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历史学的作用与意义-何为历史学

历史学的作用与意义-何为历史学

时间:2024-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的作用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给我们提供事物的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推而知之,了解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本质。历史认识是人们认识现在和预见未来的条件。朱熹在当地的政绩和名望的获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此,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绝对的无用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对而言,有些人歪曲历史,影射现实,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不尊重史实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后人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

历史学的作用与意义-何为历史学

第一节 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的作用

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给我们提供事物的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推而知之,了解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本质。历史认识是人们认识现在和预见未来的条件。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总是先从它的现状入手,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事物,仅仅知道它的现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归根到底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才是历史学要回答的问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任何现实事物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有它的渊源和成因。只有了解它的历史,才能知道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才能把握它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

萧何(?—前193),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为沛县吏。秦末佐刘邦起义。楚汉相争时,荐韩信为大将,以丞相身份留守汉中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后封侯。定律令制度,协助高祖灭诸异姓诸侯王。作《九章律》。

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有一个说法,叫做“入其国,先观其史”。秦朝末年,刘邦率汉军攻破秦国首都咸阳,手下的将士们忙于抢夺珍宝和妇女谋士萧何却不凑这个热闹,而是带领手下人去寻找皇宫和各个衙门里的“图籍”。这“图籍”就是秦朝的历史档案和各类公文,是了解历史和现状的依据。萧何后来当了丞相,并帮助刘邦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并非偶然。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入乡问俗”,这个“俗”首先就是当地的历史。例如,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于淳熙六年出知南康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当地的郡志,了解历史沿革与风俗民情,这样他在随后的工作中才能有的放矢。朱熹在当地的政绩和名望的获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而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十分重视《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历史事实,还传达了作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和他总结的经验。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古为今用”了。对于一般的非历史学专业人员,没有很大必要去学习对其毫无意义的信息,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有所取舍地学习和使用历史,但是他如果对此有浓厚的兴趣,那又另当别论了。而大部分的青少年,包括中小学生、非历史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他们学历史只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当然没有必要让他们记住每个历史事件的细节和进入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就可以了。对于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中小学生而言,如果接受了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就会引起他们的思想混乱,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对于一个历史教师而言,他应该更聪明一些,选择最合适、最重要的内容传授给他的学生。

所谓古为今用,其实是一种个人对事物进行的价值判断。某一事物究竟有没有用,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历史学家该根据谁的标准进行判断,这也是个问题。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是很难正确判断哪个命题有用,或者一个命题的哪一方面实际功用更大。而且,一件事物是否有用,也是相对而言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有用,也没有绝对的无用。

就像庄子在《山木》中遇到了难题:山木长成了废材,因为无用却保全了自己;大雁不能鸣叫,因为无用而被杀。联想到处世之道,庄子左右为难,如果一个废人有幸做了无用的山木还勉强能保存自己,但如果不幸做了不能鸣叫也就是没用的废雁,那死是早晚的事了。因此是做一个有用的人还是做一个废物倒成了一个难题。庄子思来想去,终于给了弟子也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就是要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见机行事。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评价山木和大雁是否有价值,其标准是不同的,而这些标准也能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国内收藏家注意的多是书法美的手书经卷,对账册、契约一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当年敦煌文献从甘肃运往北京的途中,一路上被人偷盗走了很多,他们挑选的大都是经卷。而后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其实账册、契约之类的东西对于人们的历史学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绝对的无用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些事物的价值要经过时间的洗刷才能够显示出来,或者说,同样的内容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

我们经常把历史比喻为一面镜子,而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擦亮这面镜子,使镜子更加干净,使镜子中的影像尽可能与历史事实一致。正确的古为今用,就是在历史所能够提供的范围之内,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而不是篡改既定的历史事实。司马光在写作《资治通鉴》时,发现原始资料互相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详加辨析,并说明自己取舍的理由。对于不同的观点,他则详细记载在《考异》里,以备后人进行查考。司马光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相对而言,有些人歪曲历史,影射现实,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不尊重史实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后人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

