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棋局不妙，十三弟允祥成谈判大臣

3．雍正帝棋错一着

虽然雍正帝对他的胞弟都不假以颜色，但是独青睐其十三弟允祥（1686—1730）。允祥在康熙一朝，可算是霉透了的一位皇子。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第一次废太子之后，二十二岁的允祥就被圈禁在高墙内，长达十四年之久。史家估计，可能允祥代人受过，所代之人自然是胤?无疑。所以雍正帝逋一即位，即委之以总理事务大臣，与贝勒允、大学士马齐、步军统领隆科多位列朝班之首，其实主事的就是允祥和隆科多。允祥参与帷幄大计，也是雍正帝的大管家和侍卫长，一生恭谨，对其皇帝老哥不敢有一丝的异议。允祥此人才干不高，但对西方传教士还算礼遇，因为有许多事情他要请教他们。例如，允祥负责直隶、京畿的水利工程，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才提出一个完整的整治海河水系的计划，否则长期被圈禁的他如何能知道水利工程？再如，那时俄国势力日益强大，允祥感到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动向，曾通过北京传教士巴多明、宋君荣等人对俄国的政治、地理、历史、宗教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询问。

说起当时的朝廷似乎还不知道外交是何物，对外国的了解更是两眼一抹黑。因此，只有通过传教士来沟通对外联系。传教士当中的确有许多颇有作为的学者，当然也要看到有些人起到的负面作用。

雍正五年（1727）七月，《中俄恰克图和约》的签订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有极大的关系。那时俄国正在叶卡捷琳娜一世统治时期，这个彼得大帝的情妇继续执行扩张政策，特派专使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来华谈判两国划界事务。萨瓦是俄国外交界的一个老狐狸，他一面组织人力加紧绘制中俄边界地图，一面准备钱财贿赂清朝官员和在华传教士。他把在彼得堡的房子租给法国驻俄大使，由该大使写信给法国在华传教士，为他们物色朝中大员作为行贿的对象。而此时的雍正帝正在忙于肃清政敌，遂把参与他夺嫡秘笏的隆科多赶出朝廷，派往黑龙江主持与俄国谈判。雍正四年夏天，当隆科多来到边界恰克图附近时，萨瓦却要求进京向雍正皇帝祝贺登极。萨瓦于冬天来到北京后，采取拖延的手段进行谈判，实际上是为等待边界地图的完成；同时通过巴多明收买了大学士马齐，了解到中国谈判使团的内情。

萨瓦回到恰克图后与隆科多继续谈判，会谈历时半年，会议三十余次，隆科多坚持要俄国归还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俄使萨瓦认为：“隆科多对俄国明显地心怀敌意，想把俄国赶出黑龙江流域……”当时中俄两国的边界谈判，都是巴多明担任翻译。虽然巴多明表面上是中国使团的翻译，却在暗地里帮助俄国。萨瓦一方面命令军队加紧备战，一方面遥控马齐劝说皇帝让步。最后，雍正帝以隆科多私藏皇家玉牒为由，召回隆科多，改派克什图主持谈判。结果，最后划界条约的签订，完全按照有利于俄方而进行——恰克图以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以东的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俄国夺去，雍正帝难辞其咎，巴多明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国际间谍的角色。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法国人）于1698年随白晋来华。康熙帝见其体貌魁伟，器而重之，特派教师教他满、汉文字，不久即可流利对话。于是，巴多明除了本来就熟悉的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之外，又掌握了满语和汉语。另外，他对物理学、文学、历史学、数学和地理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康熙帝从他那里获知了许多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情况，以及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更加重视路易十四和法国。康熙帝还经常请他将其感兴趣的知识，如天文、解剖等译成满文。王公大臣们有了学术上的疑问也来问他。因此，巴多明与各类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时，人际之间完全是利益关系，哪怕求别人帮忙做一件小事都要送礼，可是巴多明却能在满、汉人中间畅行无阻，其外交手腕可见一斑。他曾建议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被采纳，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施行，但是不准他们接近中俄边界和东部海岸——康熙帝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

雍正七年（1729）三月，皇帝令设翻译馆，授满汉子弟拉丁文（当时的外交通用语言），由巴多明、宋君荣任正副馆长。

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当中也有许多诚恳为中国服务的学者。

马若瑟（JosephHenrg － Marie de Premare，1666—1735，法国人）于1698年随白晋神父来华。他到达中国后，除了传教之外，唯一的兴趣就是研究中国文化，他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造诣使许多中国学者也望尘莫及。他的著作有《六经析意》、《中国语言志略》，他还将《诗经》、《书经》等中国典籍译为法文。(www.xing528.com)

