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边防与防御体系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边防与防御体系研究

刘　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一、中国北部的地理环境与秦汉长城防御体系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对中原王朝安全构成威胁的外患主要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有匈奴，北朝有柔然，隋唐时期有突厥，唐后期有回纥。抵御和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维护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安全，对历朝历代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自秦汉至隋，封建王朝都采取修长城的办法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关于长城，历史和考古学家都已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本文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各朝的形势不同，防御重点也不同。历代主持边防的大臣将帅，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审时度势，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环境，建立起牢固的防线和纵深防御体系，体现出灵活的边防战略指导思想。秦、西汉、隋唐皆都长安，因此黄河河套地区就成为北部边防的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河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今内蒙古境内的狼山、阴山和大青山是一条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分界线。北面广阔的蒙古高原，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区。三条山脉以南，黄河缓缓流过，分出众多支流，形成了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的前套平原和巴彦淖尔盟境内的黄河、乌加河后套平原，统称河套地区。这里气候适宜，水草丰美，历史上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他们在冬季气候寒冷、不适宜生存时，必然举族南下，寻找适合的牧场和栖息地。在南下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深入汉族农业区进行掠夺。这种周期性的迁徙造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冲突和战争的根源。

历史上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的路线有其规律可循。首先要有适合的山口和通道穿越狼山、阴山和大青山，过山之后要有适合的草原、湖泊供放牧生息之用。中原王朝要阻止游牧民族南下，这些通道和牧场就成为军事上的防御重点。将这些重点地区连成一线，就构成了北方的边防体系。根据史书记载，这些重点地区主要有：

1.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和林格尔地区。由四子王旗、武川南下越过大青山，历史上称为“白道”。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曰：“芒干水（今大黑河）又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而泽，谓之白道城。白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由白道岭进入今和林格尔、托克托平原，即汉云中、定襄郡故地。《新唐书·突厥传》说：“定襄故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突厥争利之。”考古学家考察位于今呼和浩特东南的美岱定襄故城与和林格尔以北的云中故城遗址，说那里“是一片广阔草原，它在古代不仅是阴山以南的重要孔道，也是发展农牧业的好场所”。⁽¹⁾

2.由今白云鄂博南下，越过阴山至固阳、包头，过河至达拉特旗境内。这条路线据唐朝贾耽《四夷道路》的记载，是唐朝与回纥的往来干道：“中受降城（今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纥使所经。”呼延谷在今包头市西北，《汉书·地理志》称为石门障。《水经注·河水》曰：“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

3.今乌拉特中旗地区。狼山、阴山在这里分离，成为漠北至河套的通衢大道。由乌拉特中旗南下过乌加河至五原，再过河至乌拉特前旗，秦汉称为“北假”。《水经注·河水》曰：“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西，皆北假也。”秦于此置五原郡，西汉置五原、朔方二郡，为河套地区的军事中心。

4.由今乌拉特后旗越狼山，至乌加河以北的石兰计山口，古代称为“高阙道”。⁽²⁾《水经注·河水》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5.高阙道以西，还有一条平行的峡谷。《水经注》称为鸡鹿塞道。峡谷南端有两个出口，一个今名大坝口，一个今名乃格隆山口。鸡鹿塞的遗址在今乌兰布和的乃格隆山口。⁽³⁾山口以南，秦汉时期有一个大湖，名屠申泽，也是理想的游牧栖息地。由此沿黄河南下，即可进入宁夏平原。

考察了古代河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路线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秦汉至隋唐中原王朝是如何在这一地区设郡县，置军镇，层层布防以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战国时代秦、赵相继修筑长城。“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秦昭襄王长城走向据今考古探察，西起甘肃岷县，经临洮、会宁、宁夏固原、甘肃环县，入陕西吴旗、靖边、横山、榆林、神木，至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托克托黄河边。赵长城西段，过去传统认为是至今河套地区乌加河北高阙故城，根据目前发现的长城遗址，西端最远也才到包头市境内。与文献记载的赵长城走向是一致的。秦昭襄王长城则沿陕西横山修建，与唐朝后期和北宋的西北边防线相近。在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修筑长城、构筑边防体系，还是从秦统一后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用制塞险，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⁴⁾《史记·匈奴列传》则记载蒙恬“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处阳山、北假中。”

秦朝建制县史籍缺乏记载，多不可考。所谓“临河筑四十余县城”，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这些县城实际是军城，供蒙恬军队驻防之用；二是这些县城筑在黄河南岸，因河为塞，未必是连为一体的长城。很可能是在要道、渡口设置的亭障。司马迁曾实地考察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⁵⁾这些话表明，蒙恬的临河防线是长城和亭障的组合。

在没有黄河做屏障的地区，则根据地形，夯土筑长城。史念海先生考察黄河以南准格尔旗巴龙梁一带秦长城遗址，描述说：“当时修筑长城，自是根据原来地形，随地势的高低而显得时有起伏。巴龙梁东部逐渐低下，以越过暖水川。这段暖水川当是早已有之，故这里的长城遗迹随缓坡下降，直至川道深处。利用陡绝的深崖，补人工之所不及。越过这里的川道以后，再循坡而上，直攀上对面的梁头。”⁽⁶⁾所谓“因边山险，堑溪谷”，在这里形象地再现出来。

