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学术成就与思想

谭其骧季龙师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1940—1949）

——浙东学术、求是精神的实践

程光裕（前台北中国文化大学）

一、浙东学术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宋明以后，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活跃。浙东学术尤为主流。“明州杨杜五子”⁽¹⁾、“永嘉九先生”⁽²⁾，多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孕育开辟新径。南宋时形成各学派，四明学派“甬上四先生”⁽³⁾之外，金华吕祖谦承二程之学，拯救衰世，重实用。永康陈亮讲无机事功。永嘉叶適修实政，行爱德，建实功，不以义抑利，主利和义。南宋末，王应麟抗元，主改革，撰《玉海》为经世之学。明王守仁，余姚人，主“致良知”、“知行合一”，创教育良规，开创实事求是学风。明末清初黄宗羲梨洲，余姚人，起义抗清，拥鲁王，兵败返故乡讲学，师山阴（绍兴）刘宗周慎独实践之义，重“经世致用”，撰《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儒学案》（未完成）、《元儒学案》（未完成），求实创新，为浙东学术开创之功臣。朱之瑜舜水，余姚人，清兵南下赴交趾还舟山往日本，乞师不成，讲学于水广，德川光国礼为国师，其学影响明治维新。万斯同，鄞县人，受学于宗羲，1679年开明史局，以布衣参与，承师说而发扬之，重忠节，主中西文化互补，撰《明史稿》，讲求经世之学，重实践力行。全祖望，鄞县人，重要著作《鲒埼亭集》、《宋元学案补续》，学重实践，不在词说，表彰气节之士，亦为经世学者。章学诚，绍兴人，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为创新之作，“持世而救偏”，发挥“经世致用”。所创方志体例，扩大史学领域。邵晋涵，余姚人，重视“立身制行”，伦常日用，与全祖望重在实践、不在词说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综而言之，浙东学术研钻经史，不专注考据，重理论与实践互相沟通，实事求是，笃实事功，知行合一，经世致用⁽⁴⁾。

二、求是精神

1936年4月，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博士接掌国立浙江大学，延聘史地学者张其昀晓峰师新办史地学系。翌年7月7日“卢沟事变”日军侵占宛平，“八一三淞沪之役”我以精锐之师迎敌，损失惨重，形势急变。杭州浙大于11月11日开始撤退，初迁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及永兴场。沿途停留，仍弦歌不辍，继续上课。⁽⁵⁾

竺校长、晓师秉持浙东学术真谛办学，敌机滥炸宜山，师生幸无罹难，治学绩效渐显。1939年教育部令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继设立史地教育研究室，增设师范学院，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亦设史地学系，均由晓师以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兼任部、室、系主任。晓师云：“是一个很兴旺的家庭”⁽⁶⁾。由于四个单位由晓师主持，经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因此在教学方面课程比较完备，研究方面编印书刊，发表成果亦颇可观，培植史学、地学人才不少。⁽⁷⁾

浙大在宜山时，1938年11月19日下午，竺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决定校训为“求是”二字。继请时在浙大讲学之马一浮先生撰校歌之词，审察时势，“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仿古典经书、箴言，撰成词句，庄穆劲扬。历尚能先生作歌谱，曲声谆雅，抑扬顿挫，如流水琴意，大自然启示“求是精神”。

校歌之词“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求是精神之义，亦有脉络。溯自中日甲午战争（1894）后，国势殆危，有识之士，创言自强，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尤为急务。杭州知府林启、徐盛储本务实，在汪康年、陈汉第、朱智等大力协进下，于1897年正月，成立求是书院，所谓“求是”，意即“务求实学，存是去非”。⁽⁸⁾亦富科学属性，有时代意义。

竺校长训勉学生：“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大学的目的在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须慎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责良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⁹⁾晓师亦谓：“求是精神者，乃不问利害，但问是非之谓。……大学教育之最高境界为精神自由，意念自由。”⁽¹⁰⁾抗战胜利，浙大复员杭州，置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以纪念明代浙东王阳明、黄梨洲、朱舜水三大哲人。这显然含有鼓励后进的意义。⁽¹¹⁾所言与浙东学术要义，传承迹显，“求是精神”为浙大奋力继往开来，创新辉璨。

