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生人参产地分布及变迁

中国野生人参产地的分布变迁

龚胜生　蔡俊青（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系）

人参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可“治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¹⁾。

中国是世界上应用人参最早的国家⁽²⁾。历史上，“上党人参”十分有名，但“上党人参”不能简称为“党参”，它们之间有着本质区别⁽³⁾。人参（Panax ginseng）属五加科，性喜阴，三桠五叶⁽⁴⁾，多生于椵树下⁽⁵⁾。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属桔梗科，性喜阳，可生长于山地草坡、河滩多石或向阳干旱处。

关于历史时期我国人参的分布变迁，王振堂等（1992）指出：过去两千多年来，在人口压力下，我国人参分布从黄河岸边逐渐向北萎缩⁽⁶⁾。王铁生（2001）论证：中国人参原出上党和辽东，唐代主产于太行山、燕山地区，宋代主产区向东部扩展，明代主产区明显北移，清代主产于长白山、锡赫特山区⁽⁷⁾。这是两份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另外，林仲凡（1985）⁽⁸⁾、逢焕成（1986）⁽⁹⁾、宋承吉（1986）⁽¹⁰⁾、安天增（1988）⁽¹¹⁾、张树臣（1992）⁽¹²⁾、胡世林（1995）⁽¹³⁾、李艾莲（2001）⁽¹⁴⁾、何永明（2001）⁽¹⁵⁾、王筠默（2002）⁽¹⁶⁾10、宋承吉（2006）⁽¹⁷⁾1等对我国历史时期的人参分布也有探讨，但较之王振堂的论文和王铁生的专著，并无更多新意，而且普遍存在占有史料不够充分、论述分布不够详细的不足。因此，本文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我国汉代到民国时期的人参分布进行阶段式探究，并通过GIS制图技术动态地揭示其变迁规律，希望能在弥补上述研究成果不足的同时，推动“历史药物地理学”的研究。

一、历史时期野生人参产地的分布

（一）汉唐五代时期的人参产地

秦汉时期，人参主要产于上党。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范子计然》云：“人参出上党。”⁽¹⁸⁾12西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则曰：“人参生（上党）山谷。”⁽¹⁹⁾13至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人2，药草，出上党。”

两晋时期，上党依然是人参的主产区。《傅子·正心篇》云：“御上党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²⁰⁾《晋书·石勒传》载：武乡（县名，隶上党郡）北原下石勒家园中生人参⁽²¹⁾。十六国时，辽东人参开始得到开发。前燕是十六国时期占据着辽河流域的割据势力，其国王慕容皝曾致信东晋官员顾和说：“今致人参十斤。”⁽²²⁾

南北朝时，上党、辽东同为人参主产地。刘宋时，《异苑》云：“人参生上党者佳”，言外之意除上党外另有人参产地。《吴氏本草》就说：“人参或生邯郸。”其实还不止此，南梁时，《名医别录》指出：“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²³⁾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注曰：“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²⁴⁾

隋唐五代，人参产地略与南北朝相当。隋朝开皇中，上党“见人参一本，枝叶峻茂”⁽²⁵⁾。唐代“土贡”制度完备，人参产地记载甚详。《唐六典》载：河东道仪、泽、潞等州贡人参⁽²⁶⁾。《通典》载：潞州贡人参二百小两，泽州贡人参三十两，仪州贡人参三十两，檀州贡人参五斤，安东都护府贡人参五斤⁽²⁷⁾。《元和郡县志》载：太原府（并州）开元贡人参，所辖盂县原仇山出人参；仪州开元贡人参三十两；潞州、泽州开元贡人参⁽²⁸⁾。《茶经》载：“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²⁹⁾10苏敬《新修本草》（659年成书）云：“今潞州、平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即辽州）、幽州、妫州并出（人参），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³⁰⁾《新唐书》载：太原府（并州）、辽州（仪州）、潞州、泽州、幽州、平州、檀州、营州、安东上都护府土贡人参⁽³¹⁾。《文献通考》载：唐代并州、潞州、泽州、辽州、营州、平州、檀州、幽州等州贡人参⁽³²⁾。综上文献，唐代人参产地有并州、潞州、泽州、辽州、营州、平州、檀州、幽州、妫州、易州等。

黑水靺鞨、契丹、渤海是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的民族，高丽、新罗、百济是向唐王朝进贡的方国，它们都属于“辽东”的范畴。天宝七载（748年），黑水鞨靺献人参⁽³³⁾。天福二年（937年），契丹使伊勒希巴来聘，致人参等物⁽³⁴⁾。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正月，渤海贡人参⁽³⁵⁾；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渤海来朝，贡人参⁽³⁶⁾。高丽国在经济上以人参为货⁽³⁷⁾，在外交上以人参为礼⁽³⁸⁾。新罗国与唐王朝关系密切，开元十年（722年）、十一年、二十二年，天宝三年（744年），都曾遣使献人参⁽³⁹⁾10。新罗人参在五代时还远输到前蜀⁽⁴⁰⁾1。

（二）宋辽金元时期的人参产地

北宋初年，土产人参的州府，河东道有并州、泽州、辽州、潞州，其中，潞州“上党县紫团山出人参”，并州“盂县原仇山出人参”⁽⁴¹⁾12；河北道有洺州、定州、瀛州、莫州、易州、幽州、蓟州、妫州、檀州，其中檀州“贡安东府人参”⁽⁴²⁾13。潞州上党县所出“紫团参”品质最佳⁽⁴³⁾14，为地道“上党人参”⁽⁴⁴⁾15。时医家所用人参，多来自高丽、百济，但“紫团参，亦用焉”⁽⁴⁵⁾。

