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的多元化共存

（四）宗教生活的多元化共存

下田野之前，小敏告诉我说：“我们临潭，宗教文化是很丰富，很发达的。仅仅一个人口不足四万的县城，就有七个清真寺，还有一个基督教堂和汉族的城隍庙。临潭人对宗教生活的重视，以至于在旧城看不到一个卡拉OK厅和歌舞厅，就是在法轮功流行的时候，临潭也很少有人追随。”到临潭后，我在旧城走了一遭，果然没有卡拉OK厅和歌舞厅。从西道堂大门口向东走30米就是基督教堂，如果到了清真上寺，其对面就是原来的城隍庙，现在变成了“洮州农民文化宫”。调查期间，我和一个朋友参观了古战乡的龙王庙，该庙主要由门前的一个影壁、山门、龙王殿、观音阁组成。龙王是用来求雨的，观音是用来求子和祈福的。龙王阁是道教的象征，观音堂是佛教的体现。进了观音殿后，管事的老人介绍，左边是送子观音，右边是子孙娘娘，前者送子，后者保平安。在送子观音边上，摆放着一堆各种颜色的婴儿穿的小花布鞋子。我问：“这是给来求子的人准备的吗？”他说：“不是，都是求子灵验之后，来感谢观音时，将孩子的鞋子带来的。”接着，一个退休的汉族教师说，“这个老汉是自愿无偿看守此庙的，还有院子里干活的人都是自愿自发的。该庙是汉族村民于1986年，自发建立起来的，资金全部都是靠村民们自愿捐赠的。”可见，当地汉族民间信仰的恢复并不晚于回族。“文革”期间，所有回民的清真寺都被毁弃了，汉族的龙王庙也未能幸免。拨乱反正后，回族人热火朝天、兴高采烈地兴建清真寺时，当地汉族人也积极恢复自己的宗教场。1978年，政策一落实，旧城的城隍庙立刻就复建起来了。可见，虽然民族不同，在恢复和保护自己的信仰上，都是一样虔诚和热情，这也许是临潭宗教文化共生的体现。

今天的临潭，不仅是多民族聚居，也是多种宗教并存。这表现为两种共生形态，一是宗教种类多，二是一个宗教中教派多。从种类上看，除了汉族的民间信仰外，还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从流传的时间看，佛教时间最长，有1600年历史，基督教最短，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另外，道教有600～700年的历史。这些宗教的传入和传承，和历史上族群的移入和消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单纯将这一现象，仅仅局限在宗教领域中探讨，就不能深入认识地方史的变迁和传承。

佛教在临潭主要分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两种。西晋永嘉末年，吐谷浑进入洮州地区，于491年修筑了洮阳城、牛头城，并建有吐谷浑庙，佛教随之传入。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极力崇尚佛教，使之在临潭大量发展。王清村的天鼓洞、冶力关的三皇洞、旧城南的石窑洞等都是当时的产物。吐谷浑之后，汉传佛教长要是汉族人信仰。其后，明朝尊崇和扶持汉传佛教，在旧城修建了永宁寺、慈云寺，在冶力关建起桥头寺，扁都红崖建立起紫云寺等。清末民初，汉传佛教寺院日趋衰败。

与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的发展更稳定和更有连续性。吐蕃占据洮州后，藏传佛教发展更快，三大派都有。最早传入该地的是宁玛派，重兴寺是甘南最早的宁玛派寺院，以后该派逐渐被其他派别取代。时值清代，临潭境内已经没有宁玛派寺院。元成宗元真元年（1295年），在洮州地区，萨迦派开始广泛传播，相继建立齐步寺、阎家寺、侯家寺、嘛呢寺，与禅定寺并称“萨迦上五部寺”，从此，该派在当地兴盛了起来。此时，多数汉传佛教寺院变成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占据统治地位后，各个寺院相继改宗教为黄教。阎家寺、侯家寺、嘛呢寺等都是此时改宗教的。1522年，洮州又建立了属于黄教的江口寺院。至1990年，恢复开放的江口寺、侯家寺、嘛呢寺等均属于黄教。其中江口寺规模最大，有大经堂、活佛昂欠、辩经台等设施，有喇嘛160人。侯家寺、马奴寺僧人少，宗教活动不景气。从寺庙体系看，著名的寺庙多是藏传佛教的，汉传佛教的比较少。这是唐末以来吐蕃在甘南的影响力一直没有受到撼动体现，也是宋元以来汉族人一度灭迹于临潭的另一个侧面。

与汉传佛教不同，道教的传入意味着汉族再次进入这个地区。明政府移民屯田戍边时，大量江南道士前来洮州卫。自明朝至民国初年，先后修建了多处道教观庵，还有一些汉传佛教和道教相结合的庙宇。该地区的道教长要分为龙门派和华山派，庙宇主要是文昌宫、城隍庙、关帝庙、瘟神庙、火神庙、龙王庙等，这些均和临潭地区汉族的民间信仰融为一体，组成此地区汉族的信仰体系。(www.xing528.com)