蒙恬在黄河以南修筑长城亭障后，又积极向黄河以北扩展。所谓“又渡河处阳山、北假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考古探察，“今内蒙古西部，相当于秦时九原、云中郡境内的一段长城，与《史记》所载相符合。这段长城由宁夏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以后，逶迤在狼山北面冈峦之上。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进入河北围场县境，与原来的燕国长城相衔接。这段长城除了部分利用赵长城外，有相当一部分应是蒙恬所建。”⁽⁷⁾

今天可考的秦郡县，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郡治在今包头西北，临河县治在今五原县西北乌加河南岸。据王北辰先生考证，阳山系今五原县北的阴山山脉东段，北假则指高阙以东，今乌梁素海以西，整个后套平原。⁽⁸⁾这些地区都在蒙恬修建的河套以北第二道长城之内。西汉人公孙弘说：“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北河就是今乌加河。秦朝在河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边防建设，应该是卓有成效的。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秦朝短命，来不及巩固黄河以北的边防。但它的确为西汉河套以北的边防建设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西汉军队大举反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⁹⁾至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取得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西汉在河套地区重置郡县、修筑长城，大规模建设北部边防体系。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套地区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四郡，共领四十九个县。据今考古发掘，确定朔方郡在今磴口市境内，五原郡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云中郡在今托克托境内，定襄郡在今和林格尔境内。从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些郡县基本上是沿河套地区黄河两岸分布的，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大部分郡治和县城设在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便利的地区。为了巩固北部边防，西汉政府向河套地区大量移民。四个郡户口总数达十四万二千余户，七十万口。这些移民在边防从事农业生产和戍边，所以必须安置在适合生存的地方。二是少量县城设在交通要道上。如窳浑县设在鸡鹿塞旁，固阳县设在阴山孔道的石门障南，起到了强化边防的作用。

在继承秦朝边防的基础上，西汉在击败匈奴后，又将防线向北扩展。《史记·匈奴列传》说：“太初三年（前102）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亦称“光禄城”或“武帝外城”。关于“武帝外城”的走向，考古界初步认定在今内蒙古乌特拉后旗的乌力青苏木、宝音图苏木、巴彦前达门苏木以及乌特拉中旗的巴音杭盖和乌兰苏木一带，两道长城相距2至30公里，呈不等距的并排排列。而后向东，北面的一道由乌特拉中旗的桑根达来苏木进入达茂旗的红旗牧场，约由百灵庙之北折向东南入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南面的一道则由乌特拉中旗的新呼热苏木进入达茂旗的新宝力格苏木、西河苏木和固阳县北部的边墙壕村，最后到达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在今武川县的哈拉合少和哈拉门独，有三条长城的会合点，似是“出五原塞”的起点。这两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北部进入蒙古国境内。北面的一道延伸至戈壁阿尔泰山脉之中，而南面的一道则复入内蒙古境内，至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东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遗迹联系在一起。⁽¹⁰⁾

“武帝外城”遗迹，基本是沿北纬42度线横亘于阴山之北。这实际上是一条自然地区和气候的分界线。外城的修建将匈奴拒之于阴山以北的大漠戈壁中，阴山、大青山的森林地带、河套地区的农业区和畜牧区都被括入长城之内。汉族边防将士军民可以在这里长期驻守、屯田。匈奴骑兵长途跋涉越过沙漠，为长城所阻，马匹得不到牧场休整，粮食又无处掠夺，只好不战自退。汉元帝郎中侯应曾谈到北方防线建立后，汉与匈奴的军事态势变化说：“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做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东北地，攘之于漠北，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以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隐蔽，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¹¹⁾

汉代的边防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它的构成并非只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实际上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烽堠和粮仓武库等配套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防御工程。这个体系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根据所在地形条件来构筑工事，二是指利用当地的物产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天险御敌而言。这个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城墙、城障、亭燧烽台及军用道路四个部分。

长城对保卫秦汉首都和关中地区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显示了当年军事将领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巧妙构思。但是为了维持和巩固这个边防体系，封建王朝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秦汉朝廷向河套地区大量调兵移民，蒙恬时期军士保持在30万人的水平，西汉移民则多达70万之众。当地生产的粮食远不能自给，需要从关中乃至中原大量输送粮食和军需用品。秦开直道，自咸阳西北的云阳甘泉山（今陕西淳化县北）起，至子午岭上，北行至定边县南，再向东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从东胜县西南过黄河至九原郡治所（今包头市西三顶帐房遗址）。这条直道的工程之大，不亚于临河修建的长城。汉武帝收复河南地后，“又兴十余万人筑朔方，转漕运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¹²⁾巩固边防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内地的稳定，但大量的移民、筑城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并成为内乱的动因之一。因此，历史上对长城的评论是贬多褒少，认为这样庞大的工程是得不偿失，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经历数百年的分裂战乱，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当时东突厥汗国兴起于漠北，连年南下入侵河套和陇右地区，对隋朝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首都和关中地区的安全，隋朝一方面出兵反击突厥，一方面重建北方边防体系。

隋朝修建长城的记录有四次：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隋朔方郡治就是十六国时期大夏国都统万城故地，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七年，“发丁男十余万人修长城，二旬而罢。”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诏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榆林郡治即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十二连城遗址，紫河属马邑郡，即今和林格尔以南的浑河。四年，“发丁男二十万人筑长城，自榆谷而东。”⁽¹³⁾

