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学术贡献回顾-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贡献

时间：2011年5月28日1400—1515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一楼学生广场

主题：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贡献

内容：

葛剑雄：

各位下午好，今天其实也谈不上主持，因为所有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我没有资格主持，我想交给我这个任务，主要就是让我做做介绍，作些补充。在这个环节我们希望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发言、介绍对谭先生某一方面的学术成就做一次回忆、做一个概述。在座的各位或者是谭先生的学生，或者是谭先生的同事，或者是谭先生当时的领导，今天我们都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起来回忆。岁月流逝，有的情况我们台上的人可能记不清楚了，等一下台下各位可以互动，大家可以补充。总而言之，用这种方法，来加深对谭先生巨大贡献的认识，表达我们敬仰的心情。我建议请邹老师和王老师带头。王文楚老师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邹逸麟老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他们毕业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他们都是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谭先生是因为受命到北京去重编改绘杨守敬的地图，当时在北京主要的工作单位是地图出版社，还有就是科学院历史所，我想王老师和邹老师下面就可以介绍你们怎么跟谭先生从北京回上海，参加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你们现在不仅是在座的，而且是在世的最早跟随谭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王先生还是修订时的主要成员，所以请王先生先发言。

王文楚：

各位好，我是复旦历史系毕业的，1956年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在历史研究所里面有一次听了谭先生的学术报告，本来我不是搞历史地理的，有一次谭先生在所里做学术报告，讲关于历史地理学术研究的问题，我一听，听得非常有兴趣。因为谭先生在学校的时候给我们上课，但是不是历史地理，讲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他讲课逻辑性比较强，有条理，我印象很深。这一次听了历史地理学术报告以后引起了我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我要求跟随谭先生搞历史地理，所以研究所的领导同意了我跟谭先生到上海搞历史地理。

我开始对历史地理一窍不通的，我们大家知道谭先生的治学非常严谨，一丝不苟，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有的时候可以说非常严厉的，哪个地方有问题，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在自己写文章上，都是这样严格要求，我们在谭先生的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我从两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例子是我们除了编图以外，还要编写《中国历史地理辞典》，谭先生对我们写的稿子一个一个仔细地审查，他第二天、第三天到辞书出版社开会、讨论，如果说有一点不对的地方他马上给你指出来，这个问题不对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水平不够指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疏忽马虎的话他就批评，不客气的。我们的同志当时也有一定的年龄了，所以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有的时候不免发生一些问题，不免有一些疏忽，说明他工作上一丝不苟，严谨的。

第二个例子，我们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很少自己写文章，因为自己工作已经很忙，没有功夫来写自己的文章，但是有的时候小文章或者其他的文章写一点，我们如果说写错了他也要批评。我记得有一次山西太原一个关于地名的杂志来组稿，让我们做一些地名方面的文章，发表了以后他也没有放过，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缺点。我那个时候不大敢写文章，就是写了文章也不敢发表，发表的文章都是得到他的同意，得到他的认可才敢发表，可见谭先生对我们非常严谨的。所以我举的两个例子说明谭先生治学严谨，不仅对自己的工作认真，对底下的人，对他领导下的同志们也是很认真的，我就说两点，谢谢各位。

