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又不是彼此隔绝、绝对对立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两大部分,他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决定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既是互相区别,又有互相关联。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层次。
一、历史学和有关生产方面的科学知识
我们研究历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研究生产发展的历史。人类生存在世界上,一直在能动地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断地认识和改造着自然。这个过程从原始人打制出最初的石器以从事采集和狩猎的时候就开始了。而当生产从采集进到农业、从狩猎进到畜牧的时候,人们已经在总结前一时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改造着自然。掌握有关生产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正是我们弄清历史上生产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条件。
古代的史学著作里也有一些关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的记载。如《史记·河渠书》、《汉书·食货志》里说到井渠的开凿和使用。历代史书的食货志中也或多或少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总的说来,史书中关于生产的科技资料的记载分量非常之少,而且往往语焉不详。古代史家,不论中国或外国,对生产领域中的具体科技知识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在各种关于农业的著作中,详尽地记载保留了历史上关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的资料。由于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有不少论述农业的著作。例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专著、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就详细记载了耕田、选种、农时、地利和各种作物的培植方法;园蔬、果树及各种经济材木的种植;家禽牲畜的饲养;另外还广泛地记录了当时的手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制造方面的各种手工业的情况。我们研究古代历史,要弄清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农书实在不可不读。
近代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我们现在探讨古代有关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拥有了比前人优越得多的条件。我们既有可能比前人见到更多的古代遗物,又有了比前人多得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而且,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指导下,我们更应该以过去史书忽视关于生产的科技知识的缺点为鉴戒,重视历史上有关生产的科学技术,把它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二、历史学和天文学
天文学产生于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际需要。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科学各部门发展顺序时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是中国完整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古农书。全书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竹木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和副业等,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为我国后来学者研究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远古时期起,人类就开始观察天象,《尚书·尧典》里已经有了尧命令羲、和二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以“敬授民时”的记载。古代的人们不断积累天体运行的知识,根据太阳、月亮的变化来确定日、月、年的概念,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历法。历史学需要确切的时间概念,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历法正是反映时间概念的标志,历法的制定和调整又与天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天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产生了不解之缘。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几乎都是史官兼天文、历法,这正是史学跟天文学之间密切关系的体现。从殷墟卜辞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有一种司占卜兼司记事的“贞人”。周代金器刻词和文献资料中提到内史、太史、左史、右史、作册等和殷代贞人的职守应该是一致的。汉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任太史令,兼有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司马迁引其父亲司马谈的话说:“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马迁自己也说:“仆之先人,非有刻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本人在汉武帝时也曾参与造太初历,在他的历史著作《史记》中还专门列出了《历书》和《天官书》。直到东汉时期的太史令还是“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一身而兼三任。
古代史学跟天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国秦汉以前的史书里,有许多关系到天文的内容。当时的纪年方法是岁星纪年法,根据木星绕太阳的运动来确定年的概念,这种纪年的方法在原则上是有直观的天文依据的。此外,记事内容也有许多方面涉及天文,甚至童谣民谚里也有许多天文的内容。由于古代天文学的不断进步,历代王朝对历法进行不断的修改和替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历法,历史著作中的记年记月记日也就常常随之改变。因此,在研究古代历史的时候,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
〔北宋〕假天仪。苏颁根据古人“地在天中,天转而地静”的观点,造成大型的天文演示仪器——假天仪。他在假天仪的黑暗球体内,按照星星位置穿凿小孔,当人进入假天仪球体内,自然光就会透过小孔,造成模拟的天空星象。我国古人对天文有很深刻的研究,而且以此为依据创造独特的天文历法,因此研究古代历史,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古天文知识。
近代以来,天文学高度发展起来,产生了精密的天文历法,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兼通当代的天文学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天文学跟历史学关系的疏远。近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研究还是大有裨益的。不光史学家记述历史的时候有了精确统一的时间依据,而且,天文学已经成为现代推算上古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帮助历史学解决许多悬而不决的年代问题。例如,考古学家在埃及、两河流域发现的许多上古年表,其中有些年份记有当时的特殊天文现象,天文学家就能够根据这种天象推算出距今的年代。
三、历史学和地质学
地质学是研究地质变化规律的科学。18世纪之前地质学长期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人们对于地质现象的注意很早就产生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对“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描写就反映了周人对地壳变动的深刻印象。古代的历史著作和方志上有不少关于地质的资料,比如矿藏资源、地震情况等等的记载。但是,古代史书往往把许多地质现象记在五行志(或称灵征志、祥瑞志等)中,作为附会灾祥迷信的资料。古人关于地质现象的知识是很零散的,尚未成为科学,因而也没有对历史学产生什么影响。近代的地质学奠基于18世纪末叶,地质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从此发展起来。
地质学的研究由地球的表层逐渐进向深层,在古生物学的配合下确定了岩层的划分及其时代顺序,科学地说明了地球上的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地质学把地质时期分为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与之相应的,古生物经历了原核细胞、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类、鸟类、哺乳动物的漫长过程,在新生代第4纪约200万(或300万)年以前开始出现了人类。这样,地质学结合古生物学,以确凿的材料批驳了一切宗教关于世界产生和人类始祖的神话,科学地说明了人类从动物逐步进化而来的历程。地质学材料和地质年代对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需要结合其他的古生物化石以及地质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但是,由于地质变化缓慢,而中、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所以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而言,地质年代逐渐地失去其重要性,而让位于考古学了。
四、历史学和古人类学
古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通过对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制造的工具及其生活遗迹的考察,探讨人类怎样从古猿进化而来,以及人类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及其规律。(www.xing528.com)
19世纪初期,在英、法等国开始陆续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原始的石器和一些已经绝种的动物化石。但是当时守旧的学术界权威却对这种新发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1856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原始人的头骨,但是保守的权威学者仍然断言那只不过是病态的现代人的遗骨。1868年,在法国发现了生活于二三万年以前的克罗马农人化石、旧石器和部分已绝灭动物的化石。由于克罗马农人已经有很多地方和现代人很相似,所以大多数人才承认它是古代的人类。