要了解隋长城的走向，需要回顾一下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修建的长城。根据考古探察，这条长城起自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十二连城，过黄河经准格尔旗，陕西神木、榆林、靖边，甘肃环县，宁夏固原，再经甘肃渭源，直至岷县。它的走向基本上是沿着陕北横山山脉和黄土高原与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的分界线，延伸向西南的。自蒙恬开辟河套地区防线后，这条长城就被当作关中地区的第二防线，作用不很大。历史上建都长安的王朝，在构筑北方防线时有这样一个规律：当王朝力量强大，足以向外扩张时，便以河套地区为中心，沿黄河、阴山构筑边防体系。如秦、西汉、北魏、唐朝前期都是如此。当王朝力量不够强大，偏重于防御和自保时，便沿着横山和黄土高原的边缘构筑防线，如隋初、唐后期、北宋即是如此。所以隋初的长城是继承了秦昭襄王长城的基础，择其险要筑城的。隋朝在长城防御体系的构筑上仿效秦始皇，但将河套地区放弃给突厥，是一大失策。突厥占据了河套地区，就有了南下的补给基地。当隋朝衰败，内乱四起时，突厥连年南下，抄掠代北、关中地区，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致使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便议论迁都。同样是长城，积极防御就变成了消极防御，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二、唐朝前期河套地区防御体系

唐朝北部边防体系与前代不同，史书上很少有修筑长城的记载。贞观四年（630）唐太宗灭东突厥后，重建北部边防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的指导思想是反对耗费巨大民力去修建长城，主张依靠精锐兵力和实用的措施来维护边境安全。他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耶！”⁽¹⁴⁾

唐初至“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间，唐朝采用移民和沿河套、阴山一线设置军镇，重点防御的方法，构筑北部边防。在地理上继承了秦汉，在方式上则有所创新。

经历隋末战乱，唐初户口锐减。河套地区屡经突厥袭扰，户口逃亡一空。唐置丰州，“不领县，唯领蕃户”。⁽¹⁵⁾唐太宗不可能仿效汉武帝迁徙数十万内地户口往河套地区戍边，但这个地区的防务空白又必须填补，以保障长安和关中地区的安全。贞观四年唐平东突厥，突厥部落大量南下，迁移至河套地区。太宗召集群臣商议安边之策，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太宗从其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¹⁶⁾这些府、州，是唐朝最初设置的羁縻府州。

设置羁縻府州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安置突厥降户，而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将他们安置在河套地区，可以抵御来自漠北的薛延陀等部落，起到“捍蔽”的作用。这种“以夷治夷”的方式也可以减少唐朝军队的损失。安置的地域，史书记载不详。据可考的资料，化、长二州应在夏州境内。当时化州都督阿史那思摩率部众十万“居河南”，贞观十五年太宗令其部落渡河迁往定襄故城。思摩表示：“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薛）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¹⁷⁾这表明阿史那思摩部落起初是住在“河南地”，即今内蒙古杭锦旗、伊金霍洛旗境内，后迁往黄河以北，防御薛延陀南下的。

在颉利故地设置的云中、定襄都督府，史书也未说明其具体所在。贞观四年李靖俘颉利，“复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定襄，隋郡，治今和林格尔西北；恒安，隋镇，即今山西大同。说明当时颉利可汗活动的区域在今呼和浩特以南、大同以北地区。唐置云中、定襄二羁縻都督府，应是以西汉云中、定襄郡故地而设。这一带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又北临白道，可防御自大青山南下的部落。

严耕望先生认为，唐初河套防御比较简单，只在黄河设置燕然、单于二都护府，以统回纥、突厥诸州；在黄河南岸西置丰州，东置胜州，置都督府统大军，屯田积谷。“意在阻河为守，内以巩固河防，外以支援两都护府，作为北方防御的第一线。”⁽¹⁸⁾此说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唐关内道北部两大都护府名称屡变，有燕然、单于、瀚海、安北之名；治所亦多次变换。这个复杂过程，谭其骧先生在《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一文中已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¹⁹⁾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都护府系对少数民族部落进行羁縻统治的机构，如这些部落反唐或迁徙，都护府亦随之废除或迁移。二是都护府长官常由边州都督代领，兼统边防与少数民族事务。朝廷任命何人任边州都督（或行军大使）兼都护，均视当时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造成都护治所因人而异的原因。安北、单于二都护府比较稳定地设置在河套地区，是唐中宗景龙年间至玄宗天宝年间的事。丰、胜二州唐初户口稀少，还没有设重兵守卫。我认为唐初关内道北部的第一道防线，是以东起定襄、云中，西至夏州以北河套以南的突厥及九姓内附部落，以羁縻府州的形式为唐朝守卫。第二道防线则如严先生所述，以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盐州（治今定边）都督府为一线，基本沿袭秦昭襄王长城遗迹，于横山、贺兰山一线布防。

唐高宗、武后时期，后突厥兴起于漠北。默啜可汗率骑兵频繁南下，对唐北疆造成严重威胁。河套地区游牧部落或逃或叛，羁縻府州名存实亡。永淳年间，突厥围丰州，朝廷欲罢丰州，迁百姓于灵、夏州境。丰州司马唐休颢力谏，指出丰州地处河套，“实为襟带，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末因战乱，百姓迁至宁、庆二州。致使灵、夏二州以北，全为游牧民族据有。贞观末年才逐渐移民至丰州，恢复旧业。若废丰州，不仅河套之地尽失，灵、夏等州也不会安宁。朝廷听从他的劝告，“丰州复存”。⁽²⁰⁾河套地区防务空虚的现实，使唐朝着力重建北部边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张仁愿任朔方军总管。“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各相去四百里，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²¹⁾

