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鄞县鲍家、郁家合作初创时的故事

鄞县鲍家、郁家与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

谢振声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为我国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该馆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第一部近代辞书，创设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个编辑部，建立了“亚洲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在7位创办发起人中，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占5位，即鲍咸恩、鲍咸昌（郁厚坤姐夫）、郁厚坤和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他们为该馆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许多重要贡献。

鲍咸恩（1861-1910）、鲍咸昌（1864-1929）的父亲鲍哲才（字华甫），是鄞县陈婆渡鲍家村（现属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人。鲍哲才早年在宁波崇信义塾求读，同学有其弟鲍哲华、郁忠恩（郁厚坤之父）、谢元芳（绍兴人，谢洪赉之父）等。崇信义塾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谛等创办于1845年，创办人麦嘉谛（D.B Mecartee，1820-1900），出生于美国费城，早年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843年来华，次年2月抵香港，6月到宁波，施医传教，是美国长老会派遣到宁波的第一人。当年25岁的麦嘉谛在英国驻宁波领事帮助下，租得领事馆附近小屋数间居住，利用行医机会传道，同时学习汉语。1844年底他购得江北岸卢氏房屋和槐花树下（今槐树路）地基一方，先后创办过崇信义塾（1845）和惠爱医局（1846，后于1914年并入长老会新建的余姚惠爱医院），这些房屋和地基还由美国长老会用于创办华花圣经书房、女子寄宿学校、礼拜堂、妇女学道馆和崇信书院等。麦嘉谛在甬25年，编写过 《万国纲鉴》 《孝敬父母》 《论说谎》《初学编》《赞美诗》等历史、道德、宗教方面的书籍约30本，均由华花圣经书房出版。在1850年到1853年，麦嘉谛陆续编著并由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了《平安通书》4册，介绍天文、气象常识。具体有太阳系知识、日晷图说、日月食图说、四时节气图说、时刻论、潮汛随日月图说、西洋历法缘起、镇海潮汛时刻表等。该书及时介绍过关于海王星的发现。1852年以前的《平安通书》曾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11段。麦嘉谛还担任过美国驻宁波领事、邮政局主政、驻上海副领事等职。麦嘉谛一度还充任过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1880年后在东京美国长老会工作，所写有关中国博物学的论文都发表在亚洲文会的刊物上，其中用中文写的有33篇。

崇信义塾校址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是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校课堂教学中英文并重，并参用宁波话授课。开设过圣经、“四书”、“五经”、作文、书法、算术、英语、天文、地理、唱歌等10门课程。参与管理学校的有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1819-1895）等，祎理哲曾编写过《地球图说》、《地球说略》、《耶稣门徒金针》等书。祎理哲的妻舅、美国传教士卦德明（John W.Quarterman，1821-1857）曾在崇信义塾教授勾股、天文、地理等课程，编写有《圣经图记》、《圣书问答》等书，均由华花圣经书房出版。崇信义塾1850年第一届8名毕业生中，就有4名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印刷所工作。崇信义塾于1868年迁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即后来之江大学的前身。1881年长老会在槐树路原址续办崇信书院，1912改名为崇信中学（今宁波四中前身）。在崇信义塾毕业后，鲍哲华先去余姚，后到宁海传道。谢元芳任巡回牧师，在余姚一带传教。其子谢洪赉（1872-1916）深受家庭影响，自幼信奉基督。毕业于苏州博习书院（即后来的东吴大学），曾翻译《八线备旨》等数理化课本。担任过上海中西书院教授，他编译的《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1898年出版后，成为商务印书馆首本畅销书。谢洪赉于1903年成为商务股东，为商务编译了11种数理化教科书和《瀛环全志》等。其弟谢宾赉曾在商务印刷所庶务部工作，并担任过闸北堂执事。