三、教研优绩

谭其骧季龙师（1911—1992），浙江嘉兴人。父新润，清秀才，留学日本，习铁道管理，返国任京奉铁路皇姑屯站长。季师幼年兄弟间常以全国地名互相答问，增进地理知识。初入慎远小学，转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秀州中学，抗议校方措施而遭退学。赴沪考入上海大学，北伐军兴，学校停闭。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受教于系主任夏丏尊，修习余上沅、沈端先（夏衍）、林语堂诸师课程。丏尊师去职，转读外文系，主任为叶公超。上课二周，历史社会系新成立，又转入，主修历史兼修社会学，首任主任黄凌霜，后陈憬代理教务，许德珩继任。任教者有孙本文、邓初民、潘光旦、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方壮猷等师。季师毕业论文之《中国移民史要》由潘光旦师指导完成，并获得激赏。季师对顾颉刚先生仰慕已久，陈憬师推荐，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修习顾师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尚书研究”诸课程，对顾师论述，质疑问难，经循循善诱，诚恳热忱鼓励，大胆探索问题，深感知遇，获益至多。季师另一恩师系邓之诚教授，渠博闻强记，文史兼通，熟谙历代典章制度，明清掌故，对季师之才识，颇为赞赏，邀居其寓，供给膳食，季师亲炙其学艺，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有更深见解，历代典章制度亦饶有兴趣。季师又选修了张星烺，旁听陈垣师课程，选作中西交通史方面之学术论文。季师于1931年在顾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通过答辩，结束学业。论文刊于燕大历史系主办之《史学年报》。1933年季师又于《燕京学报》刊《新莽职方考》，为研究沿革地理之力作。季师在燕大研究院的成绩，顾师作出在毕业生中应列第一的评价。季师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季师在燕大之同班同学叶国庆来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返母校任教。长期交往或关系密切的同学有俞大纲、姚家积、邓嗣禹、翁独健、朱士嘉、冯家昇、齐思和、聂崇歧、牟润孙、周一良等先生，以后俱成为著名学者。季师于1932年初，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负责汇编《馆藏方志目录》，又经邓师推荐于辅仁大学任教“中国地理沿革史”，其教学为学生折服。明年邓师又向燕京大学推荐兼授同样课程。1934年代顾师在北京大学兼授之“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又代邓师在辅大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1935年辞北平图书馆馆员，专教各校课程。季师借方志编目之便，阅读稀见珍本典籍，眼界大开。馆设编纂委员向达、贺昌群、刘节、王庸、谢国桢、赵万里、王重民、孙楷第等名学者供任编纂委员，后专事馆藏典籍之研究。季师与彼辈亦师亦友，关系日益密切，在学问上受益匪浅。王庸，字以中，长期从事中国地图学与地理学之研究，其后复为季师赴浙大任教之介绍人。季师在辅大之学生史念海，在燕大之学生侯仁之、张家驹、王鍾翰，以后亦成为知名学者。1934年顾师与季师共同发起筹组一个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与相关学科为宗旨的学会，名“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由师生二人主编。发刊辞由季师执笔，顾师酌予修正后刊出，嗣以对办刊的方针与方法之“和而不同”时有争议。由于季师家庭经济因素，及邓师对二人治学处世为人至为关怀，推荐季师赴广州，任学海书院导师，主讲《汉书》、“三通（《通典》、《通考》、《通志》）研究”。《禹贡》编至第六期后，由顾师与冯家昇主编。1936年元月，季师在北平与李永藩女士结婚，婚礼后三日获电告父新润公在嘉兴病逝，遂返故里举哀尽孝。丧事毕，赴上海转广州。是年暑期，季师返北平休假，适广东政局动荡，书院停闭，遂留北平，由顾师推荐，燕大聘为兼任讲师。潘光旦师在清华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教务长，聘季师为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翌年在系内开设“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课程。“七七事变”、“八一三”战起，烽烟弥漫，季师滞留北平两年，任教燕大“中国沿革地理”，又兼清大地理课程，由于北平在日军占领下，敌伪活动日益猖獗，燕大虽为美国教会所办，亦渐感不安，又以燕大系兼任讲师，前途发展难料，遂萌投奔大后方另谋栖枝之念。⁽¹²⁾