西受降城的位置，根据王北辰先生的考证，在今内蒙古临河市东北。当地的古城是开元十年张说所筑，距张仁愿的旧城应相去不远。⁽²²⁾中受降城即拂云祠，汉五原郡故地，在今包头市西黄河北岸。东受降城，据晚唐宰相李德裕说：“胜州隔河去东受降城十里，自东受降城至振武（军）一百三十里。”⁽²³⁾胜州故城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东受降城应在黄河东岸，今托克托县西南。西受降城在故高阙塞以南，把守狼山通往灵州和河套地区的通道。中受降城正当突厥南下的大道，东受降城是由白道经云中、定襄进入关中地区的渡口。张仁愿临河筑城，占地利之先，把守住河套地区的水草牧场，使南下的突厥骑兵得不到牧马休整的场所。他又向北拓展三百里，广筑烽堠，“以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戍诺真水为逻卫。”诺真水应是今阴山以北达尔罕茂明安旗的艾不盖河，游奕使的职责是“于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之，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²⁴⁾这个纵深的防卫体系，其范围与汉武帝的外长城相近。张仁愿继承了汉朝积极防御的思想，在地理环境的利用和军事要地的选择上也很相似。改进之处就是变秦汉的修筑长城为有重点的纵深防御，重点加强烽堠预警系统。从节省兵力和筑城劳役的巨额费用方面，都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唐玄宗天宝年间，河东、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自张仁愿后四十余年，忠嗣继之，北塞之人，复罢战矣。”⁽²⁵⁾这一时期的河套防御又有加强，于灵州北二百里黄河外筑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南），灵州以西一百八十里黄河外置安丰军（今中卫）。又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里木剌山故可敦城置横塞军（今内蒙古临河市北九十里古城乡），西受降城东一百八十里当北方大路的大同川置大安军（后改为天德军，今乌拉特前旗北乌梁素海东岸土城子）。单于都护府和东受降城，乾元年后改置振武军。一并归驻灵州的朔方节度使统领。天宝年间，朔方节度使领兵六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匹，分布于诸军、城。在关内道自西南至东北二千里长的黄河沿岸，唐军构成了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有力地保障了长安的安全。

如何保障河套地区驻军的粮食和军需供应，也是唐朝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关中地区人口急剧增长，粮食已不能自给，每年需从运河、黄河漕运大量粮食至长安，再将关中的粮食千里迢迢运往河套，无疑是需要耗费大量民力的沉重负担。武后时期，即开始在河套地区屯田。娄师德任检校丰州都督期间，“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馕和籴之费。”受到武后嘉奖。⁽²⁶⁾开元天宝年间，朔方军粮食不能自给，需从别处转运。夏州以北的毛乌素沙漠不断扩展，给关中至河套的陆路运输造成困难。唐朝政府借鉴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向河套地区水运军粮的经验，由灵州向河套诸军输送粮食军需。⁽²⁷⁾开元年间，专设六城水运使之职，使北部边防更加稳定。⁽²⁸⁾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衰，边防形势亦发生重大变化。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朔方军作为朝廷倚重的主力，被调往内地。河套地区边防逐渐荒废。据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的陈述：“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军及振武节度使，其东受降城并在腹内，都无大段兵马镇守。就中中受降城不过三五十人，古城摧断，都不修筑……东受降城缘是近年新筑，其张仁愿旧城，颇当要害，废来二十年，基址依旧。”⁽²⁹⁾

三、唐朝后期陇东高原的防御体系

唐朝中期，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回纥兴起于漠北。唐置重兵于河西、陇右，主要防御吐蕃的入侵。“安史之乱”后，唐朝西北兵力大部分调往内地，边防空虚。吐蕃乘虚而入，几年之内尽占河西走廊和陇东高原，广德元年（763）甚至一度攻入长安，给唐朝造成严重威胁。朔方军与吐蕃反复争夺，逐渐收复关中失地。德宗建中四年（783）唐与吐蕃在清水会盟，约定：“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今宁夏隆德东），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今甘肃靖远西北）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³⁰⁾根据这个盟约，唐朝关内道边防重点由河套转向西北，沿六盘山、陇山、贺兰山一线布防。

历史上由陇东高原进入关中平原的通道，主要是沿着穿越六盘山、陇山的河谷东行。有渭河，自天水至宝鸡；有千河，自张家川至凤翔；有清水河，自中宁黄河边至固原。泾河上游的支流环江、茹水河，是由陇东高原进入关中的主要通道。唐朝防御的重点，是沿着几条河流的谷地，择险设置关防、军镇，扼守山口、峡谷，层次设防，分区把守。

为了防御吐蕃、回纥，唐朝调整了节度使的辖区。朔方节度使管盐、夏、绥、银、丰、胜等州，防御河套、横山地区；泾原节度使管泾、原等州，防御六盘山以东地区；邠宁节度使管邠、宁、庆等州，防御环江、马莲河流域；凤翔节度使防御陇山地区。晚唐节度使辖境、部署时有变更，但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唐朝在陇山、六盘山地区设置的关防和军镇，从《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记载中，可见其布局：

