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洋大臣-中西交通的终结

3．中西交通的终结

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对待西洋传教士的态度，与其父并无大的区别，即对于来华效力的教士优礼有加，但是禁教政策绝无丝毫松动。

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传教士集中居住的南堂发生火灾，乾隆帝拨银万两，重新修建。建成后，亲自书联额——说明他颇礼遇西方传教士。可是，有时他又是另一副面孔。

乾隆十一年（1746）春，云贵、四川、湖广等地相继破获了许多白莲教准备起事的案件，当年五月，福建发现有西方传教士在该省传教，信奉天主教的教民达两千余人。乾隆帝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礼拜诵经，又以番民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遣散各省，亦未可知。”为此，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大规模禁教活动。山东、江西、山西、陕西、湖广、广西、四川等地都查获有传教士的活动。有的传教士被监禁或处死，大部分则被押至广州，遣送回国。

郎世宁为此曾特意在皇帝驾临画院的时候，吁请他不要将教士处死。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脸色凝重没有理他。郎世宁再次重复了一遍，皇帝说：“你们这些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风俗，朕已经令两个大臣保护这些人了。”

过了几天，皇帝听说沙如玉教士有病，遂询问起他的病情，并问郎世宁：“天主教的教士也怕死吗？”郎世宁答道：“行善的人不怕，有恶行的人才怕。”皇帝又问：“如何区分善恶呢？”郎世宁答：“在自己的良心而已。”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1697—1747，法国人）曾发明一种新颖的自动报时自鸣钟，是个极聪明的人。

清朝皇帝虽然施行了不少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以维持自己的异族统治，但是对于民间的“风吹草动”仍是十分敏感的。中国自汉代张角的“五斗米教”开始，反抗者一直以民间宗教作为掩护，行其反对暴虐统治的实际。反抗组织以宗教作为团结、联络群众的工具，尤其是当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更是如此。元、明末年，白莲教多次兴起，而且以各种名目出现。乾隆朝的后期，因穷兵黩武造成人民不堪承担，起来闹事的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多打着这个“教”那个“教”的名号，这不能不引起皇帝的注意。(www.xing528.com)

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是一种平民的宗教，所以尤其受到贫苦百姓的拥护，基督教以苦为荣，传教士们也以身作则，故能够在平民中得以迅速传播。当然，不能否认有些地方的起义者打着基督教的幌子，招集群众，后来的太平天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是，还从未发现过外国传教士策动反抗朝廷的暴乱行动。

之后，在乾隆十七年、三十二年、三十九年、四十二年，都曾发生因各地捕获秘密宗教组织，而殃及天主教的禁教事件。

清末在中国南方的传教士

乾隆四十九年（1784）再次发生禁教事件。这年春天，居住在广州的传教士罗玛无视朝廷禁令，私自向内地派出十名传教士，前往直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有四名教士在去西安的路上，在襄阳被查获。乾隆帝得知后，遂将其与前不久发生在甘肃的回民起义联系起来，他说：“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为此，皇帝严令各地查禁基督教。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混为一谈，暴露了乾隆帝的无知，也显示了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神经质。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群众处死，这给乾隆帝最大的启迪就是加强对民众的控制，随时把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引发了次年（1794）对白莲教的大搜捕。

因为，回疆、西南一带的分裂活动时有发生，乾隆帝自然将其与境外的势力联系起来，所以他改变了一向的引进政策，声称“西洋人已敷当差”，“嗣后可毋庸选派”西方教士进京效力。从利玛窦开始的中西文化接触，至此画上了句号。耶稣会士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几乎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