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疯狂年代-拙笔写人生

疯狂年代

1966年5月，我随省妇联副主任房文健到西和县去搞调查研究，路过礼县盐关镇时，那儿正在逢集，非常之热闹。但更热闹的是，公社的墙外贴满了批判“三家村”的材料和大幅标语，广播里也在播放批判文章。看热闹的农民并不知道“三家村”为何许人，有的人问：“那个廖沫沫子是干啥的？”待我们从西和县返兰的火车上听到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我已经嗅到杀气腾腾的火药味道了。

第一张大字报矛头就指向了我

回到机关后，大家都在学习中央“5·16”通知和报纸，那时，解放军报的文章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领导已经开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随着省委机关各部门大字报的增多，同在一个楼上办公的省妇联也开始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除了泛泛地批判“封资修”的“四旧”等等外，并未对准机关的领导层，因为那时大家还不明确运动的方向。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就把目标指向一些有历史问题和历次运动受过批判的“死老虎”上。省妇联的一位副主任和另一位党组成员当时正在庆阳搞“四清”运动，也就是反右斗争中主持整我而1962年坚持不给我平反的二位，她们虽不在机关，仍念念不忘我这个“死老虎”，从庆阳寄回来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我，意图是要遥控机关运动的方向。她们的大字报揭发了我三大“罪行”：一是我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公开散布德好要表现在工作上；二是我反对党的文艺政策，曾说有些电影枯燥乏味，只是口号似的说教，没有用艺术性去感染人；三是我爱看外国文艺和古典小说，欣赏封资修的东西……她们在政治上还真敏锐，人虽远在庆阳，还不放弃继续整我的领导权，而且抓住“文化”两个字，在意识形态方面朝我开刀，一再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当时有一位同志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诙谐地对我说：“看来，要把你打入十九层地狱了，比十八层还要多一层，而且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只好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要求你少犯一点。”就这样，我在“红色恐怖”的高度压力下，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静观事态的发展。

所幸的是，这两位领导的大字报并没有发挥导向作用，机关里没有第二张指向我的大字报，她们也是枉费心机了。

这时，开始了红卫兵的串联运动。这些红卫兵有本市各大专院校的，还有中小学的“长征团”，也有北京来的红卫兵，开始把矛头指向了省委机关。省委办公大楼和院子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有的从楼上吊下来，有的贴在墙上，或用绳子挂起来，甚为壮观。省委机关基本上停止了办公，干部们都到处去看大字报。省委大院里，有的干部对红卫兵行为看不惯，还有和他们辩论的。凡参加辩论的，都要首先亮明身份，是“红五类”才有辩论的资格。我出身不好，肯定是“黑五类”，所以有自知之明，只是冷眼旁观看热闹。记得那时有红卫兵给省委大门口贴上一副对联，右联是“庙小妖风大”，左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王八窝”。省委有一个干部很不服气，站出来和小将们辩论，这些毛孩子当然不是对手，只好质问：“你是哪个战斗队的？”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王八战斗队的。”惹得围观的人哄堂大笑，搞得那些小将们讪讪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还把矛头对准那些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省妇联孙立同志的丈夫唐某某，曾是国民党军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统战对象安排在省参事室当参事，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伙戴红袖章的，先是抄家搜查，后就将他活活打死，一直到“文革”结束也不知道凶手是谁。我们经常听到抄家、揪斗、打人的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红卫兵运动又发展到工人造反队，司令部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最响当当的是铁路上的“火车头”，建工七局的“红鹰”等造反组织，给人感觉到“红色风暴”的来临，局势已经很乱了。

教育学院工作团

此时，尚未完全瘫痪的省委决定派工作团到各大专院校去领导运动。省妇联主任陈楚平为省教育学院工作团团长。她全然没有理会那两位领导给我写大字报的事，指定我随她到教育学院，留在团部写材料。

教育学院是1958年新建的一所学校，地点在段家滩。其规模和设施虽不能与兰大、师院等老校相比，但基本的办学条件还是具备的。学院的党政领导辛安亭、马竞先、黄伯梁等都是党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专家、教授。我们进入学校时，同学们大字报的矛头已经指向校领导，一是指他们领导运动不力，同时指他们走教授治校的路线，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校领导班子内部也杀出了一位造反派，此人能言善辩，群众说他平时就有“三寸不烂之舌”，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八寸不烂之舌”了。有的青年教师也开始活跃起来，只有校、系各级领导和老教授们保持沉默应对。