历史可以给人以更大的智慧。人们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当今社会,精神生活在人们一生中所占的地位进一步得以提高。一个人想要增加知识、增长见识,历史就是他最丰富的知识来源。每个人所能经历的现实总是极其有限的,完全依靠现实是满足不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历史可以集中迄今为止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以供人们欣赏,并陶冶人们的情操。要想了解中国文人的情趣,就不可能完全在当代文人中找到。要了解所谓的魏晋风度,就离不开《世说新语》的记载。有时,阅读历史所获得的感受,比从现实中得到的要美好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的智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在古丝绸之路上,敦煌莫高窟是这里最为壮美的景观,也是中华文明瑰宝的丰富宝库,这里珍藏着许多的经书、帛画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人们习惯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介绍给各个君主、各个政治家、各个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政府和各民族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他的意思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无法从历史中认识那些新的事物。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但也不全面。现实当然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再也不会有秦始皇,也不会再有巨鹿之战,人们无法重现历史,最多只能尽量地去模拟。

历史的智慧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从具体而言,人类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但从抽象而言,历史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的古为今用,是要吸取历史的智慧,而不是对历史简单的重复。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讲的,没有人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对于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也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关键要看怎么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正如《三国演义》中记载的一样,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讨伐魏国时,他手下的大将马谡自告奋勇地去守战略要地街亭,他自诩“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认为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听副将王平的劝告,把大军驻扎在一座四面皆不相连的山上,结果被司马懿指挥的魏军四面围困,断绝了水源,致使街亭失守,也直接影响了诸葛亮的北伐大业。这个事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历史给予的经验,应该活学活用,而不应该照搬。马谡以为将军队置于“死地”就一定会“生”,他不知道其实是要参考周围的环境的。他不顾具体实际,照搬兵书上的说法,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

从具体运用而言,古为今用的作用确实是有限的,历史需要抽象地继承和学习,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历史中往往找不到和现实完全相同的情况,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善于学习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抽象出有益的经验来。

戏剧图册·空城计》,清人画。故宫博物院藏。《空城计》取材于小说《三国演义》,蜀国将领马谡刚愎自用,失守街亭。司马懿率军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可派,急中生智,洞开城门,巧设空城之计,智退司马懿大军。(www.xing528.com)

认识事物的现状需要历史知识,预测它的未来也同样需要历史知识。人们可以断言,明天早晨太阳将从东方升起,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古以来每天都是这样。英国诗人雪莱之所以能写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名句,也由于他知道四季变化历来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但这种创新永远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历史犹如长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事物的过去不仅基本上决定它的现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它的未来。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君主专制皇朝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期的大部分。如果只研究社会的总体规律,只看到这个社会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大过程,就无法很好地解释各个朝代的兴衰。为什么有的朝代能够持续存在好几百年,有的朝代只能存在一二十年?同样都是君主和大臣,为什么有的君主可以发扬国威,开疆拓土,有的君主只能苟且维持,甚至割地赔款,对别人俯首称臣呢?为什么有的大臣能够忠诚卫国,有的大臣却只能谄媚君王呢?我们应该善于从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提取出历史规律,形成自己的认识,把历史经验转化为自己更好地看待问题的财富

规律,亦称法则,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带有普遍性和重复性等特点。正因如此,人们通过研究历史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般说,同样可以适用于认识现实。尤其是按照人类历史规律的层次性特点,有些社会规律能够适用于几个乃至所有的社会形态或者整个的人类社会,带有时间和空间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研究历史,加深对现实社会规律的认识,这是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