鲍哲才在崇信义塾毕业后到上海担任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与开办清心书院，初为小学后再扩充设清心中学。沪南清心堂属基督教机构，与沪北鸿德堂及虹口堂（后改名为闸北堂）并称为上海长老宗三堂。清心堂与清心书院都由美国长老会所办，由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1830-1917）负责。因经费紧张，范约翰牧师一度将清心书院改为半工半读的职业训练学校，工分园艺和印刷两种，印刷方面是由工读生印刷圣书会的书籍和传教小册子。许多被收容的穷人子弟，可以在校学习一些西方新知识和印刷技艺。及至清政府废科举兴办学校，在清心书院求学的学生不但可以将所学的知识应付日后工作，并且非常专业。因此清心书院毕业生，因他们自小学习英语兼学有现代印刷的技术，所以多被西报聘用为印刷工人。尔后鲍咸恩、鲍咸昌和鲍氏家族其他族人先后从宁波逐渐迁来上海。鲍哲才先生有3子3女，均在清心书院读过书。老大鲍咸恩，参与创办商务印书馆，曾任商务印刷所所长。老二鲍咸昌，曾任商务总经理，其女儿鲍凤菊是曾任金陵大学校长的著名化学家、教育家陈裕光教授的夫人，鲍凤菊在上海一度主持过设在闸北堂内的养真幼稚园，对商务职工子女教育和闸北堂事务作出不少贡献。行三是长女（名失考），1899年5月与张桂华（曾在商务担任经济开支的复核工作）结婚。行四为次女鲍钰，是商务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先生的夫人。行五为幼女鲍懿，后与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结婚。最小的是幼子鲍咸亨，先在海关工作，后入商务。鲍哲才先生对清心中学的创设和发展有过不少贡献，1910年该校曾建礼堂一所，命名为思鲍堂以示纪念。

郁厚坤（1871-1945）是鄞县陈婆渡郁家村（现属鄞州区姜山镇）人，郁氏家族排行为富、贵、忠、厚、为、人、本。郁厚坤的曾祖父是郁富昌，祖父郁贵清，他的父亲郁忠恩毕业于宁波崇信义塾。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鄞县鲍家礼拜堂成立鲍家支会，就由鲍家村的鲍光熙和郁忠恩担任支会之治长，麦嘉谛曾一度经理该支会事务，考虑到鲍家礼拜堂人多堂狭，麦嘉谛出资典下陈婆渡胡姓房屋一所，于1870年将礼拜堂迁移至陈婆渡，支会仍称长老会鲍家支会。郁忠恩在陈婆渡教堂任牧师多年，1872年受长老会委派参与筹组慈溪周巷支会。1879年长老会提议在崇信义塾槐树路原址续办崇信书院时，他曾为此负责筹划捐款事宜。1885年他受长老会委派参与筹组金华东阳支会。郁忠恩先生有2子4女，长女郁舜英是鲍咸昌先生的夫人。郁厚坤是老二，在宁波崇信书院毕业后随姐夫鲍咸昌到上海，先在美华书馆学习印刷术，因英语基础好，成为英文排字工。22岁时与谢元芳牧师的女儿谢罗大结婚，育有2子5女，奥运篮球决赛史上首位中国裁判、著名体育教育家舒鸿教授就是他们的女婿。次女郁三英是闸北堂执事、商务印书馆彩印部部长翁学雷先生的夫人。行四郁秀英是陈家恩先生的夫人。幼女郁玉英是马君甫先生的夫人。最小的是幼子郁厚培，夫人余桂英。

商务创办人是一个从江南向上海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新群体。出生在青浦的夏瑞芳（1871-1914）和高凤池（1864-1950），既是同乡又是清心书院的同学。高凤池因父亲早亡，入教会办的清心书院学习。而夏瑞芳则是因其父母在上海靠做小生意及洗衣当保姆过生活，故从青浦只身来沪，找到了在一个美国牧师家当保姆的母亲，经牧师推荐上了清心书院。而鲍氏、郁氏家庭从宁波乡下向上海的都市化转型与华花圣经书房等教会文化机构由宁波至上海的转移有密切关系。在上海，鲍咸昌的父亲不再像祖父那样在乡绅所办的旧式书院里教授中国古籍经典，而是开办了半西式的、半工半读的、以传教及一般技艺为主课的清心小学，后来又扩办了清心中学。鲍咸恩、鲍咸昌兄弟俩均在清心书院读过书，与商务的另外2位创办人夏瑞芳、高凤池是同窗好友。当时教会学校的入学者大多为贫寒子弟，因所教科目不能应科举，这一点与后来的教会学校不同。清心书院除英文、语文等普通学科外还兼授工艺等比较实用的一般课程。因此，商务的这4位创办人在学校时都学过排印和印刷技术，他们的文化教育和对工作技能的学习过程就从这里开始，该校在夏瑞芳、高凤池和鲍氏兄弟的都市化、上海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教会学校是江南子弟转变为上海技术职员及城市小业主的熔炉和培养机构，教会学校及其他关联机构是江南上海移民中的重要环节。

