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借鉴功能-从《何为历史学》中获得洞见

第三节　历史学的借鉴功能

历史学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经验。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者而言，都是宝贵的财富。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取得借鉴，作为行动的参考。人类历史由于其一度性的特点，是一经消逝以后即不可以再重演的。但是，历史上非常酷似的现象却又是经常存在的。人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这个意思。前车与后车虽然不同，它们的“覆”也不会是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或失败的现象却是可以非常相似的。这就为人们寻求历史的借鉴，找到了必要的根据。善于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今人之所以胜过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本是古代一种盆样的青铜器，盛水后可以像镜子以照人影。后来，又引申做儆戒、教训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即是拿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以之为镜，照出自己的得失，然后吸取其经验、教训，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能从隋炀帝覆灭的教训中看到百姓的力量，肯定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朴素的历史格言，而且提出了著名的“三镜”说，其中之一便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自觉地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并随时对照自己的言行。

唐太宗是一位比较能够纳谏的君主，“兼听则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座右铭。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即位不久，便与魏征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上（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不要像隋炀帝那样“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而应“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便是唐太宗的“吾属之师”，也可以看成正是“前事”启发了太宗，纳谏而至治。向太宗进谏最多的是魏征。他先后向太宗提过二百余条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少都是以隋亡教训，来告诫太宗的。如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欲建飞山宫，魏征反对，认为穷奢极欲。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还对臣下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正是据此进一步地对治政需鉴史做了带总结性的概括。他明确地说：“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著名的“三镜”说。直到死前，唐太宗在总结自己为政22年，在用人、纳谏、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时，也仍然不忘历史，处处体现了他鉴古而知今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谓的“治世”虽有那么好几个，但大都出现在王朝的中期，唐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居然很快出了一个“贞观之治”，这显然和唐太宗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人。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败，降唐。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200余事。贞观三年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我国古代一些比较高明的统治者，都是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人。除了唐初的李世民之外，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历史能够给现实提供借鉴的道理，人们是一直懂得并且是非常重视的。关于治政方面的借鉴，如西周初年，其统治者周公旦面对夏朝、殷商的败亡，认为是由于夏桀、商纣的生活太腐化、统治太暴虐的缘故。因此，他反复地告诫周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要周人以夏朝、殷商作为借鉴，不要重蹈其覆亡之辙。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制定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殷鉴”。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李斯矫诏即位，欲杀掉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以自固，他的侄子子婴就以战国一些国君的教训为鉴，对他加以劝诫，说道：“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卒皆亡国。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下欲一旦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

西汉初年，战乱已息，刘邦当了皇帝后，仍不思文治，津津乐道于“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大臣陆贾以古为鉴，力劝刘邦：“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成）汤武（周武王）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他的话对刘邦很有启示，刘邦面有惭色，就告诉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命令陆贾专题论证秦国之所以灭亡的弊病。陆贾于是写了12篇，进行治政的论述。“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件事成了汉初统治者政策的转折点。

东汉末年，曹操正是因为在历史上“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而在建安元年（196年）开始募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终于在三国这样的乱世站稳了脚跟，并最后统一了北方。

唐朝接隋之弊，其开国之君臣，更是一直地注意治政应该鉴之于史。正是由于唐朝开国君臣这么注重参考历史给予的教训，才会很快出现有名的“贞观之治”。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名轲。邹人（今山东邹县）。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孟子30岁左右开始从事教学，44岁开始列国之游。因其言论不为各国君主采纳，故与其门徒著书立说，将自己的言论编成《孟子》六篇。

借鉴历史，还有道德伦理的一面。孟子就曾经以历史上“君子”对待错误的态度，来作为当时“君子”之借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意思是说，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立即改正；今天的君子，有了过错就将错就错。古代的君子，他的过错好像日食月食一样，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当他改正的时候，大家都仰着头看。今天的君子，不仅将错就错，而且编造出一堆道理来为自己辩护。南宋理学家朱熹甚至明确地讲道：“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更是把伦理道德明确地和读史、鉴史联系起来。当然，关于道德、情操的史鉴作用，实质上也即是属于史学的教育功能。

我国和世界的史学，也是从来都把史鉴作为自己撰史的重要目的。历史知识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大部分是通过史学家的记载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周公旦、刘邦和李世民这些统治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总结历史经验的话，那么他们的后代要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就不得不求助史官们了。史鉴因此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传闻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上，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那里记载了许多具有很高借鉴价值的史实。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并明确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来作为后人的鉴戒。因此，《史记》里总结历史经验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在《本纪》和《列传》部分，几乎俯拾皆是。唐代伊始，即着手于官修前代史书，魏征等人奉旨撰写梁、陈、北齐、周、隋王朝史，尤重史鉴，如在《陈书》里分析陈国灭亡的原因在于后主陈叔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不知稼穑艰难”。《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对初唐的修史目的做了说明：“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大业杂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梁、陈、齐、隋诸史，武德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令狐德棻说的“贻鉴今古”和李渊说的“穷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即是如上诸多史书的编写旨意。(www.xing528.com)

