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简介-何为历史学

第一节　中国历史学概说

一、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

史学起源于记事。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多用结绳记事，但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他们所记的是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大多是从口头流传下来的，它们大都是一些远古的神话传说。比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

拿破仑画像。拿破仑（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生于科西嘉岛。1793年因在土伦战役中指挥出色，擢升为准将。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官。1804年加冕皇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我们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一些远古传说中，可以窥见原始时代先民们生活、生产的一些面貌，这些远古传说反映了原始历史意识的特征：传说与生产、生活密切相连，同时呈现出神话的色彩。除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之外，先民们的历史意识还存留在种种现存的远古遗迹当中。先民们把一些与自己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物看成是自己氏族的起源和保护神，这也是原始历史意识的一种反映。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自商朝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春秋末年，在约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发展，史学也日益进步，由简单的记事发展到经世致用。《尚书》被称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书，主要是一部历代政治文件汇编，虽无一定的史例、史法，但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夏、商和西周的珍贵资料。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我国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起，就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当时的重要诸侯国如楚、齐、鲁、燕、晋、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我国有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是全世界所罕见的。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都是当时的史书。其中，《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著，《春秋》的出现，使我国史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而墨子也曾见到过“百国春秋”，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是可想而知的。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学家。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相传曾著有《左氏春秋传》，又传《国语》亦出自其手。

《春秋》记载史实非常简单，如鲁惠公死，其子隐公未依继承法而被立为国君，《春秋》就只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鲁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意思是说崔杼犯了弑君罪。《春秋》之中还有只记标题而无详细内容的地方，有的只记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所以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

自平王东迁后，以至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春秋》亦是具有畏惧天命而重视人事的天人观，这和孔子的一贯思想是符合的。在天人关系上，孔子注重人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学生也说他“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肯定人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春秋》记述的是人的历史。《春秋》还具备“惩恶劝善”的史学功用观，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如同是记杀人，有诛、弑、杀的区别；同是记战争，有侵、袭、入、伐、围、灭的差异。此外，孔子还运用一些隐讳手法来寓含褒贬。

相传鲁国的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写成《左氏春秋传》，用事实来说明《春秋》书法，并将孔子史学功用概括为“惩恶而劝善”。司马迁更誉称其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孔子和左丘明还开始运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点来观察社会。如孔子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左传》上则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是讲社会变化的。同时，他们还主张“温故而知新”，认为学习历史主要是为了“知新”；另外，他们也主张进步，“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这种进步的史学观点，给后世史学以巨大影响。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周王室已完全失去了统治能力，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各国纷纷变法。社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学术思想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显得特别活跃，一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迅速发展。同时，随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也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游士们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周游列国，来游说诸国国君，以获得自己的利益。私学的兴盛，极大地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也为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战国时期，各种类型的史学体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系统的编年史。同时又产生了专门的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等，即是这类性质的著述。

这个时期，人们对史实的考订也开始给予相当重视，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另外，历史观也在进步，如墨子认为，没有国家之前，人各主张，彼此相非，这种阐述，与前期天命论的国家起源说显然有进步；而韩非子把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写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这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见解。韩非子还认为古代实行禅让，是因为当时帝王的生活艰苦，现在官吏不肯辞职，是因为他的生活比古代的天子还优越。而楚人风胡子则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观点，他以石、玉、铜、铁四种兵器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这与现代考古学对人类文化发展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四个时期的结论很接近。

从历史著作上说，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很重要的历史著作。其中，《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逸周书》等为传世著作，《世本》则为清人辑佚著作，而《竹书纪年》等则为出土史著。

我国先秦史学，不仅在“发凡起例”上成为后代史学的开山，而且注重把史学作为人们的教材，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同时，当时对于史德也非常重视，把“信”字作为修史的标准，把良史作为史家学习的榜样，像齐太史、南史氏、董狐等史家的那种不畏强权、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精神，一直被视为我国史家的正气。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秦始皇曾在政治、经济、文字等方面，实行了不少改革，给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秦始皇有些措施，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干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不但受到被推翻的六国旧贵族的反抗，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斗争。秦始皇面对这种局面，企图以严刑峻法进行残酷镇压。为了禁止人们“是古非今”，他实行了商鞅、韩非子等所提出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专制政策，采纳了宰相李斯的建议，颁布了“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残暴法令，并搞了一场“焚书坑儒”。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光辉典范。《史记》中的十表和八书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篇章，表的序文概括了古今之变的大势，八书主要论述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写法，“综其终始”和“原始察终”就是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讲述清楚，并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就是力求透过事情的表象，看出它的发展趋势。

“焚书坑儒”结束了由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把许多珍贵的古典史籍化为灰烬，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文化专制气氛，压制了学术文化的争鸣，这种残暴的政策，严重地阻滞了我国史学的发展。盛极一时的秦帝国，所留下的历史学著作，仅《秦纪》一种，《秦纪》是秦朝国史，司马迁读过，并在《史记》中多次提及，因其大部分保存于《史记》之中，后人还可以看到。

公元前206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由于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刘邦采取了减轻剥削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们还接受黄老学派的主张，实行“无为而治”，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汉初，在文化上，对春秋、战国期间的几个重要学派的学术思想，都曾予以提倡，并取消“挟书律”，令民间献书，被秦始皇践踏的各种学术文化，很快地恢复发展起来了。

黄帝画像。《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

汉初的最高统治者，有鉴于秦朝的急剧灭亡，为了免蹈历史覆辙，亟须总结历史教训。刘邦曾对他的大臣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出现了陆贾那种具有道、儒色彩的鉴戒史学思想。这说明，当时的历史已向人们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强烈要求。

陆贾是西汉著名学者，著有《新语》。他的史学思想体现了明显的汉初特色，除了儒道混一的鉴戒思想之外，他还明确指出天道自然，并非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他反对天人感应之说，重视人事。陆贾以为圣人是依据“道”的自然法则来创造历史，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发展有先圣、中圣和后圣三个阶段。他指出人类社会是个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无疑也有合理因素。

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当然是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生于陕西龙门山附近韩城县的芝川镇，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幼年在家乡耕牧、读书，10岁随父到长安，曾就学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他20岁开始漫游，到过现在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到长安后做郎中；又奉使西南，侍从武帝巡狩，足迹几乎走遍全国各地，他观瞻了历史的遗迹，了解了社会风土人情，搜集了传闻轶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在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他又博览了朝廷藏书，为《史记》的写作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了这部不朽巨著的创作，此书大约完成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

在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写出了不朽名著《史记》，创制了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史书体例。这五种体例，即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形成一种系统的有机的历史编纂方法，比较好地记录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丰富内容。《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130篇，526500字，内分《本纪》12篇，记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10篇，把错综复杂的史实用简明表格谱列出来；《书》8篇，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30篇，主要记载贵族王侯的史事；《列传》70篇，是官吏、名人以及部分下层社会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还记载了一些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历史。