在清心书院毕业后，鲍咸昌先去学习镌刻。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和发奋努力，花图字体无不精通。后去美华书馆学习英文排字，与高凤池在一起工作。美华书馆是美国基督教在上海的出版机构。根据《南京条约》及附约的规定，上海、宁波等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1845年7月19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夫妇带着印刷机器从澳门到达宁波。9月1日，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atablishment，亦有一些文献称花华圣经书房）的印刷所在江北岸卢氏宗祠投入使用，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最早一批印刷企业之一。“华”，指中国；“花”，花旗国，即美国。该书房1860年迁沪以后称为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曾由费启鸿（今上海多伦路有“费启鸿纪念堂”）和鲍咸昌的父亲鲍哲才牧师主持。美华书馆迁上海后除了印刷宗教书刊之外，还承印传单、票据、书刊等业务，成为当时上海设备最齐、规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1894年慈禧太后60寿辰时，书馆还印大号字《圣经》，封面用银子精装，通过美国传教士费启鸿夫人以全国女西教士代表的身份呈送给慈禧太后，并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赐。而夏瑞芳毕业后曾在英商《文汇报》《字林西报》当排字工，后任英商《捷报》排字工长。鲍咸恩亦在《捷报》当过排版工人。应夏瑞芳之聘，郁厚坤在《捷报》西文排字间也工作过多年。《捷报》总经理兼编辑是英国人，脾气极坏，常有打骂工友的事情发生。夏瑞芳、高凤池和鲍氏兄弟既是同学，又是同行和基督教友，少年知己无话不谈。在教堂里见面，常谈到在外国人统治下受到的痛苦和欺凌。(www.xing528.com)

当时排字和西法印刷尚不普及，是一门技术性较强、只有在西人印刷机构中才可从事的职业。在《捷报》和美华书馆的经历使夏瑞芳、高凤池和鲍氏兄弟、郁厚坤对印刷机和西法印刷的操作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并掌握了报纸、书籍制作以及市场经营运作知识。西法印刷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西方文化，也不仅是谋生的饭碗，而首先是一种上海都市职业。他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印刷技术，同时亦了解到社会对阅读的新需要。这也是他们创办商务，并与印刷出版业结下不解之缘的因由。郁厚坤曾将母亲卢氏接到上海居住。卢氏见自己的儿子郁厚坤、女婿鲍咸昌以及他们的兄弟妹夫都有多年从事印刷工作的经验，但却都在洋人办的报馆、印书馆服务，并常听他们谈及对洋人欺压的不满和愤恨，便向女婿鲍咸昌建议：“你们几个为何不合伙搞一个自己的印刷所呢？”咸昌回答：“此事很好，但创业也有很多困难，我们都很穷，不易办。”卢氏就提议找人集资，大伙商量怎么办。1896年4月15日，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4个青年人在上海三洋泾桥旁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聚首商议，觉得与其寄人篱下，不如自立门户。经过筹算，认为如果办一个印书房，做点印刷生意，只要每月有六七百元（指银元，下同）营业额，就已足敷开支，而当时他们估计每月可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发票、招贴之类，且可以替圣书会、圣约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月收入700元的目标可以达到。因此决定用招股合伙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开办自己的印书馆，每股定为500元。通过共同努力，夏瑞芳、高凤池、鲍氏兄弟各一股，其中夏瑞芳和鲍氏兄弟拥有股份的投资还是分别向人借来的。他们在清心书院的同学、时任电报局高等学堂教习的张桂华一股，张桂华的同事沈伯曾两股，加上郁厚坤半股，共集资3750元，号称4000元，作为开办经费。同传统的家族刻印业不同的是，商务从一开始就实行股份制，这使商务的经济关系不受家族关系的局限，从而为商务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他们取得美华书馆经理、美国传教士费启鸿的支持，与他协商后购置了9部简单的印刷机器，其中有三号摇架2部，脚踏架3部，自来墨手扳架3部，手揿架1部，还购买了中西文铅字工具等。并租得江西路德昌里工房三幢两厢房后连披屋，中西排字就设在后披屋内，还招聘了近10名职工。1897年2月11日正式开业，初创时是印刷厂，承印商业表册、账本、名片和教会图书。起初夏瑞芳、鲍咸昌、郁厚坤等均亲自动手排字和印刷，因尚未设编辑部，由鲍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技术职业感和企业意识。据舒鸿教授的儿子舒昌荣先生介绍，他曾听其母郁秀雅等长辈谈起，该馆定名为商务印书馆是由郁厚坤大姐、鲍咸昌夫人郁舜英女士提出的。虽定名为“商务印书馆”，不想后来出书甚多，成为我国最大的出版企业，这是创办者所始料不及的。