四、黔中岁月

季师获悉时在浙大任教之王庸教授返沪，致函请求设法。渠与晓师系南高师时同窗，亦为竺校长任教南高师时之高门弟子。王教授接函即向晓师推介，获准以副教授受聘。季师离平至天津南下上海，转香港经越南至贵州，初任浙大青岩分部一年级“中国通史”，其教学为同学敬佩。分部北迁湄潭之永兴场，师亦北移，又于湄潭开讲“中国通史”。师母李永藩率幼子稚女历经长途艰困，亦至贵州，初居永兴场，继移住遵义。1942年秋，季师晋升为教授，调遵义校本部，改教本系（史地系）“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沿革地理）”。此后，因眼疾为减轻工作，于1944年春至湄潭分部教授理学院“中国通史”。秋季回遵义，至1946年9月复员回杭州。⁽¹³⁾

晓师治史地学，着重时空、左图右史之理念。《中国历史地图》序，阐述时空与史地学关系至详。⁽¹⁴⁾浙大史地研究所同窗挚友陈吉余院士述求是精神，在求是、求真、求实、求新、求成，“成为我在学海中探索而恪守的诺言”，“史地结合或者融合是对事物认识的时空观，张其昀先生在他所授的‘中国地理’课堂上讲出时空观念的由来，古人治学左图右史，这也是对事物发展认识根本的出发点，这样的观点在我数十年从事河口海岸工作中受益匪浅。”⁽¹⁵⁾吉余兄秉持“求是”开拓新境，创建未来，为浙东学派求是精神而实践，毕生不渝，良模钦敬。

浙大在遵义时，晓师主持史地研究所、史地系。所、系教授、研究生，致力于遵义之实地考察，举凡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诸项，均作详尽之研究，所撰专编汇为一书，名曰《遵义新志》，于1948年在杭州出版。1955年12月，在台北重印，名曰《新方志学举隅》。全书分地质、气候、地形（上）、地形（下）、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等十一章，都十七万言，附地图二十二幅，遵义相对高度之研究，在我国尚为草创之作。⁽¹⁶⁾宋晞兄亦云：“以新地学之观点与方法著作之方志……阐明一地在地理上之特性，兼及人文精神之新方志，实为方志著述创新之途径。”⁽¹⁷⁾团队组织之创作，亦为浙东学术、求是精神实践之佳绩。季师亦有荣也。

晓师生活简朴，待人宽厚，对季师至为礼遇，葛剑雄教授云：“张其昀在任用人才时独具慧眼，并且用人不疑，对教学、学术从不干预，谭其骧来校一年多就提升为教授，这位主任当然是决定因素。他平时对谭其骧礼遇有加，生活上也多予照顾，使谭其骧颇为感激。”⁽¹⁸⁾晓师在台北归道山，季师言“在浙大十年，待余不薄，遽而永隔，难免令人伤感。”⁽¹⁹⁾情深感人。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具有天然防空优点，季师身处其地，尚称安适，求是学风，师生融洽，加以史地师资坚强，旧知新友，专家学者切磋学能，得益至多，尤其与地理学家建立深厚友谊，交流频繁，补充地理学之不足，将史学与地学融合起来，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真有如鱼得水之乐。⁽²⁰⁾

季师于1942年在浙大开设“中国历史地理”新学科，学科的理论、性质、研究方法、体系、研究方法的认识，经历由浅入深的过程，至60年代才明确。尝言“历史地理学不同于沿革地理，首先是研究的范围不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各个方面，而沿革地理仅仅包括政区、疆域、乡邑、河渠等。……其次是研究方法的不同。沿革地理一般只依靠文献资料，且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而历史地理学不仅依靠文献资料，而且要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且要进行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利用新技术作为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就研究的深度而言，沿革地理只满足于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而历史地理学要进而研究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所以沿革地理是局部的、初级的现象罗列，而历史地理学则是全面的高级的本质阐述。”“谭其骧教授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他从沿革地理走向历史地理学，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成就丰富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这门新兴的学科的深厚潜力和辉煌的前途。”⁽²¹⁾季师新学科命名，有创新，深具影响意义。