与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同时,被马克思誉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的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进程中。拉马克(1744—1829)首先提出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达尔文(1809—1882)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于1871年出版了《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进一步充实了进化论的内容。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总结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拉马克、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于1876年写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推翻了唯心主义的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照亮了研究人类起源的道路。
在这幅北非的岩画中,描绘的是人们为了争夺一头牛而大打出手的场景。从中我们可以知察到那个时代的人类生存的艰辛。
100多年以来,世界各地纷纷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我国的北京猿人、云南元谋人的一系列的发现,为古人类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克罗马农人生活于两三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生活于4至7万年以前,19世纪中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就可以把人类历史向上延长到几万年以前。而20世纪50年代非洲坦桑尼亚东部发现的“东非人”头骨,更是古人类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说明在距今大约200万年以前非洲东部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直立行走、能制造粗糙石器的古人类。各大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猿人,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人类是生活于350万年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人,而肯尼亚的1470号人也生活于200万至280万年以前。第二是晚期猿人,其中我国云南的元谋猿人生活于170万年以前,是晚期猿人中最早者。第三是生活于20万年以前至四五万年以前的早期智人,又叫做古人。第四是生活于四五万年以前至1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或又叫做新人。现代人的时期即是从1万年以前开始的。
原先人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不过四五千年。而由于经过科学鉴定的古人类学研究成果,人类的历史向上延长了300万年,人类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也因此开拓了空前广阔的领域。
五、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
从天文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情况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这个进程就包括人类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进程,当然也就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第二,自然科学跟历史学的关系很密切,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由于这些矛盾发展而引起的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一种重要指示器。研究历史,就要弄清楚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其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科学地阐述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旧史学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受到“贵德贱艺”、“重道轻器”的思想影响,而没有给予自然科学相应的重视。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必须克服旧史学的弊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高度来考察自然科学,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某些技术手段,借鉴其某些研究方法,来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并且也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刻地影响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于古代社会的遗物,以往的史学研究虽然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观察和分析,只能凭直观感觉加各种推测,而现在就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加以科学的测定,从而避免主观随意性,充分利用它们来说明过去社会的面貌及其运动变化。比如对于那些难以确定年代的古代文物,现在可以运用古地磁法、热释光法、碳元素测定法等技术手段加以科学的测定。其他的新技术手段,比如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等非破坏性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对珍贵文物的分析上,既能够保证文物的完好无损,又可以达到科学考察的目的,还能恢复本来模糊不清的文物的本来面貌,解开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秘密。在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现代自然科学也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就为历史研究展示了新的前景。近年来,历史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利用电子计算机来建立历史资料库,运用复杂的计算技术来处理浩瀚的史料和大量的数据,大大提高了历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学方法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而且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往的历史学研究往往偏重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的分析来作为可靠的依据。近代史学和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把数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早期就倡导过“历史统计学”,现在国外的大学开设了“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之类的专业课。近年来,国外学者利用数学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尤其是在经济史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只有从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分析,才能实现学科的现代化和精确化。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论,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重大启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借助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考察复杂的历史现象,重视把握历史现象联系的一切中介及其相互作用,对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积极的作用。
腓尼基人制作的玻璃瓶(公元前5世纪)。为了保护古代文物,在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就必须用到高科技手段。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需要反对不加区别地机械套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的。这种统一和对立又在不同的层次上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因此,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方法要经过哲学的升华成为方法论,才能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如果生搬硬套,就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历史上就有一些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分清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非常注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经过哲学的概括和总结,才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和历史的研究中,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马克思对19世纪的三大发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都是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因此也越来越密切。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借助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需要借助先进的历史学成果。每一时代的历史观所达到的水平,正是该时代的整个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的标志和结果。对于广大历史学研究者来说,应该辩证地认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统一,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自然科学已经使我们了解到许多前人无法了解或错误了解的历史,而且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方法和手段。我们相信,今后的历史学研究必定将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更多的裨益。
【注释】
[1]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同情法国大革命。主张由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来领导社会的改造运动,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建立理想化社会。
[2]刘师培(1884—1919),中国著名学者。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主张以字音推求字意;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又擅骈文。今人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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