏炯、章述浚等均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日归来的宁波籍人士，有不少人从事教育事业，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曾有过一定的作用。如韩清泉学成归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1911年创设浙江医院并任院长。次年6月1日与人共同筹创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国人自办医专在当时尚属国内首创。韩清泉为该校第一任校长；“慈溪四才子”之一的洪允祥，字兆麟，号樵舲，署名佛矢，是慈溪东安乡洪魏村人。1904年7月自费赴日本入清华学堂，1907年回国后参加同盟会。曾任《天铎报》笔政（主编），且先后执教于温州中学、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大学、宁波中学等校，对史学、佛学、文学均有研究。这位近代书法家、爱国诗人、文学家著有《悲华精舍诗存》 《悲华精舍文存》《悲华精舍小说存》《醉余随笔》《樵舲诗话》等。再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化学家虞和钦，回国后曾任翰林院检讨、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撰、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热河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是20世纪初我国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他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潜心著述，参与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科学仪器馆，主编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之一——《科学世界》，创办我国率先制造硫酸的企业——开成造酸公司，还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化学元素周期律，是我国第一位撰写中国地质文章的学者，又是替我国制订有机化合物系统名称的第一个人，创造了多项中国之最，对祖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不少开创性的贡献。著名化学史家袁翰青院士在所著《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中曾提到：“虞和钦先生是我国近代化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学者之一。”

清末民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群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过程中，起过先导和主导作用。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留学生数逾10万人，他们通过身体力行，舆论宣传等方式，将西方文化向中国大众广泛传播和灌输，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清末民初的留学生们，大多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且学贯中西、兼容古今，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先驱者，新文化的弄潮儿。清末民初时期留学生们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和进行民族文化创新的方法、精神及其勇气，显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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