不久因江西路德昌里工房年久失修倒塌，1898年6月商务印书馆迁入北京路顺庆里，共有屋12幢，屋后是排字房和印书房。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家成功的非官方出版机构，而且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的、以都市普通人为阅读主体的书籍生产空间。当年该馆就出版了谢洪赉译注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和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并代印《昌言报》和《格致新报》。商务最早畅销的《华英初阶》原本是英国殖民者为印度学生编写的英文课本Primer。19世纪末期上海一些西人主办的学校如清心学校等曾用此书做课本，夏瑞芳及鲍氏兄弟的英文功底与此书无疑有密切关系。但清心学校使用的Primer课本没有中文注释，这既限制了用此书教课的教授者水平，也不便于购买者自学。商务发起人注意到这点，特请谢洪赉牧师对这本英语教材加以中文注释，重新编排出版。《华英初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成人外语教材，初印两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为商务带来了一笔利润。以后不断再版，销路一直很旺。《华英初阶》的出版和畅销不仅使商务扩大了营业基础，还激发了商务发起人逐渐形成的特殊的读者群意识。出版《华英初阶》的设想不仅突破了教会学校对英文的垄断，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个满足更实际的、更世俗的普通人需求的书籍市场。作为一批技术型的企业经营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在他们早期的经营中显示了对扩大企业基础的重视以及对印刷市场的敏感。从1897年开张到1901年夏天张元济、印有模入股时为止，四年半时间里他们没有结过账分过红。他们的家属还都义务帮忙，据夏瑞芳哲嗣夏鹏回忆：“那时夏鲍两家家眷，都住在顺庆里，关于装订折书的工作，是太太的义务职。鲍府上的两位大公子，放了暑假，要上摇架做工。”早期所得盈利大部分用来扩大企业规模，增设机器设备。

鲍氏兄弟在商务主要主持印刷方面的事务，鲍咸恩因在学校学习过排印和印刷技术，起初在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书籍印刷工作，并担任印刷所的所长，为印刷技术的专家。草创初期，他们不辞劳苦，花费许多心血，积极从事铅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和实验，一起设法改进了印刷排印技术，为提高印刷品质量作出不少贡献。1900年，商务印书馆率先用纸型印书，1904年使用著作权印花，这在我国均属首次。鲍咸昌精通业务，熟悉工艺并长于管理，并以诚待人，在协助时任印刷所所长的其兄鲍咸恩工作期间，把印刷所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郁厚坤曾任印刷所材料部负责人，1907年商务派郁厚坤赴日本学习照相制版和用珂罗版印书。1920年，商务派郁厚坤之弟郁厚培赴欧洲考察，郁厚培于1904年进商务印刷所工作，是一位杰出的印刷人才，后来担任过印刷所副所长、印刷厂厂长、商务总管理处襄理。郁氏兄弟均担任过闸北堂执事。

1910年，鲍咸恩先生去世后即由鲍咸昌主持印刷所工作，他在印刷所推行了一整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奖勤罚懒，对在印刷技术上做出改进和有发明的工人，奖励备至。该馆印刷成绩斐然，出版物深得社会好评，声誉鹊起。1913年，鲍咸昌先生曾去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美国、日本考察印刷技术和业务，订购了不少新机械，学到了不少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管理方法。回国后致力于扩充印刷所，新添置了自动铸字机、彩印胶版印刷机和米利印刷机，同时组织力量不断革新技术。该馆曾创制了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仿古活字铜模及采用汉字与注音符号相结合，使该馆印刷质量及印刷所规模在东亚名列首位。铅印、单色石印、五彩石印、三色版、珂罗版、雕刻铜版、照相锌版、凹凸版、影写版、影印版等各种出品，无不精美异常。该馆的印刷设备和成就，如铜模、铅字、花边、电镀铜版等，曾先后获得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郎博览会、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金牌奖和二等银牌奖。

