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泉州太上老君石雕与佛教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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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传入汉土的时间，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

福建省泉州的太上老君石雕，造于宋代。

有人主张：上古时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佛教了。这一说法的依据是《山海经·海内经》中所说的“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他们认为：“天毒”与“身毒”、“天竺”一样，是古印度的译名⁽¹⁾。“偎人”、“爱人”，即佛教所提倡的慈悲之心。也有人主张：周代，佛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了。这一说法的依据是《列子》中所说的“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他们认为：“西极”指的就是古印度；“化人”，就是弘传佛教、以佛法教化众生的僧人。这两种主张，都是牵强附会的解释，缺乏足够的、确切的史料根据。在魏晋南北朝关于“老子化胡”的佛、道之争中，佛教信徒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尽量把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提前，曾经攀附过这些不足为据的传说。

《老子出关图》。根据有关史料、实物和民间祭祀风俗可以推断出，老子出关后在甘肃等地修身传道，最后在甘肃省临洮县“飞升”。

老子，姓李名耳，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被道教奉为祖师和教主。古籍中所说的“老聃”、“老莱子”、“李伯阳”、“太史儋”、“太上老君”等，都是这同一个人。老子曾任东周掌管图书的史官，后因周室内乱辞官。据说，他骑着一头青牛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请他著书，他留下《老子五千言》（即《道德经》）以后，就“青牛西去，紫气东来”，飘然不知所终了。“老子化胡”的说法却主张：老子并非不知所终，他骑牛出关以后，渡流沙，到了印度，变化为佛陀，佛教由此而起。

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早在佛教进入汉土不久的汉魏时期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东汉桓帝时，襄楷上疏，其中就提出：“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有人说，老子到了西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做了僧人。）三国时代，鱼豢的《魏略·西戎法》里面也说：“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老子出了函谷关，经过西域，到达天竺，教化那里的人。）

佛教初入之时，处境是很艰难的。早在西汉武帝的时候，就已经“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儒家学说已经定于一尊。佛教以外来文化的面目进入汉土，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抗拒与排斥。当时，儒家与佛家确实是格格不入的——儒家主张“入世”，佛教却主张“出世”；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²⁾，佛教却主张“众生平等”、“无男女尊卑，众生共世”⁽³⁾；儒家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⁴⁾，佛教却主张“离弃父母，出家修行”；儒家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⁵⁾，佛教僧人却要剃除须发……凡此种种，儒家理所当然地要把佛教视为与“尧舜周孔之道”相对立的“夷狄之术”，认为佛教的主张不合乎“圣哲之语”，“廓落难用，虚无难信”，指责佛教离弃父母、剃除须发的行为“不合孝子之道”。在这种情势下，佛教要在汉地立足，不得不借助有某种相通之处的“黄老之学”了。“黄老之学”是道家学说，因把上古时代的黄帝与春秋时期的老子共同尊为创始人而得名。由于是本土宗教，颇受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在外部形式上，“黄老之学”与佛教都讲究“清虚”，佛教正是利用这一点，把“黄老之学”作为自己的保护伞。

当时，汉地的佛教有两个支系：一个支系以安息国来华僧人安世高为首，重禅法，属于小乘佛教；一个支系以月氏国来华僧人支娄迦谶为首，讲“般若”（梵文Prajna的音译，指如实了解一切的佛教智慧），属于大乘佛教。安世高等人在讲说禅法时，把佛教的“禅定”与黄老神仙的“元气论”、“养生术”等同起来，把佛教的“五蕴”（构成人体的色、受、感、行、识）与道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拉扯在一起。支娄迦谶等人在宣传“性空”理论时，采用道家观念“无”来表达；翻译佛经时，把“般若”称为“大明”，取自《老子》中的“知常日明”，把“波罗蜜”（梵文Paramita的音译“波罗蜜多”之略，意译“度”，是“到达彼岸”的意思）称为“度无极”，而“无极”正是道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在这种“道面佛身”的情况下，佛教信徒对于“老子化胡”的说法并没有提出反对。(www.xing528.com)

魏晋时代，用老庄思想诠释儒家经典的“玄学”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它把感官所及的客观世界视为无关紧要的“末”，把感官不可及的、无形无象的精神视为至高无上的“本”，适应了当政者维持封建统治的需要而被大力提倡。然而，由于玄学抽象思辨、繁琐晦涩，只能局限在名门世族的小圈子里，难以被多数人接受。不过，这种不足很快就从大乘佛教的“般若学”那里得到了补充——“般若学”不仅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能够迎合名门世族的玄学兴趣，又有一套“因果报应”等粗俗教义，能够被中下层社会接受。因此，“般若学”也受到当政者的关注和提倡。就这样，佛教借玄学之风发展起来了，形成了“六家七宗”的局面（由于早期佛经翻译的水平不高，容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再加上玄学各流派不同观点对于般若学的研究也有一定影响，形成了“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六家，再加上“本无宗”的分派“本无异宗”，合为“七宗”）。

这是“贵霜王朝”时期的迦腻色迦王石雕。虽然残破，仍能看出他身着游牧民族服饰、手执重剑的雄姿。

西晋惠帝时代，道士王浮采集旧说，编写了一部题为《老子化胡经》的书。这时，佛教已经取得了独立地位，不再需要依附道教了，王浮这部贬低佛教、抬高道教的《老子化胡经》，遭到了佛教的强烈反对，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以名僧帛远为代表的佛教信徒，竭力证明佛教产生于道教之前，《老子化胡经》是一部伪书。直至南北朝，这场论战还在继续。北魏僧人昙无最与道士姜斌，甚至吵到孝明帝的殿廷里，争辩《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旷日持久。直至元代建立以前，皈依了佛教的蒙古朝廷，还曾三次在漠北组织僧道集会，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不过，以魏晋南北朝最为激烈。在这场论战中，佛教曾宣称：最晚在西周时代，佛教就传入了中国。其实，周文王姬昌创立基业、周武王姬发伐纣灭商建立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的史事，周平王姬宜臼东迁都城结束西周是在公元前770年。而释迦牟尼是公元前565年才出生的。也就是说：在西周时代，释迦牟尼还没出世呢！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记载：西汉末的元寿元年（前2），哀帝刘欣的博士弟子秦景宪曾经听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讲解浮屠经。“浮屠经”就是佛经。当时，大月氏国正值“贵霜王朝”时期，是中亚地区的一个佛教中心，国王派遣使者到汉地传播佛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中国人接触佛教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两汉交际时期，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要早600多年。

基督教的派别之一曾于唐代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武宗灭佛时，以“邪法不可独存”为由予以打击，后绝迹中原。这是明代天启年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东汉永平三年（60），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他看见一个十分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围绕着自己的宫殿飞行。醒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梦很奇怪，就会集群臣释梦。一个名叫傅毅的大臣，博闻多识，知道西域地方有佛教传播，就对汉明帝说：“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而黄金色。”——西域人信奉一种叫做“佛”的神，高一丈六尺，全身的颜色像黄金一样。汉明帝听了，对于给自己“托梦”的佛非常感兴趣，就派遣了蔡愔、蔡景、王遵等18个人为使者，到西域去求法。永平十年（67），使者们从西域请来了迦叶摩腾（又译作“摄摩腾”或“竺摩腾”）、竺法兰两位中天竺僧人，并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回到洛阳。至此，佛、法、僧“三宝”齐备，佛教才算正式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