北宋中叶，太原府（并州）、隆德府（潞州）、泽州土贡人参各十斤，辽州土贡人参十两⁽⁴⁶⁾。这是当时人参的主产区。虽然嘉祐《本草图经》（1061年成书）说“今河东诸州及泰山皆有之”⁽⁴⁷⁾，《证类本草》（1098年成书）也绘有潞州、威胜军、兖州、滁州的人参图⁽⁴⁸⁾，但其所载并非都是真人参。李时珍就指出：“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其滁州者乃沙参之苗叶；沁州（威胜军）、兖州者皆荠苨之苗叶；其所云江淮土人参者亦荠苨也，并失之详审。”⁽⁴⁹⁾

金国时，潞州人参仍为朝廷贡品⁽⁵⁰⁾。辽国时，契丹阿保机在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人参”⁽⁵¹⁾。

东北地区在两宋时期先后为辽（契丹）、金（女真）、渤海国属地。辽时，宁江州“榷场以人参为市”⁽⁵²⁾。黄龙府土产人参⁽⁵³⁾。在辽宋关系上，人参也是重要的馈赠物⁽⁵⁴⁾10。女真是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民族，其初兴地（肇州）⁽⁵⁵⁾1以及辽阳府土产人参⁽⁵⁶⁾12，因而与契丹以人参为市⁽⁵⁷⁾13，与北宋以人参为礼⁽⁵⁸⁾14。渤海国也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也产人参，《嘉祐本草》（1060年成书）云：“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⁵⁹⁾在与宋王朝的交往中，渤海人参也发挥着重要作用⁽⁶⁰⁾。

朝鲜半岛的高丽国与宋王朝关系密切。嘉定十七年（1224年），高丽国改革历法，以甲子纪年，与中国同，其宗庙、社稷、城邑、州闾、官称、冠服，都仿效中国⁽⁶¹⁾。高丽国首府平壤（镐州），辽代有“高丽惟生人参”的说法⁽⁶²⁾；宋代有“人参之干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的记载⁽⁶³⁾。与宋王朝交往时，人参为其最重要产品⁽⁶⁴⁾，曾有一次入贡人参五百斤的记录⁽⁶⁵⁾。其人参产地最著名者为新罗（乐浪府）和百济（金州）。辽代时，新罗每年都进贡契丹国数量不等的成形人参⁽⁶⁶⁾。宋代有关新罗地产人参的记载尤复不少⁽⁶⁷⁾，北宋初年就到了“人参见用多高丽、百济者”⁽⁶⁸⁾10的地步，至于中叶，河北榷场、福建闽中行销的都是新罗人参，只是品质“不及上党者佳”⁽⁶⁹⁾1。

与汉唐时期相比，宋元时期我国人参依然分布于太行山、燕山山区和东北地区，但自北宋中叶以来，燕山山区各州已经不再有人参之贡，即使是太行山区，南宋以后，上党人参也到了“世不复售”的地步⁽⁷⁰⁾12，相反，大量人参从朝鲜半岛流入国内市场。

（三）明朝时期的人参产地

在山西地区，人参主要产于潞安府、太原府、泽州、辽州等。潞安府“土产人参，府境俱出”，所产人参号称“潞州人参”，“紫团参”依然有名⁽⁷¹⁾13，但人参资源日渐稀少。明初，潞州人参已是“得之甚难”⁽⁷²⁾；明中期，李时珍（1518—1593）说，潞州人参“不可得”、“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⁷³⁾；到明末，卢之颐（1598—1664）说，“若上党则绝无矣”⁽⁷⁴⁾。此外，太原府“府境出”人参；泽州及高平、阳城二县出人参；辽州土产人参⁽⁷⁵⁾。

在东北地区，辽东都司出人参并有岁贡⁽⁷⁶⁾，每年“职贡人参三百斤”⁽⁷⁷⁾。主要产地为建州老营（清兴京，今新宾县），“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努尔哈赤占据建州后，贡参主要出自“凤凰山、叆阳等处”⁽⁷⁸⁾，位置在鸭绿江支流叆河谷地。明前中期，清河所产人参为医家常用⁽⁷⁹⁾。明朝末年，满族势力崛起于东北，建立大清国。清太祖丁亥年（1587年），与明通市，进行人参贸易⁽⁸⁰⁾；辛卯年（1591年）春正月，大清收服长白山鸭绿江路，所产人参通过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口与明国互市⁽⁸¹⁾10。以致医家多用辽东人参，李时珍就说“今所用者皆为辽参”⁽⁸²⁾1。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皇太极在给崇祯帝的信中说：“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⁸³⁾12，足见辽东人参资源开发之多。朝鲜国与辽东毗邻，“土产人参”，在与明国的交往中，人参是最常见的馈赠品⁽⁸⁴⁾13。

