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一览-图说中国佛教史

1.一度中兴的明代佛教

明代在政治上的特色是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的特色是儒佛道三教达到了高度的融和。这种时代特色也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僧官制度高度完善，佛学理论与理学明显趋同。

明代的帝王，绝大多数在推崇理学的同时崇信佛教，他们充分吸收了历代佛教管理体制上的经验教训，能够做到有分寸地利用和控制佛教。既不因崇信佛教而使其发展过度，又不因加强管理而压抑佛教的发展。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明代佛教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阶段。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十七岁时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二十五岁时成为白莲教徒郭子兴的部下，加入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行列。朱元璋目睹了元朝崇尚喇嘛教所产生的众多流弊进而演变成为造成腐败亡国的因素之一，因此深知佛教界的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佛教采取的是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手段，使佛教在明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合理发展。

姚广孝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下设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官员，以实现对佛教僧团全面有效的控制。后又设立了僧录司掌管佛教，并取代了善世院。僧录司共设置了八位僧官：左善世掌印，右善世封印；左、右阐教督修坐禅；左、右讲经接纳各方施主，阐明经教；左、右觉义则根据佛教戒律管理僧人，并惩治违背戒律者。此外，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洪武十五年（1382年），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禅寺，指禅宗的寺院；讲寺，指华严、天台、唯识各宗的寺院；教寺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教寺的建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佛教法事的强烈要求。

朱元璋之所以要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其目的就在于切断佛教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聚众闹事，以至成为造反起义的手段。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发布《申明佛教榜册》，强调僧人只能从事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活动，其它世俗事务，尤其是聚敛财富，干预政事，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特别提倡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力图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统一。

朱元璋以后的明代帝王基本沿用了对佛教推崇、扶植、利用、控制的政策。明成祖以僧人姚广孝（道衍）为军师，夺取了建文帝的政权，随即废除了建文帝限制僧人田产的规定，寺院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明成祖亲自校勘刻印了《法华经》、《金刚经》，并为之作序，在序文中赞扬佛教的“善世”之功，又亲自撰写《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明成祖还对藏族喇嘛大行封赏，其目的是要利用这些被封为“国师”、“大国师”的藏族喇嘛的影响，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

德宝

在明代的帝王中，崇道排佛的只有明世宗，他先后拆除宫中佛像、佛殿，刮去佛像镀金一千三百两。明世宗的排佛，就全国范围讲，对佛教发展的影响并不大。

明代汉传佛教以禅宗最盛，主要传承的是临济、曹洞二家。明代临济宗著名的僧人有梵琦、德宝等人。梵琦是宗杲的五传弟子，因而明代的临济宗特别重视宗杲开创的“看话禅”。德宝常以“父母未生以前，哪个是我的本来面目”为话头，教人通过疑情去参破。他的看话禅还加进了净土念佛的内容，即在”看话头”的同时又必须“念话头”。这种禅净融合的路子，由宋元传下，在明初由梵琦归为禅净双修，又经德宝等人的发扬，至明末智旭时，形成了完整交融的体系。

曹洞宗在明初有道成等人的弘传，明中期渐趋衰微。明末，经过慧经及弟子元来、元贤、元镜等人的再度弘扬，又使曹洞宗风大振。慧经禅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看话禅，认为禅者不必念经拜佛，不必坐禅苦行，只须“看个话头”，就可获得解脱，这也是最省力的途径。元来对禅宗现状感到痛心，于是提倡禅教合一，想用佛学理论和戒律来约束禅宗僧人的参学活动。元来还明确提出了“禅净无二”的思想，他极力为“净土念佛法门”在禅林中争得一席之地，这也反映了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明代开始，净土成为佛教各宗派的共同信仰，尤其是禅净一致的思想成为明代佛教的主流，念佛成为时代风尚。这主要是佛教各宗派的传人对自家的“解脱之道”丧失了信心，感到只有归心净土才有依托感。明初梵琦、道衍等高僧都有赞扬净土宗的著述，净土思想因此而深入普及，成为中国信众最熟悉的法门。(www.xing528.com)

明代的刻藏事业，前后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间（1368—1398年）初刻于南京的《洪武南藏》，永乐年间（1403—1424年）再刻于南京的《永乐南藏》和刻于北京的《永乐北藏》，在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以及万历年间（1573—1620年）开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兴藏》（又名《径山藏》）。前三藏是官版大藏，后二藏是私刻大藏。《武林藏》是中国最初刻成的方册《大藏经》，开刻年代不详。《嘉兴藏》是由真可及其弟子密藏计划，幻予继之主持，经德清、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等人支援而刻成的。初刻于山西五台山，后移至浙江径山，而由嘉兴楞严寺发行，因此依刻经处称之为《径山藏》，依发行地则称之为《嘉兴藏》。

