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与中国理：11世纪的对峙

3.11世纪的对峙:西方之法与中国之理

法与理，合在一起叫法理。但是，在千年以前的11世纪，在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法与理，既代表了两种彼此独立的知识形态，也浓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概而言之，在11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分别诞生了影响甚为深远的“法”传统与“理”传统。窃以为，对于这两种相互对峙的传统，有必要做些简要的比较。

先说11世纪的中国。那时候，当政的是赵匡胤创立的北宋王朝。赵宋政权的“武功”虽不怎么样，“文治”却十分了得。至少，一个阵容相当整齐的哲学家群体，几乎是突然地、令人惊讶地崛起了。其中，最为哲学史家津津乐道的有邵雍(1011—1077)、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等等。这些哲学家，除了程颐的生命延伸到12世纪，其他人都是在11世纪的上半叶降生，下半叶去世。不仅如此，这个哲学家群体相互之间还有紧密的联系: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也是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在年少的时候，都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他们又常与张载相互切磋，而且，他们住的地方离邵雍不远，经常可以见到他。由于这个缘故，冯友兰先生颇有感触地评论道:“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佳话确属佳话。不过，冯友兰的概括并不全面，因为，在11世纪的中国思想界，远远不止这五位哲学家。在当时乃至后来同样享有盛名的，还有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富弼(1004—1083)、文彦博(1006—1097)、吕公著(1018—1089)等等。在这些人物中，司马光的声望在当时尤其引人注目。据文献记载:“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

群星如此璀璨，共同闪耀在11世纪的中国夜空，确实是一个奇迹。随着这些思想家们的交往、争辩，一个新的思想传统得以诞生，那就是后世所说的理学(或程朱理学或宋明理学)。从11世纪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切争论，几乎都是围绕着理学而展开的。也许正是有鉴于此，严复认为，“中国所以造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什八九可断言也”;胡适断言，中国的现代阶段是从11世纪的宋代开始的;陈寅恪相信，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理学的关键词就是理。“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打出的一个旗号，也是后来遭人诟病的一个靶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历代理学家要求保存的“天理”，乃是一切人间秩序的依据。因为，天理高于人情，人情又高于王法。透过“天理—人情—王法”的排序，我们可以发现，理学家所宣扬的天理或理，实际上充当了一种“高级法”的角色。天之理，说到底还是人之理，或“人之常理”。倘若按照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的名言，理学家所说的理，其实就是为天地所立之“心”。

说了11世纪的中国，掉过头来再看11世纪的欧洲。

法律史家伯尔曼告诉我们，西方的法律传统，就起源于罗马教皇发动的一场体制革命。这场革命始于11世纪，更具体地说，主要就是指1075—1122年的格列高利改革。这场改革，旨在将罗马教会从对国王和封建领主的屈从地位中解放出来，以建立一个教皇统治下的独立教士等级，其中就包括一个旨在解决纠纷和执行教皇法令的等级制教会法院。在这场教皇革命中，表现了对立各方的辩证调和:灵界与俗界的调和、教权与王权的调和、教士与俗人的调和;在俗界内部，则是王室与封臣的调和、领主与市民的调和。经过这次革命，全欧罗马教会成为最早的近代国家，它还建立了一套法律，这套法律在1140年完成的《矛盾教规之调谐》一书中得以系统化。依照伯尔曼的说法，这是近代第一部有关一整套法律的系统论著，并被作为教会法的权威论述而得到采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还被有关英国法、德国法、法国法和其他地方世俗法律体系的权威论著奉为楷模。^[1]

有一种意见认为，12世纪是“一个法律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西方法律传统。但是，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伯尔曼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开创西方法律传统的一系列伟大的革命性事件，以及最初的一些伟大的法律成就，其中包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教令集》，西西里、英格兰和诺曼底的集权式行政管理措施，以及伟大的教会法学家沙特尔的伊沃(1040—1116)和伟大的罗马法学家伊尔内留斯(1060—1125)的学术成就，并不是发生在12世纪，而是发生在1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

在11世纪晚期，欧洲还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大学。在那里，欧洲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来讲授。其中，零散的司法判决、规则以及制定法都得到了客观的研究，并依据一般的原理和真理而加以解释。而且，整个法律制度都是以这些原理和真理为基础的。众多的经受了新的法律科学训练的一代又一代大学毕业生，进入正在形成中的宗教和世俗国家的法律事务部门和其他官署，他们担任顾问、法官、律师、行政官、立法起草人。他们在运用学识的过程中，赋予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以结构和逻辑性，从而使各种新的法律体系，有机会从以前几乎完全与社会习俗和一般政治、宗教制度混为一体的各种旧法律制度秩序中脱胎出来。^[2](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11世纪的宗教与神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关于最后审判与炼狱的隐喻，基督因亚当的堕落而赎罪的隐喻，在圣餐礼中饼酒变体的隐喻，在补赎礼中罪过得到赦免的隐喻，教士的“捆绑和释放”——即施加或减免永罚的权柄的隐喻，等等。在这些隐喻中，反映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于死亡、罪、惩罚、宽恕和拯救的新态度，以及关于神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设想。千载以降，这些宗教态度和设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神学渊源似乎已经走向枯竭，但是，从它们当中衍生出来的法律制度、法律概念以及法律价值却仍然得以保存，并且大体上没有发生变化。有鉴于此，伯尔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前天的隐喻便是昨天的类推和今天的概念，那么，11世纪的法律隐喻就是12世纪的法律类推和13世纪的法律概念。(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第200页)

综合这些史实，我们可以发现，在11世纪的欧洲，教皇革命造就了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新兴的大学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神学观念的变迁塑造出新的法律概念与法律价值。这些领域的更新，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人才、法律体系、法律观念等方面的准备。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西方法律传统由此而得以诞生。

伯尔曼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特别重视11世纪。因为，在他看来，11世纪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真正源头。作为中国人，我觉得应当特别看重我们自己的11世纪，因为，11世纪是中国理学传统的源头。在21世纪之初，我们都曾为赶上“千禧年”而体会过某种异样的感受。但是，我们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上一个新千年的初期，即11世纪，东西方的人类文明都曾遭遇过什么。我的看法是，无论是西方的11世纪还是中国的11世纪，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型:在西方，一个新的法律传统随着教皇革命、大学出现、神学变迁而开始兴起，一个延续至21世纪的“千年法律王国”，已经永久地定格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一个新的理学传统随着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而兴起，在12世纪的朱熹那里蔚为大观，在15、16世纪的王阳明那里又起波澜。这样的理学传统，虽然被辩护、遭质疑，数百年间总是聚讼纷纭，但是，直至清朝覆灭，它在中国的思想界，几乎都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可见，无论是西方的“法”，还是中国的“理”，都起源于这个神奇的11世纪。虽然，在11世纪之前，无论是西方的法，还是中国的理，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渊源。

西方的法与中国的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可比性。西方的法是宗教教义世俗化的结果，在它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宗教背景;中国的理则是对世俗法律的超越，它构成了世俗法律正当性、合法性的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的法处在宗教的“下面”，中国的理居于法律的“上面”。如果说，西方的法律与宗教分别安顿着西方人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那么，它们在中国的对应物，就是王法与天理:王法调整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天理规范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在11世纪，当西方人从缥缈的天国逐渐转向世俗的人间，中国人却从低调的现实转向了高调的理想——譬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

现在看来，中西两种文化的走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野。19世纪，西方文化为中国人带来的那种天崩地裂般的危机感，也许早在11世纪，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注释】

[1]〔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5页。

[2]〔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