《史记》以丰富的内容，把司马迁的历史观点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司马迁对每一个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记载，都不是平列的堆积，而是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发展眼光进行表述的。他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目的，写成这一部贯通3000多年历史、堪称为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因而“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史记》一书里，司马迁的那种不为时屈，“敢述汉非”的浩然正气，处处都有反映；书中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进行猛烈地抨击，字里行间洋溢着正视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把反抗强暴、敢于起义的英雄人物，提到很高的地位。凡是爱国爱民的、急公好义的、尚义任侠的，或者在文化教育上有成就的，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物的历史，十分重视，这些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值得赞扬的，是他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用阴阳五行学说为间架，以《春秋》作为搓捏的材料，吸取先秦各派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用神学来桎梏自春秋以来形成的进步历史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神学异端的姿态，凛然崛起，勇敢宣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天在变，道亦在变，古往今来无时不在变，对依靠政治势力取得显赫地位的公羊学派给以猛烈抨击，坚决把人类历史独立于鬼神之外。

不仅如此，在探求历史问题时，司马迁对社会经济关系也十分重视。在《货殖列传》里，提到经济发展有它本身所遵循的路子，是行政命令不能勉强的。他认为，人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总是受其经济地位左右，地位不一样，道德观念就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虽不可能达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高度，但对社会变化的原因、社会地位的作用，他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除以上优点之外，《史记》还有如下特点：例如，写当代史特别详备、贯穿了实录的精神、对史料详加考证、评论历史、文学水平高超等。

汉代另一部史学名著是《汉书》。《汉书》也称《前汉书》，是东汉时期的班固根据前人的成果，沿用《史记》的体例，并加以发展，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自幼聪明，9岁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他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他的父亲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他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他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汉书》所反映的思想和代表官方思想的《白虎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和帝永元初年，班固随外戚窦宪痛击匈奴，勒石燕然山而回，铭文出自班固手笔。后来班固因为受到窦宪牵连而死于洛阳狱中。班固死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便命令班固之妹班昭和马续一起补写，班昭续成《八表》，马续撰成《天文志》。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因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后得诏续成其父所著之书。善作赋，有《两都赋》等。后因大将军窦宪专权被杀，他受牵连，死于狱中。

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大都采用了前人的记载，但不是照抄原文，而是按他的原则加工整理，创造补充。比较《史记》和《汉书》，便可看出，司马迁、班固确有很多相异之处。在编纂体例上，班固把《史记》里的“书”，改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汉书》包括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篇，80多万字，后人析为120卷，详细记述了自汉高祖至王莽时期西汉一代的史事，体例规整，编订缜密。全书四个部分彼此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形成统一的整体。章学诚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改造了纪传体，使之条理分明，更有利于完整详细地保存一代历史，从此纪传体断代史遂成为后世所谓正史的范例。《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比《史记》记载得详细、全面，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等学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记述。

班固的历史观点是非常矛盾的。他所生活的东汉时代，儒学占绝对统治，而他又是受诏撰写《汉书》的，因而他是站在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为封建王朝服务，使《汉书》成为“追述功德，附会权宠”的“官史”。在《汉书》的帝纪中，这种倾向非常明显。在《史记》中入于“本纪”的项羽和入于“世家”的陈涉，在《汉书》中皆贬入“列传”；反抗暴政、同情人民的游侠人物，在《史记》里写得有声有色，到了《汉书》里，却被判了死刑。司马迁把史学从神学的迷离下解放出来，班固又给史学重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暗纱。同时，班固还信奉“五行循环论”和“天人感应”说，有浓厚的天命论观点，这都说明班固的历史观点是相当落后的。

但是，在某些方面，班固也有十分进步的地方，比如说，他支持历史的变通、时势论。贾谊、司马迁认为“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在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班固批评贾谊和司马迁二人的认识是“不通时变”，是不知“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认为帝王应该顺时而治，如刘邦“顺民心”、文景两帝与民休息都是顺时而治的典范；而西汉元、成两帝之后，便不能顺时而治，以致失去民心，导致西汉衰亡。因此，他总结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是“遇其时”，失败的人物是“不知时变”；从而提出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可贵的和进步的。除此之外，当班固写到一些政治人物时，也暴露了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许多黑暗现象。如在《佞幸传》、《外戚传》和《景十三王传》里，指出了西汉诸侯王，“率多骄佚失道”。对于朝廷的昏聩，统治阶级内部的荒淫混乱，他也做了如实的揭发。在这些方面，《汉书》确乎继承了《史记》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班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读起来，令人“亹亹而不厌”，所以“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后世人们常以“班马”、“迁固”、“史汉”并称，从大的方面来看，班固仍不失为我国的伟大史学家，《汉书》也不失为流传百世的史学杰作。《史记》、《汉书》都是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它们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

在汉代史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东汉末年荀悦^[1]所撰写的《东观汉纪》。《东观汉纪》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此书叙致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仪”。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把他作为探究政治方术、阐发君臣关系的典范。从史学观点来说，荀悦较班固更为进步。在他写的《申鉴》卷三中，曾公然否定“天人感应”和卜筮的作用。荀悦史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天人三势说”和鉴戒史观。《汉纪》在史书体裁的发展上，也有十分重大的贡献。他以“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个“八字方针”，按年月把史实通通地排列起来，加以类比。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个人有关的人或同类的人；有时记载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这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还有时因记载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这个人的其他的事。这样做，就大大地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的局限所造成的记载上的困难。给后世史学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两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在这期间，我国史学也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不仅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把历史记载的范围，从记载政治上极少数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展向记载社会各阶层的活动，甚至把社会的最下层也包括在内，并使历史成为一部综合性的社会学。两汉史学均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的，想从古往今来的史实中，找出其中的“相因之义”。他们虽然不可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有很多具体论断已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在《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里，已经表现出他们的世界观中具有一些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

二、魏晋隋唐时期历史学

魏晋南北朝300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激烈变动的时期，地主豪强各霸一方，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复杂，朝代更迭频繁，分裂局面长期得不到统一。困惑的统治阶级，在现实中找不到治乱的药方，因而就想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时期，由于恶劣的环境、不断的混战造成人民流离失所。而军人跋扈、奸臣弄权，又使文人学者的地位和生命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到贬斥或杀戮。因此，有些文人学者，在仕途失意之际，退而从事史书的著作，以抒发自己的愤懑。由于这时纸张已得到广泛应用，而字体也较以前简易，特别是突破了汉儒经学的桎梏之后，学术思想较前自由，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整个魏晋南北朝约300多年的时间里，史学著作较前增加了40多倍。与《史记》、《汉书》并列为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皆成书于这个时期。

