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发展与定型：云门宗与黄龙派的贡献

2.禅宗的发展与定型

晚唐五代禅宗五家兴起的时代恰巧是中国整个封建文化全面衰落的时代，藩镇割据、朝代更迭、国土分裂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低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为了改变如此轻浅的文风，宋太宗大力提倡学术，鼓励读书。

仁宗朝（1023—1063年）出现的儒学复古运动，更是把封建文化的复兴推向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全才巨匠，而且表现在整个社会民众文化水平的空前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禅宗僧人基本成分的改变，手拿锄头的农禅逐渐让位于手拿笔砚的文人士大夫禅。在禅宗僧人中，到处可见披着袈裟的博学之士和文采风流的诗僧。从一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宋代禅僧有这样一些特点：博通内外典籍，文学修养很高，爱好诗歌创作，喜欢和著名文人交游。一些禅宗僧人的别号，如“泉万卷”、“遵大言”、“端故事”等，都是宋代禅僧有学问、有文采的标志。一批颂古之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云门宗大师重显

颂古的出现使禅风为之一变。禅师们不仅要亲自证悟禅的境界，而且要谈禅、颂古，把早期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禅，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文字禅，禅门诠释公案的风气蔚为大观。这一将禅语变为诗文韵语的浮华风气，无疑是在宋初文风极盛的时代背景中，受当时片面追求词采华美文风的影响。于是，禅与文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禅宗僧人与文人士大夫交往频繁，禅宗僧人的传教对象，从下层平民转向上层贵族，与其相适应的舞文弄墨的文字禅，也就悄然兴起，禅宗僧人和文人士大夫也就在歌舞升平、绮丽婉约的林下风流中互通有无了。

在禅宗五家中，沩仰宗入宋已不传，法眼宗在北宋初期只流行了数十年。宋代禅宗的历史，主要就是云门、临济、曹洞三宗的历史。

云门宗在北宋时期已成为禅宗的主要流派。文偃三传至重显，宗风大振。在禅宗发展史上，重显以写《颂古百则》和《拈古百则》而闻名于世。他的颂古之作追求词藻的优美华丽，把颂古这一形式推向成熟的顶峰。尤其是他不直接解释公案所蕴含的禅意，而是旁敲侧击，叫参禅者自己去体悟，形成了颂古“绕路说禅”的风格。《颂古百则》将颂古之风推向了高潮，不仅是禅宗僧人的必读书，而且受到了热衷参禅的文人士大夫的欢迎。

文偃的另一支系德山缘密，数传至契嵩，使云门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契嵩一生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三件影响重大的事业：一是著《传法正宗记》等书，考订禅宗传承法系；二是对《坛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三是撰写《辅教编》，释排佛之议，倡三教融合，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临济宗黄龙派创立者慧南

北宋时期，由于出现了重显、契嵩等大师，云门宗遂成为与临济宗并盛的禅宗流派。进入南宋之后，云门宗众多派系都相继衰落了，其法系不得详考，被历史烟云湮没了。

临济宗是禅宗中最发达、影响力也最大的流派。入宋以后，临济宗人材辈出，群星闪烁，在北宋一度又分出杨岐、黄龙两派，与原先五家并列，当时就有了“五家七宗”之说。

黄龙派由慧南禅师创立。慧南在江西修水黄龙山传法，其后世法系则称“黄龙派”。黄龙派最大的特色就是常用“黄龙三关”来接引参学者。慧南常常用三个问题来问弟子：“人人都有生缘（家乡），你的生缘在哪里？我的手怎么像佛手？我的脚怎么像驴脚？”慧南用这三个问题问了三十余年，很少有人参透其旨，因而享誉禅林，被称为“黄龙三关”。慧南之所以要设此三关，其用意是在针对当时的文宇禅而试图展开一种简易的、令人触机即悟的教学方式，不致于让参学者陷入言句之中，从而重新恢复过去那种明快的禅风。

黄龙派在北宋前中期是禅宗内部最活跃的一派，在丛林建设、组织发展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禅学上却较少创新。两宋之际，正值禅宗大发展的时期，杨岐派代表着禅宗发展的方向，逐渐取代了黄龙派。

