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最早的佛教寺院
前面已经说过了，印度佛教把僧人居住与修行的地方叫“伽蓝”，是“僧院”、“僧园”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汉地佛教不用“僧院”、“僧园”这两个现成的称呼，而把僧人居住和修行的地方叫做“寺”呢？
白马寺前的石雕白马，高1.80米，作万里征程状，神态逼真，是白马寺的标志性艺术品。
“寺”，本来是中国古代的官署名称。秦汉时代，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是“三公”——大司徒（丞相）、大司马（太尉）、大司空（御史大夫）；“三公”以下设“九卿”——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司农、少府。“三公”的官署叫做“府”，“九卿”的官署叫做“寺”。其中，“鸿胪寺”是掌管对外接待事务的机构，负责接待各郡国的进京官员、少数民族的进京使者等。
当年，蔡愔等人回到洛阳以后，汉明帝非常高兴，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暂时住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里——鸿胪寺既然是接待宾客的地方，请外籍僧人在这里住几天当然是名正言顺的。不过，由于这里是官署，不宜久居。因此，汉明帝立即下令大兴土木，仿照鸿胪寺的规格、形制，在洛阳西雍门外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另建造了一处住所。新住所建成之后，汉明帝请两位高僧入住，从事译经工作。由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是从西域请来的，迁居后仍待以宾客之礼，所以这个新住所仍被称之为“寺”。由于白马有“负经而来”的功德，所以新住所被命名为“白马寺”(6)。这是汉地的第一所佛教寺院，汉地佛教的第一“祖庭”。自此，“寺”（或“寺院”、“寺庙”）就成为汉地佛教对于僧人修行与居住场所的称呼了。
关于“白马寺”这一名目的由来，还有另外两种解释。《高僧传·摄摩腾》里说：西域某个国家曾发生过一次“法难”，国王大举灭佛，大批佛寺被毁破。一天夜间，“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声音非常凄切。国王得知了这个情况，心生顾虑，就停止了捣毁佛寺的行动。由于白马护寺有功，后来“诸寺立名，多取则焉”。《佛本行集经》、《普曜经》、《大善权因果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佛经里说：释迦牟尼做太子时，有一匹心爱的白马，名叫“犍陟”。太子曾骑着它游迦毗罗卫城的四个城门，在东门、南门、西门见到“老苦”、“病苦”、“死苦”的惨状，痛感人生无常，又在北门见到了神态安详、步履从容的沙门，开始萌发了出家之念。后来，太子终于骑着这匹白马“逾城出家”了。因此，佛教以“白马”表示出家、弘法。从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出土的阿育王石柱，柱头就是面向四方站立的马。后世的印度佛教信徒，还曾依据佛经中的描述，在迦毗罗卫城的“东南隅”建造了一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马乘空逾城处”。佛教供器“七宝”中的“马宝”，表示佛法传播广远。以白马为佛教寺院的名字，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河北省蔚县太平寺大殿中的壁画《太子游四门》。
据说，白马寺建成以后，汉明帝经常“临幸”，向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请教。汉明帝对于这两位外来高僧的礼遇，引起了道教信徒的不满，竺法兰被迫与道士斗法，大获全胜。汉明帝非常高兴，敕令：每年的“上元之日”以及前后各一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通夜燃灯庆祝，表示佛法大放光明。这就是中国元宵节“放灯”习俗的由来，元宵节也因此被称为“灯节”。中国古代，京城中实行宵禁，负责京城治安的人手执铜棒巡夜，号称“执金吾”，管制很严。汉明帝敕令“放灯”以后，每年的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弛禁三天，成为高压之下的古代人难得的“狂欢节”。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大唐新语》中记载：每逢灯节，京城长安热闹非凡，“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
白马寺中的齐云塔，高24米，建于金代大定十五年（1175）。
