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洋大臣-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3．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研究天的

崇祯三年（1630），在北京钦天监的邓玉函神父去世。

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德国人），字涵璞，他堪称当时西方传教士中最博学的一个，他研究的领域涉及医学、哲学、数学；他会希伯来、加尔代、拉丁、希腊、德、法、英、葡萄牙等国语言；另外，他的博物知识，如在动物、植物、矿物、鱼类、爬虫、昆虫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他也极工绘画。邓玉函来华前，曾在欧洲行医，其医术为王公贵族所称道。另外，他是伽利略的至友，自然，他的天文学知识也不可等闲视之。为此，邓玉函于1611年5月3日被推举为教廷科学院（Pontifici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前身灵塞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也称猞猁学会，取义于猞猁目光远锐）的院士，也是该院的第七名院士。是年的11月1日，邓玉函加入耶稣会，停止外界的一切俗务。伽利略只比邓玉函早八天成为该院第六名院士，当他得知邓玉函加入耶稣会之后，很是惋惜，认为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传教士准备下乡传教

邓玉函跟随金尼阁，于1621年到达澳门。他在澳门期间也曾行医，是第一个在中国做解剖手术的西方人。不久，他到杭州住在李之藻家里，翻译了《泰西人身说概》上下二卷，系统地介绍解剖学原理。天启三年（1623），他奉命来到北京。在尚未参加修历之前，他曾潜心研究机械学，与王徵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机械原理和制作技术。出于对医学的兴趣，他对中国的医药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曾亲自品尝草药，以证实中药的疗效。

邓玉函注意到中国朝廷对修订历书的重视，而日食又是修历中极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曾经通过他人向伽利略求教，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用新法计算日食的技术，但是伽利略却没能帮助他。邓玉函转而谋求过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帮助，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得到开普勒的答复就去世了。那时，邓玉函已经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采用了第谷理论，即太阳、月亮围绕地球旋转，而其他五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此理论虽然比起托勒枚的学说进了一步，可仍然不是最科学的。当时哥白尼已经提出新的理论，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而是相反，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但是，在当时巨大的正统理论的压力下，哥白尼一直不敢公布自己的学说。而且，认同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判，遭禁锢多年。

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向朝廷上疏，推荐龙华民、邓玉函参加“历局”——其址在宣武门的“首善书院”旧地，从事修新历，以订正旧的《大统历》中的错误。同时，由他们二人督造天文仪器，及望远镜、自鸣钟等。但是，邓玉函的健康状况不佳，在澳门时即为疾病所苦，在北京又不辞劳苦地工作，终于在崇祯三年（1630）病逝，年仅55岁。

徐光启早在七八年前就曾接触过汤若望，深知他的学术和能力，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汤若望、罗雅谷两人接替了邓玉函的工作。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意大利人），字味韶，贵族后裔。天启四年（1624）来华，初往山西传教，崇祯三年进京参加修历。他与汤若望分工合作，他负责观测行星，日夜观察其距离，测算其方位，翻译书籍，制造仪器，还要与那些诽谤他们的官员们答辩。

在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重视天文历法，观测、推断天象称为“天算”。据传，黄帝时代，设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和中官，分管四季。帝尧在位的时候，派人驻在四境的极端，观测太阳在四季中的标准位置。东境的历官找出昼夜平分的一天，作为春分。南境的历官找出白昼最长的一天，是为夏至。西境夜间与白昼相等时为秋分；北境白昼最短的时候则为冬至。传说帝舜不只派遣历官，自己还亲自用璇矶玉衡（球形和管状的仪器）观察日月和五星的运行。至商代，历法已经基本完备。以29或30天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并有闰月，放在年终，这时一年则有十三个月。一年有四季，一、二、三月为春季，依次类推。那时的历法虽然简单，但却是官民极关心的一件事情，因此乃全国上下共同需要的“工作进度表”也——生活以其为准绳，宗教活动及初期的农业更是离不开历法。

重视历法，这还与中国人的敬天传统有关，而敬天正是封建皇权神授的理论支柱。皇帝自称天子，他是代天管理天下，每年冬至到天坛祭天，都是彰显这一理论。掌握天文历法，观星象，占天象，不只为了颁历书，授民时，也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而且天上的一切变易都和世上的祸福相关，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天的秘密，那还了得？所以这门学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研究的。于是，研究天文成了皇家的御用特权，钦天监专司其事，平民是不得染指的。所以那些钦天监的官员们对一个外国佬来测天，是很不以为然的。