值得指出的是，明代云南也有土产人参的记载：“人参出姚州及大理山”⁽⁸⁵⁾，姚安府“州县皆出”人参⁽⁸⁶⁾。但是，它们都不是真人参，而是所谓的“土人参”⁽⁸⁷⁾。《滇南本草》载：土人参“生山谷之有穴情者，惟滇所产易肥大明润，但初春生苗多在阴处，一丛五叶，出自南方，其性多燥，叶最细小，夜有白光笼罩者是也”。《滇系》载：“人参出姚州及大理山中，性视辽产，燥烈不可服，土人亦不知制也，其小而修者曰竹节参，性弥缓，又有孩儿、佛掌、珠子等名，佛掌差良。”⁽⁸⁸⁾另外，据说福建福清县东南大海中有海坛山，山上“有碧沙洋、百花砦、钟门三镇，皆市井殷繁，而碧沙洋产人参，钟门多科第，尤为海外名区焉”⁽⁸⁹⁾。这里说“碧沙洋产人参”，又说“市井殷繁”，其人参很可能并非当地土产，而是从朝鲜海舶来的，碧沙洋应该只是人参的集散地。这是因为，早在宋代，新罗人参就通过海路从浙江明州进入中国市场，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虽有海禁，但海上贸易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李时珍就说：“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⁹⁰⁾正因为如此，朝鲜土产人参，在明代成了家喻户晓的知识⁽⁹¹⁾。

与宋元时期相比，明代最显著的变化是，燕山地区不再是人参重要产区，太行山区的人参资源也濒临灭绝，而东北地区的人参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

（四）清朝时期的人参产地

清代，人参主要产于东北地区的盛京、辽阳、吉林、宁古塔、乌拉诸山⁽⁹²⁾，即古“辽东”的地域。清初康熙年间，“辽东采参者”形成了特有的习俗⁽⁹³⁾。

盛京（治今沈阳市）即奉天府。盛京地区土产人参⁽⁹⁴⁾，每年都有一定数量人参进贡给内务府⁽⁹⁵⁾。盛京三宝，人参为首⁽⁹⁶⁾，乾隆帝为之撰赋：“厥惟人参，三桠五叶，气禀地灵。”⁽⁹⁷⁾盛京为清发迹之地，禁止偷采人参⁽⁹⁸⁾。清朝初年，朝廷分封八旗将军采参山场⁽⁹⁹⁾，位置集中在以兴京为中心的抚顺、通化、本溪、宽甸之间的浑江和苏子河流域⁽¹⁰⁰⁾。安东县在光绪二年设县时，生态环境良好，“古木参天，森林茂密”，也有人参出产⁽¹⁰¹⁾。辽阳曾经也是人参主产地，咸丰年间在辽阳为官的王雪庵还盛赞其人参的品质⁽¹⁰²⁾，但到光绪末年，辽阳人参已到了“品不佳，山内间有之”的地步了⁽¹⁰³⁾10。朝鲜国与盛京毗邻，仍然盛产人参⁽¹⁰⁴⁾1。

吉林（治今吉林市）即吉林副都统。多个文献记载，吉林乌拉诸山林产人参⁽¹⁰⁵⁾12。“乌拉”在满语里即“江”的意思，“吉林乌拉诸山林”盖指吉林副都统辖区内的河流，也就是现在的松花江上游。清初规定，王公可以派壮丁到乌喇地方采挖人参⁽¹⁰⁶⁾13。由于过度开发，乌喇地区的人参资源消耗也快，康熙时人杨宾就说：“甲子（1684年）、乙丑（1685年）已后，乌喇、宁古塔一带采取已尽，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东行数千里，入黑金阿机界中或乌苏江外不可得矣。”⁽¹⁰⁷⁾14这里的“乌喇”盖特指乌喇城（今吉林市）一带。捕牲乌喇又称打牲乌喇，在今吉林市北的舒兰县一带，直到乾隆年间还盛产人参。清廷规定，捕牲乌喇等处进贡人参入京时，沿途要给予粮食车马支持⁽¹⁰⁸⁾。雍正七年，捕牲乌喇差送人参入京⁽¹⁰⁹⁾，乾隆十三年，因为捕牲乌喇采参事繁，总管一人不能办理，令吉林将军兼办，十四年定额捕牲乌喇每年交人参三千两⁽¹¹⁰⁾。纳穆窝集毗邻乌拉，也产人参及各种药料⁽¹¹¹⁾。长白山的人参在清太祖时期就已得到开发，康熙帝曾赐勇略将军赵良栋长白山上等人参⁽¹¹²⁾。

宁古塔（治今牡丹江市）即宁古塔宁副都统。宁古塔诸山产人参⁽¹¹³⁾，人参品质虽不及辽阳所产⁽¹¹⁴⁾，但也是朝廷贡品⁽¹¹⁵⁾。同乌拉城（今吉林市）一样，宁古塔城（今牡丹江市）一带的人参资源在康熙乙丑（1685年）以后也“采取已尽”了⁽¹¹⁶⁾。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宁古塔、吉林等地参山，“二百年来附近山场刨采日多，必须远离参山，方能采获佳品”了⁽¹¹⁷⁾10。

齐齐哈尔（治今齐齐哈尔市）即齐齐哈尔副都统。齐齐哈尔东北部山中产人参⁽¹¹⁸⁾1，东部呼兰府木兰县之青山、玉皇阁山产人参⁽¹¹⁹⁾12。

前已述及，自明以来，医家所用多“辽参”，清代尤其如此。辽东所产“黄参”，品质高于潞州的“紫团参”、高丽国的“鞑参”、百济国的“白调参”⁽¹²⁰⁾13。康熙年间，王士禛就说：“今人参产辽东、东北者最贵重，有私贩入山海关者，罪至大辟。高丽次之，每陪臣至，得于馆中贸易。至上党紫团参，竟无过而问焉者。古今地气之不同耶？抑物性有变易耶？”⁽¹²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撰诗盛赞辽参，曰：“岁产既饶，世人往往珍为上药”，又曰：“昔陶宏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者神效，上党之参直同凡卉矣。”⁽¹²²⁾《皇朝通志》亦曰：人参“产辽阳深山中，为医经上品……吉林、宁古塔等地所产，其品已为稍逊，至所称上党参，直同凡卉矣”⁽¹²³⁾。咸丰年间，王雪庵在辽阳为官，也撰诗比较了上党人参和辽东人参品质的高低：“上党古所贵，并论觉纤杪。元参既体虚，丹参识力少。苦参性味偏，沙参肤泽槁。岂若辽东产，一花飞五马。高山群参中，单行都压倒”⁽¹²⁴⁾。这都说明，在清代，“辽参”成了人参中之极品。