葛剑雄：

谢谢王老师，邹老师再说一下吧。

邹逸麟：

刚才王先生已经讲了一些，差不多的意思我就不重复了。我们一般提起来都说谭先生是历史地理学家，实际上我们和他接触下来，谭先生其实是一个有很深水平的历史学家。他实在是没有时间，除了搞历史地图以外，他工作太忙了，今天上午很多报告也讲到了，他一写历史文章就是水平特别高。比如说他写过关于曹操的文章，魏晋南北朝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出来确实是，我们不敢对老师做什么评价，至少在当时，这个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是高水平的文章。大家看，他评曹操的文章那没有话讲的，人家佩服得不得了，还有其他的文章我就不详细讲了。所以，实际上谭先生他因为后来中国历史地理上的工作太重，他没有时间写自己的专著，也没有自己其他的文章。因为当时为曹操翻案了，他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他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否则他是不会写的，他实在是没时间，实际上谭先生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编那个《中国历史大辞典》，谭先生具体负责是历史地理部分，但是他同时是《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那么我们每次开会，很多学科，不止是历史地理，中国史的都来的，每次在一起开会，开会以前人家都要提供稿子赶紧看，否则开会讨论什么东西呢？谭先生非常仔细地看，在会上提出来意见，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会上有时候有一些老专家稿子也不看，都是空话，而谭先生就是一条一条，你这个年份搞错了，你这个词汇讲错了。后来实际上谭先生就是《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史学界先秦史除外，秦汉史以下，每个组都对谭先生佩服得不得了，因为他讲的都抓住要害。而且谭先生编辞典他有一套的，因为我们知道编辞典不一定是专家就一定好，很多有名专家写词条不符合要求，谭先生这方面非常有一套，所以我们跟谭先生几十年来，在工具书上学到不少东西。谭先生博大精深，我们当时就问谭先生的学问怎么这么好，当然天资就不说了，有什么诀窍，谭先生说没有什么诀窍，说就一个诀窍，什么事情都认真，不管大事情小事情都认真，学术方面的。他说，“一个人每认真一次你的水平就提高一点，因为我一辈子认真，所以我每做一件事情水平就提高一点。”这个我听了以后非常有感受，当然我最后还没学到，但是他告诉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认真，每件事情不要说大事情，重要问题认真，小问题无所谓了，这不行的，所以不管重大的还是一般的事情，都非常认真。他说每次认真，一点一点，到一定岁数你学问就大起来了，我当时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当然我们没有学到。我想这个可与大家青年学子都共勉，不要有的问题认真，有的问题算了，马马虎虎，不行。所以我自己的体会，谭先生一生有这么大学问，除了天分确实比一般人好之外，还有认真。天分是天生的，我们没有办法，认真是可以学到的。我就谈这些。

葛剑雄：

这方面确实是这样，比如我们有时候会问谭先生有什么诀窍？他说很简单，他写评价《方舆胜览》一书时，提到一条优点，就是其中所附的诗都采用了比较好的版本。《方舆胜览》里面有很多诗，他把每一首诗跟其他的版本的诗对照，对照下来发现比其他版本好，这个话讲讲很容易，但是你知道有多少诗？他基本上每一条对，对出来最后写成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他写元朝的水达达路，文章没有多长，但是他是根据日本人编的《元史》逐字索引，一条一条对照全文看，那天是除夕晚上，师母催他睡觉，他要写这篇文章，结果是师母帮他一起查书，一直到后半夜。我们看谭先生的著作表，有的年份他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除了因为他忙于编地图这些事情以外，另一点他文章的确写得很慢，有时拖得很长，这个不是我帮他谦虚的，比如说海河那篇文章，1957年做了一个报告，60年代发了一个打印的，真正成文到80年代，但他告诉我本来可以写得更好，就是因为催着要，最后他还是不满意，他这样说的。

谭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的贡献大，他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后来建为研究所，他还是历史系主任。今天余子道先生在旁边，余先生当过历史系的总支书记，能不能请余先生来介绍一下。

余子道：

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今天上午参加了谭其骧的纪念会，我听了精彩的报告发言，受了很大震动，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很高兴，而且三生有幸，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我在历史系是外来的移民，因为不是历史系，后来调到历史系来，所以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十年当中我在历史系。实际上，1957年的5月开始担任历史系领导，当时是代理系主任，实际上他是协助工作的，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1958年中期开始，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从1958年到1966年这将近十年当中，谭先生是系主任，我当时是总支书记，所以我们合作将近十年。“文革”当中，在那个年月我在复旦大学扫过马路、打扫过厕所、捡过大粪、拔过青草。“文革”结束以后，恢复工作。

今天上午，许多人都进行了很好的发言，我觉得历史功绩，他好的文章，他的人品，各方面都经历了考验，说明他是光辉的。我自己来讲也还没像今天这样认识谭先生，谭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当时谭先生身体不太好。我记得1957年5月12日，召开了历史系全体师生大会，我参加了这个大会，至今印象很深，这个大会，当时参加的还有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十位同事的任命，当时上海市委各方面考虑，不仅是学术上得到公认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出任系主任也可以通过历史系各方面的力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时系里面一切重大的权力都集中在总支书记，当一个系主任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这是当时的社会体制和当时的党的政策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能改变的。