晋代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以总揽三国全局的观点和简洁的笔法，阐述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到公元280年晋灭吴，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叙事井然有序，成为我国纪传体史书中的又一杰作。陈寿具有以下的史学思想：比较浓厚的神学史观；一定程度重视人事的思想；强烈的正统观念。张华、刘勰等人誉美陈寿可与司马迁、班固媲美。但《三国志》过于疏略，如号称“天下名巧”的马钧和被誉为“医圣”的张机，竟不予立传，所以《史通·人物篇》说他“网漏吞舟”，实为美中不足。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之作注和补，他反对虚美，著史求实，并强调史家的鉴别能力，征引汉、魏、晋、南北各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以补陈寿书的不足。有了裴注，《三国志》在正史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关羽擒将图》。东汉末年，诸侯纷争、皇室衰微，最终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图中所描绘的是蜀将关羽擒拿敌将的情景。

范晔撰的《后汉书》也是正史中的佳作。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史学观点较班固大为进步，在体例上也较《汉书》有所发展。范晔肯定纪传体，重视论赞。在纪传体的基础上，范晔又创立了《列女传》、《文苑传》。《列女传》记载了才行优异的妇女的事迹，把历史上的载笔扩展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方面，这是他眼界高于一般人之处。除此之外，他还为“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立传，使纪传体史书更加完备。因此，刘知几赞扬他“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宋书·范晔传》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迷信和玄学牢牢禁锢人们思想的南朝，他敢于公然宣称“天下决无佛鬼”，确乎有过人的胆识。他的史学思想，除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外，还主张作史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因事就卷年发议论，以正一代得失”。所以他很重视史论，特别把他的史论独立成书，其中有不少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言论。但范晔的思想也有很多迷信色彩，受到了当时的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专门为“方士”立传就是明证。可惜的是，范晔未完成《后汉书》的写作就被杀害，遗稿为后人所编排，其中难免有与原著不符的地方。

梁朝沈约^[2]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正史。只是以上三个人的史学思想，与“前四史”的作者相比是大为逊色的。例如，被司马迁、范晔等人赶出史学大门之外的鬼神，却又被他们悄悄地请回到史学里来，一方面他们给统治阶级在现实的苦闷中带来精神上的麻醉，另一方面企图以神的灵光来遮盖人民对苦难世界的认识，用幻想的幸福来欺骗人民。沈约有比较严重的门阀思想，同时他还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论。《魏书》则存在任情褒贬、曲笔回护的严重缺陷，致使众议沸腾。《南齐书》除了大肆宣传天命论之外，还存在为齐、梁二代统治者隐讳虚美的缺点。

〔北魏〕石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我国十分繁盛。这座石窟正是当时佛教盛行的一个缩影。

在当时而言，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正统史学家，史学思想一般说是比较落后的。但是，他们所撰史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如沈约的《宋书》，便收载了当时许多人的奏议、书札、文章等，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实况，其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对于没立传的人，在别人传里涉及时，他就顺便把那个人的事迹加以叙述。这种精巧的“带叙法”，给后世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宋书》八志，是全书精华所在，其篇幅几乎占了全书一半，叙事往往远溯三代，详载魏晋以来典制沿革，而不以刘宋为限。再如《南齐书》，因为作者萧子显生活于萧齐的王室贵族之家，对于当时官藏的历史资料有较便利的阅览条件，所以《南齐书》中存留了不少珍贵的原始资料，如《祖冲之传》中，就记载了不易多得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还采录了其他有关南齐史著的大量资料。魏收的《魏书》，也保存了不少原始而又比较完整的史料。特别是他新创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十分有功于史学。《官氏志》记述了鲜卑族原有的和改定的氏姓，基本反映了鲜卑部族的形成和许多部落、氏族间离合的过程。它体现了北魏王朝自身的特点，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释老志》详细叙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佛、道二教流传情况，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文献，此外，《食货志》记载均田制和三长制，是研究北魏和此后300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文献。总之，《魏书》里面虽有不少曲笔而被人称为“秽史”，但因它作为一个良好的资料仓库，所以还有一定的价值。

杨坚（540—604），即隋文帝。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女为宣帝皇后。静帝年幼即位，他任丞相，总揽朝政，封隋王。大定元年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开皇七年灭后梁，九年灭陈，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全国。仁寿四年被太子广（炀帝）杀死。

除以上列举的正史之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别史也有几十种之多。现存的有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常璩的《华阳国志》、鱼豢的《魏略》、梁萧方等人的《三十国春秋》和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除此之外，帝王们的《起居注》也特别发达，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就有48种之多。人物传记有219种。这些书有的至今尚存，有的为各种古书所引用。他们往往能保存史官所不及备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遗行”，其作用“或详于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备多闻”。在我国历史上，这一个时期的门阀制度是最盛的，记载某一氏族的来源、世代体系、户籍迁移等等的“谱牒”、“家传”也特别多。某一家族中，有名人物的传记以及与其有关的政治经济等轶闻故事，对研究历史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以来，南北分裂，各自为政，为了斗争的需要，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书的撰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些地方志书达140种之多。著名的有《洛阳伽蓝记》、《佛国记》等等。超过原书好多倍的《水经注》，也由郦道元在这个时期里写成。以上这些，对“开导后学，发明先义”贡献很大。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的学术思想较两汉自由、活跃，是我国史学“百花齐放”的时代。除了后来兴起的“典志”、“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史书类型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在这个时期都先后创立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史学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已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刘宋时期开始，国家设置了四种专门学校，以史学为四个专科之一。“史学”这个名词即出现于这个时期，表明了史学已有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表明了史学本身是一直在向前发展的。

在这一个时期里，还有一件值得提出的大事，即《竹书纪年》的发现。《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官史，因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这本书久埋于地下，直到公元279年汲郡（河南汲县一带）发掘魏襄王墓时才被发现，记有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有了《竹书纪年》的出土与整理，发现了一些从来不知道的史料，有力地纠正了过去对古史的一些错误说法。《竹书纪年》的发现，对古代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使经济、政治、文化得以迅速发展。隋唐两代的开国君主，重视思想统治，崇尚文教，对搜求遗书，收藏文籍，不遗余力。隋文帝曾下令，献记一卷者赏缣一匹。他们对历史书籍与政治的关系有较清楚的认识，因而对撰修史书十分重视。魏晋以来，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对于隋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下诏曰：“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自西汉以来私人自发的修史工作，至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隋文帝杨坚曾命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等重撰《魏书》，以纠正魏收之误，又命李德林修《齐史》，王昭撰《隋书》。炀帝时，命王胄修《大业起居注》等。隋朝仅仅统治了37年便灭亡了，在史学方面没有较大作为，只为唐代史学界提供了一些史料，使唐代续修历史著作易于进行罢了。

唐代开国之后，最高统治者李渊、李世民等，对史学非常重视。李渊说史书可以“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曾下令修六代史，虽未成，可见其重视程度。李世民则认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彰善瘴恶，足为将来之戒”。同时，他们想把天下士人尽量囊括于他们的“彀”中，以便于控制，因而除大兴经学，提倡诗赋以外，便设史馆为前代修史。李世民亲自出马，领衔撰修《晋书》。一时间许多著名公卿，如魏征、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皆兼领史职，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手。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撰成的。