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就从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历史的这一规律,他们明白只靠上帝是不行的,还要有人民的支持。周公姬旦执政时,就在继续强调“天命”的同时,进一步地提出了“敬德”和“保民”的概念,认为统治者只有一面尊天,一面修德、顺乎民意才能够巩固统治。战国时,荀子是很注意认识历史规律的一位思想家,他曾经就齐湣王身死国亡的事件,总结规律,阐述治国必须要言行一致,讲求信誉,说:“刑责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里说的“信立而霸”就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他还就卫国、齐国郑国的治乱事实,总结了“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的治国之道,也即是历史规律。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十分注意历史规律。他针对着隋亡之事实及前代的治乱兴衰,认识到即便在封建社会里,民心的归向仍然是统治稳固的必要因素,反复地跟臣下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更注意于帝王创业与守成的历史规律,寻找一条使江山永固的道路。他有一次询问群臣们创业与守业何者更难时,魏征回答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太宗很以为然。他自己也得出结论说:“(房)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创业难,守业更难,因此要“居安思危”,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治政规律。

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李渊次子。隋末劝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即帝位。

事实证明,懂得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能够更加自觉地治国安邦,参加现实的变革,改造社会,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历史学在这里是能够发挥自己的重大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科学的基础,于是通过研究历史,预测未来,也就更加真实可靠。正像列宁所说的,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这样的预见是科学的。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论断,就是完全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上得出的。它既符合于历史,也符合于现实,同样亦适合于人类的未来。

了解历史规律的最主要办法,恐怕舍历史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有时历史的作用甚至比当代的科学技术更有效。历史介于地质时代和现代之间,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可以考察数亿年前的环境状况,但那时没有人类,看不出人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而历史学所研究的阶段正是人类社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我们可以从前后的比较中,客观地判断人类活动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从历史中预测未来,是有它独特的贡献的。

历史知识还是一切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客观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要知道它的现在和预测它的未来必须知道它的历史。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各种运动形式的结晶的各类学科——自然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有自己的历史。有天文学就有天文学史,有经济学就有经济学史,有医学就有医学史,有文学就有文学史。各类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有的密切一些,有的疏远一些,但它们的发展史其实都可以看成是历史学的分支,因为这一切都离不开历史的记载。

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来观测气象,只有16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些观测点主要集中在西欧。要想通过这100多年的气象记录显示长时间的规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来自历史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历史地理研究,利用古代所记载的气象资料,就可以探求气象规律,得到更加科学的结论。英国有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他根据我国史籍写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历史学名著,这本书使他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

1776年,瓦特通过改进以前的蒸汽机,使直线泵的运动持续正常运行。瓦特蒸汽机的面世导致了机器制造业出现,加速了产业革命的进程。

历代史籍中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关于创造发明、典章制度的记载以及流传和保存至今的各类历史文物,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熟悉这些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物,是每一门进行相关学科研究的人进步的重要条件。例如,物理学属于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对秦皇、汉武的功过是非不感兴趣,却不能不知道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事业和成就,不能不熟悉有关物理学发展过程的重大历史记载。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重复劳动并绕过前人走过的弯路,从而在物理学的领域里作出新的贡献。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表现了他的谦虚精神,但也说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发明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踏着前人的脚印继续奋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但蒸汽机的两个重要的技术环节却是他通过历史记载所提供的材料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后解决的:一是把直线往复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二是在蒸汽进入汽缸后要能自动关闭进汽口的阀门,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水排和风箱。如果瓦特根本不知道前人的这两项创造发明,他大概是不会发明出蒸汽机来的。人们常把历史学比做知识的宝库,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它是一座巨大的资料库,储存着各类学科所创造的成果,为学者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料。

总之,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从历史来预测未来都有着很大的优势。因为许多历史现象都曾经出现过,即使有些新的情况没有出现过,历史上也可能有过类似的过程。一个新事物产生之初,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通过考察历史来进行参考。这样的参考,离开历史是无法进行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研究的时段只能提供历史背景,对现实的作用是有限的。从历史中得出的规律,至多只能反映一种发展的趋向而已,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以为对历史有所了解,就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