陇山，唐称陇坻。陇山昔日以森林茂密、道路险隘作为关中西部屏障。唐中期后由于人为破坏森林，使环境发生变化。沈亚之说：“岐、陇所以可固者，以陇山为阻也。昔其北林僻木繁，故戎不得为便道。今尽于斩伐矣，而蹈者无有不达。”⁽³¹⁾大历年间马燧为陇州刺史，“州西有通道，广二百余步，上联峻山，山与吐蕃相直。虏每入寇，皆出于此。燧乃按行险易，立石种树以塞之。下置二门，设篱橹，八日而功毕。”⁽³²⁾据《新唐书·地理志》，华亭有义宁军，大历八年置。应在今陕西华亭县西，即马燧设防处。又有安戎关（今陇县西南固关）、大震关（今陇县关山）、安夷关（今千阳县西南），扼守陇山诸道。

六盘山属原州境，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地处陇右与关中交通要冲。自原州北沿蔚茹水（清水河）、安乐川（苦水河）可至灵州。西越六盘山至会宁（今甘肃靖远）可至陇右。东南过弹筝峡、青石岭沿泾水至泾州（治今泾川），进入关中平原，道路四通八达，也是吐蕃军队经常袭扰的地区。唐朝对原州防卫极为重视，李德裕指出：“自陇山天宁关北至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原州、安乐州（今同心东北）、乌兰桥（今甘肃靖远西南黄河边）等，皆是贼之险路，入寇要津。”⁽³³⁾唐代宗宰相元载论原州形势说：“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北抵大河。……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³⁴⁾因政治原因，元载的建议未能实施。德宗贞元年间，泾原节度使刘昌“受诏城平凉，以扼弹筝峡口。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扼其要冲，遂以保宁边鄙。”⁽³⁵⁾刘昌将原州治所由平高（今固原）移至平凉，意在固守弹筝峡这条隘道。关于刘昌在原州布防的情况，权德舆在《刘公纪功碑铭》中说：“西城平凉，开地二百里。据弹筝峡之险，北城保定，深入百余里。扞青石岭之固，凡七城二堡。”⁽³⁶⁾《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原州“有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青等关，并木峡、六盘为七关。又南有瓦亭故关。”与刘昌筑关的记载相合。这些关隘的位置，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记载，六盘关“在瓦亭西南陇山上”，瓦亭关在弹筝峡口。从今天的地图看，由平凉至固原的公路自三十里铺进入六盘山峡谷，经瓦亭、灯塔又分为两路：向西至隆德县，向东沿泾河支流至平凉。可以推断，唐朝原州七关应该分布在这条隘路的沿途，扼守由固原和隆德至平凉的通道。

环江、马莲河，在唐称马岭水，属庆州境。环江河谷也是吐蕃入长安的大道。与原州境内的六盘山隘路不同，环江河谷地带川路平直，两边虽有土山，山外皆有高塬，谷道纵横，不易防守。贞元十三年（797）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³⁷⁾建好三城后，杨朝晟又筑马岭城。木波、马岭，即今环县南之木钵、马岭镇，均在环县至庆阳的路上，把守环江及其支流的汇合处。合道镇据《武经总要》记载，在木波镇西四十里，当在今环县西天池镇一带。

唐代宗大历年间，原州一度为吐蕃占领。唐失弹筝峡之险，将防线退至泾州（治今甘肃泾川）。据《武经总要》记载：“泾州安定郡，唐平薛仁杲，置州泾渭之间，地形平敞，正当西塞之口。至德以后，河湟尽陷，西鄙之地极于潘原（今平凉东南）。遂屯重兵，升州为方镇。又谓散地不足守御，乃建平凉为渭州，临泾（今镇原）为行原州，张蕃翼之卫。”这段话表明泾水流域的茹水河、蒲河一带，均为平川，不能像原州沿河临峡口设防。唐朝只能在泾州选择适当地点，部署防御。

泾州境内原有析抚、长武二城。析抚城在今泾川县东，唐初李世民曾与薛仁杲大战于此。长武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险固，皆阻天涧，陡绝唯有一路可上。唐太宗讨薛仁杲，顿兵于此，与析抚城相对，皆天险也。西北至（泾）州四十里。”⁽³⁸⁾长武城即今陕西彬县长武镇。二城虽险，却在泾州治所安定县以东，不利于防御西来的吐蕃军。因此唐朝又在泾川以西修筑新的防御点。

泾州西界有连云堡。宋祁曰：“连云堡，泾要地也。三垂峭绝，北据高所。虏进退，烽火易通。”⁽³⁹⁾贞元三年（787），吐蕃攻陷连云堡。“泾州恃连云堡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由是泾州常苦乏食。”次年刘昌重筑连云堡，加强戍守。连云堡应在今甘肃华亭县东安口镇一带。同时，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故城而镇之。据《元丰九域志》，良原在泾州西南六十里，即今甘肃崇信县境内。