唐高宗李治之子李贤墓壁画出行图。

唐太宗李世民领衔撰修的《晋书》，姚思廉修的《梁书》、《陈书》，李百药修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等人修的《周书》，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以及魏征等撰修的《隋书》，都是我国“纪传体”正史中的名著。这些官修的史书，固然难免有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由于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多为名手，搜集参考文献也较为便利，容易利用国家收藏的典章制度资料，因此，能够保证顺利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的史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隋书·经籍志》，它把隋代以前人们的著述，全部收录其中，并正式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我国目录学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唐朝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强力干预、控制，对于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消极影响，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遂用“以古方今”的方法，对当时史界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猛烈而深刻的抨击，并写下了史学理论著作《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祖父曾任史官，父于高宗时官至侍御史。他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开元九年（661—721）。他深受家庭影响，对史学兴趣浓厚，20岁进士及第，得官后继续研究史学。从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参与修撰过多部史书。一生“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备尝史馆的压抑，景龙二年（708年），因痛感官修史书弊端诸多，愤而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呕心沥血，于景龙四年（710年）成书。《史通》全书共20卷，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39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49篇，是我国第一部史论著作。该书对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论、史事叙述、做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治史观点。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史才”即修史的才能、技巧等；“史学”即丰富的史料知识和史学知识；“史识”即过人的见识，亦即评论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史实的内容只应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而不应记载“州闾细事，委巷琐言”。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到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搜集史料，不仅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

对于符合他的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刘知几屡屡加以表彰，倍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他批评《春秋》这部书“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在《疑古》篇中，他批评了《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在《史通·直书》篇里，刘知几对于古代为坚持直笔而牺牲的史家极为赞叹，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畏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相反，刘知几对史家队伍中，那种毫无品节，“故为异说，以惑后来”的丑类，大力口诛笔伐，说他们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应把他们“肆诸市朝，投畀豺虎”！

《史通》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良莠并存，某些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虽说《史通》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等，但是，刘知几以其卓越的才华、过人的毅力，很好地完成了堪称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开创性著作的《史通》，它的成书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明〕仇英·贵妃晓妆图，描绘了杨贵妃正晓起整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贵妃千娇百媚，令李隆基神魂颠倒，甚至连早朝也不上了。这也许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症结所在吧！

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社会危机十分严重，一些有识之士为寻求拯救危亡的良策，想通过改革来挽救唐王朝，纷纷投入史学的探索之中，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一股以现实社会种种问题为着眼点来撰史、评史的史学思潮。卷入这个思潮的不仅有史学家，而且有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他们有的主张阐发义理，褒贬人物，由“治心以治世”；有的主张从历史沿革方面总结历史，以达到“施诸有政”的目的。一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杜佑在这种蓬勃的史学思潮激荡下，自然不甘寂寞，编撰了我国又一部新型的史学巨制——《通典》。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史学巨著，它记载了从传说的黄帝时代到唐朝天宝年间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

《通典》作者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35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杜佑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的腐朽与衰落，加上他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长期从事政治、经济等工作，对唐王朝的弊政有较清楚的认识。他撰写《通典》的目的，是希望唐王朝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对现行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分为9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例如食货就包括田制、乡党、赋税、钱币、漕运等18个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把食货摆在首位，在食货中又把田制列为第一，这不仅说明杜佑对社会经济结构有较深刻的分析、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政治措施，必须建筑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力量之上。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罕言利”的传统，这是《通典》的精华所在。

杜佑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说：“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上古中华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因此，他反对“非今是古”。基于这种进化史观，他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在人神关系问题上，杜佑的态度比较明朗，是注重人事的。他以“安史之乱”为例，强调了人的作用，阐述了人的活动造成了某种“形势”，同样也可以改变这种“形势”。在解释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时，杜佑认为人民是主体，而皇帝官僚是从属的，“是以一人而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进步的，难得的。

由于杜佑学识渊博，长期从政，特别是理财经验丰富，所以《通典》能博采经史，精通时论，在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宝贵史料。例如“礼乐门”，即长达一百卷，是唐以前礼乐制度的集大成者；“边防门”则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及邻国的情况，也是很珍贵的。另外，《通典》还保存了不少今已亡佚的书籍的片段和文章、表疏、奏章等。仅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九百条是从《通典》一书辑出的。在《通典》注中，还保留了不少古字古义，这对训诂学、考古学都有参考价值。

但是，《通典》也有不足之处，以一人之力撰修如此巨著，缺漏和失误在所难免。如其中“兵门”就只记载兵法，关于历代兵制沿革却脱而不载。尽管如此，《通典》仍然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专著之一，我国史书中的所谓“十通”，就是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写出的。

“二王八司马”革新是唐代最后一次自我挽救的尝试，失败之后，改革之风渐息，士人沉沦，腐败堕落之风弥漫，一些史家于是更多地从伦理上考虑问题，因而力求“治心治世”的史学成为晚唐史学的主流，并被视为史学的“正宗”，一代代地流传着。

总起来说，唐代尚属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史家多誉称“汉唐盛世”，我们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唐两代史学，对于那个“盛世”的雅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宋元时期历史学

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开始，我国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五代十国动乱不安，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但是，当时各霸一方的统治者，却也十分注重史学，像走马灯似的梁、唐、晋、汉、周，竟然都曾设有史馆，撰修国史。后晋时期，刘朐曾“爰集馆察，博稽载典”，修撰成了长达200卷的《唐书》，即为《旧唐书》。此书存在内容前密后疏的不平衡状态，宋人因此另撰写《新唐书》一部。

司马光（1019—1089），字君实，陕西夏县人。神宗时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请离京外任，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成书。后哲宗即位，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除新法。为相8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赵匡胤重新统一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次转变，统治者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保持和巩固他们的专制政权。宋初的统治者，为了丰富他们的统治经验，对修史工作特别重视，使史学在宋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次，由于印刷术的普遍采用，书籍流传渐渐广泛，以前见不到的书，到这时大概都比较容易看到了，人们的知识领域也随之较前扩大。这些，不仅增进了著述上的便利，也增强了著述者的愿望。因此，到了宋代，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纪传体”正史中，有薛居正的《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新唐书》；在“编年体”史书中，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的《通鉴纲目》、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袁枢新创的《通鉴纪事本末》。除以上三体史书之外，还有郑樵撰写的规模庞大的《通志》和徐天麟撰写的《东西汉会要》、王溥的《唐五代会要》等政书，以及李昉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王钦若的《册府元龟》等类书。属于古史方面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外交史方面，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金石学方面，有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博物图》、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www.xing528.com)