葛剑雄：

谭先生招研究生也不是自己选的，总支定下，交给你了，告诉你这是你的研究生。

余子道：

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觉得作为系主任，他在系里，他的作用很重要，因为他搞的理论，在系里他可以作为一个旗帜，有号召力，他是有威望的，这个人物能不能代替？不能代替。第二个，系委组织领导下的系委负责制，系里重大的事系委考虑。第三个，我们教学生的工作，这些重大项目，都在总支的操作中，其他只能积极地建议。最后，我记得1960年，一批青年人他们毕业的时候，中央教育部、国家纪委发下来一个分配方案，这个分配是中央教育部联合制定的，这个名单发下来，所以这里某种场合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1961年以后，对民主尊重不够，对他们的态度不够，某种程度上也有所调整，当时“左”倾思想还没有根本解决。

葛剑雄：

其实当初就像余先生说的，谭先生一方面是系主任，是学术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他有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他学者的作用，因为当时体制是领导决定一切，而且当时的谭先生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解放以后，党把他列为团结争取的对象，而其他有些人，比如说已经去世的章丹枫（巽）先生就没有那么幸运，是属于要教育、改造的对象，他的地位就不同了。所以谭先生有时很为难，比如让他宣布对陈仁炳的处分决定，让系主任来念，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照念，陈仁炳是后来没有改正的右派，晚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去世以后给他的评价是“著名爱国人士陈仁炳教授”。到了“文革”更是忍辱负重，经过一批二斗，让他当历史系的革委会的副主任，一方面他在这个方面耗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面，比如说开会时让他照本宣读“文件”或讲话，有些难办的事让他教授出面。“文革”中召开四届人大，复旦大学民主党派的代表很少，包括周谷城、苏步青等都不让当了，只有他与刘大杰作为“爱国人士”的代表，而杨宽是“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与他们身份不同。所以经常让他出来说拥护“文化大革命”，到各处传达。这样的情况下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谭先生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他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我看过他全部日记，包括他来往的信件，他对很多问题的是非观是非常清楚的，他守得住这个底线，非常不容易。

谭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在北京，然后在上海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晚年还在主持修订。他到北京，一开始去就是在地图出版社工作的。回到上海工作后与地图出版的联系也很密切相关，我当他助手的时候还不止一次陪同他拜访沈静芷社长和几位老同志。在座的石奉天先生，地图出版社的，是否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石奉天：

我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我是学地图制图的，1961年的时候参加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我有幸参加这次纪念会，学习他的优秀品质，我感到很高兴。

一百年前的1911年，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全部出齐，竖起了中国历代疆域地图的里程碑。历史又是那么巧，同年2月26号谭先生诞生了，四十多年后，谭先生继往开来，主持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竖起了中国历代疆域地图新的里程碑。复旦举办的纪念会也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界一次双百纪念会，意义重大，所以我首先要谢谢复旦的同志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谭先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是现在中国历史地理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尤其对中国历史地图的编制情有独钟。我们中国地图出版社和谭先生的缘分是很深的，在中国地图出版社无人不知道谭先生的名字，无人不晓谭先生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制出版的贡献。从1955年春开始，谭先生出任主编，进京主持工作，来到了地图出版社，谭先生时年40多岁，戴一副眼镜，工作之余常与职工聊天，他喜欢京剧，不时也哼几句，也很健谈，谭先生工作严谨认真，生活上也很随和。谭先生可敬可亲的形象给我们地图社的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参加这次活动，我写了一篇《谭其骧先生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制》的文章，内容有：“54号图”的来龙去脉，一次难忘的学术讲授式集训；追求高质量的地理地图；从为毛主席编图到为大众服务；中国历史地图新的里程碑等五部分。因为时间关系，我着重谈三点感受：