五、赞誉佳评

1947年初，为纪念求是书院50周年和浙大20周年校庆，季师撰《近代杭州的学风》，此文分两次在《浙大校刊》上刊出，又发表于4月6日的《东南日报》。季师认为“杭州于浙西已属边缘地带。隔钱塘江与浙东学术中心的宁绍相接，故其学风虽以浙西为素地，同时又深受浙东的影响，实际上可说是两浙学风的一个混合体。……迨其融化而后，遂自成一型……杭州学风实有其特殊色彩。作为汉学全盛的乾嘉时代，杭州学风却始终在时代潮流的半化外状态之下，由此可见浙东学术对于杭州影响之大……自明末至乾嘉，杭州只是两浙不同学风的接触融合点，并不能领导全国。道（光）咸（丰）以后，一方面是发扬新风气的神经中枢，一方面又有保守的学术的坚强堡垒，不仅是经史之学的中心，同时又是科学的中心，即历算学的中心。光绪甲午后是杭州新风气领导全国的第二期，最先创立兼课中西学术、新式学府的正是求是书院。50年来，出身求是的学者甚多，他们的成就方面虽各有不同，但其等不忘因，新不蔑故，不偏不倚，择善而从，并具中西新旧之长则同。”作者以为这就是求是精神的表现，也就是50年来的杭州学风。其结论是：“求是即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真。”⁽²²⁾《前传》作者云：“一篇专谈学风的文章，与其说是总结杭州和求是书院的学风，还不如说是在寄托自己的向往，抒发自己的追求。他对杭州学风的肯定性结论，也正是他对十多年学术生活的感悟。‘求是求真’则是他治学经验的升华。在此后40多年间，尽管经历了一次次急风骤雨，以至十年浩劫，但求是求真始终是他的学术信念，他不愧为他所总结的‘杭州学风’的传人”。⁽²³⁾所言深具卓识，至为钦佩。季师为“杭州学风的传人”，而浙大为杭州学风之主导者，浙大以浙东学术、求是思想为学术思想之内涵，季师之“求是”“求真”思想在浙大孕育成无比的功率，能量超胜。是季师为浙东学术求是精神实践且成功者。

中共建政，季师于暨南大学以“专任教授”兼任课程。浙大史地系异分为历史、地理二系，未久历史系停办，暨大历史系并入复旦大学，季师受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最有成果的佳作。列名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世界领袖辞典》，英国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传》，为享誉国际的杰出人物。⁽²⁴⁾赞誉佳评，深具时代历史意义。

六、余言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人为创造历史的主角，学术思想及其成就繁衍积聚，构成史事长篇，鉴往知来，为当代学人之职责。季师享誉中外，其“经历很简单，从6岁到82岁，都没有离开学校。他的工作很单纯，从20岁登上讲台，就是上课和研究。”⁽²⁵⁾在教学研究中探索真理，期可奉献智能，为民族国家谋福祉。季师尝言“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²⁶⁾季师在浙大任职，在竺校长及晓师卓越领导下秉持浙东学术、求是精神来开展教育学术，礼聘季师至校参与团队，供予舞台，使戏中主角大显身手，演出幕幕戏码，为观众掌声颂谈，此一时期可谓为生平的“黄金时代”。而晓师所创之时与空、左图右史之观念，自然与人文的互依相辅，天时、地利、人和，积蓄智慧之功能，发出辉煌灿烂的光芒，其因缘际会成为影响历史的巨人绝非偶然。⁽²⁷⁾

【注释】

(1)“明州杨杜五子”为宁波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www.xing528.com)

(2)“永嘉九先生”为温州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生、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

(3)“甬上四先生”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

(4)详见程光裕《香山集》（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1年11月出版，页277至279），并详参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5)临安西天目山一年级师生移建德与杭州撤建德师生会合入江西。宜山迁贵州，亦在青岩设分部，容纳新生，后并此徙于遵义、湄潭及湄潭之永兴场。