东北之外，燕山地区的热河一带似乎也有人参出产。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十大寿，吏部尚书宋荦去祝寿，康熙帝赐给他“上等土木人参一斤，高丽人参一斤”⁽¹²⁵⁾。“土木人参”或产自热河附近的“土木堡”（在怀来县）。据称，热河人参枝叶与辽东人参同，也是三桠五叶，但品质“视盛京迤东所产为逊”⁽¹²⁶⁾。

（五）民国时期的人参产地

民国时期，我国人参产地已经萎缩到了东北一隅，而且就是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不少地方的人参资源因过度开发而枯竭，人工种植也因之逐渐兴盛起来。当时，营口是全东北最大的人参集散地。民国《营口县志》称：“人参产于辽宁省东山桓仁、抚松等处，以吉林长白山麓为佳，海参崴所产次之。每年冬季皆聚于营口为贩运出口之集中地，参客咸聚于此，行市之高下悉听命焉。故营口虽非出产地，而实为采参之一大市也。”⁽¹²⁷⁾

黑龙江药属“以人参为特产”⁽¹²⁸⁾，但主要产于松花江流域。瑷珲县（今黑河市）库玛而河一带山中产人参⁽¹²⁹⁾。在松花江上游，绥化县“设治之前，人迹罕到，有人参”，但到民国十年（1921年）的时候，“地皆垦熟，无地可以采参矣”⁽¹³⁰⁾。呼兰县在乾隆间每年发放蒙古而山参票五百三十九张，交人参二百六十九两五钱，但“嗣后蒙古而山一带次第开垦，参票遂停放，而参亦无复有矣”⁽¹³¹⁾。在松花江下游，方正县⁽¹³²⁾、依兰县⁽¹³³⁾土产人参，汤原县西面各山产人参，但每年所获不过七八苗，所得甚少⁽¹³⁴⁾。牡丹江流域的宁安县（即宁古塔）据民国十三年（1924年）调查，年产人参三百余两⁽¹³⁵⁾。

吉林各山多产人参，东部边缘的长白山区，山深林密，野生人参资源还比较丰富，民国初年，“采参”仍然是当地人的一种重要营生⁽¹³⁶⁾。据营口税关统计，民国初年，吉林省年均出口人参二十五万余斤，价值三十四五万余金⁽¹³⁷⁾。珲春县⁽¹³⁸⁾10、抚松⁽¹³⁹⁾11是人参重要产区。安图县“境内参户种植秧参，运售营口为土产大宗”⁽¹⁴⁰⁾12。柳河县人参为其“本境之常产”药材⁽¹⁴¹⁾13。辉南县东南各山产人参，年收数百两⁽¹⁴²⁾14，“四方商贾远来收买，获利倍蓰”⁽¹⁴³⁾15。海龙县毗邻辉南县，也产山人参，但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本境产之极少”⁽¹⁴⁴⁾。通化县在封禁时代山中盛产人参，但自设县后，山林砍伐，人烟稠密，野生人参资源少了，多人工种植，移植的称“棒槌”，种植的称“子参”⁽¹⁴⁵⁾。临江县（今属浑江市）的情形与通化县相仿，天然的称“老山参”，移植的称“扒山参”，种植的称“园子参”⁽¹⁴⁶⁾。辑安县（今集安县）位于长白山南缘，曾经盛产人参，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已难得矣”⁽¹⁴⁷⁾。

辽宁省人参主要产于辽河以东地区，人参为辽东药材之首⁽¹⁴⁸⁾。桓仁县为重要人参产地，野生人参，初夏得者曰“芽参”，花时得者曰“6子”，霜后得者曰“黄参”，而“老山参”最贵重，论大小有二甲子、登台子，四披叶、六披叶等类之别，论形状有牛尾、跨海之称；同时也有人工种植的园参⁽¹⁴⁹⁾。兴京县（今新宾县）的情形与桓仁县相似⁽¹⁵⁰⁾。开原县（今开原市）的人参枯竭较早，1918年时就只有“东南路柴河沟靡里红山产之”了⁽¹⁵¹⁾。辽阳县（今辽阳市）曾是重要人参产地，但到1928年时，也是“今渐少”了⁽¹⁵²⁾。凤城县旧日山中产人参，到1921年时，已经很稀见了⁽¹⁵³⁾10。安东县（今丹东市）1931年时野生人参罕见，“惟顶旗山中有之”⁽¹⁵⁴⁾1。岫岩县1935年时“人参，野生大山间，罕见”⁽¹⁵⁵⁾12。庄河县步云山中曾有人参出产，但到1921年时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¹⁵⁶⁾13。可见，到20世纪20—30年代，辽宁地区的野生人参资源已经濒临灭绝了。