第一点，谭先生很重视考证，拿“鸣沙”这个地名来说，在北京有人说过，50年代全国人大的时候，毛主席问吴晗，“鸣沙”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毛主席这么一问，问出了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过去我以为“鸣沙”是敦煌的鸣沙山，后来看到出版的《谭其骧日记》才知道谭先生对“鸣沙”曾做过一番考证。1955年春，谭先生来北京拜访了吴晗，花了两个晚上考证“鸣沙”的地名，随后写信寄给吴晗。回到了上海，谭先生一时找不到当年的考证稿，又重新考证了一次。我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图看到了，在今宁夏中卫东北有鸣沙这个地名，今天的地图也还有“鸣沙镇”存在。我查了《辞海》，《辞海》也还未收入鸣沙这个条目，在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收录了。历史上唐初的时候，唐跟吐蕃交战，唐失败了，唐与吐蕃交战，唐胜利了，就是同在鸣沙这个地方。这些史实《资治通鉴》上都是有记载的，但过去的地图没有这个地名，毛主席读史问到了这个地名，后来，吴晗组织，谭先生主持，经过努力出了一套方便大家阅读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真是功德无量。读者需要的历史地名实属来之不易，因为这些地名要经过很多专家学者的考证才能取得的。谭先生为我们树立做学问的榜样，我仅举了一个例子。

第二点，谭先生重视人才的培养，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是历史地图编制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也曾受益于谭先生的关照，1961年11月，谭先生组织了一次大集训，集合了历史所、中国地图出版社和武汉测绘学院有关部分人员到复旦与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同志近三十多人进行了学术讲授大集训，谭先生主讲历史地理学，请侯仁之、史念海、吴应寿、王文楚、邹逸麟等先生给大家讲历史地理、历代行政区划、历史地图的编制等，使我们比较全面了解了大部分内容，这次集训极大地提高了这支队伍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明确了目标和任务，这次集训是编制高质量地图的前提条件。所以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时间，质量和速度成绩斐然。

第三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巨大的反响，获得国内外很多殊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方面大家是很清楚的，其中1999年，获得了全国测绘系统科技进步奖。底图是图集的重要基础，我们在60年代初的时候采取有效的办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高质量的地理底图。谭先生从1955年开始自始至终坚持高质量的要求，50年代虽然地图出版社，给图集换了三次底图，谭先生都不满意，由于谭先生的不满意推动了有关单位的重视，所以测绘局在地图出版社成立一个历史地图编绘室，60年代初地图出版社接受编制新底图的任务，当时国家大地图集采用了最新测量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采取缩小十几、二十几倍的方法，改编成需要的底图。按常规是把过去5万缩到10万，10万缩到20万，20万缩到50万，这样没有十几年功夫这个图根本出不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新的方法，使得十几年的任务只需要两三年就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另一方面我们针对图集需要，设计出250万分之一、400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全国地理底图，以便于历史作者编图，谭先生对新地理底图精确性、完整性很满意。其次是设计合理的开本与适当的图例设计，使地图集既方便了毛主席的使用，也能提供大众使用，原来设计是4开本，那是跟苏联学习的，又大又重，后来使用的是8开本，图例适当放大，使得老人方便使用，缩小以后变成16开本的时候一般读者也能够阅读，避免了只为了讲排场，设计的图集体积大，分量重，价格高，卖不出去，以致束之高阁，无法普及到大众当中去的弊端。高质量的底图产生与谭先生的严格要求密切相关；开本与图例设计的成功也是体现了谭先生既为专家，又为普通读者服务的思路。谢谢大家。

葛剑雄：

地图出版社与谭先生有很亲密的关系，对我们研究所支持也很大，由于谭先生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在我们研究所中间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大家非常重视地图，一般的文史专业的人不大注意。我记得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与周振鹤一起到过你们社，向尹增寿、邹明方、石奉天等先生请教，从你那里得到100万分之一的底图。后来我们做地理信息系统，也是以地图为基础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很重要。在座的年轻的同学可能还受益于地图出版社，以前每年新生入学后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图集》，就是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我记得谭先生80岁生日的时候，他一定要用人家送给他的礼金做点事，要给在校的每一位研究生送一套地图，但钱不够，后来你们说不管多少钱你们包了，每人一套。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地图出版社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希望今后在数字化地图上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www.xing528.com)