佛教初入中国时，白马寺是佛经译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入住不久，就翻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佛说四十二章经》（略称《四十二章经》）。这是撮取小乘群经要点而成的一部“佛经摘要”。迦叶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独自在这里译出了《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经》、《十地断结经》等。今天，在白马寺山门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林木森蔚的古墓，据说就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的坟墓。寺院后部有一个青砖围砌的清凉台，高约8米，台壁上镶嵌着《四十二章经》的清代石刻本。清凉台的中心建筑是毗卢殿，周围环绕着配殿、僧房，布局整齐，自成院落。据说，这个殿堂就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当年翻译佛经的地方，汉明帝也曾到这里乘凉、读书。直至魏晋时期，白马寺仍是重要的佛经译场。
北魏末年，战乱迭起，白马寺毁于兵火。隋唐时代，白马寺得到了恢复，尤其是武则天在位时，白马寺广修殿阁，空前繁荣，成为一所皇家寺院，武则天的亲信薛怀义担任了白马寺的住持和尚。但是中唐以后，白马寺又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汉传佛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法难”——由于佛教的过度发展，出家僧尼剧增，减少了国家控制的人口，影响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侵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封建帝王为维护封建统治，实施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
第一次法难，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行动。拓跋焘即位之初，本是信仰佛教的。他经常请一些高僧到宫廷里谈佛论法，每逢四月初八浴佛节时，还亲自登上城门楼观看庆祝活动。但是，佛教的过度发展引起了寺院经济与皇权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方面，佛儒之间、佛道之间的斗争都很激烈。拓跋氏进入中原以后，逐步接受了儒家思想为正统。由于儒家注意“华”、“夷”之分，拓跋氏便强调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原迁入漠北的，与汉族人的祖先同出一支，对于来自西方的佛教则产生了排斥心理。同时，拓跋焘很赏识和信任学识渊博的司徒崔浩，而崔浩是信奉道教的。在崔浩的影响下，拓跋焘逐步弃佛奉道，并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甚至亲至道坛受符箓。在政治方面，一些僧人的不法行为，是导致这次“法难”的直接原因——太平真君六年（445），盖吴造反，关中骚乱，太武帝率兵讨伐，在长安的佛寺里发现了弓矢矛盾等兵器，怀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随后，又在佛寺里查抄出酿酒具（当时禁止民间酿酒）与大量钱财，并发现了僧人与贵族女子私行淫乱的“屈室”。太武帝大怒，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长安佛像。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进一步诏令全国，大举毁破佛寺、焚烧佛经、坑杀沙门。在这次法难中，北魏的佛寺基本被焚毁，大批僧尼被坑杀。虽然有太子拓跋晃暗中庇护，不少沙门事先得到了消息，纷纷逃匿，并藏起了一部分佛教典籍与金银佛像，减少了损失，但是，佛教在汉地的发展毕竟遭受了沉重打击。
第二次法难，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行动。当时，有一个名叫卫元嵩的人，本是佛教沙门，还俗后上书周武帝：尧舜时代没有佛教，天下却十分安定，可见治理国家不需要佛教。周武帝赞同他的说法，多次召集百官与沙门、道士，辩释三教地位，强调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建德三年（574），周武帝诏令全国废止佛教，强迫沙门还俗。建德六年（574），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诏令。经过这次法难，北方的佛寺与佛像损失殆尽，致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www.xing528.com)
第三次法难，是唐武宗李炎的灭佛行动。由于“恶僧尼耗蠹天下”，唐武宗于会昌三年（845）敕令灭佛，共毁破佛寺44600所，被迫还俗的僧尼达260500人，大批铜制佛像以及钟、磬等法器也被熔铸为钱币了。
鉴于大批佛经在法难中被焚毁，隋僧静琬在北京周口店西南白带山上开凿石洞，在洞壁上刻写佛经，还在石板上面刻写佛经。静琬死后，他的几代弟子继续在这里主持刻经。这就是云居寺的由来。现在，云居寺有藏经洞9个、保存完好的石经14278块。这是云居寺全景。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行动。周世宗在登基的第二年（955）春就诏令全国：严禁私自出家，废除未经朝廷许可的寺院。这次行动，致使3326所佛寺被毁弃，大批铜制佛像被熔铸为钱币，历代名僧的章疏文论散失殆尽，经论典籍也大多湮灭了。