图1　中国历史时期野生人参分布变迁图

二、野生人参产地不断萎缩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我国野生人参资源分布在北纬35°以北、东经112°以东的象限区域内，但两千多年来，其地理分布有很大变迁。如图1所示，汉唐时期，太行山、燕山和辽东人参产区连成一片；宋元时期，辽西走廊人参资源灭绝，太行山区、燕山山区和东北地区为人参主产区；明朝时候，燕山地区不再产人参，人参主要产于太行山区和东北地区；清代以后，太行山区也不产人参了，东北地区成了人参的孑遗区；民国以后，东北地区的人参分布迅速萎缩，长白山区成了野生人参最后的宿地。两千多年来，我国人参产地如此变迁，与人参的生长特性、人类的过度开发以及对人参生境的破坏都有密切的关系。

（一）人参资源的再生能力弱

自然条件下，人参生长十分缓慢。据研究，在人参生长的前50年，年均增重只有0.5—0.79克；在50—125年间，人参生长相对迅速一些，但年均增重也只有1—2克⁽¹⁵⁷⁾。这样，一株1两重（50克）的人参，即使以年均增重1克计，也要50年才能长成。野生人参之所以难得，原因就在于此。宋代以来，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人参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开采人参资源的量逐渐超过人参资源更新的量，以致人参资源分布的范围不断萎缩。到了清代，人参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现象更加突出。清代王公贵族都有人参和采参人的配额，每个职业采参人每年至少上交人参半斤，即使以一斤十两计（有的一斤为十六两），半斤人参也需生长250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代一个采参人一年的工作，就是毁掉一株人参250年的成长。因此，人参资源虽然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但它又是可耗竭的，采挖野生人参资源，基本上就是对野生人参资源的灭绝性破坏。

（二）人类对野生人参的过度开发

人参“大补元气”⁽¹⁵⁸⁾，历来为医家所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记载113个药方，其中21个用到人参；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5 300多个药方，其中359个用到人参。人参还是“养生”佳品，药膳所需，数额更加巨大。还有，自唐代以来，人参作为朝廷贡品和外交赠品，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人参的需求。在唐朝与北宋时期，外交馈赠人参不过数斤，州府进贡人参不过十数斤，但南宋后，在国际交往中，馈赠人数的数额不断攀升，如南宋时，高丽国一次馈赠人参五百斤，明朝末，大清每年馈赠人参一千斤；至于地方进贡，清乾隆年间，仅捕牲乌喇一年就要进贡三千两⁽¹⁵⁹⁾。顺治、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多次颁令禁止私采、私贩人参⁽¹⁶⁰⁾，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遏制人参资源的过度开发，而是为了垄断人参资源的开采，因此，这些禁令不仅起不到保护人参资源的作用，相反还加剧了人参资源的消耗。兹以康熙朝为例，共有王公贵族381名，每年应配给

表1　圣祖系王公贵族每年配给采参人和人参量

资料来源：各爵位配给刨参人数和人参量据王士禛《居易录》卷三十；各爵位人数据《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四《皇子世表四·圣祖系》统计。

采参人748名，采挖人参7 582.5斤（详表1）。假使清朝各帝都这样，则清皇室268年间要消耗100万公斤人参，自然条件下生长出这样重量的人参，如果是一株人参需累计生长10亿年，一百万株人参同时生长也需累计生长1 000年。

（三）土地垦殖对人参生境的破坏

人参是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的孑遗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它喜阴凉，不耐碱，多生长于昼夜温差较小的海拔500—1 100米的山地缓坡针阔混交林或杂木林中，生长期最适温度为15—20℃，土壤腐殖质含量7%—16%，全容水量50%—80%，pH值6—6.5。这样的生境也是农业耕作的好环境，因此，土地垦殖是人类破坏人参生境的主要经济活动。如前所述，中国野生人参资源消失的空间时序，先是辽西走廊，后是燕山山区，再是太行山区，再后是东北地区，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农业开发先后。明朝末年，卢之颐在《本草乘雅半偈》中说：“药产古今不同，姑以人参言之。相传皆称上党，往时皆用辽之清河，若上党则绝无矣，间有朝鲜者颇不适用，今则大率皆鲜产矣。古人用药取之中原而有余，今多采之遐方远裔，其近产者绝不足用。”医家所用人参之产地，由上党而辽东，由辽东而朝鲜，由中原有余到取之遐方远裔，显然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参生境较早遭到破坏的缘故。太行山区是密迩中原的人参产区，这里的人参资源开发利用最早，其人参资源的灭绝却要晚于辽西走廊和燕山地区，其原因就在于在明代中叶以前，这里的森林环境还保持得相对完好。明代《清凉山志》云：“自古相传，五峰内外，七百余里，茂林森耸，飞鸟不度。国初尚然，尔后诸州傍山之民，率以伐木自活，日往月来，渐砍渐尽。山木既穷，又入谷中，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山，寒岩隐者，皆为驱逐，夺其居，食其食，莫敢与之争。”⁽¹⁶¹⁾清凉山即五台山，系太行山余脉，可以看出明代太行山区森林破坏主要是土地垦殖。明代章潢《图书编》记载了太行山“紫团参”产地生境变化的原因：“（紫团山）由东峰入，屏山遮地，即为参园，已垦为田久矣”⁽¹⁶²⁾，明确指出，“参园”变“田园”，是其人参资源灭绝的原因。东北地区人参生境的变迁，与太行山区相仿，其人参资源自唐以来即有开采，但清朝以前，人迹罕至，人参的开采量始终维持在其再生能力内。清入关后，东北地区因为是“龙兴之地”，长期禁止关内汉民入关垦殖，所以终清之世，东北地区的人参资源依然比较丰富。但是，民国以后，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北，他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人参生境迅速遭到破坏，人参资源也因之逐渐枯竭。前已述及，通化县、绥化县、呼兰县因为土地垦殖，野生人参资源在民国年间已经濒临灭绝。据研究，在1880—1930年的50年间，东北地区有丹东、凤城、岫岩、海城、辽阳、铁岭、开原、伊通、三姓（今依兰）、七台河、鸡西等县人参绝迹⁽¹⁶³⁾。现今，野生人参仅局限于北纬40°—48°，东经118°—134°的长白山区，包括抚松、靖宇、敦化、集安、长白、临江等地。1992年，人参已被列为国家珍稀濒危植物⁽¹⁶⁴⁾。