从以上举出的几种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史学的发展，是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都是我国史学史上的奇葩。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司马光虽不以文人自居，但《资治通鉴》的文字仍然卓绝一时，传诵千古。如《资治通鉴》对“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两大战役的描写，真使我们恍如置身战场，来观两军的周旋，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令人不忍释手，读罢之后，脑子里许久不忘。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他学识渊博，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在被贬洛阳之前就开始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把他编写的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宋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宋神宗。宋神宗并不认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写《资治通鉴》，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这部书按历史年代编写，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到五代时期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

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看各种历史著作300多种。据说，这部书写成的时候，原稿足足堆放了两间屋子。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刚一问世，立即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对于后来的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资治通鉴》书影。司马光花费了19年心血才编写成了这部旷世名著。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做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郑樵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南宋，以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写出了长达300卷的富有创造性的《通志》，光凭这点，也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在编纂史书上，郑樵主张“会通”，既要师法古人，继承前人成就，又要“别识心裁”，革新创造，他的史著“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因而被誉为我国继刘知几之后的第二个伟大的史论家和史著实践家。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南宋袁枢为我国创立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纪事本末体”。正史“纪传体”是以人为主，“编年体”是以年月为纲，都不容易看出一件事情的原委来。“纪事本末体”却以事为纲。这种体裁，可以“因事命篇，不拘常格”，“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具有篇幅节省而事件清晰的特点，的确是我国史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史学的见解上，宋代的史学家们仿佛看出了寻求历史规律的问题。如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著作，力求寻找历代“治乱兴衰之源”；郑樵对《通志》的著作，提出了要明了“相因之义”，初步看到了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但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另外，宋代史学家们，非常重视史学“经世致用^[3]”的作用，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目的就在于“资治”，朱熹作《通鉴纲目》和欧阳修作《新五代史记》和《新唐书》，均提出了“春秋笔法”，目的都是为了“经世”。

〔元〕蒙古射猎图。元朝统治者“只识弯弓射大雕”，对修史工作并不重视，因此，文化学术发展到元代便江河日下了。

除以上所述，宋代史学家对史学上的重要贡献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对史料的收集工作。宋代对史料收集面的广泛和数量的繁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都达上千卷之多，在搜集史料上，史学家们的确花费了极大的心力，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可贵的历史遗产。第二是史料的考订工作。宋代史学家对史料的考订，较前代更加精密，如司马光等在编《资治通鉴》之前，首先搜集史料，列为《长编》，而后再对史料加以考订，写成《考异》，最后才写出《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考证，是史学著作应有的一步工夫，自宋代之后，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史料考证的人，像南宋的王应麟，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位史学家。这也是史学的一个进步。第三是用私人力量修改政府所修的“正史”。自隋唐开始设史馆，官修“正史”以来，没有谁敢用私人的力量去修改“国史”，而宋代史家却勇敢地引以为己任，如欧阳修改写《五代史》即是明显一例。自此而后，又为我国史学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有力地鼓励了后人用私人力量，去修改官修史书。第四，受到当时史学昌盛的环境影响，宋代笔记佳作甚多，保存的史料也极为丰富，为学者所重视。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量引用《挥尘录》的内容，元修《宋史》也从宋代笔记中取材。因此，宋代笔记是珍贵的史料宝库，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第五是对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重视。宋代史家编的各种“平话”，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等，对普及历史知识起了极为有力地推动作用，这是我国史学面向群众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的来说，宋代的史学家们，为我国史学园地浇灌出不少奇葩。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南北两宋成为我国古代史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元代初期的统治者，如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极端崇尚武功而轻视文事。他们曾把知识阶层的“儒者”，列为当时社会的“第九类”人物。由南北两宋蓬勃发展起来的文化学术，到了元代，便江河日下了。元世祖忽必烈，虽曾接纳金代状元王鹗的建议，设史馆修撰宋、辽、金三史，但也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一直到元顺帝时，尚未见有什么史书撰成。从元顺帝开始，元朝的统治已踏入没落阶段，这时才深感有总结前代“兴坏之原”的必要，便接受右丞相脱脱的奏请，设史馆，正式修撰宋、辽、金三史。但这时的时局已很动荡，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越来越激烈。韩林儿、徐寿辉等雄踞一方，元朝统治者惴惴不安，对于修史工作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再加上他们所选史官没有真才实学，缺乏分析综合浩繁史料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宋、辽、金三史只能草率告成。

长达496卷的《宋史》，堪称巨著。但其中纪传互异，传文前后互异，前后错误重复之处，达数十处之多，“舛谬不能殚数”。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宋史》虽荒芜杂乱，但篇幅浩繁，确还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可做我们研究宋代史实的参考。《辽史》修得非常简略，这主要因为辽时禁止所撰史籍传出境外，以致流布不广。金灭辽后，也不知文物书籍的重要，没有及时搜集保存，以致辽代文献散失极多。元代编撰《辽史》，由于史料缺乏，所以编得十分简略，使后人研究辽代史实，感到十分困难。这三史中只有《金史》修得较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金史》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其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可见《金史》与其他二史比较，还有一日之长。

在元代的史学中，只有元初马端临^[4]所做的《文献通考》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是很值得推许的。《文献通考》所搜罗的繁富资料，所汇集的典章制度，给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很大方便。南宋灭亡后，马端临不愿出仕，认为自己是宋臣，不能觍颜以事新主，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文献通考》为他一生中所作最大著作之一，书分为24门，348卷。写作始于他34岁左右，经约20余年始成书，成书时间约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约在他54岁时。马端临在当时统治者的高压下编写此书，一方面怀念故国南宋，对劳动人民寄寓了同情；一方面又愤恨南宋统治者腐败黑暗的统治。如指出“湖田、圩田之利己困民”，行盐法“而州县之横敛起”，这也是《文献通考》的长处。《文献通考》写作的规模宏大，涉及内容无论从纵的方面，还是从横的方面都很繁芜庞杂，因此也有疏漏。此书注意发挥郑樵《通志》所倡导的会通之义，强调研史要融会贯通，以博通为长，与《通典》、《通志》二书相较各有长处，史家并称此三书为“三通”。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虽然说是承继王应麟而起的，体例上无多大创新，但所释、所注，对后代研习《通鉴》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如《资治通鉴》285卷中写道：“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注曰：“臣妾之辱，惟宋为然，呜呼！痛哉！”又说：“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这种悲愤的文字，处处蕴藏着亡国遗民不忘复国的浩然正气。由于正史无传，胡三省的事迹湮没了600多年，直至20世纪中期陈援庵先生做《通鉴胡注表微》，才使人们注意到胡三省的学术地位和胡注的学术价值。

四、明清时期历史学

明清史学是传统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总结，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反思、评判以及从历史文献方面对传统史学进行清理；嬗变，是指不少史学家在对史学理论进行探索、历史文献的整理诸方面进行的努力，他们在极力寻找着传统史学的出路。如此，就使明清史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启蒙色彩。尽管这一启蒙色彩还不是十分浓厚，但是仍然为传统史学刮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明王朝。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赵壎、高启等近20人为纂修官。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网罗前代遗臣，厚给俸禄，使其为新朝效力，并借以磨灭他们的反抗思想；另一方面，表示偃武修文，借以粉饰太平。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明初纂修《元史》，从开始到结束先后两次开馆，累计不足一年，其速度为历代官修史书所不及。