陈楚平作为工作团长，分别找校领导谈话，动员他们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积极主动地投入运动。我在纪念楚平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里，曾经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情况。楚平同志和爱人林迪生，都曾经在高校工作，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能够正确全面的理解和执行。运动一开始，作为兰大副校长的林迪生已经受到冲击，兰大校长江隆基的自杀使他们十分震撼。楚平同志不断地检查自己对这场运动的不理解，但又总是跟不上形势，内心深处对校领导是同情的，她力图把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被同学们批评她“右倾”、“保皇”，省上“文革”领导小组也责令工作团内部整顿，做出检查。

这时，“左”的狂潮席卷校园，揭发的问题五花八门，其中不乏臆造和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也有涉及个人隐私和人身攻击的，叫人看了啼笑皆非。还有的把周总理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当做大毒草来批。有一位教历史的教授，因李秀成是否叛变的学术问题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一位老师，传说他在马克思像的眼睛上涂上了红颜色而被扣以反革命的帽子抓了起来。最可笑的是一位姓毛的老师，他的夫人在工厂经常上夜班，夫妻俩有时见不上面，就把要交代的事情临时写张纸条贴在门上，以便对方回家时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被阶级警惕性十分高的邻居发现，怀疑是特务接头的暗号而揭发出来。造反派因此抄了他的家，抄出一些夫妻吵架后他给夫人写的检讨保证材料，在全校作为笑料广为传播。揪斗会上让他交代“到西站取货”是什么暗语，这位老师交代说，他夫人的娘家从湖南托运送来一个三脚木盆，夫人让他到西站取货。大家听了哄然大笑，批斗会成了一场非常滑稽的闹剧。揪斗现象也变得很随意，同学之间也打起了横炮，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也被揪出来斗争。数学系一位同学被斗得没办法，从三楼跳了下来，幸好下面是一堆细沙子，救了他一命。批斗会的花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残酷。给斗争对象戴高帽子，挂牌子，让斗争对象自己敲着锣或脸盆游校，会上随便扇耳光，拳打脚踢，弯腰“坐飞机”，低头认罪等。有一次语文班斗争一位副书记，让他站在凳子上，他才刚站上去，就有人从下面把凳子踢倒，把他摔了个头朝地，就这样反复几次。那可是水泥地面，弄不好会出人命的。我当时正在隔壁办公室写材料，越听越害怕出事，只得冒险把主持的同学叫出来，婉言提醒了一下才制止下来。

正当工作团内部检讨批右之时，毛主席关于“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出来了，工作团被指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楚平同志被造反派揪斗出来，挂上走资派的牌子到中央广场游街。工作团被责令留校检讨，我的任务就是为楚平同志写检讨，并写成大字报贴出去请求革命同志批判。但无论我们如何深刻检讨，总是过不了关，最后的评价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欲唱又含羞”、“扭扭捏捏”。这时，学校已分成两派，原有的“文革”领导小组已解体，由各派造反司令部夺权。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的观点，斗争十分激烈，对工作团已没有兴趣了。不久，我们撤出了教育学院。