三、结论

纵上所论，我们得到以下四点认识：

1.中国野生人参产地有不断萎缩的趋势。明代以前的时期，人参主要产于太行山区、燕山山区和东北地区。明朝时期，人参主要产于太行山区和东北地区。至于清代，人参主要产于东北地区。民国时期，长白山区成为唯一人参产区。

2.中国野生人参品性随人参主产区变化而变化。明中叶以前，太行山区所产“上党人参”品质最佳，为医家推崇，“紫团参”最为有名；明中叶以后，东北地区所产“辽参”品质最佳，号为“医珍上品”。人参品质变迁与人参生境变迁有关。

3.中国野生人参产地的萎缩，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人参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再生能力弱；二是对人参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人参资源的过度开发；三是土地垦殖破坏了人参赖以生存的森林生态环境。人参主产区消失的先后反映了区域农业开发的先后。

4.人参作为奢侈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南梁以来，人参就成了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各民族与中原王朝交往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的作用。

【注释】

(1)（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

(2)张树臣：《中国人参》，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页。

(3)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载：“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潞州）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乾隆《御制诗集五集》卷五十六载：“如上党所产，不啻凡卉，今率不用，其不能得辽参者或以党参代之，而不成功用也”。显然，这两种文献都把“党参”混同于“上党人参”了。

(4)《皇朝通志》卷一百二十五《天藻题咏》云：“人参，三桠五叶，间成人形”。《玩斋集》卷四《送贾有恒赴潞城县令》云：“上党人参五叶齐”。《御制诗集四集》卷五十四云：“人参，奥壤灵区产草神，三桠五叶迈常伦”。

(5)据《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记载：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南朝陶弘景解释说：“椵树叶相似甚大，阴广则多生”。北宋苏颂描述曰：“春生苗，多于深山背阴，近椵、漆下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未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杵”。《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三百七十七《和袭美谢友人惠人参》诗云：“五叶初成椵树阴”。

(6)王振堂、刘静玲、汝少国：《人参种群2000年间向北消退的历史及其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2年9月第3期。

(7)王铁生：《中国人参》，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8)林仲凡：《有关人参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9)逢焕成：《人参》，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第4页。

(10)宋承吉：《论中国古代人参的主产区》，《中国农史》1986年第3期。

(11)安天增：《中国吉林人参源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2)张树臣：《中国人参》，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页。

(13)胡世林、胡咏川：《古代人参名实续考》，《中国医药学报》1995年第5期。

(14)李艾莲：《人参》，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5)何永明：《人参本草史考源》，《中成药》2001年5月第5期。

(16)〇10王筠默：《人参史的研究》，《中成药》2002年3月第3期。

(17)〇宋承吉：《中国人参方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前言。

(18)〇《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药部八·人参》。

(19)〇《神农本草经》卷一《草上品·人参》。

(20)《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药部八·人参》。

(21)《晋书》卷一百四十《石勒上》。

(22)《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药部八·人参》。

(23)以上均引自《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药部八·人参》。

(24)（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人参》引陶隐居云。

(25)《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

(26)《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27)《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28)《元和郡县志》卷十六《河南道三》，卷十七《河东道四》，卷十九《河东道六》。

(29)〇10（唐）陆羽：《茶经》卷上《茶之源》。

(30)（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人参》。

(31)《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按：安东上都护府沿革：总章元年平高丽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上元三年徙辽东郡故城，仪凤二年又徙新城，开元二年徙于平州，天宝二年又徙于辽西故郡城，至德后废。

(32)（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十六《舆地考·古冀州》。

(33)《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九《物产·人参》。

(34)《旧五代史》卷七十六《高祖纪二》。

(35)《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六《部族·渤海》。

(36)（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渤海》。

(37)（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六《东南夷》。

(38)（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高丽》。

(39)〇《唐会要》卷九十五《新罗》。《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九《物产·人参》。《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四《部族·新罗》。

(40)〇1《十国春秋》卷三十六《前蜀·高祖本纪下》。（宋）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

(41)〇12《太平寰宇记》卷四十至卷五十《河东道一至十一》。

(42)〇1《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至卷七十一《河北道七至二十》。

(43)〇《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五《河东道六》。（宋）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十《紫团参寄王定国》。（宋）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三十四《紫团参寄王定国》。（宋）罗愿：《尔雅翼》卷七《释草·参》。

(44)〇15（元）贡师泰：《玩斋集》卷四《送贾有恒赴潞城县令》。（元）汪泽民，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卷九《送贾有恒赴潞城县令》。

(45)（宋）刘翰、马志等：《开宝本草》（973年成书），引自：（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之上·人参》。

(46)《元丰九域志》卷四《河东路》。《宋史》卷八十六《地理二·河东路》。《钦定续通典》卷八《食货·赋税上》。（宋）赵与3：《宾退录》卷十。

(47)（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人参》引。

(48)（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人参》。

(4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上《草之一·人参》。

(50)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十七《物产·人参》。

(51)（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四十四《突厥下》。

(52)《契丹国志》卷二十六《诸蕃国·女真国》。

(53)《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州县载记》。

(54)〇（清）厉鹗等：《辽史拾遗》卷二《太宗本纪上》。

(55)〇1《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www.xing528.com)