朱元璋画像。朱元璋（1328—1398），明朝建立者。曾参加元末农民起义，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为明。后推翻元朝统治，逐步统一全国。朱元璋借修《元史》之机，一方面网罗人才，一方面为自己推翻元朝，坐上皇位正名。

由于编纂《元史》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而成书又力求迅速，因此，便产生了芜杂缺略的毛病。除此之外，又因参与修史的人，不懂蒙古文字，经常把地名、人名搞错，以致有的一人两传；而蒙古族人参与修撰者，又多“数典忘祖”；更重要的是明初的统治者，对史馆所掌管的史料，如“实录”等，一直秘不示人。致使修《元史》时，取材不广，范围狭隘，《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这样珍贵的史料，都没有采用。元朝疆域极广，所详仅限于明朝境内，西域史事也未涉及。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人们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会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初的统治者，对修史工作，只是虚应故事，苟且敷衍而已。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解绪主持，开局修《永乐大典》，参加人员3000多人，5年编成，共22937卷，3亿7000万字，仅目录就有几百卷之多。《永乐大典》的撰成，在我国文化史上，确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是我国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最大一部类书，举凡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无不统括在内，资料广博，为中国古代文化成果的宝库。全书所引材料，或整部、或整篇、或整段辑入，均照录各书原文，一字不易，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赖以保存。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出佚书385种，共4926卷。其中包括有晋杜预《春秋释例》、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样的重要著作。在当时来说，《永乐大典》确是我国文献的渊薮，空前庞大的“百科全书”，十分有功于我国文化，许多宋、元史料，正是由于它而得以保存下来。

但是，明朝的统治者，十分热衷于“程朱理学”，他们依靠所谓正宗儒学的空洞义理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对于史学，往往并不怎么重视，所以始终没有大规模的修史工作。政府对修史工作既然不予重视，只有私家著述来弥补这一缺陷。明代私家的史学著作，大概可分为两类，即对前代史的续修和当代史的记述。

方孝孺（1357—1402），宋濂弟子。惠帝时任侍讲学士、《太宗实录》总裁。燕王（即成祖）兵入南京后，他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慷慨就义。

重修前代各史的有王洙的《宋史质》、王维俭的《宋史记》、柯维骐的《宋史新编》、钱士升的《南宋书》、陈柽的《通鉴续编》、谢陛的《季汉书》、吴尚俭的《续后汉书》、李清的《南北史合注》，以及冯琦、陈邦瞻合编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等。明代史学与宋代史学相比，确实差得太远，既没有庞大的史学著作，也无独创的风格和特点。但明代的野史、杂史却很丰富，计野史、杂记、小录、郡书、家史，不下数百种。由于野史泛滥无际，其中质量低劣者，遂成为后人批评的对象。但野史、杂记中，并不是没有可贵的作品。例如王世贞所著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都是优秀的佳作，也确是明代掌故的渊薮。此外，何乔远的《名山藏》，其中保存了有明代中外交通史和东南亚史实的重要史料。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的《藏书》及《续藏书》二种，前者关于史学的通识，后者关于史料的书载，都能使人开拓眼界，有裨于考证。这类史书中，还有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34卷，洋洋50多万言，分门别类，条理井然；不仅史料十分丰富，见地亦高，而且文章典雅可诵。

明朝史学中，我们应该对谈迁的《国榷》加以相当的关注。谈迁（1594—1657），字孺木，海宁人。他的《国榷》共104卷，是明朝的一部编年史，把公元1328至1645年间的大事按日编写，其主要根据是《明实录》和二百数十家明代学者的著述。他惨淡经营，先后改了6次，历36年之久，编成了400多万字的大书，在私著明史中，是卷帙最浩繁、包罗最宏富的一部。谈迁在编写《国榷》的过程中，忠实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那种“不虚美，不隐恶”，“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优良传统，对明太祖晚年猜忌功臣、杀戮功臣的惨状，如实地记载了下来。当他写到明成祖残杀方孝孺等人时说：“齐、黄、方、练之惨，千载下为之魄悸！”这样直书明朝老祖宗不光彩的事实，需要具有董狐那样的凛然之气。《国榷》是编年体明史中难得的一部上乘之作，历来被史家所称道。

明代史学，整体看来平平无奇，但与史学有密切关系的“目录校雠学”，却很发达。如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在史学史上都具有相当的地位。再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在明代很受最高统治者的赞赏，因为他主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专门拥护某一个皇帝的统治，对于敢于反抗这个政权的政治力量，便一律斥为“潜伪”，因此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普遍流行。有不少有识之士，对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李贽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著《藏书》和《续藏书》，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传统的偏见，一直到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仍在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偏见的斗争。明代晚期史学的这个特色，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史学的发展。

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原在我国东北的满族统治者，乘机率兵入关，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清朝。在平定“三藩”之后，清王朝争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定局面。清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因为他们“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奋起于浙东，倡言治史，在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和其他著作里，对君权给予全盘否定。在他的书中，激烈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体现出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唐甄在他的《潜书》里则斥言：“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则考证翔实，纵贯百家，以救济天下为宗旨，详细考察历代得失的原因。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从史书中找出“经世大略”，为现实服务。其书评论史事，精见卓识迭出，并且能切中时弊，十分启人深思。

清初的统治者，感到光用镇压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改用大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科”，以优礼相遇的方法，收罗文人，搜集各类著述，先后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其中，《四库全书》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几乎所有传统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它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现存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正史中的《明史》则集中了大批史学家参与修史工作，收集了丰富确实的材料，再加上《明实录》和国家档案，先写成初稿，又经过多年的讨论修改才定下来。是书编撰前后长达95年，是二十四史中编撰时间最长的一部。在技术上和内容的考订上都比前几代的史书完善。它的价值不但优于宋、辽、金、元四史，就是与宋代史学家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比起来，也还要高明些。在纪传体的正史中，除“前四史”外，《明史》要算最好的一部了。

仰韶文化的陶器。钱大昕治史一丝不苟，他不仅以史证史、以经证史，而且还以出土文物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以求获得真实可信的史料。