省上领导机关的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社会上已形成了“革联”、“红联”两派，后又杀出了个“红三司”，名义上是三派，实际上是两派，“红联”和“红三司”是同盟的。军队实际上已经介入，“红联”和“红三司”是军队先后支持的。各派势力，各种人物都粉墨登场充分亮相，各种嘴脸尽情表演，许多人的恶行也暴露无遗。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争先出现，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五洋捉鳖战斗队”、“三打白骨精战斗队”等等，五花八门。兰州大学以李贵子为首的造反派是闹得最凶的。人多势大的是铁路上的“火车头”，还有建工七局的“红鹰”造反队。省委书记、副书记等省上的领导同志都被揪了出来。满街的大幅标语，“打倒头号走资派汪锋”、“裴孟飞有翅难飞”、“马继孔有孔难钻”等铺天盖地。各派为表现自己是正宗的“左”派、革命派、造反派，纷纷抢夺“走资派”进行斗争，随便抓领导干部，非法拘捕，限制人身自由，严刑拷打等问题都发生了。有一次在东方红广场召开大型批斗会，汪锋、裴孟飞、葛士英等都被戴上用铁丝挂在脖子上沉重的走资派木牌押上主席台。裴孟飞平时烟瘾就重，被押期间可能抽不上烟，上台不顾造反派的训斥，见了烟头就捡拾。造反派责令他们低头弯腰认罪，交代问题，对他们拳打脚踢。葛士英同志宁折不弯，他以态度恶劣被打得最多。我和马云（时任卫生厅副厅长）等同志钻在一辆大卡车旁边躲太阳毒晒，目睹此惨状，马云同志伤心地对我说：“绮玲，咱们这一辈子再不当官了，咱们的下一代子女也决不让他们当官从政。”可见当时对同志们心灵的创伤有多重。

“文革”的混乱也为各类歪才提供了展示的广阔天地，闹出了许多笑话。记得那时有一篇“红莲子记”，把对“红联”的揭露写成极具讽刺意味的章回小说，每天以连载的大字报形式在中央广场贴出，看的人很多。省委某部有一位同志因没人与他联合，一个人成立了一个“要革命战斗队”，不知是谁恶作剧，把“革”字抠掉，成了“要命战斗队”。省妇联有位同志一个人成立了一个“红三八战斗队”，也不知哪位“才子”在“三”字上加了一竖，变成“红王八战斗队”了，还在旁边写了批语：“小小女儿王国，有几个臭婆娘嗡嗡叫……”我们当时虽与此战斗队主人观点不一致，但对这种粗鲁、低级的做法也很反感。

派性斗争愈演愈烈，许多地方已由口水战、文字战发展到武斗。有的单位在楼上垒起了沙包，安上了铁门，准备了械斗的武器。在兰园也发生了一场武斗，据说伤了一些人。部队里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造反行为。我在省妇联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对面兰州军区文工团（后称战友文工团），从楼上挂出长长的条幅，上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署名“宁死不屈战斗队”。我们已经意识到，部队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清理内部的造反运动。部队不敢乱，部队乱了就不可收拾了。广播是一个重要的喉舌，有一个战斗队每天播出批判支持红三司“老佛爷”的文章，影响很大。广播电台被军队接管后，这支“坐穿牢底战斗队”曾经和军方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正当派性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时候，1967年8月5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了对甘肃问题的决定通知，定性“红三司”是造反派，“红联”是革命群众组织，“革联”是保守组织。这是把群众划分成各派，进一步压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但当时打的旗号是代表毛主席的指示，“革联”的群众受到打击，心里想不通，又十分无奈。悲愤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时军方出面搞大联合，“红三司”开始掌权。

省妇联机关的斗争

这些斗争当然会反映到省妇联机关。1966年冬天，工作团从教育学院撤出后，我回到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时省妇联机关也已分成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派。一派是红联、红三司，他们结合的领导干部是曾经在反右斗争中主持整我，在1962年甄别平反中坚持不给我平反，“文革”开始又将第一张大字报指向我的那一位“一贯正确”的领导干部。他们受到当时“支左”部队军代表的支持，矛头对准了省妇联主任陈楚平。另一派是“革联”，实际是支持陈楚平的。当时，作为一把手的陈楚平，首当其冲地成为省妇联最大的“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当时由于省妇联的“保守派势力”太大，斗争的温度不够，他们不得不和社会上的造反派联系，请红卫兵来帮助打开局面。这时由当时省妇联的革命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了对陈楚平的批斗会，“革联”的同志当然也不能拒绝参加。外单位来的造反派并不了解情况，只能高呼口号助势，整个会场口号声此起彼伏，看起来声势很大。有的平时对陈楚平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人，似乎换了个人，突然“义正严词”、“义愤填膺”地批判陈楚平，完全和陈楚平划清了界线，撕破了脸皮；那些平时口才不怎么样，研究起工作来支支吾吾，表达不出要领的人，这时也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批判陈楚平了。更有甚者，我们那位被结合的领导干部，批判到激动时竟对陈楚平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有的人脱下自己的皮鞋朝陈楚平头上拍了起来。陈楚平被批斗得披头散发，十分狼狈，但她始终没有迎合对方要求，放弃原则乱检讨。同时被揪斗冲击的还有省妇联副主任马竹轩同志。马竹轩，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甘肃省第一位回族女大学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西北妇联副主任，甘肃省妇联副主任。她积极靠拢党组织，努力工作，为人平和，正直善良，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左”的路线占上风之后，她经常被批判为有“做客思想”，“和党不一心”，这次“文革”也难幸免。另一位副主任是策仁娜姆，她是黄正清的夫人，藏族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文革”中也被停发了工资，每天到省妇联打扫厕所。还有一位副主任房文健，是马继孔的夫人，因到省妇联时间不长，揭不出什么问题，所以只是“靠边站”而已。