讲到谭先生对历史地理的贡献，离不开其他两位，我们历史地理学界有三位公认的创始人、奠基者，一位是今天还健在的，一百岁的侯仁之先生，还有一位是已经去世的史念海先生。其实他们三位，谭先生和侯先生同一年的，不过谭先生是2月份出生，侯先生是12月份，史先生是1912年出生的，都差不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先生进入大学早，上讲台最早，在研究生最后一期，他就到辅仁大学顶了一门课。第二年，上课的学生里面就有史念海先生，辅仁大学的。侯先生念书晚些，等到谭先生在燕京大学兼课的时候，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侯先生受的是最标准的历史地理学训练，他是燕京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然后再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大力倡导历史地理，上书教育部，要建这个学科。史先生也是这样，虽然谭先生是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办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但是当顾先生争取到了庚款的资助，又有了张国淦捐助的小红罗厂的房产后，史先生就是驻会的研究员。这样一种机缘使得三位老先生共同缔造了这么一门学科。所以我们今天纪念谭先生的同时，也遥祝侯仁之先生健康长寿，深切怀念史念海先生。朱士光教授最适合在这方面发表意见的，因为他是侯先生的学生，又是史先生亲密的助手，现在请朱先生来给大家谈谈。

朱士光：

首先我非常感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盛情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谭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同时安排我在这次会上做发言，向我的同行们公开表达我对谭先生的崇敬之情。刚才剑雄教授也谈到，谭先生是我们国家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提到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他们三位刚才剑雄先生也讲到，年龄仅相差一岁或者半岁，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师生关系，我就想从这个角度补充一下，从谭先生与侯先生、史先生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来谈谈他们三个人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与崇高的学术情怀。

侯先生虽只比谭先生小半岁多，但他对作为谭先生学生感到自豪。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63年从广州中山大学考到北京大学，跟侯先生读研究生。当年大约是在冬天12月份的时候，谭先生到北京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个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侯先生请谭先生到北大给地质地理学系的师生做学术报告，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谭先生，谭先生当时50来岁，显得非常精神潇洒，因为侯先生当时是北大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的主任，自然由他来主持这个报告会，他在介绍谭先生的时候就明确地说，“谭先生是我的老师。”使得整个会场听众对谭先生更加肃然起敬，所以整个学术报告进行得非常圆满。

谭先生对侯先生，他早年的这位弟子，对他的很多工作也是非常支持的。比如说在50年代，在中国地理学会的支持下，由侯先生担任主编，编辑了一本《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谭先生，还有顾颉刚先生都非常支持，都为侯仁之先生主编的这本书提供了非常精湛的学术论文。后来在中国地理学会组建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时候，因为当时侯先生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副理事长，就出任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首任主任，谭先生和史先生出任副主任，他们三个人合作得非常好，使得我们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文革”前的一个短暂时期，以及“文革”后一段时间在他们三位的共同努力下，学术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使我们的研讨会一届又一届地蓬勃开展起来。

史先生对谭先生当然也是敬重有加了。我印象里非常清楚记得1981年秋，“文革”结束没有几年，在陕西师范大学由史先生组织，举办了一次历史地理学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当时谭先生参加了。会后，谭先生非常希望看看壶口瀑布，史先生除认真地进行考察安排外，为了确保谭先生的健康，还专门从陕西师大校医院请了一位大夫随行，当时我还没有到陕西师大，不过我也参加这个活动了，这样的情景也使我印象非常深刻。

谭先生对史先生的工作也非常支持。谭先生虽然工作非常忙，后来1987年史先生又在西安举行了一次历史地理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谭先生也欣然到会。同时对史先生出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以后的古都研究谭先生也是非常关注，也给了很大的支持。除了这些，还有一方面情况也很值得我们关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学术问题上若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谭先生和史先生对今天的河南浚县大伾山西边古河道究竟是不是黄河的古河道，史先生与谭先生有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进行讨论。尽管他们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在字里行间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对对方也是充分的尊重。经过这样的学术争论他们的关系依然非常亲密。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现在我们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由原来大家所说的三足鼎立，就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复旦、北大和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到后来的七星闪耀，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群星闪耀。出现这样的发展与繁荣的局面，这虽和整个历史地理学界，还有相关学科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但是我认为跟我们三位先生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各自所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以及他们出于崇高的学术情怀，亲密团结，互相支持这样的一种学术氛围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很需要加以继承发扬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葛剑雄：