这四次法难，就是佛教史上所说的“三武一宗灭佛”。
经过会昌法难、后周灭佛，再加上战乱频繁，兵火不息，白马寺原有的建筑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曾下令修复白马寺；元世祖忽必烈更是指派女真人龙川和尚大规模整修白马寺；明太祖朱元璋也有修复白马寺之举；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由掌印太监黄锦发起并主持了重修白马寺的工程，奠定了白马寺今天的规模与格局。清代康熙年间与民国时期，白马寺的住持和尚也对寺院进行过整修。今天人们看到的，多是明清时代的建筑。现在，白马寺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南北长约239米，东西宽约135米，建筑布局严整，左右对称，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清凉台、毗卢殿等建筑，屋舍共一百余间。
除了白马寺，陕西省华县终南山东部小夫峪口的宁山寺、凤凰山下的永庆禅院，也都是汉明帝刘庄敕令建造的佛寺。据说光武帝刘秀曾被王莽禁锢，逃脱之后在终南山东部的小夫峪口藏身休息，最后逃到凤凰山上，十分庆幸地躲过了追兵，终于化险为夷。汉明帝刘庄是刘秀的儿子，他十分感念小夫峪口与凤凰山庇护父亲形迹的恩德，继承皇位之后命王丞相在终南山东部建造了一所佛寺，号称“潜龙寺”。寺院建成以后，王丞相奉旨与夫人一起在这所佛寺的下院——宁山寺出了家。现在，当地人称宁山寺为“王相府”，附近的长寿坡村东，曾有王丞相的墓葬与石塔，据说一直保存到1949年以后。另外，汉明帝还敕令在凤凰山下建造了一所佛寺，命名为“永庆禅院”。寺院建成以后，汉明帝曾率大臣们来到这里敬香礼佛。现在，永庆禅院内不仅有汉砖、汉瓦，还有一棵汉代建寺时种植的古老的龙龟树，号称“万年青”。寺院中还存有明清时代的石碑。其中，明代宣德八年（1433）的《凤居山永庆禅院碑记》，记载了寺院“始于汉室，隆唐世”的沿革史，保存完好，十分珍贵。
相传陕西省乾县的清凉山上也曾有一个始建于东汉时代的佛寺，僧众千余，规模相当大，但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场火灾，仅剩下一尊铁佛。人们将铁佛搬到山脚，修建了一个“铁佛寺”，香火很盛。
白马寺与宁山寺、永庆禅院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原建筑早已毁弃，今天能够看到的都是后世的建筑。汉地现存的最早的佛寺建筑遗址，应该是五台山南禅寺的大殿。这个大殿建造在方整的平台上，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距今已经有一千二百余年了。由于地处偏僻，得免于灭佛之难与兵火之灾。南禅寺规模很小，是五台山最小的佛寺。大殿面宽三间，进深三间，十分宽敞，里面有一个高大的佛坛，佛坛上供奉着17尊彩塑：正中是释迦牟尼佛，左右是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着大象的普贤菩萨，两旁是佛弟子与天王。这组彩塑，佛陀安详慈悲，菩萨端庄优美，弟子虔诚恭谨，天王威武雄健，未经后代改动，是唐代的原作，十分珍贵。
陕西省乾县铁佛寺中的铁佛殿，是1995年新建造的佛殿。
中国南方最早的佛寺叫做建初寺，据说它是三国时代的吴主孙权于赤乌十年（247）为康居国来华僧人康僧会建造的。
康僧会（？—280），康居国（在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人，世居天竺，随经商的父亲移居交趾国（包括今天两广的大部分以及越南的北部、中部），少年时代因父母双亡而出家。孙吴赤乌十年，康僧会来到孙吴都城建业，翻译出了《六度集经》、《小品般若经》、《杂譬喻经》等佛教经典7部20卷，并为《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等做了注释。在佛教初入的情况下，康僧会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解释佛教教义，取得了成功。吴主孙权本来不信佛教，经过康僧会的宣传，在建业（今天的南京市）建造了江南的第一所佛教寺院——建初寺，江南佛教由此而兴。孙权的后人孙皓原来也不信佛教，甚至曾经下令毁弃建初寺，经过康僧会的讲说、劝解，初兴的江南佛教才免遭厄运。
康僧会。
建初寺在佛教史上有一定地位。西晋时代，西域来华僧人帛尸梨密多罗在这里译出了《大灌顶经》、《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等密教经典，是密教进入中国之始。南朝高僧僧祐的《出三藏集记》——著名的佛教经录，也是在建初寺里完成的。可惜这所佛寺早已毁弃，不复存在了。
上海市南郊的龙华寺，传说也是始建于孙吴赤乌年间的古寺。不过，宋元时代的地方志中，却说它是北宋初年吴越王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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