批斗会后，为了进一步深入揭发陈楚平的罪行，机关造反派竟然和教育学院红卫兵联合起来，由教育学院红卫兵出面，将陈楚平绑架到铁技校秘密控制起来，威逼陈楚平交代历史，并将各个阶段的证明人，现在何地，何单位，写清楚后才将陈楚平放回。果然，正当“革联”写大幅标语抗议这一非法绑架时，省妇联机关造反派的外调人员出发了。她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有关地方和有关人员，希望找到陈楚平历史上的问题和“假党员”的证据，但跑了一圈一无所获。(www.xing528.com)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省妇联两派由于各人的政治背景不同，各自的利益不同而造成对问题的看法与立场观点不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干部路线上。也就是对毛主席“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不同的理解。一派认为，所谓“德”,就是“根红苗正”，换言之，“德”就是和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画等号的，当时流行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这种唯成分论的典型描述。那些自认为“天生的革命派”理应受到领导的重用和提拔，而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同志，总是觉得领导对她重用不够，一肚子怨气在“文革”“左”的思潮下理直气壮地爆发出来，拿起了批判的武器，矛头对准了陈楚平。她们当然不能容忍的是陈楚平重用了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次运动受过批判”的干部，陈楚平欣赏这些人“能说会道，笔杆子能绕几下，有才无德”的干部，那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干部路线。这就是这些人接受“左”倾思潮的思想基础。总的来说，还是属于认识问题。而另一派的同志则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毛主席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家庭出身不可选择，但跟着党干革命是可以选择的。只要按党的要求，积极为党工作，就应该肯定他们的德，至于能说能写，那是工作能力的一种综合表现，只要为党为人民工作，就应该肯定他们的才，不能简单地把“德”和“才”对立起来。总之，尽管许多人遮遮掩掩，但这两种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个人利益的立场，当“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后者的观点几乎失去了话语权，难以完全正确地得以表述，处处被动，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我当时无官无职，尽管有人批判陈楚平时旁敲侧击涉及我，但我仍是“革命群众”，我回机关站队时，自然是站在“革联”一派。我也曾经随省妇联的“革联”组织游过行，上街贴过抗议一小撮暴徒绑架陈楚平的大幅标语，起草过代表“革联”观点的大字报，但也都是一般参加而已。我的丈夫魏列琦，出于反右派斗争中挨整的教训，从此愈加谨慎小心，他时时提醒我，不要过于表现自己的立场观点，小心再当“右派”，这不能不是对我的一种约束。加之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反右派中受过批判，也不会得到“革联”组织的公开重用，唯恐授之对方以柄，“革联”被定为“保皇派”后，军宣队的介入，使我们更被动，所以只能心怀不同观点而行动上不敢大胆表现。在疯狂年代，我们这些人是疯狂不起来的，能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