宪宗元和三年（808），“临泾镇将郝玼，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⁴⁰⁾沈亚之《临泾城碑》述其形势曰：“临泾地扼洛口（原注：有洛川在泾州西北，尽于临泾），其川绝饶，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旷数百里。”⁽⁴¹⁾临泾即今甘肃镇原县。筑城后，唐置行原州于此，为泾原节度使驻地。取代原州作为防御吐蕃的重要据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朝在河套和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建立的两种防御体系。其共同的特点是防御少数民族骑兵的攻击。但是依据的地理环境有很大不同。主要特点是：在河套地区，唐朝没有仿效前代修长城的办法，而是因地制宜，控制漠南的交通要道和主要牧场，将对方拒于沙漠戈壁之中，达到遏制对方的目的。这样就可以较小的代价，收到较好的效果。唐初在河套地区的防御体系，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防御的面宽，纵深大，依靠烽堠预警来灵活应对入侵。中晚唐时期在陇东高原对吐蕃的防御则比较被动，主要依靠扼守河川、隘路，筑堡防御。当一线失守后，再向后选择新的地点，逐次防御。这种防御的方式，对后来北宋防御西夏战争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防御缺乏机动能力，在战略上是被动的。所以无论是唐对吐蕃的战争，还是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原王朝军队都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北宋横山陇右地区的堡寨防御体系

北宋时期，在西北地区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为了防御西夏的进攻和组织反击，北宋在与西夏交界的陕北横山和陇右黄土高原地区构筑大量堡寨。在布防的区域和方式上，继承和借鉴了唐朝后期防御吐蕃的经验；但在布防的规模和纵深上，则大大超过了唐朝，显示出新的防御战略和时代特征。

唐末宋初，党项族生活在陕北的夏、绥、银、宥等州，地域相当于今横山以北、毛乌素沙漠以南地区。当时这一带还是牧区，不像今天植被稀少、沙漠化严重的环境。自公元982年李继迁反宋自立，到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北宋与西夏进行了多次战争。在西夏攻宋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中，西夏以快速机动的骑兵奔袭战术击败北宋军。北宋进攻西夏的几次作战，则因宋军指挥失误，无功而返。北宋被迫在战略上采取守势，以占据横山、陇右高原有利地势的方略，将西夏阻隔在横山、沙漠以北。

西夏与北宋的军事分界线，东起陕西府谷、神木，沿横山山脉蜿蜒向西南，经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北端和甘肃的马莲河、清水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区，直至六盘山北端。长达千余里。横山是波状起伏的黄土丘陵，间隔南北，高坂险要，居高临下，便于防守。发源于南北坡的河流谷地，成为往来于横山南北的主要通道。当时横山地区的森林植被较好，是理想的农牧业区。北宋将领谈论横山地区的重要性时，刘平说：“（横山）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置兵戍守，此天险也。”⁽⁴²⁾种谔说：“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据险隘，足以守御。”⁽⁴³⁾西夏也认识到横山关系其生死存亡，不可不争。北宋人曾布指出：“西人之来，每于横山聚兵就粮，因以犯塞。稍入我境，必有所获，此西人所以常获利。今天都、横山尽为我有，则遂以沙漠为界，彼无聚兵就粮之地，则欲犯塞难矣。”⁽⁴⁴⁾

北宋与西夏交战的地区，主要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境内。西夏进攻北宋的进军路线主要有六条。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第十七、十八卷中曾有记载，由东向西依次是：

1.窟野河路：从夏州沿无定河至延州，再向东北达麟、府二州，威胁黄河东岸及河东地区。或从银州沿无定河南下，迂回包围延州。

2.盐夏路：由盐州或夏州南下，溯无定河支流芦河向南，过横山沿延河南下，经塞门、金明等寨至延安。

3.长城岭路：由夏州沿芦河南越横山分水岭（即长城岭，秦昭襄王长城由岭上过），沿洛河支流周河至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再东南至延安。

4.车箱峡路：由盐州向南盐元城川、柔远川到庆州（今甘肃庆阳）。

5.灵武路：由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沿苦水河经旱海，越青岗峡，再沿环江、马莲河谷经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邠州（今陕西彬县）至关中。此为诸道中最主要之通道。

6.萧关路：由灵州向南经鸣沙，溯六盘山与子午岭之间的清水河谷经萧关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再经平凉、镇原至关中。

北宋与西夏征战过程中，沿着上述通道和横山、六盘山一线，修筑了大量堡寨。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堡寨的布局、增废变化不断。这些堡寨的区域划分，隶属于边防各军、州。要了解北宋堡寨的军事部署特点，首先要了解北宋置军的情况。

秦凤路有镇戎、德顺、怀德、清远四军。

镇戎军：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以原州故高平县置。唐朝原州是防御吐蕃的军事重镇，宋初这个地区的军事重要性有增无减。马端临《文献通考》说：“镇戎军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宋人李继和说得更具体：“镇戎军为泾、原、仪、渭北面捍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依，正当回纥、西凉、吐蕃诸族之路。”这里又是西夏军队南下的必经之路，与唐朝原州防线不同的是，唐朝偏重于防守固原以南六盘山弹筝峡地区，宋镇戎军则设置在六盘山以北的黄土高原上。其原因有二：1.西夏军队南下道路多变，仅守弹筝峡地区是不够的。几条道路都在固原以南分岔，与其分兵把口，不如集中兵力控制枢纽地带。2.固原一带黄土高原，为诸游牧部落栖息之地。这些部落介于北宋与西夏交界处，归属不定。如为西夏控制，则不利于宋。在这一带驻扎大军，粮食不能完全依赖关中支援。固原地区适合且耕且守，可以自给部分军粮。