(6)见《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私立中国文化研究所，1963年出版）张序。

(7)见宋晞《张其昀先生传略》（2000年9月，中国文化大学印行）页9。

(8)详参戟峰、刘玉声《求是书院创办者之一：多才多艺的陈汉第》，刊2007年3月2日《浙江大学报》。

(9)详参《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浙江大学校长办学理念选登，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任期1936年4月至1949年5月》，刊2006年12月15日《浙江大学报》。

(10)参见宋晞《张其昀先生传略》，引民国三十二年6月24日《敬告本校四年级同学书》（油印本）。

(11)参考程光裕《五柳集》，页303至304，《谭其骧师在浙大的教研生涯》，引《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张序，序文又云：“阳明学说，注重笃行，他以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应与笃行贯通之，是即知行合一之学说。凡此心信其为是为善者，不问如何困难，当断断乎行之，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精神何等痛快，梨洲、舜水都阐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义，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尚在法国卢梭《民约论》之前一世纪，舜水则为中外文化交流最伟大的先导，明治维新后的新日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舜水讲学江户（今之东京）之明效大验。……浙东学术的影响所及亦不仅限于全民族，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浙东学者言性命者必衷于史，其意以为科学与哲学必须互为表里。我们要有极笃实的科学功夫，日新又新，又要有极超旷的哲学修养，深根固蒂，以为安心立命之地。”可知浙大史地系的传统为浙东学术的绵延，科学与哲学互为表里。教研实施培育“一代青年顶天立地继往开来，毕生勤勤恳恳为着工作服务、贡献而努力不懈的勇气。”（《纪念集》）亦为浙大史地系的特色。（《五柳集》2007年3月世新大学出版中心出版）

(12)详参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10月版），页5至112（以下简称《前传》）。

(13)《前传》页117至119。

(14)详参张其昀监修，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1980年6月12日，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出版，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印刷。

(15)参考中国工程院院士文库，《中国河口海岸研究与实践》中《前言——我和中国河口海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发行。

(16)详参程光裕《常溪集》之《方志新例——遵义新志与阳明山新方志》，1996年9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页1059至1060。

(17)程光裕《常溪集》之《方志新例——遵义新志与阳明山新方志》，1996年9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页1062。

(18)《前传》页130。

(19)《前传》页131。

(20)参考程光裕《五柳集》，《谭其骧师在浙大的教研生涯》，页329。

(21)详参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2月，页176至177，以下简称《后传》）。

(22)《前传》页156至157。

(23)《前传》页157、159。

(24)程光裕《五柳集》，《谭其骧师在浙大的教研生涯》，参考页328至329。

(25)《后传》封底页。葛剑雄案季师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外，还撰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行集覃文，字字珠玑，均可参阅。

(26)《后传》目录前页（谭其骧）。

(27)浙大人文学院暨历史系于2001年5月27至31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成功地主办了“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研讨会”。历史地理学是浙江大学最先发展的几个优势学科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求是书院开设的历史学和地理学课程，而在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主任（后又任人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的1936年至1949年期间是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当时，先后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如张其昀、谭其骧、向达、钱穆、方豪、王庸等在史地系任教，他们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科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史地系历届毕业生人才辈出，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谢觉民、陈述彭、王省吾、文焕然、程光裕、徐圣谟、宋晞、张镜湖、陈吉余、严钦尚等。在他们以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均与历史地理学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历史地理学的教学科研实践中，浙江大学史地系造就和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具有史学素养的地理学家。其中产生了多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如谭其骧、李春芬、陈述彭、陈吉余等。他们的学术群体形象及其历史地理学方面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地学界，迄今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为了继承和发扬老浙大的求是精神以及人文学院史地系（1936—1949）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传统，充分发掘和利用老浙大史地学前辈的学术资源，加强与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界的联系和学术交流，共同促进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浙大校友通讯》第131期，2001年12月，台北市浙江大学校友会印行，页10—12。引“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网站”。历史地理学于浙大，奠定发展的基础，竺校长、晓师、季师为重要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