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俄罗斯处理核事件的比较

四、应急决策的特点

【案例】苏联和俄罗斯先后处置涉核事件的比较

苏联1986年4月24日至5月9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就因决策迟缓，处置不力，造成大约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2.5万平方公里的1750万人受到核辐射的威胁，从而酿成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核灾难，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官僚决策机制的僵化和失败。

2000年8月发生的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事件，艇上118名官兵全部遇难。上任百余天的普京总统决策果断，及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真相并且发出求援，俄罗斯政府对这场危机处置得就比较成功，与14年前苏联领导人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比，应急决策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急决策无先例可循，具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大多数是偶尔发生或首次出现的，决策过程和方法没有一定之规，我们通过上面这两起涉核事件，来分析一下应急决策的特点。

1．非程序性

危机情境下的决策，不能为了追求完美而去过度分析，按部就班地履行常规程序，决策过程必须简便、快速，靠决策者的经验、智慧和直觉去权衡利弊，适时作出情境决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从反应堆爆炸到总统宣布核泄漏事故，经过层层报告、反复研究，应急方案几经变化，中间相隔20多天，严重贻误了抢险救灾时机。而核潜艇失事事件，上任不久的普京总统是以宪法确定的“超级总统制”为依据，既独立于三权分立之外，又凌驾于三权分立之上，个人果断决策，依靠外援救助，没有衍生因核潜艇泄漏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等新的危机。

2．权变性(www.xing528.com)

“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由于决策是在一个信息和资源不完备的状态下作出的，往往不可能是最佳方案而只能是“满意”或“次优”方案，这就要求决策者有随机变通的灵活性，在应急行动中使原方案有一个随机调适的过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的处置中，对使用沙土覆盖、人员撤离和核泄漏区进出人员隔离等问题上，决策者争论不息，迟疑不决，丧失了处置的最佳时机，反映了苏联当局决策机制的“体制性迟钝”，缺乏灵活变通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3．博弈性

公共危机的结局往往不是取决于某一方的选择，而是双方或多方的策略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性——强硬或妥协、折中或包容总是伴随着应急决策的全过程。核电站泄漏事件起初，苏联一直掩饰危机的严重后果，说核电站仍很安全。当瑞士等国家提出质疑后，又将事故判定为人为失误所致，保护了基辅和莫斯科危机场外的领导人，逃避对反应堆建设和设计安全的审查。在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找出反应堆建设和设计安全的缺陷后，苏联才不得已用大型金属混凝土建筑“石棺”封闭泄漏的反应堆，并组织186个居民点的居民全部撤离。

4．合法性

在危机状态下虽然决策者拥有特许权，但应急决策不能误用和滥用，应当在法律授权和限制的框架内使用。在涉外危机事件中，由于各国法律差异，处置起来更要谨慎。“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俄罗斯开始不想扩大影响，着眼于排除故障，救出遇难官兵，但由于沉没海域气候恶劣等原因，救援工作严重受阻。当国内外批评和不实之词四起，本国救援力不从心和人员生还无望之后，普京为了防止诱发其他危机，决定按国际惯例向挪威和英国求助，公开事实真相，不仅避免了危机扩大，也使各种流言和猜测不攻自破。

5．高成本性

为了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决策者在选择应对方案中往往会不惜代价，动用大量的人财物资源，特别是前期方案失败后，再实施补救方案，必然增加应急决策的实施成本。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由于前期处置迟缓，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1988年9月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为20亿卢布，到1996年3月这个数字上升为1800亿卢布。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