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安的疑问:耶稣是神子吗
天启五年(1625),被誉为世界四大石刻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在陕西西安西南的周至县出土。碑文中大量使用佛教名词,称“教士”为“僧”,称“教堂”为“寺”,称“耶稣”为“世尊”等,使人以为景教不过是佛教的一个支派。还是当地一个曾与利玛窦有过交往的举人,觉得碑文所记与利神父所言有些类似,遂将其拓下,寄给了杭州的李之藻,李仔细研究一番才揭开景教的谜底,这对当时每个耶稣会士都是一个特别的鼓舞。人们从碑文中得知,早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的阿罗本氏就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这也反映了盛大的唐朝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聂思脱里(380—451)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因对圣经解释的不同,他的教派被西方教会视为异端,通称为叙利亚教会或波斯教会。自主教阿罗本来华后,在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诸帝的优待下,此教派得到一定的传播和发展。耶稣会教士们自然想到的是,既然早在唐朝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出现,那么在千年之后的明代自然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和认可了。
天启七年(1627),汤若望被委派去西安管理陕西教务,在西安停留了三年。汤若望虽然肩负传播教义,发展教徒的重任,但他一刻也未停止对天文学的研究。
尽管西安在唐朝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毕竟那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现实中的西安闭塞、落后、贫穷,已是今不如昔了。人们思想保守,而且沈掀起的“教难”风潮尚未过去,这都给汤若望的传教工作带来许多的困扰。当地的平民百姓对这西方来的宗教,首先从外在的形象上就不接受,中国人从他们简单的逻辑推理上,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耶稣是天主的儿子,怎么会让他钉在十字架上?中国人是现实的,可见这天主是靠不住的!汤若望到了西安一时连下榻之处也找不到,所遇到的都是冷言冷语,不但百姓如此,士人也不稍假以颜色。汤若望在绝望中感叹道:“南京的监狱也比西安的环境要好些!”(www.xing528.com)
但是,显然这些艰辛都在汤若望的意料之中了,他谦卑地对待周围的冷眼,诚恳地向群众解释他们的疑问。终于,反对他的人被感动了,他们知道这样的好人是不会教人学坏的。汤若望在西安打开局面,还得力于原籍陕西的天主教徒王徵。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他24岁中举,52岁中进士。王徵在44岁时读到了庞迪我神父的《七克》一书,深为叹服,便在京师参加会试的时候会见了这位神父,并受洗成为教徒。在王徵的帮助下,汤若望在西安建造了一座小小的教堂,使他的布道有了根据地。人们逐渐被这新颖的理论所吸引、慑服,终于有五十多人在汤若望的手里受了洗。在教内外热心人士的赞助下,汤若望居然又修建了一所大些的教堂——即塘坊街天主堂的前身。原来的小教堂改为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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