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到了1968年，为了深入斗、批、改，省级机关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单位都被编队参加学习。我们省妇联和团省委、省人事局、行政干校等单位编成一个大队，在现在的铁一中集中学习，由军宣队和工宣队共同领导。负责军宣队是天水步校一位姓杜的，可能是个营职干部；负责工宣队是白银公司一位姓乔的老工人，我们背地里叫他“乔老爷”。那时我们集中吃住，每顿饭前我们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每天早上晨会时都要拿起红宝书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唱一段革命歌曲或语录歌，然后听工宣队、军宣队训话，每天上下午工间操时，都要学跳“忠”字舞，晚上睡觉前要“向毛主席汇报”。这时对走资派的批判已不是以前的大轰大嗡，而是更加深入的“精雕细刻”、“触及灵魂”了。陈楚平仍然是省妇联这个班的批判斗争重点。由于观点不一致，两派都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批判她，弄得她无所适从，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学习班后期，军宣队出面让我执笔给陈楚平写结论材料。我知道这个结论材料必定要写成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大批判稿，否则是过不了关的。我首先感谢军宣队对我的信任，但又以没有参与过调查，不了解情况，无法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断然拒绝了。这一下激怒了军宣队，第二天早上的晨会上，军宣队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人以为自己能写材料就了不起，竟然给军宣队拿起架子来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可以叫你在这个学习班毕不了业”。我当然知道这一不点名的点名是针对我的，感到压力很大。这一夜，我彻夜不眠，心想真在学习班毕不了业，不知如何处置我，列琦已被下放到徽县伏家镇“五七”干校，再有什么不测，四个孩子怎么办？其实，列琦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当地农民家找了间房子，如果我被下放，就带着四个孩子到干校去。我们已心灰意冷，对前途不抱任何幻想，无非是当农民，也是人的一条活路。好在那时学习班对每个人的去留还要交群众讨论，省妇联的多数同志认为我的丈夫已去干校，四个孩子需要人照顾，可以不去干校。留下来后，许多同志都被分配了工作，尤其是那些军人家属和造反派，分配时得到了优惠的待遇，我属于那种“茄子辣子论堆卖”的干部，没有分配出去。果然如军宣队所说，我没有在这个学习班毕业。

|下放劳动留念

后来我们这些毕不了业的人，被转移到在省总工会举办的另一个学习班继续学习。那时各单位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也都视不同情况分别“解放”和到干校去锻炼，牛棚的人越来越少了，未被“解放”的人写诗自娱：“去年今日此门中，牛鬼蛇神一大群，牛鬼不知何处去，蛇神依旧在棚中。”团省委的“牛棚”里，有一位同志为了求得自己早解放，经常向军宣队打小报告，被其他同志发现后，集体商量回敬了他一次——每个人向军宣队打了他一次小报告，搞得他很狼狈。省文化厅的造反派批某厅长“只当官，不革命。养尊处优……”，该厅长软软地回了一句：“那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谁执行的？”这些花絮在学习班暗中流传，不乏为一种乐趣，人们戏称为“死鬼作乐”。

我在总工会的学习班继续学习后，工宣队的同志暗示我，许多人分配了工作，都是通过各种关系自己联系的，要我也想想办法，我才脑子开了窍，想到省委有一位同志，原来在皋兰工作过，我们都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站在“红三司”，所以现在是省机械工业局政工组组长，何不找他帮帮忙。我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去找了他，没想到他当时很热情，将我分配到兰州轴承厂。

下放兰州轴承厂

兰州轴承厂位于西站之北，十里店桥之南的敦煌路，紧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是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北京迁兰的厂子，除了北京轴承厂来了一批干部、工人外，还有洛阳轴承厂来的一批业务骨干。也有一大批复员转业的军人，是当时“文革”造反的主力。我到轴承厂时，军宣队依然领导着这个厂子，在集中力量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派性已经收敛了很多。

1970年7月1日，我从大教梁骑着自行车去轴承厂报到，足足骑了55分钟才到，下车时两腿已经僵硬得不能着地，幸好当时年轻，每天还能硬撑着往返从东到西十几公里的路程。

我被留在厂部办公室工作。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位1958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每月工资只有50多块钱，当他看到我的工资介绍信上每月工资92元时，毫不掩饰地说：“我看你这个工资是到头了！”我谦卑地说：“不降就好。”我们办公室有两位女同志，一位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女同志管印章，写介绍信，忙时也兼打字，他的爱人是农机设备厂的八级钳工，夫妻俩都是从沈阳来支援三线建设的。这位大姐成了我以后多年的挚友。另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是打字员，她正在和一位解放军谈恋爱，那个时候和军字打上交道的人都很自负，充满了优越感，她是我印象中“骄傲的公主”。办公室还有一位收发，是位工农出身的老同志，他自认为政治上比我强，又是党支部书记，所以义不容辞地当起了我的“政治保姆”，常常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好在他并无恶意，为人也很诚恳，从未背后说过我的坏话。