庆历三年（1043），又置德顺军。曾公亮《武经总要》说：“德顺军，旧笼干城也，在六盘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玮言今陇山外有弃地，号笼干川，坦为兵冲，曾无遮蔽，熟户以田输官。因相地形筑城，尽要害之地，以兵戍之。”德顺军故城在今宁夏隆德县城附近。隆德地处六盘山西麓，东至平凉，西至静宁，控制着穿越六盘山，往来于陕、甘的主要通道。由固原沿六盘山峡谷南下至瓦亭川，便与隆德相通。还有一条通道自宁夏海原经天门山到西吉，再沿葫芦河到静宁、隆德。宋康定二年（1041），西夏主元昊在好水川（今隆德西北）设伏，大败北宋军，走的就是这条路。西夏控制德顺军地区，不仅使镇戎军腹背受敌，而且会使陇东和关中地区受到威胁。所以北宋极为重视德顺军，筑坚城，修堡寨，屯重兵。使这里成为另一个军事重镇。绍兴三十一年（1161），吴璘指挥南宋军队在这里和金军反复争夺。南宋军欲由此收复关中，金军准备从这里迂回攻蜀，战斗相当激烈。(www.xing528.com)

以后，又在镇戎军平夏城置怀德军，位于今固原北三营镇清水河边，作为镇戎军的前哨。又在唐朝威州故地设清远军，在今甘肃环县北与宁夏交界的甜水堡镇东。它的作用是扼守山口，抵御西夏军沿环江南下。但是当初只考虑了地形的问题，忽略了水源问题，筑城后人马饮水困难，终于被西夏军攻破。

横山地区的防御，可分东、西两段。东属鄜延路，以延安府（治今延安市）为中心，左有保安军（今志丹县），右有绥德军（今绥德县）。西属环庆路，以庆州（今甘肃庆阳）为中心，左有通远军（今甘肃环县），右有定边军（今陕西吴旗西北）。

延安府，唐朝为延州，曾置中都督府。唐朝边防在河套一线，延州属于后方，没什么战事。西夏立国后，延州首当其冲，成为军事重镇和横山地区军事指挥中心。北宋在此屯驻重兵，修建堡寨。西夏与北宋在这里反复争夺，战斗激烈。据北宋大臣宋琪叙述，在延州与西夏的夏、宥二州间，有三条道路往来：1.延州东北经绥州入夏州；2.西北由万安镇、永安城、洪门至宥州，即溯今西川河、周河，由志丹县经白于山北上；3.正北由金明寨（今安塞南）入夏州。⁽⁴⁵⁾北宋初李继迁反宋自立后，北宋朝廷即注重延州以北的防御，修建了部分堡寨。太宗淳化五年（994），修塞门、卢关二寨。塞门寨遗址在今安塞县北延河西岸山坡上，扼守延河上游。卢关在塞门以北，遗址在今靖边与安塞县交界的城河村山坡上。延州以北的延河与杏子河汇流处，是宋延州门户金明寨。《武经总要》说：“金明寨控金明一川之口，南至延州四十里。”遗址在今安塞县南河湾镇东北。当年延州附近设有14个寨、6个堡、3个城，均匀分布在延安北面的河谷与交通要道上。

康定元年（1040）西夏主元昊率大军攻延州，破金明寨，又在西北的三川口大败宋援军，围困延州七日。北宋朝野震惊，派范仲淹前往延州主持防务。范仲淹鉴于塞门等寨被毁，采用种世衡之策，“城清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又请修承平、永平等寨，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寨。”巩固了延州防务。⁽⁴⁶⁾部将贾逵修筑延州外围堡寨，延州原有夹河二城，贾逵以附近的伏龙山、九州台地势高敞，在其地修筑堡障，与城相望。控制了延州附近的制高点。范仲淹之后，庞籍继任。因金明寨被毁，在西北浑州川桥子谷口，西夏出入的隘路上，令部将狄青修筑招安寨，又修复承平寨，“悉复所亡地，筑十一城。”⁽⁴⁷⁾

宋神宗元丰年间，北宋对西夏的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在横山地区采取“筑城迫城，移寨攻寨”的办法，向延州以北地区大量构筑堡寨，迫使西夏后退。修筑的重点在延州东北的绥德一带。此前，康定元年延州之战后，种世衡就向范仲淹建议修筑清涧城，“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清涧城就是今清涧县城旧址，城建在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元符二年（1099），建绥德军，将清涧、米脂等城寨划拨其管辖。绥德置军筑堡后，不仅阻挡了西夏军沿无定河南下，保证了延安及河东诸州的安全，而且堡寨逐渐向北推进，占据横山有利地势，威胁西夏控制的银州。五年，又筑永乐城，位于无定河与榆林河汇合处，今榆林县东南上盐湾乡。永乐城三面悬崖，地形险要，正当银州南下的大路。它的修筑充分体现了宋军的进攻意图，对西夏威胁很大。不久，西夏大军二十万来攻，因水寨失守，永乐城水源断绝，被西夏军攻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城之战。北宋虽然失利，但绥德军其他城寨坚守不退。西夏军无法南下，遂成对峙局面。

延州西北有保安军及其所属堡寨。保安军设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即今志丹县城所在。保安军地处周河川，控制长城岭路。辖有2城、4寨、1堡。战时为屏护延州西北的军事重镇，平时则为宋与西夏贸易往来的门户。

环庆路，即唐朝庆州之境。北宋设环州，治今甘肃环县。庆阳府治今庆阳。在唐朝沿环江设置军镇的基础上，北宋于环州置通远军，辖1城、10堡、2寨；庆阳府辖3城、9堡、2寨。后又增设定边军，辖1城、5堡、2寨。