除以上纪传体外，还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这些对我国史学都有不小贡献。

在清代史学队伍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以黄宗羲和他的弟子万斯同、再传弟子全祖望等代表的“浙东史学派”。他们高举“经世致用”大旗，继承了南宋以来浙东史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学术传统，将经史打通，在当时史学阵地上，冲锋最勇敢、最坚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未完成的《宋元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可以说，黄宗羲不仅是清代史学的开山，而且也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浙东学派的这些人，以及后起的邵二云、章学诚等，均卓然成家，对我国史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清代史学中，还有一项值得推崇的，就是他们对史书的考证，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全祖望的《经史答问》、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等书，都是这方面的名著。全祖望、杭世骏的书，只是提出了问题；贡献最大的当要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人。赵翼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与校勘，以史证史。凡史书中，体例内容有得失的地方，都一一指出。至于历史大事的发生、发展及结果，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可从考出的真相中领悟作者的意见，而泾渭分明，善恶自辨，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的大师。钱大昕的学问十分渊博，对史书的真伪考辨甚精，他不仅以史证史、以经证史，而且还以出土文物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大大扩展了搜集和利用资料的视野及其领域，把史料研究置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王鸣盛的考证，重点在典章故事上做文章，以本书证本书，或以他书证本书，加以分析推论，找出典制和历史事实的真相。他们三人，对开创清代史学界“实事求是”的治史新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古史书籍的订伪、纠谬工作上的成就，给后代治史的人们，省却了很大的精力，他们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清代史学家已经知道应该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如马骕的《绎史》就是著名的一例。他用各种古籍材料，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先秦的历史，吸收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之长，运用了类似我们今天编写古代史的方法，使《绎史》成为当时的史学名著，被人称之为“马三代”。顾炎武极为赞赏《绎史》，认为是“必传之作”。不过，马氏的综合能力虽强，但缺乏分析，考证工夫不深，所引用的材料很多是不可靠的，这是他的失败之处。对于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除马骕之外，还有严衍的《资治通鉴补》，他把史书中的材料都摊出来，指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那些材料删去了，把那些材料弄错了，对史学研究很有贡献。另外，沈炳霞的《新旧唐书合钞》、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都是把两书并列对比，看它们的异同，这些著作，对史学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史论在清代史学中也是具有突出贡献的。清初有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许多议论不仅目标明确而且很有见地。清代中期之后，祁韵士的《己庚编》、包士臣的《中衢一勺》等等，都是史论名著。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章学诚^[5]的《文史通义》。章学诚（1738—1801），著《文史通义》共9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章学诚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他还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章学诚继承黄宗羲、万斯同为首的“浙东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对当时徒托空言的“经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公然提出“六经皆史”、“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学”，大大提高了史学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章学诚的史学观点和理论，在刘知几、郑樵所奠定的史论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他对“史德”的提倡，更为史学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清代史学家对历代史书的注释，成绩也是很大的。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梁章矩的《三国志旁证》、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吴士鉴的《晋史讲注》、彭元端的《新五代史补注》等等。

我国古代对地理方面的学问，一直是放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的。清代史学家们对地理学也十分重视，在这方面的名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些皆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并体现了作者的精见卓识，广泛受到了人们的好评。此外，还有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张匡学、孔继涵等对《水经注》的研究，以及康熙、乾隆时期测绘的地图，也都对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史学的重要分支“方志学”，在清代也特别发达。康熙、雍正两代，曾两度下诏各地修撰地方志书，后来更是规定每60年一修，著为功令。清代不惟府、厅、州、县有志书，许多著名的乡镇也有志书。清代以前的学者，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书类，在史学上不占重要地位。到了清代，就发生了变化，经章学诚的提倡，使方志发展为一种专门学科——“方志学”，为我国史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此外，清代的“校雠学”，也较明代更为发达，这些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方便。

清代史学的成就，大略如上所述。总的说来，其发展趋向，大致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初期的史学家们，以“经世致用”为主，大都从事晚明历史的研究，以作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武器，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吴炎、潘柽章等。到了中期，人们就转而研究起前代史来了，有为文字考证的、有阐发典章制度的、有以史证史的。到了晚期，社会性质开始改变，外患迭乘，国势衰落，学术思想也随之改变，史学又多注意于“经世”，转而研究边疆史地，还有的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考史者兼治金、石，为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和巩固时期，中原汉族文化与周边各族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加强，因而少数民族史学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五、近代的历史学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进入19世纪之后，一天天地衰落。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反而一天天地发达起来，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掠夺。大清帝国成为他们侵略的对象。1840年到1842年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战败。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涌进了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给中国戴上了重重枷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朝统治者被西方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一再屈膝投降，出卖中国的大好河山。因此，激起了国内各族爱国志士的愤懑，力谋变法图强，广大劳动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英勇反抗，血战长达百年之久。

魏源画像。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一生著述有《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古书微》等。他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国古代的史学，历来是为社会时势、政治、经济服务的。在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之际，史学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一些具有救国图强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存亡之际，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因此，当时的中国史学产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注重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一是注重对边疆地理的研究。

我国史学在当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史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三阶段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龚自珍、魏源二人，均受业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二人亲如兄弟，情同骨肉，极力提倡今文经学，力谋“更法”、“改图”，而又都十分推重史学。他们极力表示了对民族危机的迫切的时代感。龚自珍主要是从国内封建统治的腐败着眼的，魏源还特别重视了外侮的严重。在历史学的治学方法上，龚自珍侧重于史论，魏源则理论与撰著史籍并重，一时之间，世人以“龚魏”并称。

鸦片战争前后，学者尚承乾嘉之风，大都埋头于古书堆里，斤斤计较于名物训诂，远远脱离现实，出现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现象。以龚、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对这种学风十分不满，先后提出了“三世三复说”和“气运再造”的类似进化论的史学观点，力求史学能“经世致用”。他们这种以“公羊三世说”为基础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变革，实际上包含了改革清末弊政的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在他所写的《古史钩沉》、《尊史》等文中，极力阐明史学与民族兴亡的密切关系。他以周代历史为例，认为“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在历史研究中，他从宏观角度，探索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能说明历史，又能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将学术和经世紧密结合起来。他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把当时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四肢被长绳缚在独木上不能动弹，而这长绳就是那种陈腐的皇家的“祖宗之法”。他用形象的话描写出封建“衰世”触目惊心的情景，指出大乱不远了。龚自珍呼吁变革，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法需要改革：“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据乱、升平、太平，倒过来即有盛世、衰世、乱世。这种发展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君主制大前提不能变动，在此大前提下，政策要随时代发展相应地改革，如礼法要由繁入简，科举制度考八股文的办法也得改一改等等。他在嘉庆、道光朝人们都在文恬武嬉、沉醉太平之时，便告诫最高统治者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今已到衰世了，发出了“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哀叹，可见他的史识之深邃。

龚自珍的史学见解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张维屏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梁启超说：“《定盦文集》，若受电然！”其感人之深，可以想见。

魏源对史学注意也很早。在他年轻时所写的《董子春秋发微》上卷中，就大力宣扬过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以倡言社会进化。此外，在他写的《老子本义》一书中，又对“三世说”加以发展，于治平、升平、太平三世之外，另立太古、中古、末世说。他以先秦的历史发展为例，认为大致尧舜之时，相当于太古，夏、商、周三代相当于中古，春秋战国属于末世。他的落脚点仍是在强调社会进化。