那时，工厂里“文革”的气氛仍然很浓，每天早上都要学唱一段样板戏，北京迁来的一些同志京戏都唱得很有韵味。然后学习毛主席著作。厂里晚上还要加班排练合唱样板戏和语录歌，准备到东方红广场参加“千人大合唱”，为了体现轴承厂的特色，还用大小不同的轴承敲奏出“东方红”的乐章。这样，我每天下班都不能按时回家，只是可怜了四个孩子，他们从小就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自己照顾自己。

对于从未到过工厂的我来说，对一切都很生疏又很新鲜。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我常常到各科室和车间去了解情况，熟悉各部门业务和工艺流程，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和大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一次在排练样板戏时，旁边一位同志问我，是不是省上来的“要大米不要古巴糖”的那位女同志，我才意识到我人未到厂，档案材料已经在厂里流传开了。但流传归流传，大家对我并无恶意，并不像省妇联的某些人那样戴着既定的有色眼镜看人。我常常在月底时去装配车间参加突击劳动，那里集中了厂里和车间一些领导的夫人，是各种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很是热闹。我也到车工和磨工车间干活，由于不会开机床，只能帮助扫扫铁屑子，给机床加加油，为工人师傅倒倒茶水。这都受到了车间领导和工人的欢迎，关系处得很融洽。我努力熟悉业务，厂里的一些报告材料都交由我起草，领导也很满意。尤其可笑的是，厂里要召开党代会，会议报告起草了几遍，领导总觉得不满意，军代表眼看这两天就要开会了，无奈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回家开了整整一个通宵夜车，写出来已凌晨五时，我把孩子安顿了一下，匆匆忙忙坐着首班车赶到厂里，厂门还没开哩！我把材料交给军代表后，由于马上就要开会了，军代表就拿上到党代会上去宣读。分小组讨论时大家还很满意。一位知情的同志苦笑着说：“我们讨论的是一位非党员写的报告。”军代表和厂长沙智秀毕竟对我不存在什么偏见，他们都鼓励我好好工作，努力争取重新入党。尤其是慢慢熟悉了新的工作后，原来觉得我只会做妇女工作，离开妇联可能什么也不会干。换了个单位，反而觉得只要肯学习，可以干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和工厂的干部、工人相处一段后，觉得大家对我都很热情，政治环境也比省妇联宽松了很多。虽然住得很远，早出晚归，工作很辛苦，但精神压力减轻了许多，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我喜欢这个工厂，喜欢这里的人们。