(56)〇《金史》卷二十四《地理上·东京路》。

(57)〇13（清）厉鹗等：《辽史拾遗》卷十一《天祚皇帝本纪》。《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市籴考·市舶互市》。

(58)〇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政和八年）。

(59)（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人参》。

(60)《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一《纪年》。

(61)（宋）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高丽国》。

(62)（清）厉鹗等：《辽史拾遗》卷二十二《国外纪第四十五》。

(63)（宋）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三《杂俗·澣濯》。

(64)（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6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三，绍兴二年四月癸巳。

(66)《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卷二十一《新罗国进贡礼物》。

(6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政宣上帙》（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

(68)〇（宋）刘翰、马志等：《开宝本草》（973年成书），引自：（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草部上品·人参》。

(69)〇（宋）苏颂：《本草图经》卷四《草部上品之上·人参》（1061年成书）。

(70)〇（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一《序例上》。

(71)〇13（明）李贤：《（天顺）明一统志》卷二十一《潞安府》。（明）章潢：《图书编》卷八十九《各畿省府县土产》。

(72)《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明太祖皇帝》。《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二（洪武六年冬十一月）。

(7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上《草之一·人参》。

(74)（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凡例》曰：“药产古今不同，姑以人参言之，相传皆称上党。往时皆用辽之清河，若上党则绝无矣，间有朝鲜者颇不适用。今则大率皆鲜产矣。古人用药取之中原而有余，今多采之遐方远裔，其近产者绝不足用”。

(75)（明）李贤：《（天顺）明一统志》卷十九《太原府》，卷二十一《潞安府》。（明）章潢：《图书编》卷八十九《各畿省府县土产》。

(76)（明）李贤：《（天顺）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辽东都指挥使司》。（明）章潢：《图书编》卷八十九《各畿省府县土产》；（明）梁潜：《泊庵集》卷七《送皮千户还辽东序》。

(77)《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成化十四年五月甲申。

(78)（明）管葛山人：《山中闻见录》卷一《建州》，康熙年间玉简斋丛书。

(79)（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凡例》。

(80)《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征榷考·征商关市》。

(81)〇10《皇清开国方略》卷二《太祖高皇帝》。

(82)〇（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上《草之一·人参》。

(83)〇《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三十八，崇祯十五年夏四月。

(84)〇13（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五《朝鲜考》。（明）李贤：《（天顺）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外夷·朝鲜国》。（明）林尧俞：《礼部志稿》卷三十五《主客司职掌朝贡·朝鲜国》，卷一《保夷之训》。（明）徐一夔：《明集礼》卷三十一《蕃使朝贡》。《明会典》卷九十七《朝贡二·朝鲜国》。

(85)（明）谢肇淛：《滇略》卷三《产略》。

(86)（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三十三《咸宾录》。（明）李贤：《（天顺）明一统志》卷八十七《姚安军民府》。

(87)霍士廉、由云龙：《姚安县志》卷四十四《物产之二·植物·药属》，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

(88)张培爵、周宗麟：《大理县志稿》卷五《食货部二·物产》，民国六年（1917年）铅印本。

(89)（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五。

(90)（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上《草之一·人参》。

(91)（明）杨慎：《升庵集》卷一《药市赋》。（明）黄宗羲：《明文海》卷三十一《药市赋》。（明）贺钦：《医闾集》卷五。（明）董越：《朝鲜赋》。

(92)《御制诗集五集》卷五十六《古今体五十一首》。

(93)（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四《采人参》云：“今辽东采参者识其苗不语，急以纬帘（凉帽名）覆其上，然后集人发掘，则得参甚多，否则苗4不见，发之无所得”。

(94)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十二《奉天府》。《钦定盛京通志》卷一百七《物产二·药类》。

(95)《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七《内务府》。

(96)《御制诗集五集》卷六十九《古今体三十首》。

(97)《御制文集初集》卷二十三《五六天地之中合赋》。

(9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十七《兵部·职方清吏司·八旗》。

(99)长顺、讷钦修，李桂林、顾云纂：《吉林通志》（光绪）卷三十五《食货志八·土贡》［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十一《土田志四》。（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100)王振堂、刘静玲、汝少国：《人参种群2000年间向北消退的历史及其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2年9月第3期。

(101)关定保、于云峰：《安东县志》卷一《疆域志·山川》，民国二十年（1931年）铅印本。

(102)杨同桂：《沈故》卷三，辽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393页。

(103)〇（清）洪汝冲、白永贞：《辽阳乡土志》（不分卷）《物产·药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铅印本。

(104)〇《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三十一《边塞部二·高句丽一》。

(105)〇1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十七《吉林三·土产》。《钦定盛京通志》卷一百七《物产二·药类》。《御制诗集五集》卷五十六《古今体五十一首》。

(106)〇《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二十九《工部·虞衡清吏司·采捕》，卷一百三十九《盛京户部·官庄》。

(107)〇（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10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四《光禄寺·祭祀执事恭遇》。

(10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七《礼部·精膳清吏司·饩廪》。

(110)《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六十四《内务府·都虞司》。

(111)《大清一统志》（乾隆）卷四十五《吉林·纳穆窝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六《窝集》。