可是，明朝所用的《大统历》乃元朝郭守敬参照《回回历》制订，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地心学说。分秒的误差积累到了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已经显而易见，体现在日月食的预测往往不准。利玛窦到北京进奉西历后，更凸显旧有历法的缺欠。(www.xing528.com)

崇祯四年（1631），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参加历局，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修《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汤若望完成的篇目有《交食历指》、《交食历表》、《交食诸表用法》、《交食蒙求》、《古今交食考》、《恒星出没表》等十七卷。这些著作都是他和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反复切磋琢磨完成的。

汤若望画像

汤若望除了编译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专著外，还注意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破除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的迷信观念。例如中国的历书中，对于婚、丧、嫁、娶，以至出门探亲、访友、沐浴、剃头、夫妻敦伦都要挑选吉日。人们一天清晨起来，想要做什么事情，先要看看历书，再决定其活动。在汤若望看来这实在是极可笑的事，他针对此，写了一本《民历铺注解惑》，详细地剖析了某些迷信观念的谬误之处。自然，作为有神论者，他本身也有迷信思想，但是他在注重民俗的同时，又着眼于实际民生，究竟有些实用价值。

崇祯五年（1632）五月初四，徐光启因观察月食，跌伤腰部，从此身体大不如前，汤若望曾多次前往探望，并搬到徐的家中陪伴他。徐光启也以后事托付于他，诸如历局的工作安排，临终的圣事等等。在由汤若望为徐光启做完终傅礼之后，1633年11月8日徐光启平静去世。在去世前一天晚上，徐光启还给崇祯帝上疏，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汤若望、罗雅谷在历局的工作——撰译书表，制造仪器，讲教监局官生，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功应首叙；一方面对日后的安排向皇帝提出建议，并建议皇上奖励他们房产田地，作为将来安身养老之需。

汤若望修订的《崇祯历书》

崇祯初年，在徐光启的极力主张下，崇祯帝也倾向于修改历法。可是，守旧的也大有人在——有的纯属是思想顽固，有的则是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忌贤害能就更等而下之了。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一的日食，是考验新旧历法的关键时刻。因为，中国人一向认为日月食是不祥事件，所以极为重视其出现的时间。《大统历》和《回回历》对这次日食的预测的误差很大，而西历预测则要准确得多。崇祯帝决定废《大统历》，而用新法，可是顽固守旧的官员，以及他们策动的皇宫内的宦官们，交章弹劾新法。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新历迟迟得不到颁布推行。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初一的日食，又是西历预测准确，八月崇祯帝下诏真的要实行新历了，可是第二年大明国就颠覆了。

汤若望除了著述之外，他还向朝廷进献了他和同事们从欧洲带来，或是在中国制造的仪器。如崇祯七年（1634），他进奉望远镜、天体仪、日晷等。据说，崇祯皇帝命令造台，放置仪器，自己还亲自上台观望，所以皇帝对西方教士们的学问还是极表钦佩的。为此，崇祯十一年（1639），皇上题写“钦褒天学”的匾额赐给汤若望。礼部也向汤若望、罗雅谷各赠送一块“功堪羲和”的匾额。崇祯皇帝是个有理想又勤于政事的君主，只可惜，他生性躁急，而且面临着岌岌乎将倾的天下，许多该做的事情已经来不及做了。

汤若望致力于钦天监历局的工作，也努力于他的传教事业。崇祯十一年四月，他前往河北献县传教，亲自为五十多人施洗，从而使献县成为中国北方农村最早成立的天主教基地之一，建有主教坐堂、图书馆、医院等。

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帝忽然想起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那架西洋琴来，可是多年束之高阁的钢琴需要重新调弦，遂将汤若望找来。一心想要以基督教理对皇上施加影响的汤神父，在给皇上演奏西洋音乐的同时，趁机给皇帝献上两件礼物，一是《进呈书像》羊皮纸书，上面绘有耶稣经历和事迹；一是三王朝拜圣婴像。这时，皇宫中已有不少太监与宫女，宗室中也有亲王、诰命夫人信了教。后来，宫中还建了一个小教堂，使宫中领洗的人可以去做弥撒。

这一年，汤神父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