冯秉正（JosephFrancois － Marie －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法国人）字端友，出身法国贵族。康熙四十二年（1703）来华，四十九年偕同雷孝思、德玛诺神父测绘各省地图，足迹遍及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台湾及附近岛屿。他还曾受命于康熙帝，将《中国通史》的满文本译为法文——正是因为他深谙满文、汉文，而且熟悉中国古籍，并具有中国历史、宗教、风俗方面的知识，所以才能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

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法国人）被称为耶稣会中学问最渊博的人。宋君荣出身于法国贵族之家，年幼即好学不倦。宋君荣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来华，正值因“礼仪之争”，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关系紧张之时，他目睹当时中国的传教情况：“我来中国只有几个月，当我看到传教工作在不久前还是那样充满希望，现在竟然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教堂已成废墟，教徒已经作鸟兽散，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中国唯一的口岸，不准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已几乎遭到禁绝……”但他并不悲观，立即开始研究中国文化，而且很快即深入到最艰涩难懂的上古史部分，并且得出许多中国人未曾发表过的见解。根据《尚书》中的《尧典》、《胤征》、《伊训》等章，宋君荣认为，中国在尧帝时代就有专司天文的官吏，他们负责制订、颁布历法；利用星辰和太阳的位置确定四季的划分。那时中国人已经使用太阳历，一年为365天零6小时，四年加上一天。夏朝时已经开始观测日食、月食。天文学在周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后来“畴人”（精通天文历法之人）子弟分散，才传至欧洲——这样说来，欧洲天文学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曾根据《尚书》中记载的上古时代的日食时间，推算出夏代肇始于公元前2155年，使许多中国学者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通晓神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又学习了满文。他到北京后，继巴多明之后，任翻译馆馆长，教授旗人子弟学习拉丁文，以应对中俄交涉事务——只可惜这些人竟无一成为外交人才。他的著作有《中国天文史略》、《西辽史略》、《蒙古史稿》、《元史与成吉思汗本纪》、《中国年代纪》——以他天文学家的观点，阐释了许多中国古代争议颇多的历书事件，如武王伐纣等。他还将《易经》、《礼记》等典籍翻译成法文。迄今，宋君荣的著作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雍正帝虽然勤于政事，是个很合格的皇帝，但是手段不免辣了一些，所以积怨太深，只坐了十三年的天下，便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半夜，以五十七岁的盛年崩于圆明园。

关于雍正帝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就在雍正帝去世前半个月，郎世宁和王知行曾陪同他游览圆明园，他一面向两位画家询问一些外国的风俗习惯，一面指点着哪里该添些什么景致之类，从晌午一直游到傍晚。比他年轻的郎世宁都感觉有些吃不消，可是皇帝的游兴丝毫未减，并无倦色。而且，十月七日他还在紫禁城向罗怀忠说，明天要去圆明园小憩一阵，罗怀忠从他医生的眼光，并未看出皇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次日突然传来皇帝驾崩的消息，北京城内至圆明园的道路全部封锁，连罗怀忠也未能见到这位皇帝最后一面。

雍正帝暴亡后不久，即有人传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吕毅中的女儿吕四娘行刺所致。说是雍正帝对音律极有研究，尤其喜好一种叫做“箜篌”的古乐器。宫里面本来有一个乐师，专门以此伺候皇帝，可是这乐师突然生病而死，也未曾教过徒弟，这美妙的乐器竟成绝响。不料，有一次皇帝正在圆明园内散步，忽然听得幽篁深处传来一阵悦耳的乐声，皇帝驻足一听，正是他所迷恋的箜篌，再看那演奏的女子更是倾城倾国。于是，这女子便得宠于皇帝，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报了杀父之仇。不过，这种传说禁不起推敲，多半是多事者编造的故事，以解汉人亡国亡家之恨。倒是，另一种说法较为实际，即雍正皇帝虽然斥基督教的“上帝”、“天堂”等为迷信，可是他却在宫中和圆明园内供养了一大批道士，为他炼丹，以求长寿。所谓仙丹大多是重金属、水银一类的矿物，可能还有壮阳的功效，服用久了，没有不中毒的。即便不中毒，也会扰乱体内阴阳平衡，脏腑失调。总之，雍正帝的暴亡，似乎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蹊跷。不然，作为御医的罗怀忠不会被挡驾，不许他进圆明园探视皇帝的病情。

雍正帝死后葬在易县的泰陵，这是泰陵的石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