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故乡”与“古城的心”
北伐成功，国民党成为继明太祖以来为数不多的“以南方而统一全国”的政权，以江浙为重心的东南地域是其主要的资源腹地，北京在其视角中则是封建势力“隐伏肇乱之巢穴”。在新政权一片破旧立新声中，1928年北京更名北平，国都地位被废除，成为“故都”。也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逐渐南迁，北平得以洗净铅华，以其丰富的文化、教育、学术资源成为南来北往的文人学子心目中的文化城，并留下了大量关于“古城”、“古都”的文学言说，记录着故都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的“交战与交融”。[35]相较而言，观察、分析与思考新都的名篇并不多，留在文人记忆与想象中的这座城市，显得有些单薄和单调。袁昌英曾在1920至1930年代，以作家的敏感和学者的理性相继写下《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后的感想》两篇散文[36]，是观察新都的名篇；钟敬文“观察新都的建设事业和民气”的散文《金陵记游》也比较有代表性；朱自清的《南京》，记录的则是一个带着六朝“古味”
的都市，与新都关联不大。[37]国民党系的报纸杂志对塑造新都的文化地位还是颇为重视的，《中央日报》副刊堪称其中的主力。这里要转换一下角度，看它怎样言说“故都”，因为评说“故都”也是呈现、映照“新都”形象的一种方式。
在南与北、新与旧的对照下，故都北平在《中央日报》的言论和新闻版中，呈现出封建势力“隐伏肇乱之巢穴”、“融化革命志士的洪炉”和“销人窟”等反动老朽的形象，与之相对应，副刊文字也有一些表现着北平的封建性。1929年时任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北平文化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陈访先在《北方社会之鸟瞰》中，认为革命虽然成功，但北方社会由于久锢在浓厚的封建势力下，还保存着从前社会的故态，“醉生梦死的糊涂虫”、“祈祷太平的妥协分子”、“因愤世嫉俗而妄想盲动的激烈派”以及“病态的舆论”都令人堪忧；在1932年短期主持《中央公园》的天冰征引了《中央日报》“北平通讯”中关于“时轮金刚法会”的报道，面对老太婆对“活佛”长跪不起、民众三叩九拜、书有“华北居士林”和“五台山中华普善会”等字样的黄旗迎风飘展等情形，生出“群鬼”的印象以及对“北平整个封建社会的生活”之厌弃；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杨昌溪写有《人头与待诏旗竿》一文，认为“一到北平来，处处都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意味”，残存着清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痕迹的待诏担子在街上随时可以遇着，显示着北方民众思想的麻木……[38]
不过，上述文字中北平反动、老朽的形象并没有在副刊中蔚然成风。正如郁达夫在他书写北平的名篇《北平的四季》[39]中所说，中国的大都会中，“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都比不上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每一个在这里住上两三年的人，若离开它一年半载，“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种经验对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中央日报》显然与新都的关联更大，但并不妨碍那些曾经在北平居住者利用副刊表达其强烈的思乡症：
离开北国，将近有五年了，怀念北国的心情，并不曾随着似水的流年，如同过眼烟云一样的淡然地消逝。北海的波光塔影，先农坛的古柏丛林，万牲园里清脆的鸟语，玉泉山下如醴的甘泉，幽静壮丽的颐和园，巍峨雄伟的三殿……这一些北国的风物，在我的意识中，不时地引起深长的怀念。[40]