(112)《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二十五《勅谕》。

(113)《御制诗集五集》卷五十六《古今体五十一首》。

(114)《皇朝通志》卷一百二十五《昆虫草木略·天藻题咏》。

(11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九《盛京户部·官庄》。《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七《内务府》。

(116)（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117)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三十三。

(118)〇1万福麟、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十四《物产志·植物》引《黑龙江外纪》，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932—1933年）铅印本。

(119)〇12黄维翰：《呼兰府志》卷十一《物产略·植物》，民国四年（1915年）铅印本。

(120)〇（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二十六《饮食六·诸食馔》引。

(121)（清）王士禛：《居易录》卷四。

(122)《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五《盛京土风杂咏十二首·人参》。《御制诗集四集》卷五十四《古今体六十六首·人参》。《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九《国俗·物产·人参》。

(123)《皇朝通志》卷一百二十五《昆虫草木略·天藻题咏》。

(124)杨同桂：《沈故》卷三，辽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393页。

(125)（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十八《祝圣恭记》。

(126)《钦定热河志》卷九十四《物产三·药之属·人参》。

(127)杨晋源、王庆云：《营口县志·物产篇·植物》，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印本。

(128)金梁：《黑龙江通志纲要·物产志纲要》，民国十四年（1925年）铅印本。

(129)万福麟、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十四《物产志·植物·药属·人参》引《瑷珲县志》，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932—1933年）铅印本。

(130)常荫廷、胡镜海、张海清：《绥化县志》卷八《实业志·动植物杂品汇志》，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

(131)廖飞鹏、柯寅：《呼兰县志》卷六《物产志·植物》，民国十九年（1930年）铅印本。

(132)杨步墀：《吉林方正县志·风物门·土产》，民国八年（1919年）铅印本。

(133)杨步墀：《吉林依兰县志·物产门·药材》，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本。

(134)伊双庆：《汤原县志略·舆地志·物产·植物·药属》，民国间（1912—1949年）抄本。

(135)刘爽：《满洲地理参考吉林新志》上编第五章第三节“植物（八）药用植物”，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136)魏声龢：《鸡林旧闻录·七》，民国二年（1913年）铅印本。

(137)郭熙楞：《吉林汇征》第七章《地产》，民国六年（1917年）铅印本。

(138)〇10朱约之、崔龙藩、何廉惠：《珲春县志》卷二十《物产·植物·药草》，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写本。

(139)〇1杨晋源、王庆云：《营口县志·物产篇·植物》，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印本。

(140)〇1翟文选、臧式毅、王树5：《奉天通志》卷一百十《物产志二·植物下·药属》，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141)〇13（清）张翼廷、张士达：《柳河县乡土志》（不分卷）之《物产》，光绪手抄本。（清）邹铭勋、奎斌：《柳河乡土志》（不分卷）之《物产》，1960年油印本。

(142)〇14王瑞之：《辉南风土调查录》第十二章《物产·植物六·药物类》，民国八年（1919年）油印本。

(143)〇15白纯义、于凤桐：《辉南县志》卷一《物产·药材》，民国十六年（1927年）铅印本。

(144)王永恩、王春鹏：《海龙县志》卷十五《植物·药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

(145)李春雨、邵芳玲：《通化县志》卷一《物产志·植物·附药材》，民国十六年（1927年）铅印本；翟文选、臧式毅、王树5：《奉天通志》卷一百十《物产志二·植物下·药属》引《通化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146)刘维清、罗宝书、邱在官：《临江县志》卷三《物产志·植物·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

(147)刘天成、张拱垣：《辑安县志》卷四《物产·植物》，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印本。

(148)毕恭、任洛：《辽东志》卷一《地理志·物产·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149)侯锡爵、罗明述：《桓仁县志》卷八《物产志·植物·药类》，民国十九年（1930年）石印本。

(150)张耀东、李属春：《兴京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植物·药材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151)章启槐、赵家干、王毓琪：《开原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药品类》，民国七年（1918年）铅印本。

(152)裴焕星、白永贞：《辽阳县志》卷二十八《物产志·药属》，民国十七年（1928年）铅印本。

(153)〇沈国冕、蒋龄益：《凤城县志》卷十四《物产·药类》，民国十年（1921年）石印本。

(154)〇1关定保、于云峰：《安东县志》卷二《物产·植物入药者》，民国二十年（1931年）铅印本。

(155)〇1刘景文、郝玉璞：《岫岩县志》卷一《物产·药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

(156)〇1廖鹏、李绍阳、宋抡元：《庄河县志》卷十一《物产·药材》，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本。王纯古、王佐才、李其实、杨维嶓：《庄河县志》卷九《物产·药材》，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157)李学军、张益武：《野生人参的生长环境及形态特征》，《人参研究》2006年第2期。

(158)张耀东、李属春：《兴京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植物·药材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15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六十四《内务府·都虞司》。

(160)《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二十九《工部·虞衡清吏司·采捕定额》载：“顺治十五年议准：旗下人偷采人参者，枷一月鞭一百，牲畜及所得之参一并入官。康熙五年题准：偷采人参之铺头拟绞监候出财，招集多人偷采者照为首例处死，牲畜等物一并入官。乾隆十六年议准：顺天等八府人民出山海关禁约处，所偷采人参者照奉天例交户部入官”。

(161)（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六《名公外护·明高胡二公禁砍伐传》。

(162)（明）章潢：《图书编》卷六十二《西岳总叙·紫团山》。

(163)王振堂、刘静玲、汝少国：《人参种群2000年间向北消退的历史及其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2年9月第3期。

(164)李学军、张益武：《野生人参的生长环境及形态特征》，《人参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