通远军、庆阳府的堡寨分布，承唐之旧制，仍为沿环江设置堡寨。唐朝镇戍，只到萧关为止。宋朝堡寨则向北推移，并将设置重点放在环江上游的几条支流上。定边军堡寨则是沿洛河上游设置。定边军遗址在今陕西吴旗县境内的铁边城，地处头道川北岸，倚山傍河。它位于通远军、保安军之间，起到了连接和兼顾环江、洛河流域的防御作用。

从历史上看，宋夏战争或集中于延州一带，或集中于镇戎军一带，环庆路战事很少。环庆路驻军的作用就是支援策应两翼宋军。为何如此，是与当地的环境有关。顾祖禹说：“由庆阳、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绝少，至灵州始有之。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所资以为固。此庆阳之患比他郡为倍极也。”⁽⁴⁸⁾

北宋在西北黄土高原设置的军镇堡寨，因战争中多有废置，沿革变化过程复杂，史书中缺乏确切统计。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根据元丰至政和年间的政区划分，再现了西北堡寨的分布状况。从图上可以看出三点：1.堡寨沿横山、六盘山发源的河流依次排列，南北纵深宽达数百里之遥，与汉唐河套地区的线式防御体系有明显的差别。2.堡寨分布重点在横山东端的绥德、延安，西端的六盘山固原、隆德地区，中间的环江、白于山地区相对少些。3.堡寨多数修建在河川及其支流的汇合处，间隔20—40里不等，而不是围绕军镇或州治形成密集的群落。

北宋朝廷在西北堡寨的构筑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一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二是根据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的结果。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多次集结大军，深入讨伐，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屡次受挫。翰林学士丁度总结教训说：北宋“可以智胜，不可以战斗，盖地形武技与中国异也。羌戎（西夏）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⁴⁹⁾在与西夏骑兵野战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采取堡寨防御，是当时军事上的唯一选择。

设置堡寨的选址，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是扼守要冲，达到阻挡敌人的目的。二是必须能维持驻军的生活，特别是要靠近水源和能够耕种的地方。这样能减少部分军需供应的负担，达到长期戍守的目的。黄土高原干旱缺水，只有河流经过的河川地，才能居住生活。宁夏至陕甘的交通，也都是沿着河谷行进。宋人王尧臣总结说：“近塞山原川谷，虽险易不同，而兵难行小道。大众须由大川，大川之中，皆为寨栅控扼。”⁽⁵⁰⁾今天陕北地区还保存着北宋堡寨的遗址，如靖边县东南与安塞交界的城河村山城遗址，系北宋延州属下的卢关寨。这个城寨位于一个孤立的山峁上，使城寨一面临水，一面靠山，将山顶、山坡、河川连成一片。占尽地势，以为永固。靖边县南境的周河源头半个城遗址，系保安军属下万全寨。城依山而建，城墙伸至河边，城旁的山坡和河川地，都可以从事耕种。这成为多数堡寨的模式，如果单纯控制高地，忽视水源，就有被困死的危险。如清涧城和永乐城的教训。

北宋在横山和六盘山黄土高原设置的堡寨防御体系，耗资巨大。它改进了唐朝线式防御的传统，形成了在南北走向的河谷地带梯次设置的堡寨防御体系。它纵深大，相互呼应，且耕且守，成功地阻止了西夏骑兵的南下，维护了西北地区的安全。庆历年后，西北边防渐趋稳定，战事不多。这是北宋将领善于适应地理环境，因地制宜部署防御的结果。西夏亡后，横山一带不再有大的战事，军州堡寨有的成为居民的村镇，有的荒芜废弃于黄土高原之中。

【注释】

(1)《美岱古城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

(2)沈长云：《赵北长城西段与秦始皇长城》，《历史地理》第7辑。

(3)《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4)《史记·蒙恬列传》。

(5)《史记·蒙恬列传》。

(6)史念海：《河山集》第2集，《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

(7)　《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 9 8 9年第5期。

(8)　《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9)《汉书·匈奴传》。

(10)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1)《汉书·匈奴传》。

(12)《汉书·食货志下》。

(13)《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一八一。

(14)　《旧唐书·李勣传》。

(15)　《旧唐书·李勣传》。

(16)《旧唐书·李勣传》。

(17)《新唐书·突厥传上》。

(18)《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见《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

(19)《长水集》下卷，第263页。

(20)《旧唐书·唐休颢传》。

(21)《元和郡县志》卷四。

(22)《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23)《条疏边上事宜状》，见《全唐文》卷七〇五。

(24)《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25)《旧唐书·王忠嗣传》。

(26)《新唐书·娄师德传》。

(27)《元和郡县志》灵州。

(28)孙逖：《授杨行审灵州长史仍充六城水运使制》，《全唐文》卷三一〇。

(29)《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全唐文》卷七〇五。

(30)《旧唐书·吐蕃传下》。

(31)《西边患对》，《全唐文》卷七三七。

(32)《旧唐书·马燧传》。

(33)《赐缘边诸州密诏意》，《全唐文》卷六九九。

(34)《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35)《旧唐书·刘昌传》。

(36)《全唐文》卷四九六。

(37)《旧唐书·杨朝晟传》。

(38)《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

(39)《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九月注。

(40)《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41)《全唐文》卷七三七。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

(43)同上书，卷三二八。

(44)同上书，卷五〇〇。

(45)《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46)《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47)《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

(48)《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