好，谢谢。我们在座的还有几位，我介绍一下，陈匡时先生是历史系的，谭先生的同事，还有苏松柏先生也是我们历史地理所的，谭先生的同事。史为乐先生是谭先生的研究生，我在写谭先生传记的时候了解过，谭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应该是黄爱云，就是黄秉维院士的夫人，第二位是文焕然，已经去世了，第三位是钮仲勋，第四位是胡菊兴，第五位是你，好像你还来不及毕业“文革”就开始了。钱林书先生是谭先生的学生，是历史系办的专业班。

钱林书：

我们是第一届。

葛剑雄：

有一部分本科生就选择历史地理作为专业。今天时间关系，只能请你们每个人都简单发表一点意见吧。

苏松柏：

为了表达对谭先生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我在这里讲一件事情。我原来不是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是亚洲史组师从田汝康先生从事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大约到1977年或1978年才到历史地理所来，但不是来教学搞研究的，而是搞资料工作。80年代，我向余子道同志提出重操旧业要求，他表示同意。但要和系里其他领导商量，后来就没有什么回应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偷偷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史研究》里发表，我把文章送给谭先生指正。谭先生回了一句话：要我努力多写文章。谭先生这一句话，对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在《历史地理研究》上发表，得到了谭先生的肯定。

到了80年代谭先生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一书，有一天副主编王文楚同志告诉我，谭先生叫我写一篇《张燮》文章，我感到很惊讶，但深感这是谭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并尽力而为，很快把文章写好交稿了。这个稿子交上去以后，王文楚同志又告诉我，谭先生叫我再写一篇《汪大渊》文章。我又尽力把文章很快写完交稿，到编第三册的时候，王文楚同志又对我说，谭先生还要我写《陈伦烔》两篇文章，因我要到美国去探亲，所以只写了一篇，没有全部完成。谭先生一再鼓励我多写文章，反映他培养晚辈一个指导思想，写文章就要研究，只有做研究才能写好文章，研究是过程，文章是研究的结果。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的时候，不久听我爱人打来电话，告诉我谭先生过世了，我很悲痛。但我不能回家，只好请我爱人代我参加追悼会，寄托我的哀思。1993年我回国以后，所里又继续对我的信任，安排我参加上海地名办主编的《上海地名志》，还有《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域外分典》，2007年后，规划局又聘用我去参加编写《徐汇区地名志》，一直到去年，我80岁才完稿。我后半生，我80岁还能够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这和谭先生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是分不开的，在这个会上我谈一点情况，表达我们对谭先生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因时间关系，就简单讲这些。

陈匡时：

我是谭先生的学生，我是1952年进来的，一直到1992年，这40年当中，我老觉得我没长大，在谭先生面前我就是学生，但是后来因为我1956年工作了，工作就跟谭先生，他当系主任，我做秘书，帮他招点研究生，第一届博士生具体的工作就是由我做的。

所以这个过程，现在就长话短说了，有一年，他给同学题字对我影响很深，好像大体上是写了“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就这几个字，给谁题我忘了，我很吃惊，因为我觉得对我震动很大。谭先生的人格，他的学问，他表现的学风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这十三个字。我是1952年进大学，听了他两门课，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我听了一年我就很幸福，听了他整整一年的课。后来就是工作了，工作了就变成同事了，同事当中，事实上他对工作很认真，很踏实。比如说招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我没参与，后来招第一届博士生，我参加了，他们进来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挺认真的，谭先生自己出题目，判卷子，我们仔细看了卷子以后，每一份谭先生都看过。在他的病床上，我们到他家里看过，谭先生招研究生很严格的，题目都是自己出的。

葛剑雄：

当初何光岳跟我们一起考的，考了以后《解放日报》去采访他，他说因为他不懂外语，复旦大学没录取他，他其他各门都考得非常好。这消息发表后，党委很重视，让他们调查，就这个意思。

陈匡时：

因为这个过程我们是搞得很认真，第一届博士生，当然很重视，事实证明，我们到《解放日报》去讲，外文不要说了，英文连and都不知道，我当时怀疑为什么，湖南考研究生的时候好像是可以看字典的，不要把单词注出来，你把单词注出来说明你英文很差的，都不知道啊。