借调省机械工业局

|和机械局的领导及同事们在一起

在轴承厂工作了一年多，适逢搞临时工转正和工资调整，局里成立了临时办公室，点名借我到这个办公室工作。这时，我又开始钻研学习劳动工资政策。当时“左”的思潮仍占主导地位，工厂里有许多临时工虽然表现很好，有的还是生产骨干，但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厂不敢让他们转正，想听听局里的意见。当时对于具体转正人员的审查由劳资处的陈菊棠和我负责，我们都认为应该按毛主席讲的“有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及“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的政策精神执行。我是借调的干部，不便表态，遂由陈菊棠同志婉转地表示倾向性意见，这样，使得一些背着家庭或社会关系包袱而本人表现很好的临时工都转了正。这项工作结束后，经当时的局长单国栋同志提议，我被正式调到局里劳资处工作，分工让我搞劳动保护，我又不得不学习钻研起劳动保护政策来。搞了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到各厂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很大，分管政工的副局长王鸣和提议，又把我调到局宣传处工作，我这个非党干部又成了政工干部。宣传处工作一段时间，局里成立了工业学大庆办公室，我这个“万金油”干部又被调到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刘述汉同志，原来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他很会总结材料，常常带着我们到厂里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大庆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替局领导写讲话稿，主要是给杨世杰局长起草讲话和向一机部的汇报材料。我为了完成任务，必须了解全局情况，学习站在全局的立场，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材料。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位从临夏甘肃光学仪器厂调来的小伙子叫程正明，他为人热情诚恳，工作勤奋好学。写材料时常常是刘述汉同志提观点，口述，我补充意见，程正明落笔记录，出了草稿后再由刘述汉同志细细修改一遍。正明同志写得一笔好字，每修改一次，他都认认真真重新誊写清楚。我们三人配合默契，气氛和谐。当时也因材料要得很紧出不来活而十分苦恼，正明同志还因加班通宵而晕倒。我们开玩笑说，如果能发明一台材料搅拌机就好了，电钮一按，材料就搅拌出来了，我们就不必下如此的苦工夫了。这个玩笑不翼而飞，人们把我们这三人小组叫成“材料搅拌机”。后来，刘述汉同志在局办公室当主任，退休后不久去世。十年后我和程正明同志都先后担任过省政府秘书长，我们这“材料搅拌机”还真的搅拌大了。不可否认，在当时“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我们也写过不少错误的材料，总结过一些错误的经验，如“批林批孔”的经验等等。即使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搞揭批查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以“左”反“左”的流毒。局里竟然有人给杨世杰贴大字报，其中提到我不是党员，居然参加党的核心小组会等等。其实，我代局领导起草讲话稿，因“讲话”要局核心小组集体研究通过，我被叫去给大家念一遍，以便奉命修改。写材料的人始终是坐在“被告席”听取批评意见的，怎么会是参加核心小组会呢？更不要说参与决策了，稍有常识和良知的人都不会这样看问题，但当时某些心怀嫉妒“左”得出奇的人还是有的。

我在机械局最后参与的一次“杰作”是给杨世杰同志写检讨。杨世杰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但揭批查中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的兴中厂事件牵涉，被省委揭批查办公室揪住不放。实际上如果实事求是一点儿，所谓的兴中厂事件，还是沿用“左”的观点在批“左”，对杨世杰同志的“错误”也有无限上纲的问题。我们这一帮以刘述汉同志为首的秀才，一遍又一遍地给杨世杰同志写检讨，可总也过不了关。杨世杰同志当时实在可怜，他放下架子给我们敞开思想，请我们给他分析，给他上纲。我们开夜车写材料，他陪着，还亲自给我们买夜宵，自己又是擦桌子，又是摆筷子，招呼我们。我们搜肠刮肚，冥思苦索，上纲上线深挖杨世杰的灵魂，越写越离谱，越觉得不实事求是了，我干脆放下笔劝杨局长说，豁出去这个局长不当算了！杨局长诚恳地说：“绮玲，你不在这个位子上就不理解，你们写吧，只要能过关，你们怎么写都成！”就这样硬是违心地把检讨写出来。第二天省上在兰通厂礼堂召开公交口全体干部大会上总算是过关了。杨世杰同志后来调到湖南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因病去世。每当想起来，我都十分怀念他，尤其是当时顶着“左”的压力，在机械局支部大会上通过我重新入党时，他带头举手的那一幕，令人内心十分感动，铭记不忘。

1978年10月，我被调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此时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被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熄灭，被江青煽起的疯狂岁月已经结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劲吹，我也甩掉了多年背负的沉重的政治包袱，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岁月回眸”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总觉得意犹末尽，心里有话要说。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极“左”思潮和“左”倾错误持续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后果之严重，给我们民族和人民造成灾难之惨重，都是无法估量的。我们这些深受其害的人体会也更为深刻。但是，我们的后代，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却知之甚少，每当我们讲起这段经历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表情漠然。我常常想，“左”的错误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横行，是因为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基础。既然社会主义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前进的道路也会是曲折的、复杂的。今后如果有适当的土壤和气候，这些“左”的东西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呢？会不会打着“以革命的名义”，高举“更革命”的大旗，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呢？我们的后辈们对这种“左”的东西有免疫力吗？有警惕性吗？有辨别力吗？有与之斗争的能力吗？我的这种担心是不是有些“杞人忧天”呢？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列宁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邓小平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今年（2012年）两会期间，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说：“粉粹‘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每一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说得多好啊！看来，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在坚持正确的道路，不断改善党的领导，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上，还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