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与彼得一世：《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九　康熙皇帝和彼得一世

康熙五十九年（1720），彼得一世派伊斯梅洛夫伯爵为公使，商谈两国间的商务、边境等问题。11月29日，九十人组成的使团到达北京，他们带给康熙帝的礼物有：镶有钻石的怀表、时钟等物之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箱子数学仪器、一个半球仪、一个水平仪、一架显微镜、几架望远镜——可见，他喜好科学的名声已经传到海外。在康熙皇帝赐宴招待公使时，为了觐见的礼仪，中俄双方又发生了争执。中方认为按照惯例，俄使应该行三跪九叩礼；俄方却坚持，他代表的俄国皇帝与中国皇帝是平等的，因此只能按俄国礼节，行单膝跪礼。最后，在马国贤的斡旋下，俄国使节同意行中国礼节，条件是将来中国使节到俄国，也要行脱帽礼，其实中国派不派使节还在未定，不过骗了一回老俄而已。当伊斯梅洛夫走进大殿，在桌案前跪下，并把俄皇的国书递上。康熙帝故意没有马上接国书，而是让俄国人在地上跪了一会儿，可能是为了羞辱他一下。伊斯梅洛夫则把脸扭向一边，嘴里不知在叨咕什么，表示了明显的愤怒。

晚年的康熙皇帝已经缺少了年轻时的豁达，斤斤计较于这些无益的礼节，表现了对欧洲事务的无知。他动辄即以“怀柔”对待外国人，时时以“天朝大国”自居，似乎天下都是他的臣民。纵观中国历史，经常发生这种礼仪之争，乾隆朝的英国公使马嘎尼也因跪拜问题，愤而回国。所谓礼仪的争执（并非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其实反映了一种闭塞、虚矫的夜郎自大心态。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英明君主，他也遇到了一个空前难得的历史机遇，若能不失时机地把握好这个机会，他的成就可能远不止于此，但可惜的是，他没有。

康熙帝身边有一个极为优秀的外国顾问团——许多法国传教士都是科学院挑选出来的，各方面的人才应有尽有，可惜他只是从实用角度或兴趣出发，着眼于天文、地理、数学之类自然科学。究其本质来说，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不过是为了凸显自己的高明和优越地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不可能让民众学习科学知识，自然更谈不上普及推广了。试想，如果平民百姓都能够推算日食、月食，皇家还有什么特殊的威信。因此，他对科学的态度也只能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好。例如，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他命令南怀仁督造西洋大炮，可是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利用这有利时机使中国军事工业更上层楼，反而出于对汉人的防范心理，严禁八旗之外的军队拥有先进火器。他明明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却不思直追，而反对修造火炮、战船，无异自甘落后。

康熙三十一年（1692），白晋报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康熙帝准备在宫中建立“科学院”！可是遍寻清史档案，不见科学院，只发现了一个“如意馆”，那不过是皇上和他几个文学侍从消遣游艺的地方——欣赏一下自鸣钟，用一个指头弹弹钢琴，瞧瞧会自动行走的机器人之类。所以有人说，康熙皇帝对于科学的爱好像南唐的李后主精于填词，宋朝的徽宗皇帝喜欢绘画，明朝的天启皇帝愿意干木匠活儿一样，不过是一种消遣。

虽然康熙帝热心学习科学知识，而且取得相当成就，是值得称许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君主，只限于自己和少数人学习，却不懂得培养人才，不知道建立常设的研究机构，没有派人出国学习交流，更遑论鼓励臣民进行科学探索了。他把先进的科学知识囿于皇宫之内，似乎这些知识只有皇家才能占有，无外乎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www.xing528.com)

当然，科学知识不是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君主，他本应该更为注意政治的理论和操作——如何从制度、体制上来改造中国，哪怕是稍微的借鉴。他没能发现何以中国几千年来反反复复，重复同样一个模式，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超过三百年的。可是，他自己也钻进这个怪圈，不能自拔，晚年更是被立储问题搅得筋疲力尽。在经过短暂的所谓“盛世”之后，又堕入万劫不复的轮回之中。

这并不是苛求于他，因为和他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走在了他的前面。

康熙皇帝读书图

康熙帝（1653—1722）与俄国的彼得一世（1672—1725）年纪相仿，在位时间相似，属于同时代的人，将二人做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其时，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彼得一世于1697年组成二百五十多人的庞大使团访问西欧各国。他观察、搜集各国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现状，到英国国会旁听，到荷兰学习造船技术，聘请各国专家去俄国工作。回国后，彼得一世大力进行政治改革，仿效西方先进之处，改变俄国的落后状态。他强迫俄国男人剃掉胡子，脱去长袍，提倡妇女享有和男人同等的地位，改俄国旧历为西方公历，建立工厂，鼓励对外贸易，积极发展海军。1724年，俄国成立彼得堡科学院，开始时，聘请了许多西欧科学家任院士，由这里培养了一大批本国科学家。从彼得一世起，落后的俄国开始迈入世界强国之林。可是，康熙帝还在陶醉于自己开创的盛世之中，听着臣民的阿谀颂扬，享受着他自己的盛世——百姓们照样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仍旧临摹着儒家文化，营造着大清帝国。当他志得意满地审视着自己的文治武功时，好像是比前朝迈进了一大步，其实不过是沿着圆形的轨迹，陷入似乎被命运安排好的历史覆辙。

康熙皇帝晚年苦于立储之争，他似乎是为了大清国挑选一个好主人，以使盛世能够继续下去。但他没有把眼光再放远一些，再放长一些。他可以保证自己这一代，甚至下一代能够励精图治，却不能保证他的子子孙孙永远如此。他没有发现制度上面的问题，也就无法从制度上去进行改革。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造成，也怪不得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