我就说明一点，谭先生他是一丝不苟的，对我们教学当中，刚刚讲到做人跟做学问要一丝不苟，做人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也要踏踏实实的，这个我觉得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当初这样的情况，谭先生许多事情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说明了一点，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它的形成，发展，它的优秀传统，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比较壮大了，我觉得谭先生在我们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或者是“复旦精神”的一个丰碑，是一面旗帜。学风方面，我觉得谭先生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留下了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要好好地挖掘，发展，这个很重要。谢谢大家。

葛剑雄：

请大家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请下面的几位讲一讲。

史为乐：

简单说一点吧，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讲话，还有包括上午，好多老师谈的，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谭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听了很受教育。我本来谈的就是谭老师在历史地理学科建设中可谓功德巍巍，而且又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在关心培养学生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本来我要讲的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以后，老师还对我的工作很关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后来主编的两本书都是谭先生担任顾问，一个是《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一个是《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搞《中国地名语源词典》的时候，谭先先生不仅帮助我们修改编例，而且亲自写了样条，非常认真，当时就提出来要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且不能看这个资料出现的时间早晚，还要区别古民族语这些东西。因为有些见于记载虽然时间很早，但是牵强附会，所以一定要辨别清楚，不要上它的当。

在搞《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时候，谭先生提出了两条要求，一个就是要重视第一手资料，一个是要将《读史方舆纪要》的地名全收，这两条非常必要，为什么？因为《读史方舆纪要》讲到很多历史地名，对搞历史的人来说很需要。再说，旧的《古今地名大辞典》基本上是参考《清统志》，《方舆纪要》看得很少，而且收词和释文的写法也大不一样。

葛剑雄：

所以谭先生对编其他字典也非常重视，编的地名要有用，《读史方舆纪要》里面的地名都是有用的。现在有些人只讲多，其实很多地名没用的。

史为乐：

我们这部地名辞典出来以后为什么很受欢迎？说明历史地名收词很重要，对大家来说很有用，而且搞起来也比较认真，都查阅了历史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这个地名辞典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好评，主要是因为谭先生的指导，如果没有谭先生这两条，我们也就是一般地搞一搞，不会超出其他的字典。所以要论功劳主要是谭先生的功劳。虽然我是主编，但是出了很多错误，应由我来负责。现在大家看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错误，所以我现在坚持就是要修订。有错误不改正会给读者以误导，会感到很内疚，再一个我们的地名辞典虽然出了没多久，2005年3月才出版的，只有几年时间，但是我们这部辞典，确定的时间段限是1994年，距今已有十六七年了，十六七年行政区划变化也很大，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也变化很多，不修订不能反映新成果、新的学术水平，大家用起来会感到极大的不便，所以一定要修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钱林书：

我简单讲讲，刚才各位老师讲的时候提到对我们很严，对学生很严，真严。我是“文化革命”恢复工作以后开始的，给我印象很深，举两个例子。第一，刚开始我画图，画好以后，我发现比我年长的老师画好不交，我就交了，交给谭先生，谭先生亲自审，审了两天来找我，说这个画得对，这个你认真的，这个你当时不认真，我想我怎么不认真呢？他说你点得不准，我说这个底图本身会不清楚，一个是大圈，下面是小圈，差的话最多差两里路，他说你现在对，对就对出来了嘛，一对果然错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是革命教师，当时是老师批斗老师，哪里有一般的老师被反动学术权威批评呢？他不管，说明很严的。第二，历史地图集的先秦部分没有画完，当时汉以后到秦基本上完了，但是先秦没有画，当时把在五七干校的杨宽先生调到我们这儿来，叫我做杨先生的助手，开始画。杨先生大家都知道，他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成绩的，而且他以前也画过图，进度比较快，谭先生也讲了先秦部分除了考古以外杨先生绝对可以，而实际上不是这样，谭先生照样非常严格地审查，审查了以后给我这个根据什么资料，我马上找出材料给他，他说根据这个资料不应该画在西周，应该画在夏，谭先生真是非常非常负责，非常非常认真，连杨宽这样，当时在这方面很有成绩的人，他也是非常严格地要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所很多同志之所以今天还是这样认真地工作跟我们老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谢谢大家。

葛剑雄：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大家配合，我今天时间没有掌握好，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