鸦片战争后，国事日非，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日益激烈发展着，真有“山雨欲来”之势。魏源认为清王朝已到衰乱的“末世”，如不改革时弊，奋发图强，是很危险的。在这大前提下，他写了《圣武记》，试着探究清朝从盛到衰的症结所在，目的是讲求“拨乱之道”，制定“匡时之策”。他企图激励人心，以期回复到像清初那样的盛世里去。他用类似进化论的史学观点，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认为西方船坚炮利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在《圣武记》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希望把“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以彼之长技，御彼之长技”。这就是他倡导的“以夷制夷”的战略计划之一。

英国舰船的大炮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上国”的美梦，同时也激起了爱国人士救亡图存、反抗外国侵略的热忱。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达到抵抗外侮的目的。

魏源认为治史应以论史为主，考证为辅。治史应注意历史事件的联系，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联系考察，才能体现史学的宗旨，避免一些遗漏和错误，所以他比较推崇纪事本末体裁。他主张要以放眼世界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他还反对为尊亲者讳，主张“纪事之文贵从实”，为达到史学的社会资鉴作用，就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1840年至1842年，受林则徐的委托，魏源写成了名噪一时的《海国图志》一书，他认真地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技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艺术、宗教、货币、历法等等，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名著，在“经世致用”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很多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积极主张。

龚、魏二人的史学，是当时地主阶级开明派对国内外复杂矛盾的本能反应，并开拓了士大夫阶层正视现实的一代新风，在当时和以后都起了很好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导向作用，在国内为康、梁变法埋伏下了“先机”，在国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如张穆、何秋涛、洪钧、屠寄等人，应时势的需要，开始了边疆史地的研究，并进而研究蒙古全史。由于以上各家的共同努力，使我国史学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近代史学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史学。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学术上深受龚自珍、魏源等人影响，属今文经学派。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虽没有写过什么专门的史学著作，但他为“变法”的需要而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康有为把《公羊春秋》的“三世说”，与《礼运·大同篇》结合起来，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礼运》上所说的“小康”就是《公羊春秋》里所说的“升平世”，《礼运》上所说的“大同”，即《公羊春秋》里所说的“太平世”，还有“据乱世”，合起来即为“三世”。据康有为说，这就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其实，这是他受了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进化论的影响，来比附《公羊春秋》所建立的唯心史观。

康有为认为“三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他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别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至酋长，由酋长而渐至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定为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因，验之万国，无不同风。孔子之春秋，张为‘三世’，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则大小若一，推之进化之理而为之。”据此来看，史学俨然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得力助手，其威望仅次于康有为，时称“康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领袖之一。他锐意改革旧的史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历史统计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中国史叙论》侧重于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新史学》则全面批判了中国封建旧史学。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聚徒讲学，梁启超接受了康所宣讲的今文经学的历史观点。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了很多日本翻译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书籍，使他进一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的主张，举起了“新史学”的旗帜，强调史学要为救亡图强服务，为造就有资产阶级理想的新民主服务，充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革命进取性。“新史学”的核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在《新史学》一文里，梁启超强烈地批判了封建史学，斥之有“四弊”、“二病”。倡言说“善为史者，必须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他指责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史“皆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

梁启超认为理想的中国史，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智力”（指思想史）、“产业”（指经济史）、“美术”（指艺术史）、“宗教”、“政治”。他曾大声疾呼：“凡作诸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并认为中国以往的旧史，只重政治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历史，所记的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说明政治之真相”，只能称它为“帝王家谱”，“备君王浏览”的“皇帝教科书”。开始划清了传统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界限，并为资产阶级史学指出了一定的方向。

梁启超旧照。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举人出身。早年曾随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拥护袁世凯，升任袁政府司法总长。再后又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强调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推动国家和民族进步，核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新史学”思想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唤起我国民众，树立民族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在维新变法的高潮时期，谭嗣同发表了《仁学》，从历史批判的角度论证“变”的迫切性。他历数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暴罪恶，用具体史实论证：“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一切纲常名教、刑律制度都是“独夫民贼”用来统治压迫人民的。因此他发出“冲决罗网”的激烈呼声。

1904年，夏曾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史》。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史，可说是梁启超所倡导的“史学革命”的一次实践。作者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中国历史放在从上古、中古到近古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由于采用了章节体，该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将同类事件放在一起叙述，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也有所增强，弥补了传统史学旧的编撰方法的不足。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章节体体裁编写的中国通史，文字浅易明白，像这样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新颖的历史书，当时是颇受读者欢迎的。这表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19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陆续增加了对世界史尤其是对英、法、日、俄、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历史著作的翻译与研究，扩大了史学的视野。

我国近代史学的第三阶段是孙中山、章太炎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史学。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自幼接受乾嘉汉学启蒙教育，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章太炎愤然走出书斋，为变法维新大声疾呼鼓吹。变法失败后，章氏流亡日本，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国的哲学与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企图寻求真理。这样，他的思想也随着发生了突变，同时又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他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所以在他的著作中着重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这些主要表现在《訄书》中。他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后来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他的思想也渐趋颓唐。

他生活在激烈斗争的近代中国，又通过变法、革命的社会实践，深知欲“寻求政术”，必须“历览前史”。于是撰写了《史学略说》一书，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不是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该对社会政治进化衰微的原理进行探究；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向后看，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向前看。章太炎所设计的通史是力图“开浚民智，激扬士气”，他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有5表、12志、10纪、8考纪、27别录。他认为要用中国通史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他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必要，驳斥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并引证西欧、日本历史说，认为不但革命要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上书奏请是得不来的。他极力提倡变法革新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改造社会的朝气与信心，并为他们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历史根据，大大鼓舞了当时的民众士气。

章太炎这套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主要是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学而形成的。他用进化论观点明确解释了社会历史，并注意到生产工具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同时强调生产工具也是不断在演进的。这些都是很进步的观点。只是当我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进攻下，颓然败下阵之后，章太炎也逐渐消沉了，“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终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中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驱。在领导辛亥革命、宣传革命学说的伟大贡献中，就包含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精辟论述。他曾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序，表彰太平天国英雄们的功绩，激励反清革命的思想。他坚信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论证反清革命一定成功，说：“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清朝统治，自19世纪初叶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他断言列强继续支持清廷的政策，也“注定要失败的”。他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国事业中的作用，这一进步的历史观点，是他后来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而成为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伟大历史人物。李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前也有类似的历史观点，他对人民的苦难寄予真切的同情，强调要重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他又用秦朝灭亡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破产的历史说明，曾经不可一世的反动人物在愤怒反抗的人民力量面前，“锄而去之，易如反掌”。他对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相互关系有相当中肯的论述，他论述说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才能成为英雄，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意志、力量起作用。以这种进步历史观为基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同志接受并且宣传唯物史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孙中山旧照。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