和道教传入的时间相近，当地伊斯兰教来自明朝沐英西征。据说，沐英曾经在新城修建西门清真寺，这是当地历史上最早的清真寺。当时，回民遵守老教格底目的礼仪。其后，随着苏非主义门宦的传入，致使当地伊斯兰教多元化。具体看来，主要分为华寺、北庄、西道堂、伊赫瓦尼、哲赫忍耶、穆夫提、丁门等教派门宦。大约于乾隆初年，马来迟到临潭传播苏非派虎夫耶学理时，最先被旧城的下寺、太平寨和卓洛寺接受，随之全县各个乡村清真寺也相继皈依了华寺门宦。1830年前后，马葆真派遣自己的门生敏尚礼来临潭县传授北庄门宦虎夫耶学理，教徒不断增加，大部分清真寺都改遵了北庄门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道堂是清末民初产生的，自1890年始，马启西讲学长达10年之久，吸引了一批教生后组成。它经历了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四任教长，现任教长是敏生光。在临潭有旧城西大寺为主，卓洛、长川、古战、太平寨、汪家咀等乡也有属寺。伊赫瓦尼是清朝光绪年间传入的，当时长川东寺开学阿訇丁祥受到马果园的影响而传下的。他先后派丁振邦、冶兰个等人，分赴县内太平寨、申藏、甘藏、卓洛、塔那、敏家咀、马牌、新城等乡村寺开学，使这些寺的大部分华寺、北庄教生改奉了伊赫瓦尼学说，并很快波及到周围各个乡村和旧城地区。同治年间西北各族起义失败后，哲赫忍耶部分教生逃难到临潭旧城。20世纪20～30年代，一部分张家川县的哲赫忍耶教生在教场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称为老南寺。穆夫提门宦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传入的。同治二年（1863年），穆夫提第九辈教长马云为反对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发动了反清起义，起义惨遭清政府大规模的镇压后，临洮回族逃往各地，来到临潭的数十户穆夫提教生全部进入北庄上寺。后来有部分教生进入华大寺。西道堂创立后，又有部分从上寺分出，改遵西道堂，还有少部分人改遵伊赫瓦尼。留在华大寺（下寺）的穆夫提教生，依然定期相约前往临洮和康乐探望拱北。丁门也是产生于临潭的一个虎夫耶支派，它由丁祥创立。清乾隆年间，丁祥先后两次朝觐，两次到阿富汗虎夫耶道堂求学，并到新疆喀什叶尔羌道堂深造，领受了虎夫耶、嘎的忍耶、哲赫忍耶、苏汗然万然顶耶学理。回来后，他先后在兰州、河州、洮州等地传教。丁门的教生主要分布在临潭、康乐、兰州、宁夏、新疆等地。

从当地回族人口看，伊斯兰教的多元化是因为从外部传入新的教义和学说，而且这还促使本地出现了两个新生的教门——西道堂和丁门。但他们也是依靠新的学说和礼仪吸引教生的，他们均是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和实践造成的。民国时期，这些不同的教门基本上奠定了当地伊斯兰教的基本格局，这最集中体现在旧城的7个清真寺上。可以说，通过旧城伊斯兰教格局，来讨论回族的认同是很有典型性的。

比较特殊的是，临潭的基督教长要是由外国传教士来传入的。1891年，克省悟、裴文光、席汝珍、孙守诚、熊门林（女）、郭尚质（女）等美籍传教士受美国传教会的派遣，由西安来旧城进行传教，旧城名绅周肇南将自家房屋用做礼拜堂，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宣道会华西部委办，管辖岷县、陇西、临洮、临夏及临潭、卓尼的传教活动。同时，他们在旧城购地买房，于1894年修建了教堂。在旧城、新城、卓尼的阳坝、录巴寺等地发展信徒。1910年信教人数达到50余人。1912年5月，传教士席汝珍和克省悟发生分歧后，1913年，席汝珍回国后加入了美国基督教神召会，又于1917年取新名新普逊（意思是重新将福音传给世人），携带其长婿杰姆森，次婿陈维德及眷属4人来到临潭，与周肇南共同在卓尼阳坝建立了当地第一个自立神召会，也称为福音园，周肇南为首任牧师。同年，周肇南奉献了自家的阳坝滩，又修建5间瓦房为礼拜堂。旧城的王者佐、新城的王汝琦等10余户人家相继加入了神召会。^[14]不论是宣道会还是神召会，民国时期，临潭的基督教一直是在外国人的手中控制的。1934年，受到中国信徒倡导的自立运动影响，宣教会的人开始公然和外国传教士分庭抗礼。1948年，所有外国传教士离开临潭。目前，临潭全县有基督教教堂3处，活动点6个，基督教新教群众500多户，2000余人，分布在城关、新城、羊永、术布、石门、扁都、冶力关、新堡、陈旗、三岔等，有教牧人员31人，其中牧师1人，教师1人，长老执事29人。

需要提及的是，在基督教100年的发展中，只是在汉族中有信众，在当地的回族和藏族中都没有信众。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宗教之间有隔离，多元宗教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人性观和审美愉悦，在族群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融合和共存，使地方文化具有显著的多元性。这不仅和历史上族群消长有关，也应该和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有联系。在建筑上，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城隍庙、教堂，还是清真寺，在装饰上都展现出藏传佛教的审美特性。以至于曾经有个来访的研究生问敏教长：“为什么你们的清真寺装饰有一些佛教的图案呢？”其实，这种疑问应该因为缺乏对地方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当你看到基督教教堂和城隍庙的装饰在材料上、木雕花纹上、装饰的色调上、建筑样式上，接近藏族宗教建筑的某些特征时，那你就不会怀疑回族的清真寺为什么要有那种装饰。其实，你走进临夏、兰州观察一下部分中国宫殿式清真寺，你同样可以发现和西道堂清真寺一样的藏式装饰。文化共存保证了文化的交融，文化的交融不一定是通过文化核心特征的置换，更可能是发生在文化特征的边缘。同样情形在语言中也存在。在临潭，如果你向一个人交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在需要肯定的时候，他会回答：“噢也！噢也！”意思就是“是的，是的。”其语音不是汉语的，而是来自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