杨岐派由方会禅师创立。方会在江西萍乡杨岐山传法，所以其后世法系称杨岐派。杨岐派要求禅宗僧人不应在文字语言方面下功夫，而应该加强禅的直观训练。在接引学人的教学原则上，方会不像慧南那样用固定的问话格式来启悟参禅者，而是具有灵活自然的特点。如有人问：“雪路漫漫，如何化导？”方会答道：“雾锁千山秀，迤逦问行人。”意谓不必拘守成规，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方会综合了临济、云门两家的禅风，同时采取灵活的手段接引参学者，从而使杨岐派在激烈的派系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也使其法系能够长期流传下来，可以说临济宗后期的历史也就是杨岐派的历史。(www.xing528.com)

临济宗杨岐派创立者方会

禅宗史上的划时代人物宗杲

杨岐派的兴盛，以法演门下“三佛”的出现为标志，他们是佛鉴慧、佛眼清远、佛果克勤，其中以佛果克勤影响最大。

克勤禅师顺应禅宗对颂古进行再解释的需要，讲解重显的《颂古百则》，门人集为《碧岩集》（又名《碧岩录》）十卷。克勤紧密联系禅宗的基本理论，把公案、颂古和佛教经论结合起来，为解释公案和颂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将“文字禅”推向顶峰。《碧岩集》成为当时禅宗较为完备的新经典，被禅宗僧人视为“禅林第一书”，对宋代以后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碧岩集》问世后，禅宗派别逐渐倾向于合流，“禅机”也逐渐融化于“诗境”，变化很大，而模仿《碧岩集》的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宋元以后的禅风也都没有跳出这个窠臼。所以《碧岩集》的全文虽不过十几万字，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却是一部对于禅风转变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因为没有以《碧岩集》为代表的众多颂古之作，就不会有文字禅，更不会有居士禅，也就不会有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佛教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发展。

在克勤的弟子中，以宗杲最有影响。克勤圆寂后，有一位禅宗僧人向宗杲请教，出语非同凡响，宗杲费了很大的劲才挫败了他的锋芒。事后一打听，原来这位僧人是根据《碧岩集》讲的。宗杲反对这种雕饰言辞、舞文弄墨的做法，认为有违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宗旨，于是烧掉了《碧岩集》的刻版，但未能阻止该书的流传。

宗杲是禅宗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推崇颂古，作颂古百余篇。他也重视参禅实践，极力攻击曹洞宗僧人正觉的默照禅，倡导“看话禅”（又称“看话头”），从而成为后期禅宗对公案（前辈禅师的言行范例、禅机故事）运用的一种独特方式。

曹洞宗著名禅师正觉

所谓“看话头”，指提出公案中的某些典型的语句作为“话头”（即题目）加以参究。宗杲将公案的文字分成“活句”和“死句”，他认为那些意义明确的文字人人皆知，不需要再作什么发挥性的解释，这就是“死句”；而禅师对答过程中那些模棱两可、意义不明的文句则是“活句”，正是参学者应当用功之处。宗杲提倡的最常见的“话头”有：“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本来面目”、“念佛者是谁”、“狗子有无佛性”等。这种“看话头”是对当时盛行的“文字禅”作出的反应。宗杲反对在文字语言上对公案内容进行解剖，要求人们从记载公案故事的文字中超脱出来，主张内省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体验，使参禅的方法再一次大大简化。这种方法对后世的禅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洞宗在北宋时期不如临济宗、云门宗那样兴旺，也不像沩仰宗、法眼宗那样衰微。两宋之际，曹洞宗出现了一批著名禅师，地位开始上升。在这些禅师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正觉禅师。

正觉在禅宗史上的贡献是创立了“默照禅”，这是一种以静坐看心为根本的禅。正觉认为心是诸佛的本觉，众生的妙灵，只是由于积习蒙蔽，从而与诸佛相隔。如果能静坐默究，就能把所有的妄缘俗习去掉，就能显示清净圆明的妙灵之体。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正觉提倡“默照禅”，通过静坐默照，体悟虚灵空妙的心体。从修行方法上说，就是只管合目闭眼，沉思冥想。正觉认为这样自然会产生智慧。

默照禅重视观心、看心，凝住壁观，反映了向早期禅宗的回归趋势，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因而受到临济宗的猛烈攻击。宗杲认为默照禅的忘情默照违背了禅宗“顿悟”的宗旨，不能使人真正由迷转悟。而且这种一味打坐的修行虽然省力，却不求妙用，所以危害不浅。由此可见，看话禅与默照禅体现了宋代禅宗内部临济、曹洞两大宗派在思想和风格上的对立。

天台宗高僧羲寂

总之，宋代的禅宗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逐步形成了适应文人士大夫需要的禅学形式，禅法也开始定型了。虽然禅风为之一变，但仍旧是禅宗发展的黄金时期，对后世禅宗乃至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