我常常会无端的思想到北平来，而我想到他时，我会发生一种无端的恋思。北平的城墙，泥土，小胡同，甚至肮脏的大车，破烂的朱门，都能勾引起我无限的情怀……我们一想起，这是一个老大的古国，几千年来的京都所在之地，我们就会对这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市，吐出一种敬仰怀慕。[41]
与主报中北平反动、老朽的形象相比，副刊文字中的北平却是充满了温情的“故乡”。有作者直接称北平是自己“梦里灵魂萦绕的第二故乡”[42]，在黄昏里，在秋雨中，召唤自己的心魂；也有作者细细分析北平的这种故乡气息：
……住着的人，从没想走，离开了的人，都闹着要回去；近而至于天津，南京，汉口，上海……远而至于伦敦，巴黎，东京，柏林……国外诸名城，住上十天半月，或三年五载，总有使你皱眉的时候，而北平，永远使人呼吸匀称，永远是可爱的。不论傲慢刚愎的英国人也好，趾高气扬的美国人也好，或果敢坚毅的条顿族，或优美柔顺的拉丁族，一到了北平，都像是熔化在一个大锅炉里，彼此再也找不出有什么界限，直觉得一股说不出的亲切劲儿，不由得人都愿意称他为第二故乡……[43]
这种“第二故乡”，是相对于出生地而言的，强调的是心灵的寄托与归属。新都南京则被袁昌英尖锐地称为“空虚的都城”：即便是政府人员也不以之为家，而新都中的那些衙门、官舍、私宅都是“没主宰的空虚的躯壳”、“魂不附体的空建筑”。[44]在书写新都的有限的文字里，更多是一种观光心态，罕见故土之思。有作者借用但丁的《神曲》，把北平、南京、上海分别比做“天堂”、“净土”与“地狱”，在他眼中，南京是个激励人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做事的地方，但容易使人的生活成为“钟摆”，北平则更令人“思慕”，它的好只能用“天堂”来形容，那“清洁广阔的长安街，幽静美丽的东交民巷，澄黄色的琉璃瓦，中山公园苍老的松柏”，无处不让人神往……[45]显然，作为“天堂”的北平更容易令人心生亲切感。(www.xing528.com)
这个文人学子思慕的“第二故乡”，这个无法用语言描摹的“天堂”，不同于人欲横流的洋场上海，也不同于在蓬勃建设中几乎“全然趋于欧化”[46]的新都，而是有着“静穆而忧郁的心”的“古城”，这种“古城的心”不曾随时事“变移”[47]。冬夜在胡同里会响起单调、沉重、叫人伤感的富有中古情调的打更声；一个瞎子一只手拿着棍一只手拿着笛吹着单调的音，一个卖唱的弹着三弦乐；胡同里从早到晚会按着时辰依次传来小贩的各式叫卖声，有卖烧饼麻花的、有卖老玉米的、有卖馄饨的、有打糖锣的，洋溢着令人感动的生命的轮回感；天桥一角那些昔日的“带黄子”、“王爷”或“贝勒”，今日虽生计无着，却仍然满是逍遥满是悠闲地对着棋盘喊“将！”；“北平老太爷集团”在前门的青云阁茶社谈着光宣故事、科场闱墨，在致美阁，奇香居，便宜坊，六味斋，东来顺等地打发着时光；天桥上荒滩子多得可怕，一个古钱、前清搭帽、马靴、鼻烟壶、上了锈的宝剑、玳瑁眼镜等等都是你想象不到搜集不到、破烂而又可爱的东西，守摊子的那些年纪很大的老头儿，自己也成了一件古董；“黄昏踏上三旗营的土坡，归鸦的瘦手牵着炊烟朵朵，汲水的少女恋恋不肯回去，在井台旁描出羞赧的记忆”……[48]在《中央日报》副刊关于故都的言说中，大部分文字都慕恋着它阅尽世事沧桑后不曾变移的静穆、优郁而又从容大度的心灵。这些文字呈现的故都特色，不是“多帝王之色”的封建性，不是关于北平旗民的生活琐事，也不是古城居民日常所沿用的繁文缛礼，而是在于其“包容了人类文化历史上几个时期的文化”的古城性。所以，当结群的骆驼缓缓地静静地走在故都的沥青马路上，给古城的市街添上游牧时代的文化，这是非常和谐的；当卖唱者弹出的三弦乐与高楼中传来的舞曲齐奏时，也没有什么不调和。一个从未到过北平的南方文人在《中央日报》上做起慕恋北平的梦，梦见自己骑着骆驼，在落日相伴下，迎着古老的城墙跋涉，并在此意境中滋生出对时间与人事的感喟。更为惊人的是，他以一种激越的情绪，引申出与《中央日报》立场脱节的南北意识：
啊，我爱北方！我慕恋着北方啊！