中国古代所刻藏经，总是采用折装的形式进行装帧，所以卷帙浩繁，给流通带来很大的不便。真可有鉴于此，便对《大藏经》的刊刻重新设计，改成轻便的线装书形式，从此人们阅读方便，盛行一时。

此外，明代还有藏文藏经的刊行，在永乐和万历年间，前后曾翻刻过两次。甘珠尔（经藏）在14世纪之初由嘉漾比丘刻成，藏于藏地奈塘寺，世称奈塘版。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派遣使者到藏地访求经典，即取其经藏全部翻刻，又翻刻其丹珠尔（论藏）部分要典，随经藏发行，称为永乐版。这是明代初刻的“蕃本”《大藏经》。其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翻刻永乐版蕃本，以黑字印行，称为万历版。在汉族地区印刷藏文《大藏经》，表明汉藏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

明代的净土经卷

《嘉兴藏》

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年）的一百多年间，整个佛教界显得死气沉沉。到了神宗万历（1573—1620年）年间，却接连出现了四大高僧：宏、真可、德清、智旭，给人一种气象一新的感觉。他们不仅学贯儒佛道，而且毕生倡导三教融合。就佛教内部宗派而言，他们也不是固执于一家之说，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力图使佛教在各方面较为健全地发展。

宏住在杭州云栖山，人称莲池大师。他精通华严宗和禅宗的学说，主张以净土信仰为核心融合各宗教义，提倡念佛，认为律是佛制，经是佛说，禅是佛心，三者都归结为念佛。由于宏是由儒入佛的，所以又提倡儒佛合流。不过他不同意社会上一些人简单地提倡儒佛合而为一，而是主张儒佛二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不必硬性统一，因为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一显一隐，在辅助教化方面可相辅相成，因此不应该互相排斥。宏在当时名声极大，他的学说被认为是禅净双修的顶峰，圆寂后被推为净土宗八祖。

真可号紫柏，人称紫柏尊者。真可没有专一的师承，但又遍通各家。他全面调和佛与儒道、佛教内部各宗派的关系。在真可的佛学理论中，特别表现出陆王心学的印迹。他认为心为万物本原，各教圣人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发明此心罢了，这就为三教同源说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真可非常强调文字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禅宗已今非昔比，机锋失灵，棒喝无用，于是文字的重要性便显得日益突出。真可在明末是一位社会影响很大的高僧，他与李贽同被称为当时的“两大教主”。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汤显祖等文人士大夫都拜真可为师或从他问学。

憨山大师德清

《阅藏知津》

德清号憨山，人称憨山大师。他的思想并不限于某一宗派，主张对内融合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对外调和儒佛道。他认为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不管其思想多么解放，毕竟离不开经典的启发和印证，因此把禅宗与其他宗派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浅陋无知的表现。德清还将净土信仰禅宗化，认为念佛是简便易行的参禅办法，而所念的对象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本性，所追求的净土则是心中的极乐世界。这样一来，禅与净土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且会合出一番新意。德清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有一定的了解，竭力鼓吹三教一理，三圣同体，调和儒佛道思想。他认为儒佛道三家圣人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纠正人心，因而得出结论：“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这既是对宋明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精辟概括，又是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分析。在《道德经解》、《庄子内篇注》、《大学直指》、《中庸直指》等著述中，德清都用佛学理论来解释儒道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智旭宇益，人称益大师。他游历各地，阅遍佛经，写出了佛经的导读目录《阅藏知津》。他精通各宗派的教义，但以天台宗学说为主，最后归结到净土信仰。在实践上主张禅、教（华严、天台等宗）、律统一，宣称禅是佛心，经典教义是佛语，戒律修持是佛行，三者都可在一念之间与念佛相应。他特别注重持名念佛法门，认为这是比参禅更直接的解脱方式。智旭在调和儒、佛、道三教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主张儒佛道三教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统一于人的本心，只是各自的表现不同而已。智旭对儒家的一些经典和观点都用佛学思想加以比附和解释，这方面的著述有《周易禅解》、《四书益解》。

总之，四大高僧既肯定经典教义的研究，又重视禅的实践，也提倡净土信仰，还主张三教一致，使衰微中的佛教出现了复兴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