1920年4月，鲍咸昌先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他深知责任重大，为此竭尽全力，天天早出晚归，为该馆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192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在上班途中遇绑匪，被匪徒劫持上车后疾驰，幸因路况差而稍停，他乘机跃坠车外，虽左臂受伤，但终于脱险。面对许多前来探望的同事，他说：“是殆生计问题，不足虑，吾年如此，虽死何妨，特公司事未明白移交耳。”鲍先生伤愈后，仍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辛勤工作，但自此却得了气喘症。他病故前几天连路都走不动，还拖着病体上班，并说：不治之症，休息也没用，既受董事会推举，有口气就要负责。

在鲍咸昌先生担任总经理的十年间，商务印书馆取得不少成绩。这一时期聘请了许多著名专家学者进馆，有在国内颇具声望的郑振铎、叶圣陶、周建人、杨贤江、何炳松、冯定、金仲华等；还有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周昌寿、郑贞文、何公敢、任鸿隽、竺可桢等。10年间，出版了《世界丛书》《百科小丛书》《四部丛刊初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学生国学丛书》《综合英汉大辞典》《科学大纲》等一大批名著和工具书。新创办了《儿童世界》《儿童画报》《小说世界》《出版周刊》和《自然界》等杂志。这一时期还创办了励志夜校，设立了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局，并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鲍咸昌先生十分热心公益事业，曾与鲍咸恩先生等捐出巨额资金，创立上海江湾孤儿院，上海窦乐安路的鸿德堂及故乡鄞县的义务学校。对商务印书馆所设的养真幼稚园和尚公学校及闸北救火会等，资助颇多。1929年11月9日，鲍咸昌先生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终年65岁。

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使夏瑞芳、高凤池、鲍氏兄弟等能够把印刷从西方文化机构里独立出来，并作为一个行业延续下来，扩大开去，虽然该馆最初只承印小宗商务印刷业务，但他们借助这个行业成为自食其力的上海市民。从青浦到上海，从小买卖人到印刷技术工，从洋人手下的排字工头到自食其力的印刷业主，夏瑞芳和高凤池完成了一个都市化的过程。从宁波崇信义塾到上海清心书院，从美华书馆的雇员到商务印书馆的雇主，从教授古文的祖父、经办教会学校的父亲，到与好友共同创办印书馆的鲍咸恩兄弟，鲍氏三代人也完成了一次由江南到上海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以印刷为职业，夏瑞芳、高凤池、鲍氏兄弟萍水相逢于上海，他们是好友和一群合作干事业的伙伴。青少年时期教会学校的教育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信仰背景和同窗之谊，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闯天下时互助的需要又使他们的信赖与友谊体现为新的经济和社会盟约。由于夏瑞芳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干，所以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众人一致推举他来主持企业的工作。夏瑞芳充分发挥其特殊的“敛才”本领，曾先后聘请文化界名人蔡元培、张元济和颇有才华的编译人员蒋维乔、杜亚泉等来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夏瑞芳的总调度下，商务印书馆编译业务由张元济负责，印刷由富有经验的鲍氏兄弟负责，财务由高凤池、张桂华分掌，推销由夏瑞芳聘请的3位“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来全权办理，由于有这样一个合理、可靠的管理队伍，商务印书馆业务发展很快，其营业额和利润额像涨潮的海水一般向上猛涨，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走向辉煌。据统计，其资本额到1901年时就已经从4000元增至5万元，1903年增至20万元，1905年增至100万元，1913年增至150万元，1914年增至200万元。17年间，增长了500倍，平均年增长29倍多，创造了同时期民族实业经营的新纪录。到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85处分馆，在新加坡和吉隆坡设立分支机构，还在北京和香港设有印刷分厂。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前，资产总值为2000万元，开办35年增值5333倍。商务印书馆如此辉煌的成就被认为是当时“国人经营事业之最尖端者”。商务印书馆不仅是清末位居全国之冠的大型新式文化企业，而且它的规模、技术、人员曾一度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一流地位。

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曾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已有110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为宗旨，为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成绩卓著，这是令人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