我是游子，我是从没见到母亲的游子！北方是我的母亲，我是怎样热恋着想投到她的怀里去啊！
南方，是我的情人，反覆的情人，等我发觉到她的爱原来是多么平淡，多么稀薄，又是多么不定的时候，我就厌倦极了！而且我也憎恶她的轻佻的举动，粗俗的脂粉，一切都是难堪地卖淫妇气息的。
……
啊，就是北方的灰沙都是亲切的，可爱的，因为它是究竟是“北方的”灰沙啊！[49]
这种在新都慕恋故都的心态，不只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出现，南京《新民报》中也很多此类毫无保留的文字：“故都，拥有古色古香的故都，使人留连忘返耐人寻味的故都，我和你分来，到今天，整整是一年了。 自然，我对你的想念，是与时俱增的”；“你的堂皇富丽的宫殿，闪烁着伟大壮观之光，你的幽闲宁静的北海，荡漾着鱼鳞似的波纹，你的红楼绿树的公园，漫散着恬淡的点缀，令人生活在你的怀抱中，只有温存，陶醉”；“燕，赵，悲歌，多慷慨之士！这儿的人民是多么的纯厚，社会是多么朴素，人与人之间，又是那么率直”……[50]
据张洁宇的研究，在以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人为代表的北平“前线诗人”笔下，这座古城是“荒凉冷漠、衰弱麻木”的，古城中的民众多是“丧失生命力”、“沉默冷漠”的。这些诗人通过对故都的书写，更多表达出“在漫天风沙、寒冷寂寞的环境中对现实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反省，对滞缓的生活节奏和周围人的麻木神情的清醒批判，对从辉煌到衰败历史文化的矛盾性体认，以及对温暖明亮的抽象的‘江南’理想环境的向往或怀念”。[51]如果说，北平“前线诗人”把对故都的批判上升到隐喻的层面，寄托了自己对民族精神、国民性，甚至人类文明史的反思，那么，在新都中的故都之恋则与现实情境紧密相关。以北平为核心的华北地区1930年代在日本威胁下岌岌可危，难免使京中文人引领北望。当看到“华北在经济上，在国防上都是我们的命脉，故都是华北的灵魂”，“我忧你，我愁你，忧愁你，在帝国主义之压踏下，一切都在要忍受……故都，古城，你的命运将怎样呢”，“南京是繁荣起来了，和北平遥遥相对，曾经为我们一代都城的北平却没落了，荒凉了。我们处身于这种富丽繁荣之中，引首北望，我们能安于这种繁荣么”等等语句时[52]，我们才能更好地领会京中文人对故都的慕恋。
当然，面对《中央日报》等京中报纸副刊中“北方是我的母亲，我是怎样热恋着想投到她的怀里去啊”，“北平这地方什么都是可爱的，即使空中所吹扑的灰沙，也使人非常爱惜，被它吹得一脸，心上也甘愿”，“北平的冬天冷的痛快，冷的干脆，被西北风刮着心头却没有一点咒诅，与南方不同，刮风下雪我们的心情都是愉快健康的”[53]等等在南北对照中偏于北方、充满感情的文字时，以北方形势的紧张与北平城之岌岌可危作为解释还是失之简单。《中央日报》曾于奠都南京之初在社论中指出：“首都所在，全国观瞻所系，物质上精神上自当有充分的进展，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等，虽然物质上的建设，或不能执全国的牛耳，而文化的发达，必为全国中心”；“庄严的首都，最该努力的，是要做到全国学术的中心”。[54]从奠都十周年《中央日报》社论以及十期纪念特刊的总结看，新都自1927至1937年奠都十年中，在政治、经济、外交，包括文化等方面都有日新月异之发展，“首都气象，日趋繁荣”。[55]但以国都的标准，从文化建设上加以考量，南京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心”的地位，而故都北平则在1930年代洗净铅华后凸显出“文化城”的地位，召唤着南来北往文人学子的心。与新都的几乎“全然趋于欧化”相比，故都更多承载着整个民族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以及在战争、灾难的挑战下挣扎与嬗变的历史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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