在一系列史书的编写中，《资治通鉴》更是典型的传统史学讲究史鉴的代表作。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地说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史鉴，“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即将冗长的中国历史“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使帝王于日理万机之暇，取而披览，以“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原书本名为《通志》，宋神宗取阅部分后，认为其书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明末清初，王夫之读《资治通鉴》后深有感触地说，一部历史“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如果说司马光之前中国历史的传统只是不自觉地把历史作为统治的借鉴，那么到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把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司马光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撰写的过程中得以很好的体现。《资治通鉴》紧紧围绕“资治”这一中心取材，“专取关乎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突出历史对政治的作用。甚至一个简单的时间起讫，也要赋予特别的政治含义。《资治通鉴》秉承《春秋》的历史精神而撰写，但在时间上并没有紧接《春秋》，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司马光并未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起点，而是将周天子立三晋大夫为诸侯之年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是别有深意的。司马光以“臣光曰”的形式，对此事有长篇的议论，这是全书第一篇史论，开宗明义地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他强调君臣名分就像天尊地卑那样不可改变，只要名分尚存，国家就不会灭亡。周威烈王自坏纲纪，才导致了周朝的衰亡。正如元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做的注释所言：“《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矣！”《资治通鉴》叙事终于五代，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的。唐末五代，天子大权旁落，藩镇军阀拥兵自重，连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也是以后周大将的身份，发动了陈桥兵变，才登上帝位的。所以宋朝建国后，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加强中央集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终笔于战火纷飞的五代，和开篇的三家分晋互相呼应，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李维塑像。李维（前59—后17）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著的《罗马史》142卷，记述了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至前9年的历史。今仅存35卷及其他各卷残篇。

在西方，编写史书以为今人借鉴的事例同样是很多的。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李维在他写的《罗马史》（全名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中说：“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另一位罗马著名史学家塔西佗也说过：“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被恩格斯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近代军事著作家”的马基雅维利，曾专心潜读李维的《罗马史》，然后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事，与当时佛罗伦萨的现实情况，逐一加以对比，并写成《论李维》一书。他的用意即是希望人们能够从古罗马的历史中寻求对于当前政治改革的启示和借鉴。和这一思想一致的是他写的另一部十分著名的史书——《佛罗伦萨史》。这部书里，他把古罗马与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做了对比，并努力探求使佛罗伦萨借鉴古罗马而统一意大利的道路。

近代以来，历史学都已突破了借鉴史学的框框，人们注意的重点转移到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上。但历史借鉴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当前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人们研究历史上的人事，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它的成败得失。例如，秦王朝为什么会很快灭亡？安史之乱又为什么会发生？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又为什么会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在近现代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斗争中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还总结历次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军阀是靠不住的，于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建立自己的军队。孙中山总结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总的来说是很有成效的，这在后来的实践中体现了出来。

而在借鉴历史、发挥史学的借鉴功能方面，毛泽东同志不但始终十分关注，而且成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对以“鉴”为宗旨的《资治通鉴》十分喜爱，在他故居的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些书里都有他圈点批划的手迹。他读《通鉴》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吸取历史的借鉴。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通鉴》的体例、断限，毛泽东同志不仅有独到见解，而且从中取得历史的借鉴。对于许多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也都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借鉴，并借以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斗争。例如，他对秦始皇，一方面指出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一方面则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由于丧失了进取的方向，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以至于激起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很快亡国。关于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同志以“二误”作了总结：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锐不可当、天下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二误”的经验教训，于古于今，都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延安整风之后，他曾撰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20多年的历史经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历史上因为功成业就、骄傲自满以至于失败的教训，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写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由于一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导致起义军失败的过程及其教训。当时，正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非常赞赏，把它列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印发全党，4月12日，毛泽东做《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关于子女教育问题，毛泽东也曾引历史以借鉴。1967年，他专门推荐大家读《战国策》一书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个历史的借鉴对于教育子女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是有重要教益的。至于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争、指挥革命战争的例子就更多了。如，毛泽东同志曾批注孙膑“围魏救赵”战例，说它“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专门借鉴这一战例，指出：“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诱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围点打援”战役，实际上也是对“围魏救赵”这一历史战例的一种借鉴和灵活运用。

孙膑，战国时期齐国人。为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涓为魏将，诳他到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著有《孙膑兵法》。

赫鲁晓夫旧照。赫鲁晓夫（1894—1971），曾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历史借鉴的目的在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作为行动的参考。这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的“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方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握前人成败的主要原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但是，只以现象为准的史鉴，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例如，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但西汉初年，为了“强干弱枝”，又开始大封同姓王，部分恢复了封建制，这给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在这个历史借鉴的问题上，刘邦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暴政，而不是在于“废封建，行郡县”。黑格尔所以说，君主们很少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的。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总结历史经验，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由于他把造成个人迷信的罪责都算到斯大林的账上而没有找到产生个人迷信的社会历史根源，结果没过多久，他自己也搞起个人迷信来了。

历史借鉴的深度取决于历史认识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的现实利益。由于历史认识和阶级利益的局限，传统史学在历史借鉴上做得并不足够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能发挥的借鉴功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非传统史学所能比拟。但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历史借鉴，如果把寻求历史借鉴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那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降低到传统史学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